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竟没有勇气与他通话，也发短信表达意愿。
他隔日回短信说：晓声哥，我妈妈会特别高兴的，快来吧。
一称我“兄”，一称我“哥”，一言“非常高兴”，一言“特别高兴”，这才使我终于打消了种种顾虑。
八月，我应邀参加上海书展，于是提前一天前往。预先向接待方声明，第二天上午的时间绝对是属于我个人的，无须任何人相陪，也不许任何事侵占时间。
10点左右，我提着一个果篮，准时站在了称我“弟子”三十多年的黄宗英的病房门旁。小弟赵劲说他十一点到，为的是给我这个他妈妈的“弟子”和他妈妈一小时单独交谈的时间。恰巧受雇照顾她的阿姨走出，我问方便进入探望吗？阿姨说她已在等我了。
八十八岁了的、我三十多年前称为“老师”的黄宗英，端坐在一把椅子上，面前是一张桌面两平方尺左右的小餐桌，旁边是一张空椅子，那显然是留给我坐的。亮堂堂的阳光洒满病房，照耀在她身上。那一间病房不是她一个人住的单间，还有一张病床，其上卧着一位七十来岁的阿婆。两张病床之间有帘子，半拉开着，将病房一分为二。椅子很小，类似小学校教室里的那一种。供大人坐，实在是不能再小了。而那小餐桌，若摆上两只盘子、一只碗后，再就摆不下别的什么了。病房的空间有限，两张病床是必不可少的，在剩余的空间里，便几乎只能摆下那种小椅子和小餐桌了。却有电视，开着，肯定是为了照顾我和她的交谈，在看电视的阿婆电视调到了静音状态。
我说：“宗英老师，您气色很好。”
她笑了。
我放下果篮，坐在了她旁边。
她说：“何必还带水果呢？”
她气色确实很好，也许因为住院久了，面容特别白晳，然而嘴唇却极红润，如婴儿唇。她的头发已经全白了，在阳光下白得圣洁。我曾听翟俊杰说，每次接待客人之前，她必定是要化一番淡妆的。这符合她的待人原则，体现着待人细节和对人的尊敬。然而我看出那日她并没化妆，以素面见我，证明她并没将我视为访客。她穿的却并非病服，而是一身完全可以在面对公众的场合出现的正式装。
我说不好意思空手来，也不知她爱吃哪种水果，就随意选了几种。
她说她几乎仍喜欢吃一切水果。
见我放在果篮旁的纸袋里有几本厚厚的书，她问：“是你的书吗？”
我说：“是。已经签上了名，要送给赵劲。”
她说：“为什么是送给赵劲的，不是送给我的呢？我比他爱看书。”
我说：“您应该少看书，看书久了也会伤神，不利于养病。”
她说：“我们这种人几天不看书，会活得找不着北的，是不？”
我不禁地笑了。
她居然向我伸出一只手，我明白是在要袋里的书，遂劝道：“这几本书都太厚，还是不留下吧。”
她却认真地说：“你的作品，并且都带来了，怎么可以不留下给我看？我先看，赵劲后看。我从不嫌书厚。”
我只得将书取出递给她，而她一一接过，摞在床头。我觉得，我一走，她就会拿起一本看的。几本书中有上、下集的《知青》，我向她讲起了关于《知青》之创作、播出的一波三折以及引起的讨论、争议。
我问：“文学是人学，您怎么理解呢？”
她不假思索地说：“人性之学。”
于是我们讨论起文学、文化与人与社会之诸关系来。两张病床之间的布帘被只手一挑，另一张床上的阿婆欠身向我们望过来。
黄宗英扭头笑问：“没影响您吧？”
阿婆笑道：“你们文化人脑壳里装的事体可真多。”
一句话使我和宗英老师都笑了。
我认为，归根结底，文学及文化应引领人性向善，再向善，永远向善，这种文学对于缺乏宗教信仰的国人尤其重要。
她点头同意我的看法，随即说：“我正是这么一路写过来的。现在也仍每天写几页。”
这使我惊讶，问：“这里怎么写呢？”
她说：“将那块硬板垫在膝上写。”——她的枕下，露出半块薄薄的合成板。
我说：“会得颈椎病的。”
她说：“反正已经得了，我前不久在《新民晚报》开了专栏。”
我问有没有报，想看。
她说没保留报，因为已经出书了。
我说：“那您可得记着让赵劲给我一本。”
她说：“这就有。”——让阿姨从小柜里给我找出了一本。
这时赵劲提前来了，递给她一支笔，替我说：“那得给晓声哥签上您的名。”
她说：“不用这支笔。”
于是阿姨递给她一支便携毛笔。
她出版的新书的书名是《百纳衣》，她用便携毛笔为我签下了一行字是“晓声贤弟存念”。我接过一看，笑道：“怎么弟子又变成了贤弟呢，我和赵劲他们是平辈呀，今后赵劲岂不是不能叫我晓声哥了？”
她一时孩子般地无措起来，默默地不知如何是好地笑。
赵劲问：“妈你还有手稿没有？”
她指指窗台。
赵劲便从厚厚一摞报刊中翻找出了几份手稿，比来比去，最后选中了一份，扭头对我说：“哥，你就要这份吧！你看这份品相多好，你当然得保存一份我妈的手稿！”
他的话令我心一揪。
当着八十八岁的前辈的我觉得是不可以那么说的，即使是儿子。我暗暗捅了他一下，转身看我的“老师”，她却仍平静地笑，伸手要那份手稿。接过后，将我的一本书垫在膝上，又写下了一行字是——“晓声小友留念”。
落款“宗英阿姨”。
我从没那么称呼过她。在她八十八岁、我六十三岁的那一天，在一家普通医院的一间普通病房里，她将“宗英阿姨”四个字连同自己的一份手稿送给了我。
为的是“留念”。
而那一刻我心亦揪亦暖。
她那篇短文的题目是《快乐的我》。
抄如下：
我每天早起，刷牙，洗脸，然后对着大镜子微笑，露齿大笑。以笑开始新的一天。
我有四乐。
第一乐：自得其乐。我1925年生，好容易活到快八十八岁了。可以读书、看报，也可以写写。最近刚写完一万八千字的简略自传，还可以勉强自理生活，不简单啊！我怎么能不乐呢？
第二乐：相比着乐。我不跟比我强的比，单跟比我差的比，我还没痴呆。还能自己在室内走走，还能看懂不知说什么的电视连续剧。还有朋友来和我谈五湖四海六大洲的事。我怎能不快乐呢？
第三乐：助人为乐。这道理再明白不过。且从略。
第四乐：超然的快乐。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呱呱坠地的生日；每个人都算不出自己离开世界的日子。算不出，就不算。超然地活着，快快乐乐地活着。若临终尚有意识，我要笑着告别人间。
手稿仅一页半字迹，一字一格，除第二页有两处因添句而作了勾线外，无涂改。赵劲小弟说它品相好，果然是的。我一接在手中，立刻看了起来。而“宗英阿姨”也拿起我的一本书翻看。
那时病房里是极安静的了。
我看罢，感慨多多。已近中午，洒入病房的阳光更耀眼了。我抬头望她，见她置身于阳光中，低头看着我的书，满头白发熠熠生辉，仿佛她本身也在发光。我觉那时的她，美丽极了。
在一家普通医院的普通双人病房里；在连一张小小的足以铺开稿纸的写字桌都没有的环境中；在经常面对陌生住院人的情况下，她居然能保持良好的心态读书、写作，以八十八岁的年龄而言，我觉得她活出了格外令我大起敬意的诗性。
我说：“宗英老师……”
她抬头看我，笑道：“不打算改叫阿姨吗？”
我也笑了，表示应该告辞了。
她说：“快开饭了，你俩不走，护士会往外请你俩的。”
赵劲看一眼手表，惊呼：“哎呀，怎么十一点半多了！”
我便起身，对她点一下头。
她也微笑着对我点一下头。
当我和赵劲走到病房门口，我站住了，不由得回头望她。
她也正望着我，依然微笑，举起一只手，摆了摆。
我说：“以后我会每年都来上海看您。”
她说：“文学是人性之学，好的文学是好的人性之学，这更是文学的永恒主题，我希望你坚持这样的创作道路。”
我心中一暖，眼中一热。
老师也罢，前辈也罢，阿姨也罢；弟子也罢，贤弟也罢，小友也罢，总之那一个上午我寻找回了一种人世间的真情，并领悟了它的意义。而且，从八十八岁了的黄宗英身上，学到了宝贵的“知”、“识”。
在马路上，赵劲小弟对我说：“晓声哥你知道不，我和妈妈对你的名字可是一直感到亲近的。”
我说：“我现在知道了。”
停顿一下，又说：“小弟，今后你遇到了什么困难，不要忘了你还有一个晓声哥。可以告诉我的，千万告诉我，不许自己默默承担。”
我这么说是因为我了解——在上海，黄宗英身边的依靠便是赵劲。
我和他，两个老大不小的男人，不由得当街拥抱了一下。
那时我对人世间满怀温情……
11． 为了情怀而纪念
我至今写过多少篇序，连自己也记不清了。但几乎都是遵中青年业余作者之命而作，甚至包括为中小学生们的处女集效劳。并且，那一向是我要求自己本着应该服务的态度来认真完成之事。
然而，由我为《吴伯箫纪念文集》作序，着实的使我大犯其难。依我想，吴伯箫先生之纪念文集，当以他同代人中的挚友奉献一篇最好。我虽也已六十余岁了，虽与伯箫先生有过几次印象深刻的接触，却终究是一个晚辈。况先生生前，乃散文大家，还是中国语文教育界德高望重的人物，署我浮名的序，无论如何是必定不相适的。
本文集的编者亓勇，作为与先生隔四代的有血缘之亲的年轻后人，却执意要求我来作序，恳拒再三，违心而诺。
读罢文集，犹豫又起。
因我觉得，集中若干篇，其实皆是可以印在前边为序的——比如公木先辈的长诗《啊，伯箫，伯箫哟！》；比如雷加先辈的长文《“忘我”的沉思——忆吴伯箫》；比如楼适夷、臧克家、朱子奇三位先辈的怀念文章，倘作为序，也都是与此纪念文集的分量相称的。尽管以上诸人也已先后故去，但若以分量的相称作为首要一条来考虑，无不是更佳的选择。并且，以纪念文集而论，同样的出版情况是不乏其例的。
我将我的想法及时通告了亓勇小弟，无奈他坚持他的要求不变。如此一来，我也就只得从命了。
此纪念文集中，也收入了我的一篇短文。该短文是我的自白性长文《京华见闻录》中的一段。
我在《京华见闻录》中，记述了从复旦大学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之初年所遇林林总总的人、事，而与吴伯箫先生的几次接触，乃是“见闻录”中很愉快、很温暖、受益颇多的记述。
我须借此机会说明一下，即——我在“见闻录”中所记述的关于吴伯箫先生之学生中有人“丢”了一笔钱的事，在本纪念文集中，康平先生的怀念文章中也写到了。康平先生乃吴伯箫先生当年的学生，她的回忆毫无疑问，更符合当年实事。而我只不过听人转述的，故读此纪念文集者，当以康平先生的记述为准。
我读此纪念文集之校样稿，每一篇都不同程度地感动了我。也使我记忆中的吴伯箫先生的形象，更加栩栩如生、更加可亲可敬了。
读罢全集，掩卷深思；许许多多人士，满怀真挚深情地著文怀念吴伯箫先生，怀念了方方面面，但主要怀念的是什么呢？
思去想来，我认为主要怀念的是吴伯箫先生所具有的中国文化知识分子的大情怀。情怀何谓之大？与信仰融为一体之情怀而已。许多人包括许多知识分子其实是并无信仰可言的。即使那些经常自诩为革命知识分子的人，其实他们的信仰也只不过经常体现于表态，口头上说给人听的罢了。
那什么又是吴伯箫先生的信仰呢？
他在《论忘我的境界》中说：“把全副精力集中到自己所爱的、所向往的，或所行动的事物里，而沉浸到里面，湮没到里面，融化到里面的，那就是忘我。”
雷加先辈在其怀念文章《“忘我”的沉思——忆吴伯箫》中，引了以上一段话。
也许有人会问，那只不过是一段谈专一与执着精神的话，与信仰有何相干呢？
而我却觉得，若以宗教与主义的立场来看，确实那一段话中并无任何信仰的意味。但若纵观吴伯箫先生的一生，换一种形而上的思维来理解，那一种“忘我”之境，却正表达着吴伯箫先生的终生信仰了。
因为，分明的，他以他坚持知识分子操守的一生告诉我们——他所爱的、所向往的、所行动的，将自身沉浸到里面、湮没到里面、融化到里面的，并非是什么一己的爱好，而是一个富强的中国；而是一种为使全中国人民都过上有尊严的好生活的大事业。
正是这大事业始终吸引着他，成为他终生的信仰。
也正是为着这大事业的成功，他始终保持着一种爱中国、爱中国人民的大情怀。
没有此种大情怀，安有他一生中始终如一，只与人比对国家、对人民的贡献多少，以激励自己更加兢兢业业，却从不曾计较个人得失、待遇；即使在受到工作接待时餐桌上多了两道菜也发自内心地感到不安的“布衣知识分子”的操守？
就个人的阅读心得而言，我认为，在合成此纪念文集的近五十篇深情文章中，雷加先辈的那一篇尤为上乘。如果说公木先辈的长诗以感情的炽热使我觉得字字行行皆发烫，那么雷加先辈的悼念长文，则以沉郁的、感性与理性之思念结合得浑然一体而见长。诚实万分地说，那是我迄今为止读过的为数不多的、本身也堪称散文佳作的怀念文章——写出了灵魂层面的吴伯箫。或换一种说法，使吴伯箫这个名字灵魂化了。
故我强烈地建议，此纪念文集，不论以何种方式排序，都应将雷加先辈的那一篇放在首篇。因为，读者读了那一篇，能首先从灵魂的层面接近吴伯箫先生，了解并进一步理解吴伯箫先生；而后再读其他怀念文章，一概怀念之情之事，皆可从一个人的灵魂方面找到认知的依据了。
至于公木先辈的那一首长诗，我建议放在怀念文章部分的最后。
不是因为那首长诗写得不好。恰恰相反，我觉得，作为挚友悼念挚友的长诗，写得何等之好啊！那分明是噙泪写成的悼诗，发自肺腑的悼诗，心疼与敬意交织的悼诗！
正因为写得那么好，所以才应放在最后。好比交响乐的最后一章，要达到高潮之尾声。
最后我还是要再次表达——承蒙亓勇小弟错爱，坚持由我来为此集写序，心中愧怍难以形容。
我自知不论多么想要写好，其实是根本写不好的。
因为对于一位灵魂纯朴而广大的文化知识分子，我的灵魂与他是有很大差距的。为纪念他的文集写序，非是与他的灵魂共舞过的人，写不好几成必然之事。
“他的一生，像他那张面孔。这是一种农民的纯朴和学者的‘无奇’的混合，使任何画家都难以下笔；即使勾勒出轮廓来，也难以表现他的实质和特征。”——这是雷加先辈对吴伯箫先辈的概括，我也有同感。
但一个人的怀念印象如此，两个人的怀念印象也如此；许许多多人满怀深情与敬意的怀念印象组合在一起，那“实质和特征”，将逐渐地清晰起来。
而这正是此纪念文集的意义和价值。
想要了解中国文化知识分子心路的学者们，不可不读一读此纪念文集……
12． 抵御时代的污浊和浮躁
王锋小弟自西安寄我雅集一册，名“坐卧终南”；望我作小序，为友情留痕。信中言——该集乃简样，“特供”友人们发表意见时有所参考而赶制的。
锋我所敬者。敬其敬业；敬其为人处世的坦诚；敬其在古体诗词方面的才情；尤敬其于名利泛滥之世而自愿保持一颗“拒腐蚀，永不沾”之洁静心，我曰“素心”。
“静”字我是并没写错的。名利泛滥之世，洁实不易。锋非清教徒，我和他从未聚餐过，但从他的诗词中知道，他是喜欢每与三五好友大快朵颐、满斟缓饮的。李白、杜甫们也喜欢那样，鲁智深更喜欢。虽然他们也都不得不入世地活着，并且未见得多么地崇尚出世思想，但起码都不甘与浊世污流共舞。故在我看来，他们皆他们所处之时代的洁人。我们所处之时代特浮躁，心态须持常自静，方能卸污守洁。
我与王锋小弟之间已有十几年友好交往了，我所了解的他，正是以上所言那么一个有“素心”的人。
雅集封面印有小照，其上四位陕北中年男士，看去皆书生意气风发，腹中才情饱满。我头脑中第一戏谑的反应是“四条汉子”。及赏阅罢，第二庄重的联想是《美在斯》。
《美在斯》乃闻一多、梁实秋、潘光旦们当年在老清华创办的学子文艺刊之刊名。彼们当年皆理想主义文艺青年，一心希望通过文艺美的陶冶，洁静自己也洁静别人的心态，使具有“素心”的中国青年多起来，以抵御他们那个时代的污浊和浮躁。
而《坐卧终南》的“四条汉子”，除了王锋，另三位是范樵父、王松、魏杰；我尚不认得他们。
樵父乃书法家；王松是山水画家；魏杰在石印篆刻方面成就彰显。
有位肖云儒先生，在集中评樵父的书法具有“禅意、清气、儒风”，我有同感。进一步认为，其实“禅意、清气、儒风”六字，用以评说王松的山水画、魏杰的石印篆刻、王锋的古体诗词，亦十分恰当。只不过，“儒风”体现于王锋的古体诗词，更是一种“古风”。而王锋的古体诗词于禅意、清气的格调之外，还每有黑色之幽默的色彩。关于此点，王蒙先生的评论文章已赞赏有加，此不赘言。
我赏樵父的书法，除了禅意、清气、儒风之同感，居然另外生出两个字是“婀娜”。因在我眼看来，樵父之书幅上，似有体态曼妙之数女子的婆娑舞影此隐彼现。
王松的山水画，除禅意、清气、儒风外，似还多了一重境界是恬淡淡泊。我品味时，心中油然联想到李白的诗句——“天清江月白，心静海鸥知”。概言之，“素心人”画也。
我对石印篆刻之艺更是门外汉，不敢妄自评论，只能谈我的印象，便是——大巧若拙。拙中藏雅。于是，拙得雅。
雅，中国书法、绘画、石印篆刻所一向追求也。这追求的变境，便是以拙代雅，并终于至雅。
我认为魏杰深谙雅、拙之辩证关系。
我留意到，魏杰之《重温古玺》一文中谈及对黄宾宏绘画艺术思想的理解。王松之绘画心得文章中，也谈及黄宾宏大师的“国画民学”思想。
我也是崇敬黄宾宏的。
我想，连樵父的书法，估计也受到了黄宾宏艺术思想的影响吧？
“凡艺术，总是存于技，成于道；道者，人生修为者也。”
——此话虽是沈奇说的，但黄宾宏其实正是这么实践的。
至于王锋小弟的古体诗词，王蒙先生二千余字的评中，用了“令人叫绝”、“最妙的是”、“自然大气”、“甚有味道”、“从容悠远”、“不无聂绀弩风，应称作绝对中华诗词中的黑色幽默”——在我拜读过的王蒙先生之若干评论文章中，此篇可谓赞不绝口。蒙公此等评价，王锋小弟可引为终生之荣也。
《美在斯》——这是我赏这一册雅集的总体印象。
审美不仅美眼，且养心。
创作美，奉献美于别人，是热爱艺术的人们的欣慰。
我愿此雅集之正式出版，带给王锋、樵父、王松、魏杰如微醉般的欣慰。
我愿陕北乃至全中国，多些亲近艺术而又保持“素心”的青年！
终南虽是山，“素心”可容其大也。
13． 我愿意再去一次的地方
几乎人人都知道，贵州有一处著名的风景——黄果树瀑布。
但是知道贵州还有一处美丽的地方叫平塘的人，想来就不那么多了。
平塘是贵州一个县的名字。
到了贵州的人，如果仅去看过了黄果树瀑布，而竟没同时也到平塘去领略一下那里的迷人风光，我以为该算是一种遗憾，甚至也可以说，该算一种损失。
我如此赞美平塘，乃因我这个只到过贵州一次的人，与别人们恰恰相反；没去看黄果树瀑布，却在平塘勾留往返整整一天。
此前，我对贵州的了解，是相当模糊的。
在我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我的父亲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代建筑工人，曾经在贵州的山岭间工作和生活过多年。那是所谓“大三线建设”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