有一天，就在她这样高谈阔论的时候，乌拉的父亲突然激动地问她：“你知道
拒绝当兵的结果吗？”
惊愕的乌拉听着父亲谈起过去：“那些不愿意接受命令的就被拖到树林里去枪
毙了，你懂吗？你敢违抗规定吗？”
“那是在父亲去世之前不久。他显得很难过，我大概刺痛了他本来保护得好好
的心；可是，我也因此得知，父亲显然并不是无辜的，他显然当时就知道纳粹在屠
害犹太人，只是他没有勇气反抗……”
今年55岁的斯杜克是西德Springer通讯社的资深记者。40年代，他是个骄傲的
“小纳粹”，穿着制服，踏着正步高唱爱国歌曲，满脑子“救德国”的理想。只是
个10岁的孩子，与童伴玩的游戏却是军事部署，如何打败敌国。德国投降，伙伴们
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把捡来的枪枝弹药偷偷埋在树林里，伤心地发誓，“将来
要重建祖国！”
“纳粹的真面目，历史的真象，我们过了好几年才开始了解。”斯杜克抽着烟，
看着烟圈慢慢地扩散，深思着说：
“我认为德国人罪孽很深，不可原谅。”“可是40年过去了，你要一个民族背
负罪孽背到哪一年呢？难道德国人要永远活在罪恶感里，一代又一代？”反问的是
汤玛斯，30来岁的经济学博士。他与斯杜克对德国的历史承担有完全相左的看法，
充分地表现出代沟来。战后才出生的汤玛斯问一个许多年轻人开始问的问题：
“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为什么要求我去继续忏悔赎罪？更何况，
纳粹的罪行其实也并非那么举世无双的。俄国人的古拉格岛、中国人的文化大革命、
中南半岛的种族迫害，都是一样的血腥——”
“不对，不对！”斯杜克用谴责的眼光瞪着年轻的汤玛斯，火辣辣地说：“你
所举的例子都是零星的、散漫的、没有计划的杀人与迫害。跟纳粹不能比，希特勒
那种有理论基础、计划严密、讲究效率地消灭整个种族的作法，绝对是史无前例的，
比任何别的例子都要残酷……”
斯杜克猛摇头，重重地说：“罪不可赦，罪不可赦！”
斯杜克与汤玛斯所争执的正是80年代德国的知识分子所关注的焦点：德国往哪
里去？罪恶感的包袱能不能卸下？
德国人不是个逃避现实的民族。从12年的纳粹恶梦中醒过来之后，知识分子无
时不在进行对历史的搜寻、检讨、批判。身历浩劫的人（不只是犹太人，德国老百
姓本身其实也是战争的“受害者”），譬如艾瑞卡与乌拉的父亲，固然对恶梦避之
不谈，知识分子却以刮骨疗伤的态度面对丑恶的历史。几十年来，西德的报纸与杂
志随时随地都有关于纳粹的文章：希特勒的起落，迫害的远因、近因、方法、后果，
犹太牺牲者的个案，德国的民族性，道德问题等等。政府的努力也不落后：阿登纳
Adenauer总统给犹太人发补偿金；布朗德在华沙的犹太纪念碑前谦卑地下跪；从前
的集中营变成博物馆，把德国的罪行赤裸裸的公诸于世。
把自己的丑处暴露出来当然不是件容易的事，需要极大的诚意与勇气。战后日
本对中国人的态度， 相形之下就显得虚弱， 而台湾政府对中国近代史的遮遮掩掩
（譬如对二二八事件的躲闪），都是不敢正视历史、不敢面对自己的表现。
经过40年不断的反省自责，80年代的德国开始有了不同的声音。去年一整年中，
西德最受尊重的先进派刊物DieZeit（周报） 刊载了广受瞩目的德国历史学者之间
的争论。主题就是：在希特勒帝国已经消失了45年之后，德国是否仍旧应该继续活
在那12年纳粹的阴影中？ 柏林的Nolte教授认为德国人没有必要把自己看作一个史
无前例的大怪兽，俄国人的古拉格与纳粹的集中营是一样的暴行。西德具领袖地位
的历史学家哈贝马斯Habermas立刻提出严厉的反驳，指责诺特为德国人洗罪，意图
重建德国人的团结心与爱国心；这两种“心”是像希特勒那样的集权者鼓吹的口号，
“一朝被蛇咬”的今日德国对这两种“心”非常的戒慎恐惧。
两篇文章引起一场笔仗。 赞成Nolte的，强调德国在纳粹之前已有绵长的历史
与成就， 不必被那短暂的12年的包袱压死。赞成 Habermas的，认为把包袱挪开，
就有重蹈覆辙的危险。
这场辩论并不只是象牙塔中一群秃了头的学者之间的脑力游戏，因为他们所争
辩的题目正是每一个德国知识分子所思考的问题，与当前政治也有着紧密的关联。
Habermas等人认为把纳粹罪行与斯大林的俄国等量齐观来减轻德国人的罪恶感，从
而重建德国人的国家观念，等于把历史送给科尔这样的执政者去巩固他的权力。
科尔一再地强调他是西德第一位战后出生的“新生代”总理——因此他与纳粹
的过去，和年轻的汤玛斯一样，是没有直接关系的。他固然也不时提醒德国人要记
取教训，但他显然希望从阴影中走出来。相对于当年布朗德对犹太人的亡魂下跪，
今日的科尔在德国阵亡的士兵墓前献花。
在国际舞台上，一度摧毁倒地的德国现在又成为众人瞩目的主角之一。在民族
自信心缓缓疗伤复元的过程之中，德国人对自己的处境与未来方向保持高度的敏感；
尤其夹在苏联与美国的对峙之间，它似乎试图找出一条自主的、属于德国的路来。
要找出这样一条路来，德国人必须先弄清楚“我究竟是什么”的核心问题。科尔对
历史的“新”态度或许可以给许多“新生代”的德国人一个“新”的自我认识，这，
就成为他的政治资本。
哈贝马斯等历史学家发出警告的目的也在于此：历史，不可以成为政治的工具，
即使一点点也不可以。
泰国来的？
来欧洲之前，就听说了欧洲人如何看重服装仪容的整洁规矩；颜色要求协调，
布料讲究品质。对美国人的随便、邋遢，欧洲人是嗤之以鼻的。
我早就打定了主意：以前怎么穿，现在还是怎么穿，运动鞋又轻又软又舒服，
可以使我健步如飞。牛仔裤又粗又耐脏，可以使我坐立自如。带着一个一岁多的小
孩，牛仔裤上有点番茄汁、水彩、墨水、泥土，还有孩子的鼻涕。
孩子蹲在沙堆里玩，我就坐在草地上看书。一旁的瑞士人问我：
“您是泰国人吗？”’
我看他一眼，那么天真和善的蓝眼睛！可是我知道他为什么猜我是泰国人。翻
开报纸的小广告，到处都是亚洲女郎的小照片：“美丽温柔泰国女子，与你作伴，
永不变心……”每星期都有满座的七四七班机，载着欧洲的男人直达曼谷，成千上
万的亚洲女人等着送上自己的肉体，换取金钱。许多女人随着寻欢的机会来到了德
国与瑞士。
“您是泰国人吗？”不管走到哪儿，碰到的都是这句话，和蔼的态度、礼貌的
声调，所掩藏的是他对我的评价：或许又是一个卖春的亚洲女人，不过身边跟着一
个孩子，大概从良了。
“不是，我是台湾来的中国人。”
“哦，”他思索一下，寻找对台湾女人的印象，“那您是个护士吗？”
我的地位升了几级。七十年代，有许多台湾与韩国的护士来德、瑞工作，继而
定居。
“不，我在大学里教书。”
“哦！”他怀疑地应了一声，低头看看我糊着番茄汁、水彩、墨水、鼻涕，带
一点香蕉味的牛仔裤。
我站起来，走到沙堆去和孩子玩。
不，我没有必要对这个长着蓝眼睛的人解释：我不是一个从良的妓女，在这个
现实的社会里，我是所谓的“博士”、“教授”、“作家”，一般人以为很了不起
的头衔。我也没办法开导他；喂，木头，亚洲也有不卖春的年轻女子。开导了他一
个，还有千千百百个其他蓝眼睛、天真和善的人要问一样的问题。我哪有那个工夫。
许多人会说，这是欧洲人的种族歧视，我应该生气的。
我不认为这是种族歧视。一个对亚洲毫无认识的瑞士人，当他所遇见的一百个
亚洲人都是泰国人时，他猜测那第一百零一个也是个“泰国人”，只是很简单的推
论。当他所遇见、听见的一百个亚洲妇女中，有六十个是妓女，那么他猜测第一百
零一个也是妓女，不见得表示他有歧视，只是“以此类推”罢了。
“以此类推”的假设，不只限于自觉优越的欧洲人。中国人也一样。对于台湾
人而言，任何西方人都是“美国人”——欧洲人可不愿意被看作美国人，加拿大人
更不情愿。在中国商家的眼中，西方人也是有钱人，价钱要推高一点。兼家教赚取
生活费的穷学生就苦不堪言。中国人也常说西人缺乏贞节观念，见一个爱一个，始
乱终弃。所以中国的父母不愿意子女与外人结婚，尽管对方也许是个比许多中国人
还要保守的犹太人或是天主教徒。中国人也常鄙视西方人没有家庭伦常，却不知道
家庭对一个意大利人或西班牙人比什么都重要。
所以一个口快的中国人很可能问一个陌生的西方人：“你是美国人？很有钱？
离过很多次婚？父母在养老院？看来你还得付房租？”而事实上，他可能是瑞士深
山里养牛的农夫，过着勤俭的生活，与父母妻子同住一张屋顶下，认为离婚、堕胎
都是违逆人伦的大罪。
把我当作泰国来的妓女或台湾来的护士，并不是种族歧视，而是以偏概全。以
偏慨全是人的通性。现在到香港及台湾帮佣的菲律宾妇女相当多；一位菲律宾女教
授走在街上都有中国人问：“你是不是在找工作？我们需要一个佣人……”
※ ※ ※ ※ ※
“好可爱！”老妇人停下脚来，微笑地看着孩子用胖胖的小手堆沙。孩子转过
脸来，给她一个微笑，露出稀稀疏疏的细小牙齿。
“来，给你买玩具：”她打开皮包，掏出五法郎的大铜板，放在小手里。
我赶忙笑说：“不要不要，会把孩子宠坏了。”
老妇人的样子非常典型；染成金黄色的头发，枯燥得像烧过的草原，虽然梳得
整齐。浮肿苍白的脸表示她有病，粗糙的大手表示她工作吃力。她很可能又是一个
死了丈夫，没有儿女的孤单老妇，依靠微薄的养老金生活（我是否也在以偏概全呢？）
五块法郎并不是太小的数目。
可是她很坚持。让孩子收下之后，她很满足地蹒跚离去。
接二连三地有陌生的瑞士人把钱给我“好可爱”的小孩；我突然领悟了过来：
这一回，我不是泰国的妓女，不是台湾的护士，恐怕是越南的难民了。
越南赤化之后，瑞士收容了近九千名的中南半岛难民——大部分是中国人。然
而八○年以来，锡兰的难民开始涌入，使瑞士人兴起了前所未有的恐慌，排外、憎
外的情绪渐渐传播开来。政府开始立法阻挡难民的渗入，主张“人道精神第一”的
声音渐渐变小。但是显然这是个令瑞士人非常为难的道德问题，瑞士的传播媒体上
每天都有关于难民的报导与讨论。
老妇人显然是动了慈悲心肠，给我们这对“难民”母子几块钱，买点难得的玩
具给孩子玩。
对以后的老妇人，我该怎么做呢？拒绝她的赠予，对她说：“老太大，谢谢您
的好意，不过，我们不是难民；您以偏概全了。”这样说，我大概表现了我的尊严，
同时给她“机会教育”上了一课。但是，我是不是伤害了一个人性中很高贵的品质
——同情心？尤其在排外情绪逐渐滋长的国度里，而瑞士又真有那么多难民，他们
不正需要老妇人那样的同情者来支持他们吗？会不会因为我的拒绝，这些难民失去
了一个支持者？
我还可以以另外一个理由拒绝她，对她说：“你之所以给孩子钱，表现你的同
情心，只不过使你觉得站在给予的地位，自己因此高人一等。同情心只不过是优越
感的掩饰罢了，你用五块钱来买优越感的满足！”
这样说，也许显出我对人性的透视，但是破坏更大；如果对于一个最简单的同
情的动作，都赋以最卑鄙、最低下的动机，人类的道德架构就整个垮了。
那么，我是不是应该轻轻松松地让“可爱”的孩子接下钱，轻轻松松地对老妇
人说：“别让他下次碰到你；他会要十块”呢？这么说，老妇人快快乐乐地走了。
她下回碰到真正的难民，还会笑眯眯地又掏出几块钱来给小宝宝；全民投票的时候，
她或许会投帮助难民的票。四千多个锡兰的难民之所以尚未被瑞士政府强押出境，
就是因为许多妇女的反对。
可是，收了她的钱，岂不加深了她对亚洲人“以偏概全”的刻板印象？她岂不
更加认定了亚洲人都是需要同情、需要帮助的“弱者”？我如何给她“机会教育”，
改变她对亚洲人的刻板印象呢？
※ ※ ※ ※ ※
一个聪明的办法是换掉我邋遢的牛仔裤，穿昂贵优雅的衣裙，举止庄重，表情
严肃，使任何人一望就有敬畏的感觉，就不会有人问“泰国来的”？或者施舍钱了。
但是我有个一岁半的小伙伴，他的番茄汁、水彩、墨水、香蕉皮、泥，以及一
手的鼻涕，都需要有个地方去。我不能不穿这条牛仔裤，也不能不盘腿坐在沙堆里。
瑞士人
市 长
一上车，就看见他在大声地和司机说话。
大概有六十多岁了吧？他一头银发，梳得光洁照人。眼睛陷在松皱的皮肤里，
老是淌着水，像生病的狗。他很瘦弱，一脚跛着，走路一蹬一蹬的。上下车时，总
是大声地与人问好，还要守在车门，指挥别人的上下，吆喝一两声。
他突然哈哈大笑起来。瑞士人惯于安静，又何况这是个阴沉寒冷的冬晨，每个
人都带点微愠的表情缩在大衣的领子里。只有他，比手划脚、兴高采烈地在讲述一
件事情，有时候，笑得呛了，得捧着肚子、前仰后合地笑着。
下了车，他站在路边，进行阅兵。川流不息的人群从他身边流过，妇女买菜的
篮子碰着他的大衣，他很庄重而优雅地行举手礼，热情地致意：
“孩子们，晨安！”
他说他是苏黎世的市长。
银行小职员
火车站里有个小小的银行，我去把马克换成瑞士法郎。
坐在柜台里的中年男人正在数钱，手敏捷地翻转着钞票，嘴迅速地念着数目，
用瑞语念，和德语稍微有点出入。
把钱交给瑞士顾客，下面一个红头发的女人拿着一叠西班牙钞票，以西班牙语
要求换钱。职员微笑着取过钱，用西班牙语和顾客交谈、数钱、欢迎她再来。
下一个顾客讲意大利语，拿了一叠里拉。职员像唱歌一样，嘀哩哒啦说着流利
的意语，用意语数着钞票，一十二十三十四十…
轮到我了，他顿了一会，等着我先开腔，以便决定他该用那一种语言应对。我
说了德语，他如释重负地，用标准德语开始数钞票。
转身离去时，听见他正愉快地以英语问候下一名顾客“早安”……
外籍劳工
在票亭边，突然有人碰我的手肘。是个一看就知道是个工人的男子，在寒天里
只穿着单薄的夹克，显得人更畏缩。他对我说了些什么，口音很浊。
我下意识地退开一步，戒备地望着他憔悴的瘦脸；是个外籍劳工，他想向我要
什么？
他伸着粗大的手掌， 掌心中有几个钱币。 渐渐的，我听懂了他破碎的德语：
“钱，买票，怎么丢？”
我拾起他掌心中的钱币，分门别类的丢进机器里，车票“卡”一声蹦了出来。
他鞠了个躬，很谦和地道谢，离去。
我想着自己早先对他的猜疑与戒心，心里很不舒服。
汉学家
胜雅里是瑞士少数几个懂汉学的专家之一。他是个法律博士，也是德国大学的
中文博士。我想向他请教一些有关瑞士文学与语言的问题。一年前打电话给他，问
他几时有空，可以碰个面，电话那头传来他慢条斯理的声音：
“碰面很好。等我学期结束之后，我就有时间了。应该在三月吧！”
打电话的时候是十月，距离三月还有半年！这瑞士人是怎么回事？
最喜欢取笑瑞士人的一个朋友为了释谜，告诉我一个瑞士人的故事：
有一对住在山里的瑞士夫妇生了个儿子，健康活泼，就是沉默寡言，到了四足
岁还不曾说过一个字。
父母等呀等的，开始有点焦急了。有一天早上，作妈妈的给儿子倒了杯牛奶，
儿子呷了一口，撇了嘴说：“这奶酸了。”
妈妈大吃一惊，手里的盘子摔破在地上。她奔过去抱着儿子，满面喜悦的泪水，
说：
“孩子，你原来会说话呀！为什么这些年来竞不说话呢？”
儿子大不以为然地回答：“到今早为止，牛奶都还可以嘛！”
朋友说：“这个故事的教训是：瑞士人是极迟钝的，要以绝对耐心对待。”
过了半年，胜雅里和我约定在“迟迟咖啡屋”会面。
这个小小的咖啡屋大概总共只有五张桌子，前门观后门。特别选这个小地方，
为的是方便胜雅里认出我来；自然应该由他来认出我，既然我是突出的少数民族。
我准十点到达，坐下，左边坐着两个女人，右边坐着一个高大的金发男人，各
人喝着各人的咖啡。五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十五分钟眼看要过去了，隔座
的男人突然礼貌地说：“请问您是不是——”
啊！我当然就是！在东方人极少极少的苏黎世城里，在约好的时间十点整，在
约好的地方“迟迟咖啡屋”，会同时有两个东方女子踏进门来吗？那是何等微小的
概率。您居然等了十五分钟才相认？
我们肩并肩地静坐了十五分钟！
愉快地谈了一个小时之后，我说：
“几时您应该到我们家来吃个晚饭——”
话没说完我就后悔了，果不其然，瑞士先生慢条斯理地打开记事本子，慢慢地
说：
“让我瞧瞧——对，明年七月的时候我应该可以吃晚饭……”
七月，那个时候，地球是否还运转着、太阳是否仍旧由东边升起，我都不能确
定呢！
我由衷地羡慕起笃定的瑞士人来。
人道难为
4月5日，瑞士全民投票表决政府是否应设法阻挡太多的难民涌入瑞士。
百分之六十五的人投赞成票，反对者却大声指责瑞士违背了立国的人道精
神。
1956年， 匈牙利爆发革命，成千上万的匈牙利人逃亡国外；瑞士收留了16000
人。1968年，捷克发生动乱，瑞士接纳了114000名逃难的捷克人。1975年，越南沦
陷，上万难民——大多是中国人，漂流海上。美国只收年轻力壮、具生产力的难民，
瑞士却特别容纳孤寡残障，欢迎近9000名难民到瑞士定居。
1986年，来自非洲乍得的穆兀瑞在瑞士要求政治庇护，被政府拒绝，他的瑞士
邻居，共10个人，与穆兀瑞一起绝食抗议，要求政府改变主意。
以红十字组织驰名世界的瑞士，一般以自己的人道主义为荣。多年来不断地接
纳难民，比较贫困的邻国百姓又不断地渗透进来打工赚钱，今天的瑞士已经有百分
之—卜五的人口是外国人，也就是说，在六百万瑞士人中，每六人就有一个外国人。
在苏黎世坐一趟电车，随时可以听见各国的语言。
瑞士是个极小的国家，又极度缺乏自然资源，整个国家的财富主要依赖观光、
精密工业，以及银行业，换句话说，大多是脑力的经营。眼看着外国人越来越多，
瑞士人心里的不安全感也越来越深。这种想保护自己的不安全感与传统中的人道主
义形成一个两难的矛盾。这个矛盾就在执法中表现出来。1980年以来，有五千名来
自锡兰的Tamil申请庇护。 六年以来，政府只处理了将近2500个案子，而真正获得
政治庇护的，不到100人。
去年夏天，国会通过了一个新的难民法案，给予政府权力在必要时阻止任何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