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的生活，如果在稳步地——哪怕是小幅度——但同时又必然是分批地提升着的时候，社会的中产阶层才能开始成长，这是正常的发育。而我们的平民们的经济基础却是越来越脆弱。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有的工人的退休金还只有五六百元、六七百元。所以你不应该急于谈如何壮大中产阶层，你首先要把城市平民这个阶层的状态分析清楚，他们在享受改革开放成果方面，几乎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他们的退休金普遍很低，和物价的上涨不成正比。他们有一点存款，但用那点存款给儿女买房子的话，交首付都不够。即使交了首付，也没有可持续还贷的能力。何况他们的医疗保障都非常有限，家庭中如果有人罹患重大疾病，一次抢救就要花很多钱，于是倾家荡产。一旦有这样一个病人，原来是城市平民的这些家庭可能就会迅速滑入城市贫民阶层。社会保障没有做好，平民阶层中每一个人都有下滑的危机感，即使幸运地上升为中产阶级的少数人，也根本无法拥有中产阶级本应有的稳定心态。
再譬如说，出身平民的高校大学生，毕业后能找到律师、医生这样的体面工作，在大城市工作上三五年，就仿佛可能纷纷加入中产阶层了。而实际上，普遍地，大学毕业生起薪工资、消费能力较十几年前比不是上升，而是降低了。一般的工作，月工资收入2500元，要是租房子，单位给你补贴吗？没有，租房在北京最便宜也要拿出1000元吧？要吃饭怎么也要花七八百元吧，再加上零花，那就所剩无几了。如果这时你想反哺于父母的话，会很难。在这个状态下，你变成中产阶层的可能性非常微小，而且社会也没有给你提供一种感觉到上升的希望，你这一生的状态就不可能是中产阶级的状态，活得很累、很焦虑。真实的中产阶级在哪儿呢？
中国最初的资产阶级是20世纪80年代那些骑着摩托背着秤的冒险者、创业者，后来是有学历的人，再后来是一些从做买办开始，替外国人、投资方盖房子，做生意的人，他们说起话来非常奇怪。一个中国人，当他加入外国国籍回国来替外国人挣钱以后，他会说“你们中国”。而中国的中产阶层，主要是从城市平民中产生的。比如成了律师、医生，在政府机关工作，当个处长就是中产阶级了，权力本身带给他一系列福利，这跟西方是不一样的。因此，当你说中国中产阶层的时候，不管它多或者少，不管它是枣核型还是葫芦型，作为一个阶层，它存在着。当你来分析这个阶层的成分的时候，你会看到演艺界有相当一批人属于中产阶级，甚至接近于资产阶层，政府官员会有一大批属于中产阶级，包括前辈官员的儿女们，哪怕他们的父母不是很大的官。还有些平民子弟，名牌大学毕业，通过个人奋斗，衣衫褴褛地闯了出来，但还没闯进资产者的群体。以上，全加在一起，我认为不足百分之几。
普适的中产阶级价值观，我们没有
仅有的这些所谓中产阶级，他们之间的价值观念也很不同，这和西方中产阶级同质化的价值观相比不能同日而语。同样是中产阶级，一个是从平民家庭里通过刻苦读书成为优秀分子的人，一个是官员子弟，通过不合理的制度及种种优势过上中产阶级生活的人，价值观能一样么？以一个平民子弟的眼光来看，他认为要反腐败，打破特权，加强底层的福利；可是，另一方可能对他的观点非常不屑。同属一个阶层，但共识的稳定价值观并不存在。
我们的大学生群体应该是未来最有可能产生中产阶级的群体吧？但目前，这些准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如何？恐怕，可能很不像中产阶级价值观，而更像资产阶级价值观。他们和人文的关系并不紧密，身上沾染了一种特别的亲和——与资本的亲和。最优秀的平民阶层里产生出来的大学生，当他感到要成为中产阶级非常困难的时候，他可能希望尽快地成为资产阶级。司汤达的《红与黑》里的于连情结，可能在当下的青年身上会体现得多一些，绝对不能据此就责备我们的青年。大学生是最容易培养成中产阶层的未来人，可大学教育却早就变了味。当我们考虑未来几十年中国的问题的时候，政治家头脑中考虑的是政治上会不会出问题，政府部门考虑的是经济上会不会出问题。我个人觉得，更应该考虑文化价值观会不会出问题。最近的国学热、孔子学院热，这些都不能解决以上问题，这只是对普通老百姓的要求，希望老百姓多知道一点，应该和怎样做好的老百姓，并以怎么样安贫乐道的说教来哄劝底层。
关怀、同情、平等、敬畏，这些普适的中产阶级价值观在哪里？我们没有。我们有主旋律文化，是红色革命题材，背后是政府的强力支持。我们有商业文化，由强势资本的运行规律在发挥作用。但是社会的人文力量在哪里？我们看不到。
中产阶级概念是从西方引进的。在西方，资产阶级先于中产阶级产生。资产阶级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是一些能人，是一些敢于冒经济风险的人，是一些对商机有敏锐反应的人，甚至还可能是一些唯利是图的人，只认金钱原则，不认其他原则的一些人。资产阶级产生之后，客观上带动了经济发展，从而使城市平民相对受惠。哪怕城市平民觉得受了剥削，但是比之于从前，实际生活水平还是渐渐提高了。然后，从这些受资产阶级之惠的城市平民里，才逐渐派生出中产阶级。
资产阶级靠经济冒险的方式完成了阶层雏形，而中产阶级是靠文化知识的提升。最初，中产阶级的成分是城市平民中的卓越分子和优秀子弟，这些人有着不同于平民阶层和资产阶级的思想。他们对民主非常在意。由于在意民主，就在意社会公正，主要是分配的公正。刚开始，中产阶级可能还是只为本阶层着想，但若当他们更深远地思考后，他们的思想就会兼顾到底层。西方的民主成熟历程不是由资产阶级来推动的，民主意识很强的中产阶级才是主力军。资产阶级要保持稳定的是有利于他们的社会框架。平民除了暴力，没有任何可能性去推动变革。只有平民中派生出来的优秀知识层——中产阶级，才有这个能力理性地通过思想表达民主、公正、自由的要求，表达普适的同情心、责任感。社会进步了，中产阶级的价值才会实现。社会进步已经不能依赖资产阶级了，资产阶级考虑的利益只是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不管社会是否进步，他们只管自己拥有资产的量化问题。中产阶级主张体恤下层，除了以身作则，还要求政府、国家和资产阶级同时体恤下层，他们对于人性道德的主张是比较由衷的。因此，整个西方社会的进步，实际上由两种力量推动，一种是资本运行本身的力量，一种就是人文的力量。
人文的力量，它不可能来自草根阶层，草根阶层无法凝聚成一种思想力量。思考、读书，这更符合中产阶级的状态，资产阶级早期的时候是不太读书的，因此在西方的文学作品里面，常常有那种老贵族会对一个爆发起来的资产阶级说，“瞧这个指甲黑糊糊的家伙”。没错，就是他，曾经指甲黑糊糊的家伙，现在变成了腰缠万贯者。创业的这一代资本家，何尝有精力、有心思、有情绪去读书，去关注历史，去思考呢？而这些却是中产阶级最接近的。中产阶级的优秀子弟，他的前人没有给他留下过多的资产，他们不可能像资产阶级那样去轻易冒险，进入大学后，他们乐于接受人文价值的洗礼，喜欢沉浸在公正平等的理想中。
中国的中产阶级能否为底层代言？
中国目前的现实问题是，底层面对严重的贫富差距产生了强烈的愤懑，很容易把情绪发泄向中产阶级。底层和资产者阶层的距离太远，他们想象不到富人的生活，对于他们来说，那是另一个国度里的事情，他们只能从网上偶尔知晓他们结婚花费了多少多少，股票又怎么怎么了。他们与新兴的中产阶级距离更近，对中产阶级的言行更为敏感，比如收一个红包，可能几千元，他们一下子就能看到。正如哲学家所说，使人郁闷、恼火和不高兴的事情往往是我们的左邻右舍。
中产阶级尽管离底层最近，但是已经不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了，顶多是底层的代言人，但时常也做不到，这是一种夹缝中的状态。中国的中产阶级将通过什么来证明自己的价值秉持呢？西方的中产阶级是通过做了什么，真的担当了什么，有所牺牲，最后还要有所成果。当这个成果真的被底层分享到了，底层才会认可他们。这是一个很沉重的悲剧过程。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以及对于社会进步的责任感，中产阶级要学会担当的太多了，这也是我们社会最应该首先去考虑的。我从不指望中国今天的中产阶级能像西方当年的中产阶级那样作为，在中国，悲观地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然而我深信，几十年后，中国之中产阶级会渐渐醒悟——对底层的同情与代言，乃是本阶层最光荣也最值得欣慰的阶层本色。而底层也终将相信，除了中产阶级，他们没有更值得信赖的阶层良友。底层和中产阶级，实在是唇亡齿寒的关系。这一点对于双方，都是一个社会真相。而即使社会真相，有时也需要几十年来证明之。
第二章 非正常关系
在普遍之中国人还不能真正过上小康生活的情况下，中国的当代文化未免过分“热忱”地兜售所谓“不平凡”的人生的招贴画了，这种宣扬几乎随处可见。而最终，所谓不平凡的人的人生质量差不多又总是被归结到如下几点——住着什么样的房子，开着什么样的车子，有着多少资产，于是社会给以怎样的敬意和地位。
1.“和谐”失败了吗？
社会和谐或不和谐，因素很多。主要的现象在民间，主要的前提却不在民间。
百姓其实都是巴望和谐的。
因为一切导致社会不和谐状态，首先必使人民的生活乃至生存丧失保障。比如战争，比如动乱，比如枉法，比如苛政，比如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压迫与剥削……
“血流漂杵，人死如林”；“持金易粟，粟贵于金”；“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边城多健（青壮年）少，内舍多寡妇”；“梦中依稀慈母泪，城头变换大王旗”——这样的社会，是断没法和谐的。
片言折狱，严刑诬服，荣势破理，屈诛无辜；万全之利，权者以小不便而废；百世之患，贵者图小利而不顾——这样的社会，也是断没法和谐的。
苛政猛于虎，百姓如刍狗；朱门酒肉臭，路有暴尸殍——在如此这般的社会状况下，“孔子”们那些教化庶民的话，不管多么中听，根本就是废话。倘什么人还喋喋不休地向民间念教化经，那确乎可恶了。
“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成主流的社会风潮，运动者们固然有偏激之处，孔老夫子委实也有点儿冤枉，但平心静气地想一想，却并不能说这是文化人士根本不负责任的胡闹。
不久前与几位同龄辈闲聊，有人言：“除了‘文革’十年，建国凡五十余载，竟无内战，无论如何，该说是中国人的福。”皆肃然，遂纷纷点头。想想半个多世纪前的中国，可能比今天的伊拉克还要悲惨。凡中国人，不可能不由而庆幸。
窃以为，今日之中国，民间也来总结和谐的经验，吸取不和谐的教训，还是有了不少可行性的前提的。虽然发生在我们百姓日常生活中的不和谐，对于社会只不过是细节，且与什么大前提无关。但有时却会令当事人目瞪欲裂，血脉贲张，甚而真的向社会溅出血去，更甚而闹出人命来……
有次我在某市碰到这样一件事——上午我散步时，见一环卫工正在清理垃圾桶，旁边一女子在遛狗。那狗突然拉了屎，女子倒也自觉，而且分明有所准备，从兜里掏出卫生纸，包起狗屎打算扔进垃圾桶里。而那环卫工不知为什么不高兴了，将垃圾桶的盖子一盖，不许女子将狗屎扔进去。那女子手捏着一纸包狗屎，也不高兴了。
她质问：“为什么不许我扔进去？”
环卫工理直气壮：“这是垃圾桶，不是扔狗屎的地方。”
我想，那环卫工之所以不高兴，恐怕是觉得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在我们的社会中，不尊重环卫工人的人格和他们的劳动，甚而蓄意伤害他们自尊心的事也确实屡屡发生）——我干这么脏的活儿，我每月那么少的工资，我整天默默地为你们城里人服务，你们城里人何时正眼瞅过我们一次？我这儿正在扎塑料袋口呢，你偏赶这会儿当我面儿往袋里扔狗屎……这么一想，自然就有点儿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都讲要换位思考，我想，如果那女子当时能换位思考一下的话，只消一句自嘲言语，环卫工心里的气肯定顷刻全无。
但那女子却手捏着一纸包狗屎认真起来。
“难道狗屎不是垃圾！”
“垃圾是垃圾，狗屎是狗屎！难道我是专门清理狗屎的人？！”
“狗屎也是垃圾！”
“狗屎不是垃圾！垃圾是生活废弃物！”
“狗屎就是废弃物！”
“这叫垃圾桶，不叫狗屎桶！”
“你胡搅蛮缠！”
“你才胡搅蛮缠！”
这时，对于那女子，怎么样才能扔掉狗屎似乎已不重要了，似乎理论明白狗屎究竟属不属于垃圾更为重要了。她的思维逻辑显然是这样的——只有通过理直气壮的辩论，迫使环卫工承认狗屎也是垃圾，手中的狗屎才会顺利扔掉。她肯定还觉得很委屈——自己的狗在道上拉了屎，自己并没牵着狗一走了之，而是掏出纸包拾了起来，却偏偏遇到一名犯浑的环卫工不许自己往垃圾桶里扔！她也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那小狗蹲于地，看着一男一女两个人恶色相向，不明所以，一脸困惑。
我见他们越吵越凶，趋前劝之。我是有立场倾向的——暂且不论狗屎是否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垃圾，看一个女人一直拿在手里总不是回事儿，所以侧重于劝那环卫工退让一步……
环卫工则指着那女人说：“你看她那凶样子！反倒来劝我？今天我偏陪她较这个真，你别管闲事！”
斯时那女人的样子确实已快失控——换位替她想想，手里一直捏着一纸包狗屎呢，样子能和谐得了吗？
劝解无效，我只得去散我的步。
半小时后再经过原地，环卫工不见了，被警车拉走了；女子也不见了，被救护车拉走了。满地血点子，一名警察在向些个人了解流血事件的过程。而我听到的情况是这样——后来那女子将狗屎摔到了环卫工的脸上，后者用垃圾桶的盖子狠狠拍了她……才半个小时，倒也算是速战速决。
我还听到有人评论道：“唉，这个女子也是死心眼儿，不许往垃圾桶里扔，走几步扔那片草坪上得了嘛，正好做肥料。”
闲人们皆道：“是啊，是啊。”
我心里边就有点儿自责，怪自己半小时前没想到，所以劝得也不得法。若那么劝了，一场街头流血事件不就避免了吗？
紧接着又有人说：“没见草坪那儿正有人推着剪草机剪草吗？我要是那人，往草坪扔狗屎，我还不许呢！”
想想，这话也是有预见性的。
那，狗屎除了往人脸上摔，还能怎么个“处理”法呢？
我困惑。
几天前的一个早晨，我在家附近的元大都遗址公园散步，见一高个子和一中等个子的公园保安正与一对中年夫妇理论。公园管理处有一条新规定——不得在公园内进行“大规模”摄影。这无疑是一条好规定。若此公园成了随便拍广告、影视外景的地方，显然会影响人们晨练、健身，也必增加管理难度。那对中年夫妇是推辆幼儿车到公园里来的，车里的孩子看上去还不满周岁，中年得子，多高兴的事儿，丈夫想多拍几张照片，散步的人们于是都绕开走，他们很能理解那一对夫妇的愉快心情。但是两名保安不知为什么对此事认真起来，上前阻止他们拍照。他们自然要问：“为什么？”
答曰：“有规定，禁止‘大规模’摄影。”
那丈夫诧异了：“我们这是‘大规模’摄影？”
高个子保安肯定地说：“对。因为你架三角架了，架三角架就算‘大规模’摄影。”
“可我这三角架这么小，只不过是为了相机稳定和能够自拍。”
“别跟我们说这么多，我们在执行规定。”
“哪儿规定的？”
“上级。”
“你们的上级是哪儿？”
“这你就无权过问了。”
“我要找你们上级提出抗议。”
“我们又没侵犯你的人权，只不过是在执行规定，所以有理由不告诉你。”
“你们侵犯了我的人权！”
“我们怎么侵犯你的人权了？”
“你们凭什么不许我们拍照？！”
“凭规定。”
“你看那儿，那儿，他们都在照！”
“他们没支三角架。”
“支这么个小三角架就算‘大规模’摄影了？！”那丈夫吼起来了。
“对，我们这么认为。”高个子保安的口吻听来一点儿商量都没有。
于是引起围观。
几位息事宁人的老者对两名保安说：“别这么较真嘛，什么都不影响，一会儿就照完了呀！”
我也附和着那么说。
高个子保安却坚定地摇头：“不许。”
看得出他当保安有些年头了，还看得出那中等个子的保安是新人，一直沉默不语，仅仅以不反对高个子保安的态度表现他的支持。在我们的生活中，这类以不反对的态度表现的支持，我们已司空见惯。而那高个子的保安，似乎要为中等个子的保安做铁面无私之榜样。
那女人妥协了，她说：“那就别用三角架了，合影时请别人给照一张算了。”
而那丈夫势不两立起来了，掏出手机大声嚷嚷：“我还偏不信这个邪！我通知电视台！”
接着一通拨手机。
高个子保安冷冷一笑：“我奉陪。”
两保安一动不动站在原地，监视着那一对夫妇。
婴儿车里的婴儿却始终甜甜地睡着，对于大人们的冲突浑然不觉。
我不愿劝人不成，自取其辱，便转身走开了，但也不想回家。我打定主意，要看这一件事究竟怎么个了结。
当我绕了一圈又经过那儿时，那丈夫不给电视台打电话了，开始给派出所打电话……
我又绕了一圈，派出所来了两名年轻的民警，在听双方各执一词……
我绕了第三圈回来，两名年轻的民警同志还在那儿调解。看得出，就这么一件小事，还真使他们感到为难。
一方据理力争的是正当的公民权，抗议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一方寸步不让的是执法权威，坚持有章必行。
至于那规定本身，不用说初衷肯定是好的，是为了维护大多数公民的利益。
但事情怎么就闹成这样了呢？
我那时又忘了友人们经常对我进行的闲事莫管的教导，指着那高个子保安厉喝：“住口吧你！就为不许人家照几张相，你们两名保安站在这儿都四十几分钟了，成心犯浑啊！”
这时保安队长闻讯赶来了，也冲我嚷嚷：“这儿正调解呢，你多的什么嘴？”
我大声说：“看不过眼去的事，每个公民都有说话的权利！”
于是围观者七言八语，都说事情根本不值得那么较真儿。
而两名派出所的同志趁机将保安们推走了。
那一对夫妇终于可以照相了，但他们并没开始照——脸上的表情那么不悦，照出来的效果会好吗？
回到家里的我，却吃不下早点了，为自己所见的事生气，却又不知究竟该生哪一方的气。虽然我当时认为保安们不对，但冷静一想，他们都那么年轻，而且是外地人，能在北京当上保安那也不容易，如果上司确曾对他们说过“支起三角架即算‘大规模’摄影”——这是很有可能的。那么他们明明看见了有人在支起三角架摄影，不禁止行吗？万一管他们的人看到了，斥责他们失职，兴许还会开了他们，那他们又怎么担当得起呢？因为小小的过失开一两名保安，还不是家常便饭吗？这么一想，我不免又理解起两名保安小伙子了，并因为我对他们的态度感到深深的内疚和羞惭。
那么说来说去，是那一对中年夫妇有什么不对喽？可他们究竟又有什么不对呢？我看得出来他们并不住在附近。想想吧，在星期日的上午，一家人高高兴兴地前来公园，本打算为孩子拍几张纪念照，只因为架起了不足一米高的三角架却被视为进行“大规模”摄影，再三辩说也不许照，那么多人帮之说情也无济于事——换了谁，都不会乖乖地服从。
但如果哪一方都无错可责，又怎么会在一个明媚的上午，在一处美丽而又人气和谐的公园里，双方大煞风景地僵持四十几分钟，以至于不得不呼来派出所的民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