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得有些愤世嫉俗起来。
他是个维修摩托车的师傅，三十六七岁的样子。他的铺子不大，门前停着四五辆待修的摩托，有国产的也有进口的名牌车，看来他的生意不错。而他对自己的能力也显得相当自信，仿佛无时无刻不在以他熟练的举动替自己做广告——摩托交给我修就放心吧，我是这一行当中一流的。
那天我和一位朋友约定了在他的铺子前碰头儿，不见不散。朋友迟到了一会儿，我早去了一会儿，想吸支烟却没带火柴，向他讨火之后，是他主动跟我聊了起来。
“外地人吧？”
他当时正在修一辆摩托。
我说是的。
“北京的？”
我说是的。
“记者？”
我笑了，反问他为什么把我当成记者？
他说：“看你样儿不像做买卖的，不像干部，不像教书的，而又像有点儿文化的，不是记者，也肯定是个耍笔杆子的。”
我向他承认我是写小说的。
他也笑了，说：“作家啊。过去我心目中作家是挺受尊敬的人物。现在我觉得你们作家真是‘臭老九’一类。不是别人诬蔑你们臭，是你们自己确实臭。如今满地摊儿由你们写出的那些臭玩艺儿！除了男女间那点儿事儿，你们还能不能写出点儿别的什么玩艺？中国在你们眼里就剩下了那点儿事可写吗？”
我是个一般不至于脸红的人，当时却脸红了。
他问我认不认识写《山坳上的中国》和《谁来承包中国》的两位作家。
我老老实实地说知道他们的名字，也拜读过那两本书，可无缘和那两位作家结识。并且，暗暗地对他刮目相看了。
他又说：“你什么时候见着那两位，替我捎个话儿。假如他们因为再写那样的书惹了麻烦，就往这儿跑。别的不敢吹，中国这么大，藏住个把人还是不成问题的。”
当时我觉得他是个思想危险的人。本欲离去，可又不能离去。只有继续站在那儿，只有继续和他聊。
他手指上戴着硕大的金戒指。
我说：“你修车，怎么不摘下来啊？”
他无所谓地说没事儿。
我问：“是真金的么？”
不料他火了，抢白道：“接下来你是不是想说，我戴上了金戒指，得感激时代，感激谁谁谁啊！屁！老子谁也不感激。老子是凭本事吃饭，凭本事挣钱，凭本事戴上了金戒指。不像有些人的子弟！他们凭什么？他们能当的，老子都能当！可你叫他们不靠老子，靠自己的生存能力来开个修摩托的铺子试试！”
我则再也不敢和他聊下去了。不知他接下来又会说出些什么触犯“天条”的话。其实我倒不是怕别的，旁边又无可能是便衣的人偷听，怕个什么劲儿。即使有便衣，即使那些话不是对方说的，是从我口中说出的，又有什么可怕的？想他刚才说的，敢凭几句话就杀我的头？或者让我去坐牢？我所怕的，其实只有一条，那就是——我实在不愿听到太多诸如此类的来自民间的出自百姓之口的言论。当然，也不愿亲眼见到、亲身体会到太多的腐败现象。唯恐听得多了、见得多了，会严重影响我对中国之现实的总体的、客观的、全面的看法。
我知道同行们也许会对我大加耻笑和嘲讽的——老老实实写你的小说算了。当的是作家，又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的现实跟你有什么关系？玩什么使命感啊！
其实，我太明白我自己了，我关注这个国家的现实，绝非意味着我对它抱有多少强烈的使命感。
但，我是一个一贯坚持写现实的作家，不是什么坚持不坚持现实主义，而是坚持反映现实生活、坚持反映最广大的被叫作“老百姓”的人们的现实生活状态的作家。我既关注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物质状态，也同样关注他们的精神状态、心理状态、情感状态和情绪状态。
没有谁把这一点强加给我，更没有谁企图迫使我，完全是我自己的一种选择、甘愿的一种选择。我的笔只有用来反映老百姓在现实中的生活或生存状态时，我才感到写作毕竟是有些意义的。熬自己的心血、消损自己的身体也算值得的。姑且不论我所关注到的、感受到的、触及的现实在多大程度上是真的现实。
我也许会站在今天写明年和后年我预测可能发生的事，却绝不会、永远也不会铺开稿纸，吸着烟，潜心地去编织一个很久以前的故事。
即使我下了天大的决心，写下第一行字以后，我也肯定会跳将起来反问——我这是怎么了？我为什么要这样？意义何在？虽然，我十分明白，写“从前”是多么稳妥的选择。因为差不多只有那样，一个中国的当代作家，才能既当着作家又不至于和当代尤其是和当代的主宰者们发生在所难免的矛盾、抵触和冲撞。并且，毫无疑问地，虽然民主程度已较宽松（我感觉是这样，相信实际上也是这样，但愿我的感觉是对的），但在冲撞之中，可想而知，下场大为不妙的肯定是作家本人。
像我这样一个自讨苦吃而又没法改变自己创作意向的作家，既然对现实的关注完全地成为了我进行创作的驱动力，我当然希望自己也要求自己对于我所关注到的、感受到的、触及的现实，能够认识得越客观、越全面越好，能够从总体上把握得越全面越好。
我既然愿意写老百姓，怎能不最广泛地接近他们？我所言老百姓，其实几乎包括中国的绝大多数人——工人、农民、小商贩、小干部、小知识分子。
“百姓”这个词，过去本就是针对皇帝、皇族、朝廷命官的阶层而言的。在京都，“百姓”过去是对每天上金銮殿持漏候朝的人、大商人、大员外之类以外的人的统称。在地方，比如在一个县，则是对除了县官、县官周围的人以及县内名流和富绅们以外的人的统称了。
我的问题，从根本上讲，恰恰出在我和老百姓的接近、接触，以及对他们的了解和理解方面。
毛泽东曾经将老百姓，尤其中国的老百姓，比作“汪洋大海”。他的语录中那段原话的意思是——不管来自任何国家的军队，如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中国进行冒险性的侵略的话，那么他们必将被淹没在中国老百姓的汪洋大海之中。
我的切身感受是，在一九九三年，在朱镕基湍流逆舸，切实整肃中国金融界混乱状况之前，在江泽民以党中央的名义提出反腐败之前，在公安部发出从严治警的条令之前，在中国农民手中的“白条”得以兑现之前，在接下来整肃房地产开发热、股票热、特区开发热之前，如果你真的到老百姓中去走一走，尤其是到北方的而不是南方的老百姓中去走一走，如果他们将你视为可以信赖的人，如果他们不怀疑你是被权贵豢养或被金钱收买的人，如果他们直言不讳地对你说他们憋在心里想说出甚至想喊出的话，那么，不管你是官员也罢、作家也罢、记者也罢，不管你曾以为站得多高、看得多远、对中国之现实理解得多客观全面、总体上的认识把握得多准确，你的看法、你的认识、你的观点、你的思想，片刻之间就会被冲击得支离破碎，稀里哗啦。哪怕你自认为是一个非常理性、非常冷静不被任何外部情绪的重重包围所影响的人。除非你根本上是一个麻木不仁的人，或者是一个乔装了的痞子，一边听着他们的话，心里一边对自己说——腐败关老子屁事，丑恶关老子屁事，哥们不过奉陪你聊着玩呐。
我曾从内心里惧怕那一种“汪洋大海”。
因为，毕竟，我是一个虔诚地拥护改革开放的人。而且，曾自认为是一个够乐观的改革开放信仰主义者。
“帮闲”文章告诉老百姓——别无他法，只有承受。只有增强心理承受能力。
老百姓要是不愿意呢？——那便是老百姓的不对，老百姓不好，老百姓不可爱，老百姓太娇气了。
“帮闲”文章似乎推导出一个天经地义的逻辑——如果人们连腐败都不能或不愿承受，拥护改革不是成了一句假话、空话吗？
使你没法不怀疑他们和腐败有着千丝万缕的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是拿了雇佣金替腐败辩护的专门写手。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对文艺工作者该如何“正确”地反映现实生活说过一段话——我们不否认社会主义也有一些阴暗面。如果你真的看到了、感觉到了，那么你就去更自觉地、更热忱地大写特写光明吧。按照这位“旗手”的逻辑，光明鼓舞了人们，人们也就不再会注意阴暗了，阴暗不就等于不存在了吗？
一个时期内，某些被赋予资格代表人民的人士，是心领神会地对“腐败”二字避而不谈的。仿佛一谈，就不是真诚的改革派了。其实是怕谈多了，有幸代表人民的资格被剥夺了。毛泽东晚年也是不许人们谈“文革”的问题的。所以在他活着的时候，从党内到党外，从官到民，没人敢谈。非但不敢谈，在他去世那一年，在临终之前三个月，全国到处都在举办演唱会，引吭高歌“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上海的演唱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八个字反复唱了几分钟，唱到后来干脆就那么可着嗓子喊。好像是跟看不见的敌人的阵营吵架似的。毛泽东可以说是在“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歌声和喊声中逝去的。即或伟大如毛泽东、威望之无人可比如毛泽东，还不是在他刚死，全国人民就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吗？
其特点是全党和全国人民说假话，用假话哄骗毛泽东一直到他老人家死。“文革”十年只有两次真话是值得史学家大书特书的。一次是几位老帅拍案而起说了真话，反了党内的政治腐败，结果被定为“二月逆流”。还有一次是由纪念周总理而引发的天安门广场“四五事件”，被大棒打了下去，并被定为“反革命事件”。
这一次由党中央提出开展反腐败，于是从中央到地方、从共产党内到民主党派内，似乎才敢言腐败。因为这叫“落实中央任务”，不至于因此而被划到改革派的对立面去，不至于被疑心是故意大煞改革大好形势的风景。
我们有那么多人大代表，我们有那么多政协委员，此前，我们老百姓却很少在电视里、电台里和报纸上看到或听到哪一位代表、哪一位政协委员替老百姓直陈勇进反腐败之言。我们能够听到或看到的，几乎总是他们多么拥护改革的表态式的言论。他们的使命，似乎只是在这一点上才代表老百姓。现在似乎开禁了，允许讲了，于是才似乎确有腐败存在着。
记得有一次开人代会期间，我去某省代表驻地看望一位代表朋友，在他的房间里，不知怎么一谈，就谈到了腐败现象。房间里没有别人，就我们两个。我没觉得我的声音有多高，可他的脸却吓得变了色，惶惶然坐立不安，连连请求于我：“小声点儿，小声点儿，你倒是小声点儿行不行呀！”我说我的声音也不大啊。他说：“还不大？咱们别谈这些，别谈这些了！”并向我使眼色，仿佛门外已有人窃听似的。
我们当然不能否认人大和政协对于国家现状和前途所发挥的积极的、重要的、巨大的作用，但是呼吁惩办腐败的声音，应该承认首先是由新闻界中那些勇于为民请命的可敬人士们发出的。不管老百姓对新闻界亦同样存在着的种种弊端如何忧怨久矣。
“权钱交易”一词最先无可争议地来自民间，其后逐渐诉诸文章，再其后才从我们的总书记口中向全党谈了出来，在今天成为一个公开的话题。否则它也只不过永远是老百姓的愤言罢了。
老百姓的直觉是分明的——有人是极不爱倾听关于腐败的话题的，听了是要不高兴的，是要以为存心大煞改革的风景的。于是后来老百姓也不屑于议论了，表现出了极大的令人困惑的沉默。人们沉默地承受着。承受着物价近乎荒唐的上涨，承受着腐败的得寸进尺、肆无忌惮。不就是要求老百姓一概地承受吗？那就表现出一点心理承受能力给你们看。即使在今天，老百姓认为最没劲的话题，也大概莫过于“腐败”的话题了。老百姓内心里的真实想法，似乎是打算伴随着腐败一齐往前混。
四、空气中弥漫着大国崛起的兴奋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一天，一位广州的朋友和一位北京的朋友在我家争了起来。
那时，全国人民都中国在申办二千年的奥运会主办国，那时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大国崛起的兴奋。
广州的朋友说，即使中国申办成功了，也不应在北京举办，而应在广州。世界如果真给中国一次机会，中国也应该给广州一次机会。只有在广州举办，才有赚大钱的可能。
北京的朋友说，你们广州人，怎么开口闭口地除了钱就是钱？难道在你们看来，申办奥运仅仅是一次商业行为吗？
广州朋友反唇相讥，怕的就是你们北京人只讲社会效益，只讲精神满足，而不把经济效益放在首位加以考虑。凭什么为了满足你们北京人的虚荣心理，到时候我们广州人要往外掏钱？
北京朋友生气了，竟拍起了桌子，说广州朋友出言带有诬蔑性质。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优惠政策向广州方面倾斜得够多的了，居然还觍着个脸敢同北京争夺举办奥运的机会！就是在你们广州举办，你们有能耐，大大地赚了一笔钱，能舍得分给全国其他兄弟省市一点点吗？
广州朋友恼羞成怒，也拍起了桌子。要是在你们北京办，你们要是办赔了，全国各兄弟省市都跟着亏本！
北京朋友嚷，只要在北京办，影响就是世界性的，就会成为一个跨世纪的话题，赔了也值得！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是用钱买不到的。
广州朋友嚷，都什么时代了，你们北京人还没学会算经济账！中国真该考虑把首都迁到广州去！那中国就会更加高高地腾飞了！
“你们广州人都是些往钱眼里钻的家伙！”
“你们北京人嫉妒广州人比你们先富了起来！”
他们竟至于争得面红耳赤。
我不得不将他们都撵出家门，独自地想——分明的，北京人和全国的人越来越难以寻找到共同语言了。北京人轻蔑广州人，像西方那些老牌帝国轻蔑日本人是经济动物一样。北京人瞧不大起上海人，认为上海人太精明，太油滑，太利己，为人处世太赌局心理。北京人跟天津人也不大能谈得拢，觉得天津人似乎天生有股“牛二”劲儿。北京人似乎独钟东北人，从北京人口中，常能听到夸奖东北人实在、义气的好话。可最近一两年，我却经常听到东北人对北京人的抱怨之词，说北京人也开始变奸了，变猾了，变得令人从内心里讨厌地越来越痞了。从前东北人是很有些尊崇北京人的，感到他们普遍地有“政治觉悟”；后来感到他们的“政治觉悟”并不见得有多高，但还是普遍地有“政治头脑”的；再后来感到其实也谈不上有什么“政治头脑”，只不过是“政治情结”或曰“政治嗅觉”罢了；现在终于感到能从北京人那儿讨教的，只不过是零七八碎的“政治信息”，而且只剩下了极少数在商业时代里仍不得不继续吃“政治饭”的人才感兴趣，也就不那么像从前一样尊崇北京人了。许多次我本人也在场的情况下，北京人很“老大”地刚刚开口就谈诸如“当前的政治形势是这样的”之类的话题，便会被东北人不客气地打断：“哎哎哎，别卖狗皮膏药，你想当政治局委员啊？谈点儿别的行不行？”——那种情况下北京人的窘态才令人暗暗发笑呢！这就好比某个童话故事里所讲的——一条狗的信条是“狗啃骨头”，所以它嘴里永远叼着一根骨头，以证明自己最是一条狗。后来它惊讶地发现世界上的狗越来越少了。其实不是狗少了，是像它一样嘴里永远叼根骨头的狗少了。普遍的狗们终于明白，不必嘴里叼着根骨头也还是狗，而且腾出嘴来更便于找肉吃。于是它也舍弃了嘴里那根骨头。只不过起初内心里产生一缕悲哀——这世界上从此再也没有我这样的狗了。可是它在和别的狗们争夺肉的时候，半点儿也不比别的狗仁义。
北京人的头脑“转型”，说明我们国家“转型”的迅速化。当政治更是政治家们之间的事，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则有望了。
在飘扬在北京上空的一切中国人企盼奥运的标语口号中，最引起我逆反心理的是“给中国一次机会”一条。当它不是和别的口号组合在一起，而是自成一句的时候，前边还多一个“请”字，后边还多一个“吧”字。
“请给中国一次机会吧！”——我相信每一个中国人，眼望着这么一条标语口号，内心里肯定都会产生一种不同程度的近乎羞耻的感觉。
它分明意味着十几亿中国人都在弯着腰伸出双手向奥林匹克运动会申办委员会乞求着恩赐。
我们不欠他们什么，干吗非要这样呢？
实际上只不过是一次国际性的招标。设标的是国际奥申委，我们的参与的只是一次投标竞争。以投标者的竞争姿态参与，是我们拥有的权利。我们实行我们的权利的时候，没有任何必要以我们丝毫的尊严作代价。我们已表达了我们的愿望——相信我们的国力和能力，认为我们最有资格承办，就投我们的票；认为我们还不行，则绝不乞求。
到了后来，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简直觉得我们是在向奥申委“表忠心”了！
如果说我们的有些过分的热衷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对我们竞争有利的作用，很可能也同时起到了对我们不利的负作用。
当愿望异乎寻常地强烈之时，它往往会受到轻蔑。这符合魔鬼定律。
好比一个人到你家里来，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强烈愿望要为你装修房间——那么你因此而信赖他的可能性大概是和因此而拒绝他的可能性成正比的。
我们在该表现得矜持一点儿的时候没有表现得矜持一点儿，倒是当我们的愿望落空的时候，我们的矜持似乎表现得难能可贵。
“请给中国一次机会吧！”——我们的愿望已经表达到这种地步了，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怎能不虔诚地祈祷中国的愿望实现？
我们正在招待所里各自投入地分析有利于中国或不利于中国的因素，一位西安朋友进入房间，打断我们之后神情沮丧地说：“都别自作多情了，中国没戏了！”
大家怔愣片刻，面面相觑。
我问：“你怎么敢断定？”
他说：“我刚才打电话问了一位搞‘易学’的大师，他说中国代表团将高兴而去，扫兴而归。”
于是大家都七言八语地嘲讽他，都说让他的“大师”哪儿凉快哪儿歇着去。这儿没有“易学”弟子，也没人信“易学”大师神神道道的那一套。他自讨了一场没趣儿，坐不一会儿，怏怏地离去了。
他离去之前跟我打赌，如果中国申办成功了，他请我们到西安最好的饭店去撮一顿；如果中国的愿望落空了，我得将我新出的四本书各送他三十本，还要签上名。大家怂恿我答应，我答应了。他走后，大家就谈论了一阵应该让他请我们上哪儿去撮一顿，以及该点些什么上档次的菜，有人还格外认真地找张纸记下来。
中国乃是一个十几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它的老百姓早已习惯了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比如抗日战争，很具体。中国老百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八年就取得了胜利。比如解放战争，也很具体，只不过用了三年，也以摧枯拉朽之势取得了胜利。新中国成立之后，“大跃进”、“人民公社”，也都是目标，尽管荒唐，但老百姓照样砸了锅投进高炉里去，领着孩子老婆到公共食堂去喝野菜粥。从前也可以说，毛泽东本人的头脑就是一切目标的“存盘”。他大手一挥，指出一个遥远的目标——共产主义！老百姓全信。他又大笔一落，提出了一项项近的目标，老百姓便老人家怎么说怎么干，图的是当一个中国老百姓的省劲儿。虽然只不过是头脑省劲儿。现在则很不同了，毛主席不在了，老百姓的思维开始启动了。他们不再相信远的目标了。有一句据说是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话，在老百姓间广为传播——“我老啰。操不了那么多心啰。有些事只好留给下一代人去做啰！”。我个人认为这显然是编造的，却没有太多的根据能向别人证明是编造的，而且也认为自己非要承担起解释的义务是可笑的。正如当年民间流传着好多编造的“最高指示”，今天民间也照样流传着好多分明是编造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相互之间的谈话。仅这一点就很可怀疑——党和国家领导人相互之间的谈话，又怎么会流传到民间的？然而由于真的被证实是真的，对假的，老百姓也宁可先信以为真了。信了的老百姓但作如是想——将来的中国留给将来的中国人去应付吧，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还是顾眼前吧！
而问题在于，除了百分之一都不到的先富起来了的中国人在眼前的日子里如鱼得水，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在眼前的日子里活得很困惑，很迷惘。他们的确需要一个近的目标，需要一个紧跑几步伸长了胳膊也许就能一把够得着的近的目标，需要有一个足以信赖之人很负责任地告诉他们明年会怎么样，后年会怎么样，三五年内会怎么样。比如令他们已是在忍耐地承受着的有些品类贵得荒唐的物价，明年后年是继续上涨还是保持在如今的指数？倘物价继续上涨，工资会增加吗？会有工厂继续倒闭吗？等待着他们的命运是开百分之七十、六十、五十的工资还是干脆失业？失业者肯定会领取到社会保障金和医疗费吗？那会是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