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今天还在昨天 梁晓声
第1节：“手帕人生”上的小人儿
“手帕人生”上的小人儿
对于人生，早已有了许多种比喻。
我想，人生也是可以比做一块画布的。有人的一生如巨幅的画布，其上所展现的情形波澜壮阔，气象万千。有人的一生充满了泼墨式的，大写意式的浪漫，或充满了起伏跌宕的戏剧性。看他们的人生画布，好比看连环画。
但大多数人的人生画布是小幅的。我的人生画布就属于大多数人中的一例。我曾与朋友们戏称之为“手帕人生”。是的，我也就是在这么大的尺寸中，以写实的，有时甚至是以工笔的画法，相当认真地一层层涂抹我的寻常人生。我的人生画布上太缺乏浪漫色彩，更没什么戏剧性，内容简明甚是单调。我的童年和少年，其实也就根本不怎么值得回忆，更不值得写出来供人看。
又，我觉得，童年是人生画布的底色。底色上即使勾勒出了影影绰绰的人形，却往往属于“点彩”派、“印象”派的那一种。远看或还辨得清轮廓，近看则就与底色模糊成一片了。毕竟，那轮廓的边缘，与底色融得太平贴，并不能从底色上凸现出来……
我觉得，少年是人生画布上关于人的首次白描。此时画布上一个少年的眉目略清。他的表情已能默默无言地预示着他未来的性情和品格。甚至，已有几分先天性的因素含蓄在他的眼里，预示着他未来的命运了……
分析我们大多数人之人生的画布，皆证明着这么一种较普遍的现象。
我的童年和少年，在我人生的画布上，尤其符合此一种普遍性。那“手帕”上的小人儿有我今天的影子。
我自己这么认为……
第2节：笔
笔
它是黑色的，笔身粗大，外观笨拙。全裸的笔尖，旋拧的笔帽。胶皮笔囊没有夹管，吸墨水时，捏一下，鼓起缓慢。墨水吸得太足，写字常常“呕吐”，弄脏纸和手。
这种老式产品，十五年前就被淘汰了。如今，要寻找它的一个“同类”，不比寻找一件马褂容易。若坏了，任何修笔铺都无法修配，人家肯定会劝你干脆扔掉，买支新的。
我使用它，已经二十多年了。笔尖劈过，断过，被我磨齐了，也磨短了。笔道很粗，写一个笔划多的字，大稿纸的两个格子也容不下。已不能再用它写作，只能写便笺或信封。笔帽倘非胶布缠着，早就四分五裂。笔囊几年前就硬化，被我取消，权当蘸水笔用。笔杆换过了，用火烤着硬“安”上的。“安”是“安”上了，却不可能再拧下来。
它是母亲给我买的。是我使用的第一支钢笔。那一年，我升入小学五年级了。学校规定，每星期有两堂钢笔字课。某些作业，要求学生必须用钢笔完成。全班每一个同学，都有了一支崭新的钢笔。有的同学甚至两支。我却没有钢笔可用，连支旧的也没有。我只有蘸水钢笔。每次完成钢笔作业，右手总被墨水染蓝。染蓝了的手又将作业本弄脏。我常因此而感到委屈。我真羡慕我的同学们，做梦都想得到一支崭新的钢笔。
一天，我终于哭闹起来，折断了那支蘸水笔，逼着母亲非立刻给买一支吸水笔不可。
母亲对我说：“孩子，妈妈不是答应过你，等你爸爸寄回钱来，一定给你买支吸水笔吗?”
我不停止哭闹，喊叫：“不，不！我今天就要！你去给我借钱买！……”
母亲叹了口气，为难地说：“你这孩子，真不懂事！这月买粮的钱，是向邻居借的。交房费的钱，也是向邻居借的。给你妹妹看病，还是向邻居借的钱。为了今天给你买一支吸水笔，你就非逼着妈妈再去向邻居借钱么？叫妈妈怎么向邻居张得开口啊？……”
我却不管母亲好不好意思再向邻居张口借钱，哭闹得更凶。母亲心烦了，打了我两巴掌。我赌气哭着跑出了家门……
那天下雨。我在雨中游荡了大半日不回家，衣服淋湿了，头脑也淋得平静了，心中不免后悔自责起来。是啊，家里生活困难，仅靠在外地工作的父亲每月寄回几十元钱过日子，母亲不得不经常向邻居开口借钱。母亲是个很顾脸面的人，每次走向邻居家借钱，都需鼓起一番勇气。我怎么能为了买一支吸水笔，就那样为难母亲呢？我觉得自己真是太对不起母亲了。
于是我产生了一个念头，要靠自己挣钱买一支钢笔。这个念头一产生，我就冒雨朝火车站走去。火车站附近有座坡度很陡的桥。一些大孩子常等在坡下，帮拉货的手推车夫们推上坡，可讨得五分钱或一角钱。
我走到那座大桥下，等待许久。不见有手推车来。雨越下越大，我只好站到一棵树下躲雨。雨点噼噼啪啪地抽打着肥大的杨树叶，冲刷着马路。马路上不见一个行人的影子，只有公共汽车偶尔驶来驶往。几根电线杆子远处，就迷迷蒙蒙地看不清楚什么了。
我正感到沮丧，想离开雨又太大，等下去肚子又饿，忽然发现了一辆手推车，装载着几层高高的木箱子，遮盖着雨布。拉车人在大雨中缓慢地、一步步地朝这里拉来。看得出，那人拉得非常吃力，腰弯得很低，上身几乎俯得与地面平行了，两条裤腿都挽到膝盖以上，双臂拼力压住车把，每迈一步，似乎都使出了浑身的劲。那人没穿雨衣，头上戴顶草帽。由于他上身俯得太低，无法看见他的脸，也不知他是个老头还是个小伙儿。
他刚将车拉到大桥坡下，我便从树下一跃而出，大声问：“要帮一把吗？”
他应了一声。我没听清他应的是什么，明白是正需要我“帮一把”的意思，就赶快绕到车后，一点也不隐藏力气地推起来。车上不知拉的何物，非常沉重。还未推到半坡，我便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双腿发软，气喘吁吁。那时我才知道，对于有些人来说，钱并非容易挣到的。即或一角钱，也是并非容易挣到的。我空着肚子呢。又推了几步，实在推不动了，产生了“偷劲”的念头。反正拉车人是看不见我的！我刚刚松懈了一点力气，就觉得车轮分明顺坡倒转。不行！不容我“偷劲”。那拉车人，也肯定是凭着最后一点力气在坚持，在顽强地向坡上拉。我不忍心“偷劲”了。我咬紧牙关，憋足一股力气，发出一个孩子用力时的哼唷声，一步接一步，机械地向前迈动步子。
车轮忽然转动得迅速起来。我这才知道，已经将车推上了坡，开始下坡了。手推车飞快地朝坡下冲，那拉车人身子太轻，压不住车把，反被车把将身子悬起来，双腿离了地面，控制不住车的方向。幸亏车的方向并未偏往马路中间，始终贴着人行道边，一直滑到坡底才缓缓停下。
我一直跟在车后跑，车停了，我也站住了。那拉车人刚转过身，我便向他伸出一只手，大声说：“给钱！……”
那拉车人呆呆地望着我，一动不动，也不掏钱，也不说话。
我仰起脸看他，不由得愣住了。“他”……原来是母亲！
雨水，混合着汗水，从母亲憔悴的脸上直往下淌。母亲的衣服完全淋透了，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湿漉漉地贴在身上，显出了她那瘦削的两肩的轮廓。她胸口剧烈地起伏着，脸色苍白，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我望着母亲，母亲望着我，我们母子完全怔住了。
就在那一天，我得到了那支钢笔，梦寐以求的钢笔。
母亲将它放在我手中时，满怀期望地说：“孩子，你要用功读书啊！你要是不用功读书，就太对不起妈妈了啊！……”
在我的学生时代，我一刻都没有忘记过母亲满怀期望对我说的这番话。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已经是个成年人了，母亲变成老太婆了。那支笔，也可以说早已完成它的使用价值和历史使命了。但我，却要永远保存它，永远珍视它，永远不抛弃它。
现在的五年级学生，是不会再因家里买不起一支钢笔而哭闹了；现在的母亲们，也是不会再为给孩子买一支钢笔而去冒着大雨拉车了。我们发展着的生活，正在从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消除着贫困。成熟在贫困之中的有益的东西，将会存留在下一代心里。
母亲，母亲，我永远感激您当年为我买了那支老式的廉价的钢笔……
第3节：我和橘皮的往事
我和橘皮的往事
多少年过去了，那张清瘦而严厉的，戴六百度黑边近视镜的女人的脸，仍时时浮现在我眼前，她就是我小学四年级的班主任老师。想起她，也就使我想起了一些关于橘皮的往事……
其实，校办工厂并非是今天的新事物。当年我的小学母校就有校办工厂。不过规模很小罢了。专从民间收集橘皮，烘干了，碾成粉，送到药厂去。所得加工费，用以补充学校的教学经费。
有一天，轮到我和我们班的几名同学，去那小厂房里义务劳动。一名同学问指派我们干活的师傅，橘皮究竟可以治哪几种病？师傅就告诉我们，可以治什么病，尤其对平喘和减缓支气管炎有良效。
我听了暗暗记在心里。我的母亲，每年冬季都被支气管炎所困扰，经常喘做一团，憋红了脸，透不过气来。可是家里穷，母亲舍不得花钱买药，就那么一冬季又一冬季地忍受着，一冬季比一冬季气喘得厉害。看着母亲喘做一团，憋红了脸透不过气来的痛苦样子，我和弟弟妹妹每每心里难受得想哭。我暗想，一麻袋又一麻袋，这么多这么多橘皮，我何不替母亲带回家一点儿呢？
当天，我往兜里偷偷揣了几片干橘皮。
以后，每次义务劳动，我都往兜里偷偷揣几片干橘皮。
母亲喝了一阵子干橘皮泡的水，剧烈喘息的时候，分明地减少了，起码我觉着是那样。我内心里的高兴，真是没法儿形容。母亲自然问过我——从哪儿弄的干橘皮？我撒谎，骗母亲，说是校办工厂的师傅送给的。母亲就抚摸我的头，用微笑表达她对她的一个儿子的孝心所感受到的那一份儿欣慰。那乃是穷孩子们的母亲们普遍的最由衷的也是最大的欣慰啊！……
不料想，由于一名同学的告发，我成了一个小偷，一个贼。先是在全班同学眼里成了一个小偷，一个贼，后来是在全校同学眼里成了一个小偷，一个贼。
那是特殊的年代。哪怕小到一块橡皮，半截铅笔，只要一旦和“偷”字连起来，也足以构成一个孩子从此无法洗刷掉的耻辱，也足以使一个孩子从此永无自尊可言。每每的，在大人们互相攻讦之时，你会听到这样的话——“你自小就是贼！”——那贼的罪名，却往往仅由于一块橡皮，半截铅笔。那贼的罪名，甚至足以使一个人背负终生。即使往后别人忘了，不再提起了，在他或她的内心里，也是铭刻下了。这一种刻痕，往往扭曲了一个人的一生。改变了一个人的一生。毁灭了一个人的一生……
在学校的操场上，我被迫当众承认自己偷了几次橘皮，当众承认自己是贼。当众，便是当着全校同学的面啊！……
于是我在班级里，不再是任何一个同学的同学，而是一个贼。于是我在学校里，仿佛已经不再是一名学生，而仅仅是，无可争议地是一个贼，一个小偷了。
我觉得，连我上课举手回答问题，老师似乎都佯装不见，目光故意从我身上一扫而过。
我不再有学友了。我处于可怕的孤立之中。我不敢对母亲讲我在学校的遭遇和处境，怕母亲为我而悲伤……
当时我的班主任老师，也就是那一位清瘦而严厉的，戴六百度近视镜的中年女教师，正休产假。
她重新给我们上第一堂课的时候，就觉察出了我的异常处境。
放学后她把我叫到了僻静处，而不是教员室里，问我究竟做了什么不光彩的事？
我哇地哭了……
第二天，她在上课之前说：“首先我要讲讲梁绍生（我当年的本名）和橘皮的事。他不是小偷，不是贼。是我吩嘱他在义务劳动时，别忘了为老师带一点儿橘皮。老师需要橘皮掺进别的中药治病。你们再认为他是小偷，是贼，那么也把老师看成是小偷，是贼吧！……
第三天，当全校同学做课间操时，大喇叭里传出了她的声音。说的是她在课堂上所说的那番话……
从此我又是同学的同学，学校的学生，而不再是小偷不再是贼了。从此我不想死了……
我的班主任老师，她以前对我从不曾偏爱过，以后也不曾。在她眼里，以前和以后，我都只不过是她的四十几名学生中的一个，最普通最寻常的一个……
但是，从此，在我心目中，她不再是一位普通的老师了。尽管依然像以前那么严厉，依然戴六百度的近视镜……
在“文革”中，那时我已是中学生了，没给任何一位老师贴过大字报。我常想，这也许和我永远忘不了我的小学班主任老师有某种关系。没有她，我不太可能成为作家。也许我的人生轨迹将彻底地被扭曲、改变，也许我真的会变成一个贼，以我的堕落报复社会。也许，我早已自杀了……
以后我受过许多险恶的伤害。但她使我永远相信，生活中不只有坏人，像她那样的好人是确实存在的……因此我应永远保持对生活的真诚热爱！
第4节：“过年”的断想
“过年”的断想
我曾问儿子：“是不是经常盼着自己快快长大？”
他摇头，断然地回答：“不！”
我也曾郑重地问过他的小朋友们同样的话，他们都摇头断然地回答并不盼着自己快快长大。说长大了多没意思呀。现在才是小学生，每天上学就够累了。长大了每天上班岂不更累了？连过年过节都会变成一件累事儿。多没劲啊！瞧你们大人，年节前忙忙碌碌的。年节还没过完往往就开始抱怨——仿佛是为别人忙碌为别人过的……
是的，生活在无忧无虑环境之中的孩子是不会盼着自己快快长大的。他们本能地推迟对任何一种责任感的承担。而一个穷人家庭里的孩子，却会像盼着穿上一件衣服似的，盼着自己早一天长大。他们或她们，本能地企望能早一天为家庭承担起某种责任。《红灯记》里的李玉和，不是曾这么夸奖过女儿么——
提篮小卖拾煤渣，担水劈柴也靠她，里里外外一把手，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我从童年起，就是一个早当家的穷人的孩子。
有时候瞧着自己的儿子，在心里默默地问我自己——我十二岁的时候，真的每天要和比我小两岁的弟弟到很远的地方去抬水吗？真的每个月要拉着小板车买一次煤和烧柴吗？那加在一起可是五六百斤啊！在做饭时，真的能将北方熬粥的直径两尺的大铁锅端起来吗？在买了粮后，真的能扛着二三十斤重的粮袋子，走一站多远回到家里吗？……
连我自己也不敢相信，残存在记忆之中的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生活情形都是真的。而又当然是真的。不是梦……
由于家里穷，我小时候顶不愿过年过节。因为年节一定要过，总得有过年过节的一份钱。不管多少，不比平时的月份多点儿钱，那年那节可怎么个过法呢？但远在万里之外的四川工作的父亲，每个月寄回家里的钱，仅够维持最贫寒的生活。我从很小的时候就懂得体恤父亲。他是一名建筑工人。他这位父亲活得太累太累，一个人挣钱，要养活包括他自己在内一大家子七口人。他何尝不愿每年都让我们——他的子女，过年过节时都穿上新衣裳，吃上年节的饭菜呢？我们的身体年年长，他的工资却并不年年长。他总不能将自己的肉割下来，血灌起来，逢年过节寄回家啊。如果他是可以那样的，我想他一定会那样。而实际上，我们也等于是靠他的血汗哺养着……
穷孩子们的母亲，逢年过节时是尤其令人怜悯的。这时候，人与鸟兽相比，便显出了人的无奈。鸟兽的生活是无年节之分的，故它们的母亲也就无须在乎某些日子将来临时，惶惶不安地日夜想着自己格外应尽的什么义务。
我讨厌过年过节，完全是因为看不得母亲不得不向邻居借钱时必须鼓起勇气又实在鼓不起多大勇气的样子。那时母亲的样子最使我心里暗暗难过。我们的邻居也都是些穷人家。穷人家向穷人家借钱，尤其逢年过节，大概是最不情愿的事之一。但年节客观地横现在日子里，不借钱则打发不过去。当然，不将年节当成年节，也是可以的。但那样一来，母亲又会觉得太对不起她的儿女们。借钱之前也是愁，借钱之后仍是愁。借了总得还的。总不能等我们都长大了，都挣钱了再还。母亲不敢多借。即或是过春节，一般总借二十元。有时邻居们会善良地问够不够？母亲总说：“够！够……”许多年的春节，我们家都是靠母亲借的二十来元过的。二十来元过春节，今天仿佛是不可思议之事。当年也真难为了母亲……
记得有一年过春节，大约是我上初中一年级十四岁那一年，我坚决地对母亲说：“妈，今天春节，你不要再向邻居们借钱了！”
母亲叹口气说：“不借可怎么过呢？”
我说：“像平常日子一样过呗！”
母亲说：“那怎么行！你想得开，还有你弟弟妹妹们呢！”
我将家中环视一遍，又说：“那就把咱家这对破箱子卖了吧！”
那是母亲和父亲结婚时买的一对箱子。
见母亲犹豫，我又补充了一句：“等我长大了，能挣钱了，买更新的，更好的！”
母亲同意了。
第二天，母亲帮我将那一对破箱子捆在一只小爬犁上，拉到街市去卖。从下午等到天黑，没人买。我浑身冻透了，双脚冻僵了，后来终于冻哭了。我哭着喊：“谁买这一对儿箱子啊……”
我将两只没人买的破箱子又拖回了家。一进家门，我扑入母亲怀中，失声大哭……
母亲也落泪了。母亲安慰我：“没人买更好，妈还舍不得卖呢……”
母亲告诉我——她估计我卖不掉，已借了十元钱。不过不是向同院的邻居借的。而是从城市这一端走到那一端，向从前的老邻居借的。向我出生以前的一家老邻居借的……
如今，我真想哪一年的春节，和父母弟弟妹妹聚在一起，过一次春节。而父亲已经去世了。母亲牙全掉光了。什么好吃的东西也嚼不动了，只有看着的份儿。弟弟妹妹们都已成家了，做了父母了。往往针对我的想法说——“哥你又何必分什么年节呢！你什么时候高兴团聚，什么时候便当是咱们的年节呗！”
是啊，毕竟的，生活都好过些，年节的意义，对大人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所以，我现在也就不太把年当年，把节当节了。正如从来不为自己过生日。便是有所准备地过年过节，多半也是为了儿女高兴……
第5节：我的小学(1)
我的小学
我永远忘不了这样一件事。
某年冬天，市里要来一个卫生检查团到我们学校检查卫生，班主任老师吩咐两名同学把守在教室门外，个人卫生不合格的学生，不准进入教室。我是不许进入教室的几个学生之一。我和两名把守在教室门外的学生吵了起来，结果他们从教员室请来了班主任老师。
班主任老师上下打量着我，冷起脸问：“你为什么今天还要穿这么脏的衣服来上学？”
我说：“我的衣服昨天刚刚洗过。”
“洗过了还这么脏？”老师指点着我衣襟上的污迹。
我说：“那是油点子，洗不掉的。”
老师生气了：“回家去换一件衣服。”
我说：“我就这一件上学的衣服。”
我说的是实话。
老师认为我顶撞了她，更加生气了，又看我的双手，说：“回家叫你妈把你两手的皴用砖头蹭干净了再来上学！”接着像扒乱草堆一样乱扒我的头发：“瞧你这满头虮子，像撒了一脑袋大米！叫人恶心！回家去吧！这几天别来上学了，检查过后再来上学！”
我的双手，上学前用肥皂反复洗过，用砖头蹭也未必能蹭干净。而手生的皴，不是我所愿意的。我每天要洗菜、淘米、刷锅、刷碗。家里的破屋子四处透风，连水缸在屋内都结冰，我的手上怎么不生皴？不卫生是很羞耻的，这我也懂。但卫生需要起码的“为了活着”的条件。这一点我的班主任老师便不懂了。阴暗的，夏天潮湿冬天寒冷的，像地窖一样的一间小屋，破炕上每晚拥挤着大小五口人，四壁和天棚每天起码要掉下三斤土，炉子每天起码要向狭窄的空间飞扬四两灰尘……母亲每天早起晚归去干临时工，根本没有精力照料我们几个孩子，如果我的衣服居然还干干净净，手上没皴头上没有虮子，那倒真是咄咄怪事了！我当时没看过《西行漫记》，否则一定会顶撞一句：“毛主席当年在延安住窑洞时还当着斯诺的面捉虱子呢！”
我认为，对于身为教师者，最不应该的，便是以贫富来区别对待学生。我的班主任教师嫌贫爱富。我的同学中的区长、公社书记、工厂厂长、医院院长们的儿女，他们都并非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有的甚至经常上课吃零食、打架，班主任老师却从未严肃地批评过他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