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不可能也没必要天天总在那儿按别人们的好恶改变自己，还要做好另外的许多事。所以，达到起码的修养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大多数人活着的目的、意义和价值并不是做君子，而是首先避免做小人。
我让我初三时的儿子替我寄一封挂号信，他问我到了邮局该说什么。
我交代他在我出门后替我给一位朋友回电话，结果他辜负了我的信任——不是因为忘了，而是不敢在电话里跟陌生人说话。
这当然是不行的。
所以有待培养，必须提高——与人交往的起码能力。
提高到什么程度？——能与人正常交往的程度就行了。
我们哈尔滨人，将那种满世界忙忙碌碌地交际的人叫“社会人儿”。而一个人变成了这样，也就太不务正业令人讨厌了。
我可不愿我的儿子将来是一个“社会人儿”。
我不主张年轻人培养什么“交际”能力。年纪轻轻的，时间和精力不用在正地方，“交”的什么“际”？
但是起码应该做到，在学校、在单位、在社区，因自己的存在，那小小的人际环境多了一份安定、一份亲和、一份善良友爱……
怎样才算成功的人际交往呢？前人较满足于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而现代人是不是更看重关系网络四通八达？
人生得一知己固然少点。得“一帮”也就不叫知己了，成“弟兄会”了。三五知己可也。这我有——在中学老同学和兵团战友中。我若遭遇什么天灾人祸，他们会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北京。我若中年早逝，他们会悲泪泗流。他们是我的“情感财富”，我满足于此。
关系网络四通八达？——这真可怕。听来可怕，想来更可怕。那样的人还算是一个人么？不成了一台电脑了么？
电脑网络上能产生什么知己？——只能产生有用的人或互利的人罢了。
我只知世上有一种友情如陈酿——我珍重这一种友情。我对这一种友情的原则是——绝不利用了来将自己的困难强加于人。
80—90年代的人际关系商品化，60—70年代的人际关系政治化，你同意吗？
基本如此。
商品化的人际关系，人还能保留有一部分“自主权”。你不愿对人那样，你可以不那样。你不愿别人那样滋扰你，你可以远避那样的人。
商业时代并不能将它的功利目的强加在任何人身上。
定睛细看，所谓人际关系的商品化，无不是人与人自愿的。
而在政治时代，人没有丝毫的“自主权”。政治对人的强加带有不可抗性，每一个人都无法置其度外。你不愿对人那样，你已触犯了政治。别人对你那样，也有政治要求作为正当的理由。
在商业时代，人起码拥有这样一种自由——自我隔绝的自由。自己将自己像猴子似的关在笼中，冷眼相看外面的世界或精彩或无奈。
在政治时代，所有人都无一例外地同是被政治关在笼中的猴子。笼中只有政治一种关系，政治又在笼外进行着最严厉的监管。
自行地关在笼中（如果谁真的对商业时代不堪忍受的话）总比被关在笼中强些。
相互的利用似乎也总比相互的危害更符合正面人性……
中国人，一个人是条龙，日本人，一群人才是一条龙，您同意吗？
实际上这几乎是人类的一种普遍现象——鲁宾逊不是中国人，孑然一身流落荒岛后，很像一条龙，这叫“置于死地而后生”。一个中国人陷入绝境，其自救能力一点儿也不比世界上任何一个种族的人强。现在看来，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是更弱了。日本人也不只有在集群的情况下才像龙，单个的日本人也有很“强大”的。
以上那句话，据我所知，是专指中国人在国外的作为而言的，尤其专指近十几年去国外撞人生幸运的中国人而言的。好机会有限，一个中国人为了强调自己是“最棒”的中国人，往往不惜贬低自己的同胞。大多数的他们初到异域，又往往无依无靠，如鲁宾逊之落荒岛。这时他们正反的种种人生能力就被逼出来了，所以在正反两方面都有点儿像龙了。
同在异域，其他国家的人，一般体现出靠拢倾向和凝聚本能，这一点以日本人、韩国人、黑人为突出，所以说一群日本人像一条龙。而中国人体现出独闯性，怕在好机会面前自己的同胞捷足先登，或怕同胞成了自己的累赘。
如果将一些韩国人、日本人、中国大陆人、中国台湾人、中国香港人“归纳”在同一个竞争平面，那么某一个韩国人最不能容忍的是自己弱于日本人。倘那日本人居然还在他面前趾高气扬，他也许会辞职；某一个日本人却会这样想：我弱于我的同胞不算什么特别耻辱的事，但我无论如何可不能弱于中国人！而某一个中国大陆人往往会这么立志气：我弱于谁都无所谓，就是别弱于我的那些同胞呀！我一定要向别国人证明我比我的那些同胞强多了；而某一个中国台湾人是不那么甘于居中国香港人之后的，而某一中国香港人的想法是，我起码要证明自己比大陆人强一些吧！
日本人和韩国人在国外的立足意识是——怎么看待我的同胞便等于怎么看待我，所以我的荣辱和我同胞的荣辱有时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必须相互靠拢。
中国的香港人和台湾人的立足意识是——我们一向是“另一类”中国人，我们要与中国大陆人保持一定的疏离，别被与中国大陆人混为一谈。
而一个中国大陆人的立足意识也许是——怎么看待我的大陆同胞与我何干？他们越被视为弱者、不争者，则越显出我是强者、优者，则属于我的机会不是越多了么？
近年出国的中国大陆人，几乎皆有学识和专长，个体素质相当高。所以抛却了集群生存的立足意识，追求实现个人目标的唯我机会。从正面说，个体的中国人在国外的竞争能力普遍强了，显示出一种个体中国人的龙虎之气；从反面说，同胞间的相互排斥、掣肘、倾轧，又总还是民族遗传性的猴气十足的劣相……
第三章 庸常之恶
约翰逊说：“所有证明穷困并非罪恶的理由，恰恰明显地表明穷困是一种罪恶。”文明的社会不是导引人人都成为圣人的社会。恰恰相反，文明的社会是尽量成全人人都活得自然而又自由的社会。
1.爱缘何不再动人？
在中国，在当代，爱情或曰情爱之所以不动人了，也还因为我们常说的那种“缘”，也就是那种似乎在冥冥中引导两颗心彼此找寻的宿命般的因果消弭了。于是爱情不但变得简单、容易，而变成了内容最浅薄、最无意味儿可言的事情。
少年的我，对爱情之向往，最初由“牛郎织女”一则故事而萌发。当年哥哥高一的“文学”课本上便有，而且配着美丽的插图。
此前母亲曾对我们讲过的，但因并未形容过织女怎么好看，所以听了以后，也就并未有过弗洛伊德的心思产生，倒是很被牛郎那一头老牛所感动。那是一头多无私的老牛啊！活着默默地干活，死了还要嘱咐牛郎将自己的皮剥下，为能帮助牛郎和他的一儿一女乘着升天，去追赶被王母娘娘召回天庭的织女……
曾因那老牛的无私和善良落过少年泪。又由于自己也是属牛的，更似乎引起一种同类的相怜，缘此对牛的敬意倍增，并巴望自己快快长大，以后也弄一头牛养着，不定哪天它也开口和自己说起话来。
常在梦里梦到自己拥有了那么一头牛……
及至偷看过哥哥的课本，插图中织女的形象就深深印在头脑中了。于是梦里梦到的不再是一头牛，善良的不如好看的。人一向记住的是善良的事，好看的人，而不是反过来。
以后更加巴望自己快快长大。长大后也能幸运地与天上下凡的织女做夫妻。不一定非得是织女姊妹中的“老七”。“老七”既已和牛郎做了夫妻，我也就不考虑她了。另外是她的姐姐和妹妹都成的。她很好看，她的姊妹们的模样想必也都错不了。那么一来，不就和牛郎也沾亲了么？少年的我，极愿和牛郎沾亲。
再以后，凡是以我眼里好看的女孩儿，或同学，或邻家的或住一条街的丫头，少年的我，就想象她们是自己未来的“织女”。
于是常做这样的梦——在一处山环水绕四季如春的美丽地方，有两间草房，一间是牛郎家，一间是我家；有两个好看的女子，一个是牛郎的媳妇儿，一个是我媳妇儿，不消说我媳妇儿当然也是天上下凡的；有两头老牛，牛郎家的会说话，我家那头也会说话；有四个孩子，牛郎家一儿一女，我家一儿一女，他们长大了正好可以互相婚配……
我所向往的美好爱情生活的背景，时至今日，几乎总在农村。我并非一个城市文明的彻底的否定主义者。因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连自己也解释不清自己。有一天下午，我在社区的小公园里独自散步，终于为自己找到了答案之一：公园里早晨和傍晚“人满为患”，所以我去那里散步，每每于下午3点钟左右，图的是眼净。那一天下着微微的细雨，我想整个公园也许该独属于我了。不期然在林中走着走着，猛地发现几步远处的地上撑开着一柄伞。如果不是一低头发现得早，不是驻步及时，非一脚踩到伞上不可！那伞下铺着一块塑料布，伸出四条纠缠在一起的腿，情形令我联想到一只触爪不完整的大墨斗鱼。莺声牛喘两相入耳，我紧急转身悄悄遁去……没走几步，又见类似镜头。从公园这一端走到那一端，凡见六七组矣。有的情形尚雅，但多数情形一见之下，心里不禁地骂自己一句：“你可真讨厌！怎么偏偏这时候出来散步？”
回到家里遂想到——爱情是多么需要空间的一件事啊！城市太拥挤了，爱情没了躲人视野的去处。近年城市兴起了咖啡屋，光顾的大抵是钟情男女。咖啡屋替这些男女尽量营造有情调的气氛。大天白日要低垂着窗幔，晚上不开灯而燃蜡烛。又有些电影院设了双人座，虽然不公开叫“情侣座”，但实际上是。我在上海读大学时的20世纪70年代，外滩堪称大上海的“爱情码头”。一米余长的石凳上，晚间每每坐两对儿。乡下的孩子们便拿了些草编的坐垫出租。还有租“隔音板”的，其实是普通的一方合成板块，比现如今的地板块儿大不了多少。两对中的两个男人通常居中并坐，各举一块“隔音板”，免得说话和举动相互干扰。那久了也是会累的。当年使我联想到《红旗谱》的下集《播火记》中的一个情节——反动派活捉了朱老忠们的一个革命的农民兄弟，迫他双手高举一根苞谷秸。只要他手一落下，便拉出去枪毙。其举关乎性命，他也不过就举了两个多小时……
上海当年还曾有过“露天新房”——在夏季，在公园里，在夜晚，在树丛间，在自制的“帐篷”里，便有着男女合欢。戴红袖标的治安管理员常常“光顾”之前隔帐盘问，于是一条男人的手臂会从中伸出，晃一晃结婚证。没结婚证可摆晃的，自然要被带到派出所去。
如今许多城市的面貌日新月异。房地产业的迅猛发展，虽然相对减缓了城市人的住房危机，但也同时占去了城市本就有限的园林绿地。就连我家对面那野趣盎然的小园林，也早有房地产商在觊觎着了。并且，前不久已在一端破土动工，几位政协委员强烈干预，才不得不停止。
爱情，或反过来说情爱，如流浪汉，寻找到一处完全属于自己的地方并不那么容易。白天只有一处传统的地方是公园，或电影院，晚上是咖啡屋，或歌舞厅。再不然干脆臂挽着臂满大街闲逛，北方人又叫“压马路”，香港叫“轧马路”，都是谈情说爱的意思。
在国外，也有将车开到郊区去，停在隐蔽处，就在车里亲热的。好处是省了一笔去饭店开房间的房钱，不便处是车内的空间毕竟有限。
电影院里太黑，歌舞厅太闹，公园里的椅子都在明眼处，咖啡屋往往专宰情侣们。
于是情侣们最无顾忌的选择还是家。但既曰情侣，非是夫妻，那家也就不单单是自己们的。要趁其他家庭成员都不在的时间占用，于是不免地有些偷偷摸摸苟苟且且……
当然，如今有钱的中国人多了。他们从西方学来的方式是在大饭店里包房间。这方式高级了许多，但据我看来，仍有些类似偷情。姑且先不论那是婚前恋，还是不怎么敢光明正大的婚外恋……
城市人口的密度是越来越大了，城市的自由空间是越来越狭小了。情爱在城市里如一柄冬季的雨伞，往哪儿挂看着都不顺眼似的……
相比于城市，农村真是情爱的“广阔天地”呢！
情爱放在农村的大背景里，似乎才多少恢复了点儿美感，似乎才有了诗意和画意。生活在农村里的青年男女当然永远也不会这么感觉。而认为男的穿得像绅士，女的穿得很新潮，往公园的长椅上双双一坐，耳鬓厮磨；或在咖啡屋里，在幽幽的烛光下眼睛凝视着眼睛，手握着手，那才有谈情说爱的滋味儿啊！
但一个事实却是——摄影、绘画、诗、文学、影视，其美化情爱的艺术功能，历来在农村，在有山有水有桥有林间小路有田野的自然的背景中和环境里，才能得以充分地发挥魅力。
艺术若表现城市里的情爱，可充分玩赏其高贵，其奢华，其绅男淑女的风度气质以及优雅举止；也可以尽量的煽情，尽量的缠绵，尽量的难舍难分，但就是不能传达出情爱那份儿可以说是天然的美感来。在城市，污染情爱的非天然因素太多太多太多。情爱仿佛被“克隆”化了。
比之“牛郎织女”、“天仙配”、“梁山伯与祝英台”，《红楼梦》中的爱情其实是没有什么美感的。缠绵是缠绵得可以，但是美感无从说起。幸而那爱情还是发生在“园”里，若发生在一座城市的一户达官贵人的居家大楼里，贾宝玉整天价乘着电梯上上下下地周旋于薛林二位姑娘之间，也就俗不可耐了。
无论是《安娜·卡列尼娜》，还是《战争与和平》，还是几乎其他的一切西方经典小说，当它们的相爱着的男女主人公远离了城市去到乡间，或暂时隐居在他们的私人庄园里，差不多都会一改压抑着的情绪，情爱也只有在那些时候才显出了一些天然的美感。
麦秸垛后的农村青年男女的初吻，在我看来，的确要比楼梯拐角暗处搂抱着的一对儿“美观”些……
村子外，月光下，小河旁相依相偎的身影，在我看来，比大饭店包房里的幽会也要令人向往得多……
我是知青的时候，有次从团里步行回连队，登上一座必经的山头后，蓦然俯瞰到山下的草地间有一对男女知青在相互追逐。隐约地，能听到她的笑声。他终于追上了她，于是她靠在他怀里了，于是他们彼此拥抱着，亲吻着，一齐缓缓倒下在草地上……一群羊四散于周围，安闲地吃着草……
那时世界仿佛完全属于他们两个。仿佛他们就代表着最初的人类，就是夏娃和亚当。
我的眼睛，是唯一的第三者的眼睛。回到连队，我在日记中写下了几句话：
天上没有夏娃，
地上没有亚当。
我们就是夏娃，
我们就是亚当。
喝令三山五岳听着，
我们来了！……
这几句所篡改的，是一首“大跃进”时代的民歌。连里的一名“老高三”，从我日记中发现了说好，就谱了曲，于是不久在男知青中传唱开了。有女知青听到了，并且晓得亚当和夏娃的“人物关系”，汇报到连里，于是连里召开了批判会。那女知青在批判中说：“你们男知青都想充亚当，可我们女知青并不愿做夏娃！”又有女知青在批判中说：“还喝令三山五岳听着，我们来了！来了又怎么样？想干什么呀？”
一名男知青没忍住笑出了声，于是所有的男知青都哈哈大笑。
会后指导员单独问我——你那么篡改究竟是什么意思嘛？
我说——唉，我想，在这么广阔的天地里不允许知青恋爱，是对大自然的一种白白浪费。
爱情或曰情爱乃是人类最古老的表现。我觉得它是那种一旦框在现代的框子里就会变得不伦不类似是而非的“东西”。城市越来越是使它变得不伦不类似是而非的“框子”，它在越接近着大自然的地方才越与人性天然吻合。酒盛在金樽里起码仍是酒，衣服印上商标起码仍是衣服。而情爱一旦经过包装和标价，它天然古朴的美感就被污染了。城市杂乱的背景上终日流动着种种强烈的欲望，情爱有时需要能突出它为唯一意义的时空，需要十分单纯又恬静的背景。需要两个人像树、像鸟、像河流像云霞一样完全回归自然又享受自然之美的机会。对情爱，城市不提供这样的时空、背景和机会，城市为情爱提供的唯一不滋扰的地方叫做“室内”。而我们都知道“室内”的门刚一关上，情爱往往迫不及待地进展着什么。
电影《拿破仑传》为此作了最精彩的说明：征战前的拿破仑忙里偷闲遁入秘室，他的情人——一位宫廷贵妇正一团情浓地期待着他。
拿破仑一边从腰间摘下宝剑抛在地上一边催促：“快点儿！快点儿！你怎么居然还穿着衣服？要知道我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是的，情爱在城市里几乎成了一桩必须忙里偷闲的事情，一件仓促得粗鄙的事情。
所以我常想，农村里相爱着的青年男女们，有理由抱怨贫穷。有理由感慨生活的艰辛。羡慕城里人所享有的物质条件的心情，也当然是最应该予以体恤的。但是却应该在这样一点上明白自己们其实是优于城里人的，那就是——当城里人为情爱四处寻找叫做“室内”的那一种地方时，农村里相爱着的青年男女们却正可以双双迈出家门。那时天和地几乎都完全属于他们的好心情，风为情爱而吹拂，鸟儿为情爱而唱歌，大树为情爱而遮荫，野花为情爱而芳香……那时他们不妨想象自己们是亚当和夏娃，这世界除了相爱的他们还没第三者诞生呢。
我认识一个小伙子，他和一个姑娘相爱已三年了。由于没住处，婚期一推再推。
他曾对我抱怨：“每次和她幽会，我都有种上医院的感觉。”
我困惑地问他为什么会产生那么一种奇怪的感觉。
他说：“你想啊，总得找个供我俩单独待在一起的地方吧？”我说：“去看电影。”他说：“都爱了三年了！如今还在电影院的黑暗里……那像干什么？不是初恋那会儿了，连我们自己都感到下作了……”
我说：“那就去逛公园。秋天里的公园正美着。”
他说：“还逛公园？三年里都逛了一百多次了！北京的大小公园都逛遍了……”
我说：“要不就去饭店吃一顿。”
他说：“去饭店吃一顿不是我们最想的事！”
我说：“那你们想怎样？”
他说：“这话问的！我们也是正常男女啊！每次我都因为找个供我俩单独待的地方发愁。一旦找到，不管多远，找辆‘的’就去，去了就直奔主题！你别笑！实事求是，那就是我俩心中所想嘛！一完事儿就彼此瞪着发呆。那还不像上医院么？起个大早去挂号，排一上午，终于挨到叫号了，5分钟后就被门诊大夫给打发了……”
我同情地看了他片刻，将家里的钥匙交给他说：“后天下午我有活动，1点后6点前我家归你们。怎么样？时间够充分的吧？”
不料他说：“我们已经吹了，彼此腻歪了，都觉得没劲儿透了……”
在城市里，对于许多相爱的青年男女而言，“室内”的价格，无论租或买，都是极其昂贵的。求“室内”而不可得，求“室外”而必远足，于是情爱颇似城市里的“盲流”。
人类的情爱不再动人了，还是由于情爱被“后工业”的现代性彻底地与劳动“离间”了？
情爱在劳动中的美感最为各种艺术形式所欣赏。
如今除了农业劳动，在其他一切脑体力劳动中，情爱都是被严格禁止的。而且只能被严格禁止，流水线需要每个劳动者全神贯注，男女混杂的劳动情形越来越成为历史。
但是农业的劳动还例外着，农业的劳动依然可以伴着歌声和笑声。在田野中，在晒麦场上，在磨房里，在菜畦间，歌声和笑声非但不影响劳动的质量和效率，而且使劳动变得相对愉快。
农业的劳动最繁忙的一项乃收获。如果是丰年，收获的繁忙注入着巨大的喜悦。这时的农人们是很累的。他们顾不上唱歌也顾不上说笑了，他们的腰被收割累得快直不起来了，他们的手臂在捆麦时被划出了一条条血道儿，他们的衣被汗水湿透了，他们的头被烈日晒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