忐忑的中国人 作者：梁晓声
继畅销百万册《郁闷的中国人》之后，著名作家梁晓声全新、最新作品重磅上市！郁闷的表情，忐忑的心态，这就是中国人！剖析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的忐忑心理！直面力陈中国社会的根本性问题！从普通老百姓的忐忑，到中国人的人性劣根，再到国计民生的献计献策！每一句都是梁晓声的思想闪光、肺腑之言！用良知碰撞社会，哪怕鲜血淋漓；让社会恩泽人性，哪怕丝毫点滴！
内容简介
从《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到《郁闷的中国人》，再到《忐忑的中国人》这部全新、最新作品，著名作家梁晓声再次“发声”，深刻力陈社会根本性问题！另类观点透视中国发展中的困惑，中国人为什么而“郁闷”，为什么而“忐忑”，中国人中为什么充斥着那么多迷惘的青年和无聊的“看客”？作者直陈社会中种种矛盾和纠葛，挖掘人性背后的心理，文化中的缺失，社会中的“看客”，诚恳的笔调、忧虑的声音，入木三分地揭示中国人的精神与生活双方面的压力和忐忑。不读梁晓声，你怎么看透民生、自由、人性、阶层、社会？
作者简介
梁晓声，原名梁绍生，当代著名作家。祖籍山东荣城，出生于哈尔滨，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现居北京，任教于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曾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编辑、编剧，中国儿童电影制厂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电影审查委员会委员及中国电影进口审查委员会委员。著有短篇小说集《天若有情》，中篇小说集《人间烟火》，长篇小说《泯灭》《一个红卫兵的自白》《红色惊悸》《雪城》《年轮》《知青》《政协委员》《黄卡》《郁闷的中国人》和最新力作《忐忑的中国人》等。
卷首语
人类的历史上似乎还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多于五分之一的人口都生活在一个国家，叫中国人；而在这个国家的国力变得空前强大的二十一世纪的初叶，中国人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农村和城市，不分贫富，不分官民，总而言之，几乎集体陷入了一个终于崛起后的大国的焦虑、忐忑年代。
这种焦虑和忐忑不同于任何动荡年代，包括战争年代的焦虑和忐忑——因为那种年代人心尚有盼头：动荡总会结束的。
这种焦虑和忐忑却似乎是“太平盛世”光景之中的，人心介于有盼头与放弃了盼头的无为的焦虑与忐忑之中……
第一章 中国人的迷惘
革家是需要被呼唤的，有时须千呼万唤才出现。有时仿佛呼之欲出，结果是隔着纱窗看人，影影绰绰最终还是没有推开门扉现出真身。改革是比革命难度更高之事，改革家要等看出人民将长久的悲观转化为相当一致的意志时才会借力作为，若那悲观转化为的只不过是一盘散沙的看客的漠然和哄客的乐子，改革家是不会一厢情愿地出现的。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大改革的条件还没成熟，大改革之时代还没到来。而现在，以我的眼看中国，人民长久的悲观，正开始转化为相当一致的意志……
1． 一个忐忑的中国人
某报青年记者按约定时间到家中采访，我见他的采访提纲上赫然印着四个大字——忐忑中国。
不禁一怔，问：什么意思？
答：觉得这四个字具有概括性，打算作为采访题目。
怔而又怔，又问：为什么是这四个字？
答：我在电话中听您说的啊，您不认为作为题目很好吗？
我说的？——想了想，郑重地予以纠正：前几天我感冒，语言不清，你肯定听错了。我说的是“看客中国”。
于是轮到那青年一怔了，接着，有点儿不知所措地发起呆来。
问：是顺着“忐忑中国”的思路提出问题的？
他默默点来，脸颊上淌下汗来。看得出，倘我完全否定了他的采访提纲，那将是他毫无心理准备的事，采访思路必然陷于空洞。
我赶紧递给他纸巾。
他试汗时，我宽慰道：别急。若以“忐忑中国”为题，我也是可以接受你采访的嘛！
他顿时释然：真的？
我笑了：当然真的。“看客中国”这一题目，留待你以后采访我。我今天先接受你关于“忐忑中国”的采访如何？
他笑了。
我已知道他是来自西部农村的青年，家境贫寒，父亲还有哮喘病，靠母亲背井离乡去打工，才含辛茹苦地供他读完了大学。他有一个正在读初中的妹妹。怀揣反哺家庭之心，但以中文大本学历若在家乡想找一份工作并不容易，所以成了“京漂”一族，闯荡两年，不久前工作才稳定在某报。说“稳定”，是相对而言。刚刚结束试用期，基本工资两千元多一点点。去掉食宿费用，所余无几了。
这使他不可能不是一个忧郁的青年。
接下来，似乎倒是我在采访他了。
先坦率回答我几个问题行吗？
行。
中国给你以忐忑不安的印象吗？
对。
你认为中国有一天会乱起来？
不止我一个人这么认为，许许多多的人都这么认为。
对乱与不乱，你持什么态度？
有时候真希望干脆乱起来。有时候又特担心，心想千万别乱起来。
为什么有时候希望干脆乱起来呢？
那样全中国肯定重新洗牌，机会和公平，也许就有我这种人的份儿了？
为什么又怕乱起来呢？
万一并不是那样呢？我的命运岂不更惨了？
你觉得中国真的天下大乱了，对富人们会有什么损失？
大约也不会有什么大损失吧。他们纷纷离开中国就是。
对底层大众，包括你这样的青年，会有什么利益吗？
房子和车子他们带不走吧？起码可以先住进他们的大宅，再开上一辆他们的好车！
再将爸妈和妹妹接到北京来，享几天福？
一定的。
以后呢？
他没明白我在问什么。
你现在工作着的这家报社注定不存在了呀！天下大乱的国家，不需要很多份报了是不是？
他沉默了。
但对于你，乐观的情况也不是没有。比如你也许会成为一位很年轻的、靠能力被公选的国家公仆。于是你成为了有地位、有权力的人物。
他苦笑。
你一旦成了那样的人物，就同时肩负了平定骚乱的责任。比如，由你下令，或由别人下令，你作为执行者，要将那些占住进公共楼厦的人们驱逐出去。而他们曾是些和你一样的人，并且也将他们的父母亲人接到了北京，一心想要从而成为住大宅、开名车的体面的北京人……
他目不转睛地瞪着我，若有所思。
如果你是他们，会心甘情愿地被驱逐吗？
他仍沉默。
但一直乱下去，就谁也别想过正常生活。至于和日本的钓鱼岛争端，更没人顾得上了。从天下大乱到恢复秩序，没有不流血的，你下不下令以军警驱逐？不管你是下令者，还是执行者，总之冲突一旦发生，流血难以避免。如果你是镇压一方，你手染鲜血了。如果你是被镇压一方，你或你的亲人也许卧尸街头，于是心里种下了仇恨。而历史上的所谓“铁腕人物”在那种情况之下向来是冷酷无情的。并且连历史对他们的冷酷无情都“理解”三分……
他突然大声说：但为什么现在的中国，还没有一个铁腕人物来消除灰色特权，阻止腐败漫延？……
我，便也像他一样沉默了。
他继续大声说：中国人口众多，就业压力巨大，这一点我们清楚。我们可以大学毕业了还挣很低的工资，我们可以到结婚年龄了还买不起房子住，我们可以忍受想要孝敬父母而无能为力的痛苦，但前提是——当官的不要这么贪得无厌吧？社会财富分配不要这么不公吧？从事好工作的机会总得均等一些吧？
良久，我告诉他——我教过的一名学生，六七年前也像他目前的处境一样，而现在成为某报主笔，享受副主编一级的工资待遇……
又轮到他沉默了。
我低声说：我的学生的努力证明，不是中国的一切机会都被当官的人及富人们的儿女完全占据了。那是他们根本做不到的。他们只能占据一部分。剩下的一部分，在他这样的青年中就要靠综合能力的竞争了……
他又激动了，愤恨地：正因为他们靠不正当手段占据了一部分，我这样的青年之间的竞争才更加剧烈！
我紧接着他的话说：正因为更加剧烈，你才要更加提高综合竞争素质！而被他们靠不正当手段占据了的那一部分机会和财富，要靠改革去一点点限制、缩小。在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完全公平连想都别想。因为接近十四亿人口几乎等于一百多年前的世界总人口。从古至今，这个世界从没完全公平过。最大程度地限制机会和财富的不公平，不是合理“洗牌”所能达到的。而是重新“分牌”才能达到的。“合理”二字也只能是相对而言。
他打断道：有什么区别？
我说：重新洗牌靠天下大乱就行。但乱一通之后还要有人来分牌。而合理分牌靠改革家……
他又打断道：你这不等于说还得靠人吗？
我反问：你刚才说期待出现一位铁腕人物，不也是靠人吗？
他语塞了。
我又说：当然起初得靠人。对于中国，改革首先须改良制度。经过改良了的制度，以后便可自行运转。那时，制度之良性突显，人治的作用才会退居次位……
他再次沉默。我也沉默。我与那忧郁的、刚刚转正为记者不久的，既对个人命运迷惘，也对国家命运迷惘的青年，一时间都没默了。我看出，他的沉默，与前几番有些不同。不仅沉默，而且沉思着了。
他首先打破沉默，郁闷地问我：你说的那种改革家们，他们何时出现？
我说：即将出现。
他凝视我片刻，不以为然地说：你太乐观了吧？
我说：不。是我们中国人已经悲观得太久了。
他再次凝视我，不明白我的话了。
我解释道：一个国家的人民悲观得太久之时，便是改革家即将出现之时。改革家是需要被呼唤的，有时须千呼万唤才出现。有时仿佛呼之欲出，结果是隔着纱窗看人，影影绰绰最终还是没有推开门扉现出真身。改革是比革命难度更高之事，改革家要等看出人民将长久的悲观转化为相当一致的意志时才会借力作为，若那悲观转化为的只不过是一盘散沙的看客的漠然和哄客的乐子，改革家是不会一厢情愿地出现的。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大改革的条件还没成熟，大改革之时代还没到来。而现在，以我的眼看中国，人民长久的悲观，正开始转化为相当一致的意志……
在我们的谈话进行到后半部分，终于像是他在采访我了。
然而他那一次的采访稿没通过。
于是他第二次以“看客中国”为题再次采访我。
也没通过。
他备受挫折。
我主动约他对我进行第三次采访，并为他确定了一个软性的、娱乐的话题。
这一次他终于顺利交差，而我也如释重负。
几天后，我去看望朋友。回来时乘不到出租车，便乘地铁。
我已经很久没乘过地铁了。
地铁车站和车上，看去多是外地人，也多是中青年人。
扫瞄着一张张行色匆匆的、两颊上淌着暑汗的、神情疲惫的、目光里纠结着各种各样烦恼的、心态极为漠然的脸，我内心里忽然产生了大冲动，想要一一问他们：
什么时候希望干脆天下大乱了吧？
又什么时候希望千万别真的乱起来？
那时我觉得，纵使我是上帝，要想在维护“诸神”利益的同时解决好中国的人间矛盾，肯定也会倍感棘手的。
于是悠忽的联想到了“忐忑中国”四个字。
于是恨不得大喊：中国的改革家们，改革也要抓住机遇啊！改革也会错过机遇啊！
勿使“地火”继续运行！
2． 看客中国
写下以上文题，不免持笔迟豫。因为这文题，分明地存在着表意不清之语病。看客很笼统，指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呢？是他们看中国，还是看世界呢？抑或指全世界经常在看中国的一切的老外们呢？
我的意思当然是指——身为中国人而看一切中国“热闹”的我们的同胞。
说明了此点，文题便有语病，那也不改了吧。文题不过是文题，何必自寻烦恼地犯纠结？
身为中国人，而看一切中国“热闹”的我们的同胞，究竟是些怎样的中国人呢？
且举一例，比如关于日本政府自卖自买地“买下”中国海岛“钓鱼岛”一事，绝大多数同胞表示愤慨，我却亲耳听到也有我们的同胞幸灾乐祸曰：哈哈，这下“作瘪子”了吧？看“他们”除了抗议还有啥招可使？
“作瘪子”是东北话，据说属于满语系，意指“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那种窝囊和尴尬。
身为中国人，对自己国家之海岛受到侵占而幸灾乐祸，此典型的“国产”看客也。本文主要分析的是我们这一类同胞的种种心理成因。
一、“热闹”与“幽默”
“热闹”与“幽默”有异曲同工的模糊学意味。有意味的词自然是有意思的词。并且，细寻思之，它们又有着各自不同的美感。对比着寻思，会尤觉其美。
人们都知道的，“幽默”一词是林语堂先生根据英语词创造性地“移植”为汉语的。与英语发言接近，却只不过接近，非最接近的音译。倘求最接近的，便只得译为“秋末”、“丘莫”、“休么”之类了。事实上，不但英语，一概外语音译为汉词，确切之境是达不到的。舍美感而求发音之最直接，所译的结果必令人莫明其妙。比如“丘莫”、“休么”就莫明其妙；而“秋末”，则风马牛不相及也。
故，林语堂先生将humor译为“幽默”，实在是高明之译。
但这种译法也是经不起寻思的。
“幽”字无论相对于人的表情、语言及行为，其状其态只可意会，难以言传。而“默”则是缄口无声。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幽”与缄口无声之“默”相合，不符合英语humor的本意。因为多数情况下，humor体现于语言，是有声的可笑性。
所以，有时候，不寻思反而好些。一寻思，情况变成了这样——越要寻思个明白越不明白了。
“热闹”一词亦然。
这个词不是从外语音译过来的，是中国的“土特产”。若中译外，即使水平很高的老外，也只能译个大概意思。
不寻思，连小孩子都明白是什么意思。一寻思，疑问产生了——“闹”之状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是“热”的“闹”呢？
这是难以量化的。
形容一树繁花，“开得热闹”，我们都能心领神会。
形容集市“热闹”，我们也能想象那种场面。
但若两个汉子斗殴于街头，算不算是一种“热闹”呢？
若不算，围观者为什么被叫作“看热闹的人”呢？
若竟算是一种“热闹”——左不过两个汉子斗殴于街头，非是两军混战，毫无场面可言，怎么就体现出了“热”的“闹”呢？
近年我才终于想明白，原来“热闹”一词，是包含了看“热闹”的人在内的一种场面。
还以两个汉子斗殴于街头为例，若始终没有围观者，确实够不上是什么“热闹”。治安警察来了，将他们劝开，或双双带走，斗殴也就结束。就连他们双方，也会因斗得并不“热闹”而索然的。
一旦有人驻足看起“热闹”来，情况便发生了变化。几分钟后，看“热闹”的由一人而逐渐的四五人、七八人了。十几分钟后，或许几十人。若地点乃是闹市街头，警察又来得迟，半小时一小时后，看“热闹”的人便里三层外三层了。若两个汉子中，有一人穿警服，或看去身份特殊，疑似社会地位高于对方，则那“热闹”对看“热闹”的人们来说，就真是一场特值得看的“热闹”了。
斯时，已经很难说谁们才是“热闹”的主体了。是两个斗殴的汉子吗？相比于看“热闹”的众人，他们只不过是两个。非说他们是“热闹”的主体，未免太抬举他们了。若说看“热闹”的众人取代他们成了“热闹”的主体，后者们却只不过在看，并不是被两个汉子所看的“热闹”。
究竟谁们才是“热闹”的主体，姑且暂不分析。
总而言之，我要说的是——中国近十四亿人口，喜欢看“热闹”的人更多。对他们的颇有敬意的一种统称是“看客”。自然，那敬意是打折扣的。谁会真的对“看客”有什么敬意呢？
二、世上本无多少热闹，有了看客才有热闹
还是前边那例子，比如两个汉子相向走在既“幽”且“默”的狭长胡同里。让我们想得极端一点，胡同两侧都是高墙，还没窗。
结果会怎么样呢？
第一种情况，相让而过。大抵又总是男人让女人，年轻人让老人。歹徒、醉鬼、恶少另当别论。这里单说正常的或较正常的国人。此时我们的同胞也总是会表现出点儿人的好德行的。
第二种情况，屈尊而过。屈尊是指一方。一方为什么会屈尊呢？因为另一方强壮，且表情凶横，丝毫没有主动让一下的意思。那么，弱势的一方必然胆怯，贴墙而立。若他踩了对方的脚，或根本没有，对方明明是找碴子，骂了他，还给了他一耳光。估计他也是会忍气吞声。是谓明智。好汉不吃眼前亏。忍为上策。忍不下那口气，离远了，回头骂一句拔腿就跑，也是常事。这种情况一般不会发生在成年人身上，正如不会发生在成年的高级动物包括猛兽身上。即使一狮一熊在独木桥上遭遇了，审时度势估计自己不会占上风的，也往往会虚假发威地吼几声先后退的。相逢于狭长胡同还仗势欺人的，往往是半大不大、缺少良好性情教育的孩子的行径。
还是两个男人，也还是两个正常的或较正常的我们的同胞，在热闹的步行街上互相撞了一下；或一方踩了另一方的脚；或明明是自己的脚绊了人家的脚一下，反说人家踩了他的脚……
在当今现实中，无理挑衅之事起码仍有三成发生的可能。
结果又会怎样呢？
将与发生在狭长的、两侧高墙耸立、连扇窗也没有的胡同里大为不同，甚至截然不同。
必定起先理论，继而争吵，接着互骂，终于拳来脚往大打出手。
为什么情况不同了呢？
乃因——在前边那种胡同里，无一看客。连个推开窗在屋里往外看的看客都没有。即使扯开嗓子大喊大叫，一时半会儿都喊不来一个看客！
而在行人络绎不绝的步行街上，或有一拨又一拨站在东西南北斑马线前等待过马路的人的十字街头，看客是转眼间就可聚集在一起的。
弱势的一方因对此点的正确判断而不甘表现屈辱。这种判断基于一种特古代的经验，通过一百年又一百年，一千年又一千年的文化放大、凝固，再放大再凝固，最终形成人脑区的一种在有围观者即看客之情况下的基因；其暗示便是——有人群的时候必有正义。
确乎，在古代，差不多便是如此。人群中每有壮士挺身而出。古代之中国，习武的男人多。他们从体格上往往与众不同，故曰壮士。十之八九的壮士，又都巴望着有机会证明自己还是义士。义士应是见义勇为的。由壮士而义士，是壮士的进步、壮士的荣光。但时下之中国，已与古代不能同日而语。时下的中国胖子很多，壮士很少。时下的中国，健身或健美的男人很多，习武的男人有限。健身与健美，并不是为了当义士。即使真的从体格上看疑似壮士，内心里却很可能与被当街欺辱的人一样同样是弱者。
这对不甘于表现屈辱的人是不利的。特古代的那种基因斯时所发出的经验信息，其实越来越靠不大住了。
而这也就是为什么，往往以强欺弱的现象就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和眼前，中国的看客只一味地看“热闹”，抑暴护弱的汉子越发少了的原因。
那么当众持强欺弱的人是怎么想的呢？
比之于被欺辱的人，他们对围观者也是有判断的。他们的行径，绝非偶然。乃习性使然，遂成必然。鲁迅小说《药》中的牢头红眼睛阿义，便是他们中的典型。若论身份，一个牢头，只不过是衙门的链子所拴的一条狗而已。但是在即将被问斩的夏瑜面前，他俨然便是一个极强势的人物了，故他对夏瑜便特凶恶，敲诈不成，于是扇夏瑜的嘴巴子。又如《水浒传》中的牛二，比红眼睛阿义还要典型。牛二本一市井无赖。我们都知道的，无赖而结帮，也是有“领袖”的。想必那牛二从年轻时起便是青皮，街面上混的年头多了，由青皮而泼皮，很有些追随者了。那么一个大恶没胆做、小恶似家常便饭的东西，在脸上被烙下了“配军”二字的杨志面前，于是大耍无赖，蛮横至极。结果，惹得杨志怒起，一刀将他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