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我真的已不记得他究竟表演了些什么。
“二人转”变成了当下这样，是我不身临其境怎么也想不到的。
但是台上那位说的几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说：“我才不像刚才那位跪着要掌声！干吗那么下贱？爷始终站着也要让你们鼓掌！”
果然起了掌声。
他傲然地又说：“听，要到了吧？”
那是小丑扮相的一个人的傲然，一位敬业的低俗“节目”表演者的傲然。正因为是那样，他的话让我挺震撼。
“你们花钱不就是来寻开心的吗？平均下来一张票才二三十元，看高雅的能这个价吗？我在台上逗呗，疯呗，胡闹呗，哄你们开心不就对得起你们那二三十元了嘛！我们是什么人？演员？甭抬举我们了！我们都是在台上耍狗蹦子呢！但看我们耍狗蹦子那也不能白看呀！谁都得挣钱过生活是不是？就算助人为乐你们也得给点儿掌声吧……”
于是掌声又起。
在掌声中，我的心疼。
他居然把话说得那么实在。仅仅那么几句实在话，居然还获得了掌声，更是出我预料。
难道对于看客们，几句实在话是具有艺术欣赏性的吗？
我迷惘了，就像第一个登台表演的小伙子遭遇冷场时也迷惘了。
他醉意醺醺地学“小沈阳”出场时的步态，走一步说一句：“10万、20万、30万……大家好，哼嗯……讨厌……”
学得惟妙惟肖，神形兼备。
于是引发了笑声。
他重走一遍，边说：“我们这样的呢，10元、20元、30元……60元！没往死了挣你们的呀！”
便又引发了笑声。
我想那时，可能不少人心上都疼了一下。也许，只生出快意，并不疼的。
我问朋友：他们每场只挣60元吗？
朋友说：那肯定不止。看起来他出道时间不短了，每场怎么也挣二三百块吧……
我替他感到了大的慰藉，心情却还是没法不忧郁。
文艺在这个空间里变质了，表演在这个空间里意味着下流。然而，同时却也体现着敬业精神。而此点，正是使人连厌恶都于心不忍的一点。人头脑中的理性在这种地方发生扭曲了，如同巧克力、糖浆和臭酱搅在一起了。
我不记得他是怎样离开舞台的了，似乎是被他的一位女搭档拖下台去的。也似乎，他真的有几分醉了。
真的吗？
我不能肯定。
或许，那醉态只不过是表演。
他的女搭档，却堪称一位美丽的女郎。高挑的个子，亭亭玉立，穿得相当暴露，灯光之下皮肤白皙得发亮。东北三省，即使在农村，也往往会生出那类美人。正如时下人们惯说的，“一不小心”，不知哪家就出现了一个。她们的美丽，一点儿也不逊于某些女明星或名模。然而，她们的命运，则往往另当别论了。
朋友认为他和她是夫妻。
这使我又不由得替他感到幸运、幸福……
现在，他显出了他性情的本真——一个天生喜欢安静的、内向的、沉默寡言的男人。甚至，竟还是一个彬彬有礼的人。
我以小说家观察人的经验看出了这一点。
我想，如果我们在社交场合面对他那样一个人，他会给我们以极绅士的印象。如果我们给他名片，他会是那种用双手来接的男人。如果不主动给，他会是那种绝不至于主动开口要的男人，不管我们是谁。
他的舞台经历，似乎已使他将人世及人性的真相参透。即使不是完全参透了，肯定也参得半透了。
他安安静静，稳稳重重地坐在那儿，漠然地望着台下的看客。漠然而却又具有研究的意味，似乎在望着低于人的一群动物。
是的，确实那样——我觉得他望着台下包括我在内的些个看客，真的像是在望着二百几十只疑似人的猴子。如许多疑是人的猴子精神饥渴地希望台上的表演者喂给东西。笑声也罢，掌声也罢，都体现着精神之口一口接住囫囵吞下的快感。他刚才是“喂”过我们了，他的任务已完成了，可以坐于一侧歇会儿，看别人接着怎么“喂”我们，以及我们接着呈现的种种“吃”相了。
刚才是别人花了钱在看他。
现在是他不花钱在看别人。看得饶有兴趣似的，漠然且有耐性。
他发现了我在观察他，微微眯了一下眼睛，也定定地看了我几秒钟。之后，目光滑转，望向别人了。那时他仿佛是一只猫，显示出猫的宠辱不惊淡定自若。
那会儿在台上表演着的是一个瘦高青年。也照例唱了几句歌，飚出几声高音，之后便说出“段子”来。他的“绝活儿”是坐于地，将双腿扳起，置于肩上，像只大蛙般地在台上蹦了一圈儿……
又上台的也是个瘦高青年，其“绝活儿”难得一见——他掏出一只橡胶手套，使劲撑开后套在头上。手套五指竖立着了，像白色的冠。却没将嘴也套入进去，嘴在外边，大口吸气，鼻孔出气。一吸一出，手套渐渐被气充大，胀薄。大如轮时，薄至透明，可见其内面目。表演者似乎已气力不济，仰倒台上，磨转翻滚，似受苦刑，状态可怜。有几秒钟，竟一动不动。
坐在舞台右侧那个人站了起来，面有不安，欲上前去。
鸦雀无声的看客间一阵骚动，我的左右也有人站了起来，踮足引颈向台上呆望。
猝然一声爆响，碎片四飞，有一片落于台下，表演者同时一跃而起。
“好！”
一声喝彩，喊出特江湖的意味，听来很古代。
于是一阵“义手”拍出掌声。
掌声中，我的观察对象退回原处，重新坐下。那时我见他微微摇一下头，面呈一丝苦笑。
他的举动，增加了我对他的好感。他的苦笑，在我看来挺沧桑。
依次上台的是一对搭档。女子矮胖，扎羊角冲天辫儿，穿花衣裤，擦红了脸蛋，一副阿福的模样。而男青年则穿唐装，戴瓜皮帽，分明亦属不伦不类，使人顿生“秦时明月汉时关”的时光倒错之感。
那会儿我在想着一些事了，没注意他俩在表演什么。我首先想到，看来自己打算创作的电视剧，是没必要动笔了。因为诚如朋友所言，那种边转边唱边舞彩帕的传统“二人转”，现今的人们有几个还喜欢看呢？并且也必然塑造不出女主人公表演时那种大俗成绝的泼辣劲儿了呀！我笔下再自由，也总不能将“黄”的“荤”的一股脑儿往剧本里塞呀！与台上那些表演相比，传统“二人转”的“俗”岂不是简直太“文”了吗？便一时郁闷了。
又联想到了《巴黎圣母院》——舞台上的表演，也许与雨果笔下巴黎愚人节草根社区的狂欢胡闹差不多吧？在雨果笔下，美丽的风情万种的艾丝美塔拉的舞蹈，以及伴她左右的那只具有灵性的白色小山羊，毕竟还是放浪形骸的胡闹氛围中的美艺奉献。尽管充满诱惑，却连那诱惑也是美的。可在这儿，舞台上表演的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内容呢？连点儿诱惑之美也没有呀！
还联想到了莫扎特。在他成为宫廷乐师后，每乔装了溜到草根社区去，混迹于下等酒吧，与民间艺人和妓女们纵情声色。但即使在那种地方，也还是能听到美的歌，赏到美的舞，看到不失水准的魔术和杂耍。往往，还有民间诗人激情澎湃或一吟三叹地朗读他们的诗——起码，我所读过的一些书籍是那么告诉我的。
可这个舞台上，却只有恶搞和胡闹而已。
然而，每一位表演者都是在多么敬业地恶搞，多么敬业地胡闹啊！仅有少数内容，还勉强算得上是节目。偏偏又是那勉强算得上是节目的表演，却又难以获得掌声与喝彩。
在这个空间，所谓“文艺”，有着另外的标准。一种越庸俗堕落越厚颜无耻越好似的标准。
这儿的舞台，更像是生存场。
每一位表演者，或许都有类似祥子和小福子的命境以及梦想。他们的人生况味，非是台下的看客们所知晓的。他们的苦辣酸甜，肯定最不愿道予看客们听的。他们需要看客，然而依我想来，未必就不鄙视和嫌恶着看客。如果他们的入行、出道只不过是权衡下的沦落，那么几乎可以说是形形色色的看客迫使他们堕落的——我猜，他们下台之后，也许都会这么想。
这里的舞台如《生死场》。
不知怎么一来，台上的“阿福”，在用鞋底儿一记接一记扇着“来喜”的耳光了，边扇边呵斥：“会不会说话啊？！”
“来喜”诺诺连声，解释了一句什么，结果又是“阿福”不爱听的话，颊就又挨了一鞋底儿。
“好！”
有人大喝其彩。
一阵疑似的“掌”声。
喝彩之声和掌声，如针扎我心。
朋友小声说：“我数着呢，都十六下了！那女的是不是来真的了呀？”
啪！——第十七记扇在“来喜”颊上。
“好！”——几条嗓子同时喊的。
更长的一阵“掌”声。
坐在台右侧那个人走到了一对搭档之间，他劝“阿福”。然而“阿福”却不依不饶，越发泼悍，“来喜”惧怕得绕着台躲。
连第一个小伙子也上台相劝了。他脸不红了，酒劲儿过去了。并且，也换了身合体的衣服。那时的小伙子，委实有股子帅劲儿。
“不羡神仙羡少年”——我头脑中闪过了一句古诗。
那会儿的台上，如同街头闹剧。我的目光，一会儿望向那三十二三岁的男子，一会儿望向小伙子。而他俩，一位像是大学里的青年教师在劝架，特知识分子劲儿地劝着，却总劝一句话：“别这样，别这样。”像不会劝，不得不劝。小伙子则像是他的学生，与老师同行至街口，遇到特殊情况了，老师已在示范着相劝，自己又怎能不实习着劝呢？也总劝一句：“得啦，得啦……”
我诧异——因为那会儿，我从小伙子脸上看出了腼腆！
那个敬业地结束了表演的小伙子，他又出现在台上时，将他的真性情也带在脸上了。正如那个三十二三岁的，这会儿像是大学历史系或哲学系教授的男子，将他刚才表演时必戴不可的丑俗假面留弃在后台了。
我忘了他们都是怎样下台去的。
我也不记得整场节目是怎么结束的。
我只注意观察那些与“二人转”没什么关系却又不得不打着“二人转”招牌卖艺的人们的脸了。
当朋友跟我说话时，剧场里已只剩我俩还坐在座位上了。
朋友问：印象如何？
我说：一种忧伤。
朋友又问：忧伤？那，能接受吗？
我说：根本不能。
可，在东北三省，他们是一个不小的“族群”呢！据说，有两三千人。两三千个家庭，靠他们这么挣钱过生活，脱贫。除了这一行，没有另外一行，能使他们每月挣六七千、一万多。不过他们的收入极不稳定，一旦没人招聘，那就没有收入了。他们唯一擅长的，就是表演那些。他们最担心的，就是这样的表演场所被取缔了……
所以我忧伤。
如果你是文化官员，会严令取缔吗？
不。你呢？
也不。不忍。取缔了叫他们一时去干什么？目前工作这么难找，失业的人在增加……
祝他们目前的人生顺遂吧！
当某现象与某些人的生存之道连在了一起，如果那现象并不构成对社会和对别人的犯罪性危害，如果“某些人”是人数不少的人，则我就会对“生存”二字执敬畏的态度，将文人清高的一己之见收敛不宣了。
在此点上，我承认我是“分裂”的。
并且，不以为自己多么的随俗可耻。
当我和朋友走出剧场时，马路上已清静了。剧场门口，伫立着几个人。
朋友小声说：是他们。
我也看出来了。
我忽然很想吸支烟，却只带了烟，没带打火机。
我问他们：谁能借个火？
有人掏出了打火机，并且按着，一手拢着伸向我。我吸着烟后，看他一眼，见是那个曾在台上将橡胶手套往头上套的瘦高的小伙子。
我说：谢谢。
他说：不客气。
我问：几点了？——为的是能再端详他们一番。
一个姑娘打开手机看一眼说：差5分10点了。
台下的他们，真性情的他们，依我的眼看来，竟皆是平静之人、沉默寡言之人、内向之人、腼腆之人、彬彬有礼之人，甚至，斯文之人。
似乎也皆是，有道德感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我以小说家自认为敏锐的眼，望着那样的一张张年轻而心存隐忧的脸，想要对他们微笑一下，却面肌发僵，没笑成。
又来了几个骑摩托或自行车的人，也是他们一伙的。于是他们被摩托和自行车带走了。
有人临去还对我们说：再见……
我转身看那剧场的门面，又一次联想到了《生死场》。心情，便又被难以言说的忧郁所浸淫。
朋友说：他们是去公共浴池赶场了。那种地方晚上都成了价格便宜的旅店，这个时间，他们还能在那种地方继续表演……
我不知说什么好，只有缄默。
远处忽然传来了沉闷的雷声。霎时起一阵大风，要下雨了。
3.一位地税员的自白
在列车上，他与我对面铺。车开不久，我们聊了起来。
他是某省某地级市的一名地税征收员，50余岁了，戴眼镜，健谈。若他自己不说是地税征收员，我以为他是中学教师，且是教数学的。因他手拿纸笔，聊前在认真演算一本杂志上的数学题。
他说他从小学起数学就好，中学和高中一向是班里的数学尖子生，物理化学的成绩也不错，但语文成绩却挺差劲儿，最令他头疼的是作文。当年若不是语文分数拖了后腿，他说他肯定能考上名牌大学，而非是本省一所普通高校。那么，现在他就不至于还是一名老地税征收员了。
他说当年他们那座城市的人，根本不将税务征收员当成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看待。他说当年在他们那儿，市委和市政府紧挨着，各部、委、局、办，不是和市委在同一座楼里办公，就是和市政府在同一座楼里办公。国税、地税两个单位却另在别处，合用一座很旧的小楼。而前者们才受尊敬，往往被另眼相看。至于出入他们那座小楼的人，被叫做“挎包包收钱的”。有不少人甚至分不清公检法制服与税务员制服的区别。某时自己被误认为是公检法的人，心里那份儿感觉怪舒服的。
“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有一种社会现象的变化你也肯定没太注意。当年和小商小贩冲突的还不是城管人员，而是我们收税员。个体经营合法，我们南方的农民，忽啦一下就涌入了大小城市，卖各种各样的农副产品。中国农民太迫切地想要挣点儿现钱呀！当年每天能在城里挣十来元钱，那就足以令他们谢天谢地了。当年城里人也特欢迎他们，因为可以买到便宜的、新鲜的、以前买不到的东西了。当年我们南方农村并不多么普遍地使用化肥，因为当年农民负担重，觉得化肥贵，非万不得已，那是舍不得花钱买化肥的。所以当年农药对农产品的污染还不是个大问题。城里人买的，基本上也是农民们日常吃的，所以城里人买得放心，吃得放心。不像现在，农民们自己吃的是一小块地里长的，卖给城里人吃的是另一大块地里长的。当年城里下岗的、待业的，见农民到城里来摆摊都能挣到点儿钱，便也加入了小商小贩的大军。城里一些人，头脑自然比农民活络，有的一两年就成了万元户，骑着摩托背着秤了。当年一些中小城市的官们乐了，有更多的税可收了呀！至于弄脏了街道，那算什么呀，雇些人勤扫扫得了呗！官们不太在乎，市民们也不太计较。那时我们比现在忙！哪里有摆摊的，哪里有我们。自由市场上更是少不了我们的身影。带上发票一沓，四面八方收税。现在的城管是撵小商小贩们走，当年我们不撵他们，我们只伸手要钱。领导下达了指标，完不成任务还行？小商小贩们挣点儿钱不容易，觉得收多了他们当然不高兴。还没挣几元钱呢，你还伸手要钱，当然更不高兴。冲突常常就是这么发生的。但我们收税的很辛苦呀！我们那个区一级税务所，当年只有两辆公用自行车，归领导们骑。我们收税员，要么骑家里的自行车，要么靠两条腿匆匆忙忙地从这儿转移到那儿。当年我们收的是现钱，每人发一个双层书包，收到了钱就往书包里塞。一层装发票，一层装钱。回到所里，财会人员按你撕去了多少发票算你该收回多少钱。钱不够，那你得补上。你撕发票时不经意，多撕了一两张，那是你倒霉，要怨怨自己，也得补上。大家将书包里的钱往各自的桌面上一倒时，别人收的都挺多，唯独你自己收的少，证明工作能力不强啊，脸上不光彩呀！在这种压力的促使之下，你明天能不挣回点儿面子？这一挣面子，明天和小商小贩就可能发生冲突了。他恼火你不体恤他，你还恼火他不体恤你呢！结果呢，可能就都动了手了。甚至，还可能动了刀了。那时收税员不够用，各所都扩编。没有正式名额便招临时的，临时的经验不足，或素质差，经常就和小商小贩打起来了。一打起来，市民们向着的是他们。因为在市民眼里，他们明显的是弱者。何况，他们是就近满足市民日常生活需求的人……”
我问当年收现钱是否容易产生贪污行为。
他说也容易，也不容易。当年也仅是对小商小贩们收现钱，总不能指望他们主动把钱交到所里去吧？辛辛苦苦挣5元交1元，挣10元交3元，那得多高的觉悟啊！要求他们有那么高的觉悟不实际，也不应该呀！我们背着书包走到他们跟前去收，不是也体现着工作的主动性吗？说贪污不容易，是因为有发票联数限制着。说也容易，是因为即使规定了一处摊位只收2元，你可以说他卖的是鸡鸭鱼蛋肉，不同于卖蔬菜的，获利高，理应多收几元。如果对方是老实巴交的人，听你振振有词地一说，认了，多收那几元不就是你的了吗？但也有那较真的，打听清楚了收税一律按摊位面积算，于是揭发了你，你的贪污行为不就暴露了么？当年他那个所里，有一名同事就用以上方法，每天贪污十来元，积少成多，两年多里贪污了六七千元，结果东窗事发，不但被开除了公职，还被判了刑。
“当年我大学毕业后成了收税员，心里特郁闷，我们所长就经常从思想上帮助我。他曾经对我讲，当年，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在国外处处抠门得很，谁都不给住地服务员小费，光用英语多说谢谢。联合国大会还没结束，中国人的抠门已在住地服务员中出了名，哪儿像现在……”
我猜到了他心里怎么想的，明知故问：“哪儿又不像现在了呢？”
他盯着我看了几秒钟，狡黠地一笑：“你是北京人，你知道的比我多，别只我自己说起来没完！聊天嘛，你也说给我听听啊！”
我装糊涂，反问说什么呀。
他就又滔滔不绝地说起来：“现在咱们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中国人，出国前肯定不只往卡里打两万美元吧？他们买一个高级的包儿不是都几万美元吗？和刚改革开放那时候比，只比美元的话，不是可以说富可敌国了吗？那是人家自己的钱，爱在哪儿花在哪儿花，姑且不论。单说那些公款出国的，大小是个官儿，哪一拨儿不住最高级的地方？更有的，多宰人的外国饭店也非去吃一餐！多贵的外国酒也开几瓶！反正是公款，不享受白不享受。还都有说词——不享受丢祖国的脸！真他妈不是人话！不过那么造也造不了多少钱，是吧？最令干我们这一行的人心疼的是，搞一个什么伟大建筑，就非得请外国佬设计不可！人家有言在先，说那可贵呀！咱们那些出国招标的人却说，不谈钱的问题，钱根本就不是个问题！听听，是人话吗？那花的可都是我们辛辛苦苦收上来的人民的血汗钱！即使表面看问题，我们也收缴了一些大老板的税，可说到底，就血汗二字而言，税钱上沾的还是干活儿的同胞的血汗。老板们挣钱只费心机，不流血汗……”
我说标识性建筑请不请外国设计师往往也不是政府决定得了的。
他说总而言之，他觉得中国某类人一穷就酸，一富就奢侈。奢侈也是一种淫，淫金钱。某些官员热衷于搞政绩工程，动辄扬言，搞就搞全国最大的、世界一流的，全不顾许许多多百姓的生活水平还处在世界三流四流末流国家的水平，所以说是一富就奢，就淫……
“1986年，我们所长退休前出事了，被一家餐馆的老板举报有索贿行为。那家餐馆不算大，才二十几套餐桌。我们所长一向对他挺关照，他的税额是我们所长定的，定得偏低。这一点我们心中有数，但高低也就不过每月差个一两千元的事儿。我们所长暗中答应他，以后也不会提高他的税额。可那一年，上边下达的税额指标又增加了，全所完成指标太有压力了，所长就亲笔调高了他的纳税额。但事先没顾上和他打招呼，结果他翻脸了，揭发信写到了市纪委，说我们所长儿子结婚时，向他借过一万元钱，三年多了还没还，分明是企图赖着不还。幸亏有借据证明是借，法院没按索贿来判。否则，我们所长就惨了。但那也搞得我们所长名誉扫地，提前几个月就退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