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国有企业的老板这样说：“我为国家创造了巨额利润，我手里攥着几千万，说不是我的我有一定范围内的支配权，说是我的又不敢往自己兜里揣，有时真他妈委屈！所以，心血来潮，愿怎么花怎么花，想怎么花怎么花。我是堂堂法人代表，别人干涉不了！你不是大明星么？你眼里不是可能没我么？我花几百万请你做个广告，你还对我另眼相看不？明星从我手中接支票时，明星的表情使我心理好生满足！我的自我感觉使我心情愉快。反正又不是我私人的钱。公家的钱，不花白不花！”
难怪的，有些国有企业的老板非要某某男明星或女明星亲自到他的办公室去接取现款或支票，而且还要设宴招待。
后来，我和这家伙绝交了。
我没法儿不厌恶这位“老板”。他思想上有一个严重的误区——他的企业的利润，似乎完全是他自己创造的，似乎与众多工人的辛勤劳动无关。
这家伙使我联想到另一件事——在某次影视活动中，有一个不大不小的企业老板，在他的“公关部主任”的陪同之下，在我们下榻的宾馆的大堂坐了很久，只为请一位女影星赴宴。而斯时，她正在自己房间谈笑风生。别人告诉她有人在大堂坐等她，她说：“我知道是谁！让他多等会儿，讨厌劲儿的！”
我真替某些老板们感到害臊！感到跌份儿！感到可耻！感到恶心！
按说，中国的大多数企业都正在经济困境里挣扎。经济效益好了的，即使无力援助同行业，也总可以给同行业做出某些好的表率吧？但我们仅仅从广告意识和行为中，也眼睁睁地看到了令人深感忧患的不良倾向。赠别墅、送车、几百万一掷若轻的现象，真好像要掀起“比、学、赶、超”的“大跃进”！而我们稍作调查就清楚——在中国的合资企业，尤其是外国独资企业，是绝无此类行径的。合资企业若也请中国明星做广告，大抵也是被某些中国人的“策划”意图所左右了。就说那些经济效益好起来的企业，员工的平均收入也高不到哪儿去。好的效益也是用员工的血汗换来的。想想他们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辛苦，以及与他们的辛苦并不相称的工资，几百万一掷若轻，又于心何忍？
我曾与一位韩国老板就他所乘坐的专车进行过以下对话：
“您乘坐韩国轿车，而不乘坐更高级的外国轿车，是基于爱国主义么？”
“有点爱国主义的原因，但不完全是。我也愿意坐‘奔驰’、‘宝马’、‘劳斯莱斯’呀！但我的工人们会有意见的！”
“您是大老板，您坐高级轿车，是花自己的钱买，与工人们何干？您怎么反而在乎他们的意见呢？”
“话不能这么说。我买过一辆高级的外国车，没坐几天，玻璃被工人砸了。这件事对我教训很大，使我明白，我的钱，是我的工人们帮我挣的。不是我生下来以前，上帝就替我存在那儿的！”
“您的企业也请明星做广告么？”
“目前还没这打算，但我从不反对请明星做广告。明星只有知名度并不适于做广告，第一要看那明星是否受广大公众所喜爱。明星有知名度没什么了不起，明星受广大公众喜爱非常不容易，请这样的明星做广告才值得。否则，不是事与愿违么？”
当时听了他的话，我陷入久久的沉思。以后我扳着指头遍数中国的各类明星——除了马季先生我有把握认为肯定是受广大公众所喜爱的，其他一概皆没多大把握了。而且，以前曾一度受广大公众所喜爱的，不知为什么，目前声誉普遍下跌。这是我与各阶层人们不失时机地交谈中获得的“信息”。可能他们自己有很大的把握自信仍受着广大公众的喜爱，那我提供的“信息”当然就太煞风景了。倘遭他们憎恨，我也没什么可怨的了。
马季先生是一个特例，可惜他已经逝世了。我从是孩子时起就听他的相声。只要他的形象在电视里一出现，立刻使几代人回忆起他的笑声曾带给自己的愉快。在中国他有太深厚太深厚的人文背景垫着，绝非后来者们可相提并论的。他在广告中大声说：“东西南北中，好酒在张弓！”
我们心里笑他：“马大哥，言过其实了！”可一点儿也不反感。
别的明星们，不服你这么来一次试试！
中国有中国的国情。
明星们，既在中国，既还不够资格到外国的广告中去竞身价，那么，请考虑一下中国的国情，别把自己的身价标得太离谱了。
中国的国有企业的老板们，广告当然还是要做的。请明星们做广告本也无可厚非，但当他们或她们狮子般张大口时，请想明白了——一位韩国的私营老板都自言他的钱中有员工的血汗，你一掷若轻给出去的几百万中，也有你手下的员工们的血汗啊！值不值得？有没有更好的，也就是比请明星花钱少，而又对说明、介绍和宣传自己的产品效益更好的创意？如果有，你身为企业的法人，有什么权力用带有员工血汗的大笔的钱，去满足自己的某种心理快感？你不纯粹是以广大员工对你的信赖大充“快乐的傻帽”么？
最后，我想说，我一点儿也不寄希望于我这篇文字竟会影响明星们真的愿意考虑中国的实际国情，自甘将身价降下点儿来。已然被哄抬高了的身价，谁还甘愿再降下来呢？我也不怎么寄希望于某些患了“追星症”的老板们。因为他们的心理的形成，也有着相当复杂的政治的、经济的、体制的、个人素质的原因在起作用，非是我一篇文章影响得了的。
我仅将希望寄托于我们广大的、成熟了的消费公众。连我们的儿子女儿、孙儿孙女们都不像前几年那么头脑单纯地“追星”了，难道我们反而会听了明星们在电视广告中说几句不伦不类的顺口溜儿，就盲目地进行消费么？那我们还有何颜面教诲我们的儿子女儿、孙儿孙女们早日成熟起来？
猴子也罢，明星也罢，普通人也罢，电脑也罢——谁新颖，谁诚信，谁创意好，谁对产品的说明和介绍比较清楚明白，我们就信谁的。
否则，我倒宁愿受猴子做的广告的影响。
广大消费公众，你们呢？
3.商业的本质是寂寞
我凝眸注视商业时代，渐悟它的本质其实是寂寞的。
像我这一代中的许多人一样，在大学时期——亦即1974年至1977年“四人帮”被一举粉碎之前，我已经是一名彻底的“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抵牾分子了。在当时的复旦校园，谁思想上若是这样，一旦被揭发或自我“暴露”，个人命运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文革”后期的专制政治对于“思想异类”分子的惩办是冷酷无情的，从教师到学生，任谁都不得不更加言行谨慎地自我保护。我的表现也毫不例外，只不过与别人相比，常因口舌放纵招致政治嫌疑罢了。我十分感激我的老师们，没有他们当年遮挡着我，我也许注定了会作牺牲品的。而实际情况乃是——十之七八的人，都和我一样，早已是彻底的“文化大革命”的背叛者了。又好比一幕大戏，在接近尾声的紧锣密鼓中，众多的角色都渐显出了背叛的意识。“凤头、象肚、豹尾”，形容大文章的这六个字，用以形容“文革”最恰当不过了。它的开始是那么的独特，它的过程所包容的事件是那么的复杂丰富，它的结尾又是那么的精彩，典型的“史笔”风格。
而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曾积极自觉地充当“思想解放”的马前卒。尽管，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大棋盘上，本无须我起什么作用。我是一颗企图自行地从棋子盒里蹦上棋盘硬充马前卒的棋子。这当然很可笑，但也很真诚。非是为了实现什么个人野心，是受一种政治热忱的驱使。当年哪一个30多岁的中国小知识分子不曾受过这一种政治热忱的激励呢？“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还有比积极自觉地充当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马前卒更能体现兴国责任感的事么？这难道不也是中国小知识分子的一份儿时代荣耀么？如果说当年也有杂念的话，那杂念的成分分析一百遍，不过便是这样罢了……
我和我这一代中的许多人，站在距中国政治大舞台最远最远的边缘击鼓呐喊，不遗余力，自是为了能对中国的“改革开放”稍微起一点儿推波助澜的作用。那时我并不能明了，“改革开放”最终要呼唤来的乃是一个商业时代。我想我的许多同代人也不能明了。其实我们呼唤的不是未来，而是过去，是建国以后“反右”之前那一段短暂的中国梦的片断。它在我们的思想中留下了一种乌托邦的美好光彩。我们希望在我们不遗余力的击鼓呐喊声中，由某些主宰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高明地将它剪辑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后面。这是我这一代中不少人的思想局限性。我是头脑里残存着这一种局限性的他们中的一个。
然而如今中国的一只脚已经迈入了商业时代。它如同大潮过后，从海底渐渐隆起的又一块大陆。它使我们陌生使我们愕然的同时，我们已经随潮被推到它的脊背上了，已不可能退回到原先的陆地上。商业时代！它光怪陆离，它浮华而又浮躁，它使人欲膨胀，它使人心贪婪，它使官员腐败的现象如同倒片机使蝴蝶从银幕上变成毛虫一样令人厌恶，它使一小部分人暴发，暴发之后甚至为富不仁，它砸烂了许多人的“铁饭碗”，砸烂之后甚至使他们懵懂无措地陷入不知出路在何方的窘况……
所要的和已面临的根本不是一码事！
这恐怕便是相当一部分中国人迷惘、困惑、失落与愤懑的原因罢。我和他们一齐诅咒过它。我诅咒时，甚至并不能明了，我所诅咒的究竟是商业时代本身，还是它有时被以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方式移置在中国的现代历史进程中所发生的种种溃烂……
但是，现在我已经能极冷静地凝视商业时代了。
首先我终于明白，将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短暂而又充满憧憬的早期中国梦的片断，剪辑在经过“思想解放”运动的20世纪80年代的后面，构成的将依然是一部“剪辑错了的故事”。
其次我终于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当时代宣布改变了以后，绝大多数人是只能也随着改变的。若时代变而人不变，那得有极其雄厚的资本和异乎寻常的资格。你如果企图超脱于商业时代之外，那你必得有祖传的产业足够养活你和你的家。果而有之，你消费祖业的方式，也必是商业时代的方式。你的消费倾向，也必受商业时代的影响。你如果不得不以商业时代的规则谋职谋薪，不管你思想上以多么激烈的姿态抵抗它，你实际上已经屈服于它了。最广大的工人，包括那些失业的下岗工人，最终是注定了都不得不归依于它的。农民也是。几乎百分之百的大小知识分子也是。我也根本没有与之抗衡的资本和资格。我的“抗衡”，倘非用“抗衡”一词的话，恐怕也只能体现在如下方面——远避它的奢华一面，因为那非是为我营造的风景。控制住自己所从事的文学创作的倾向不过分的商业化，因为那我自己便会觉得我变成了一个专门糟蹋文学的人。但同时又必须容忍艺术、文学、包括我自己的作品被某种程度地蒙上商业色彩的现象。
谈到我自己的作品，这是有时连我自己也做不了主的。“某种程度”，应以不辜负广大喜爱文学的读者的期望为前提，而不仅仅以发表或出版的官方限制为前提。后一种前提是对自己的低标准要求而非高标准要求。在这一种情况之下，我将原谅自己的“偶尔失足”，我自己对自己的原谅无疑会比广大读者对我的原谅稍微宽厚点儿，但我一定约制自己不由“偶尔”滑到“再三再四”的程度。因为我所坚持的是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的主要宗旨是面对现实的文学性“发言”，包括文学性的指判式“发言”。我清楚，我若再“失足”，我的现实主义“发言权”也就由自己取消了。纵观世界，非商业色彩的艺术和文学已属凤毛麟角。我不想声明我一定加入凤毛麟角，因为我做不到，还因为我不认为只要带有商业色彩了，艺术便不再艺术，文学便不再文学了。清高如郑板桥者，也是为自己的画明码标价过的。更因为我开始意识到，一个商业时代的小说家，靠稿费尽家庭经济责任，而又能相对严肃地进行长久的创作，乃是很“诚实的劳动”之一种。比之不能这样，而不得不向国家伸手讨索，讨索不到就牢骚满腹怨天尤人强。比我年轻的一批作家、编剧，某些人是很善于经营自己的。他们理当更善于经营自己。因为我这个年龄的作家从国家获得到的，比如房子、基本工资、职称，他们将不再那么容易获得到了。我到上海时，李子云大姐问我是否已是作家中的富翁，我只有笑笑，问她何以会这样想。她说都在传你《年轮》拿了几十万，《浮城》一书又拿了几十万，那你不已是百万富翁了么？我只好又笑。我创作《年轮》电视剧，每集含税2500元。我交《浮城》稿时，编辑说每千字80元，我吓了一大跳。因为闻所未闻。自己主动提出不要比国家规定的稿酬标准高出那么多，高出一点儿。每千字40元就满足了。发行得好，愿补就再给补些。发行得很好。但我的稿酬是按每千字40元外加印数稿酬算的。当时我甚至分不清印数稿酬和版税有什么区别，还曾打电话去向张抗抗请教。此前我的三四百万字的作品，乃是由每千字7元、10元、13元、15元、20元至30元出版的。
我真的不希望比我年轻的作家们向我说，这除了是“迂”不再是别的什么。他们以后的命运将和我们大为不同。他们中的大多数将不得不变为脱离体制的自由职业者，他们不比我多些商品意识情形将会很糟糕……
一个成熟的商业时代也许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最理性最明智的选择，起码目前是这样。成熟的商业社会，需要一个国家与周边国家的和平友好关系的保障，需要国内政治稳定的保障。这两个商业时代的保障，其实首先已是与老百姓利益相关的重要保障。
我凝眸注视商业时代，渐悟它的本质其实是寂寞的，是一种大寂寞。和平使国际外交主要成为外交家们的事，政治意识淡薄使政治主要成为政治家们的事。商业时代的惊心动魄的大决策，几乎无一不与商业相关，而且仅仅反映在极小一部分人之间。有钱的开始有闲，有闲最能生出寂寞之感。缺钱的疲于奔命地挣钱，也就顾不上寂寞。连寂寞都顾不上的活法，无疑简单乏味到极点了。商业社会的特征，的的确确乃是金钱支配许多社会方面许多人命运的特征。它有时太令人厌恶。但细想想，又不见得比政治支配许多社会方面许多人的命运更不堪承受到哪儿去。全民政治化是庸俗的政治，全民商业化恰恰是成熟的商业时代的标志。商业时代的文学也将是寂寞的，因为成熟的商业时代将善于调解和处理许许多多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给文学剩下的仅仅是“社会题材”的“边角料”。文学不屑于咀嚼这些“边角料”，因而归于人的心灵。但面对寂寞的人的心灵，文学还没形成文学以前，便先自倍感寂寞了。成熟的商业时代是断难产生史诗性文学的时代……
现在的中国，当然非是成熟的商业时代。一部分人仿佛被摈弃在它们的门外，进不去，又退回不到原来的社会坐标上，这是它趋向成熟，还是夭折在混沌状态的大问号。进不去又退不回的人越来越多，它的混沌状态将越持久。而持久对它是危险的……
目前文学针对现实发出的种种感应之声，是中国的另一足也迈入商业时代之前的尴尬的诉说乃至呼号。而之后，几乎一切艺术和文学的品格，都必须或深或浅地印上商业的编号。当中国也果真成熟为一个商业时代了，文学对现实的感应之声也就越来越微弱了。那时它不那样是不可能的。正如目前要求它对时代本身的尴尬性放弃诉说和呼号是不可能的。
那时的作家将比文学更其寂寞。但是人民却会渐渐安于一个成熟的商业时代的寂寞。归根结底，对某一时代的优劣的评估，主要是以人民而非作家们的感觉来判断。相对于人民，时代甚至可以完全忽略作家们的感觉不予理睬，而且不丧失它什么最基本的原则。
4.资本的玫瑰天生带刺
在商业的无序阶段，往往几年就可以成全一位资本家。
而在有序的成熟的商业时代，千百万个家庭中，几辈子也产生不了一个资本家了，尽管可以产生不少官员、硕士、博士、作家和教授等等有身份的人。
“当年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啊！”
时至今日，我们仍能经常听到这样的话。这样的话除了意味着是牢骚，不再意味着别的。牢骚中连当年的轻蔑和不屑也所剩不多了。
商业时代赏给那些最早就亢奋地不顾一切地跃身到它的光影里的人最大最多的实惠。
这便是它的公平原则。
它几乎从来只持这一种原则。
当年的“二道贩子”也罢，“倒爷”也罢，对中国商业时代的复归，对唤醒中国人之商业意识，是不无功绩的。
而且，细分析之，他们的行为，也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么贻害无穷。就是为了达到目的进行贿赂，当年其实也只能塞些钱给小官吏们和小掌权者罢了。当年他们都还没成气候，他们的身份使他们较难接近大官吏，也根本拿不出几十万几百万去收买大官吏大掌权者。与后来商业领域内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相比，他们的行为倒显得较为单纯，不那么卑污和触目惊心耸人听闻。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几年里，中国的商业时代曾呈现出最乌烟瘴气的现象。商业不择手段只顾赚钱、其他似乎什么都不顾了的贪婪性也暴露得最为淋漓尽致，“假冒伪劣”商品正是在那几年里泛滥成灾，比比皆是，仿佛到了无法可治的地步。
那几年，是中国商业时代第二阶段的开始，也是中国商业时代第一阶段的结束。表象上是第二阶段的开始，本质上是第一阶段的结束。因为它在本质上是第一阶段而非第二阶段的高潮。正是高潮宣布着前一“情节”的终止。而后一“情节”，乃是在这一宕伏之际“趁虚而入”的。
第二阶段的高潮究竟如何，商业时代这支大手笔，又究竟会让我们看到些怎样的大矛盾、大冲突、大内容、大阵势、大戏文和大演唱，我们则就是只能拭目以待了！
中国人对玫瑰的刺究竟领教多少？
诚如爱默生所言——“商业是像玫瑰花一样美丽的”。
但他的话意味着——你要玫瑰，就得同时连它的刺一起要。
这世界上还没培育出无刺的玫瑰。
这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商业时代“美丽”到像爱默生所盛赞的程度。
商业这支玫瑰的刺，有时确实是含有毒素的。它蜇人之后，人的痛疼的后果，比被马蜂蜇了一下严重得多。它的气味儿充满社会，社会仿佛就变成了一个大批发市场或交易所了。而许许多多的人，其实并不甘愿生活在一个类似大批发市场或交易所的社会里。这的确也是商业时代令人厌恶的一面。
韩非子曾说过：“妇人拾蚕，渔者握鳝，利之所在，忘其所恶。”
意思是——鳝似蛇，蚕似虿，人见蛇则惊骇，见虿则毛乍，然而因利，“皆为孟贲”，都成了勇士。
古文中又曾说过：“匠人成棺，不憎人死，利之所在，忘其丑也。”
饲蚕养鳝，劳动者谋生之计，其实无可厚非。何况，对于见惯了蚕的妇女，见惯了鳝的渔夫，并不觉得蚕和鳝很可怕。蚕还被南方的女人们叫做“蚕宝宝”呢。百姓的谋生，和商人的谋利，是有极大区别的。所以我虽引用了韩非子的话，倒并不赞同他的观点，只不过算做介绍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对利的看法罢了。
我的观点是——人为谋生而勇，只要不犯法，不害人，其实是可敬的。
商人为谋利而勇，是不是同样可敬，就得具体分析了。
比如开棺材铺的老板，如果整天都在巴望着闹瘟疫，世人死得越多越好，我内心里就难以对他有什么好印象了。当然那古文的原意，指的不是这样的老板，而是做棺材的匠人。“不憎人死”，也不过是不在乎自己的行当与死人的紧密关系罢了。
但现实生活中，许多商人的心理，又确确实实和某些开棺材铺的老板是一样的，又确确实实整天都在巴望着闹瘟疫，世人死得越多越好。莎翁的名剧《威尼斯商人》就对他们进行了入骨三分的写照。
……
利己是商业的原则。
投机是商业的智谋。
昨兮今兮，亘古如兹。
1861年，一个移居英国的日本人某天早晨读报时，看到了英国王子病情恶化的消息，于是大喜过望，他知道发财的机会来了，他奔走于伦敦和附近的城市，低价抢购黑衣服黑布。几天后，王子去世了，在全英国的悲痛气氛中，他高价抛卖黑衣服黑布，一转手赚了约合九千万日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