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后良久无语。既为教授的远见卓识与独到的政治思想所折眼，也为本市反贪局长悲怆的下场而心中暗泣。
小悦又说，自从那位反贪局长被送进了这所精神病院，他的官位已经空缺了半年多。不是想当官儿的人少了。如今权钱可交换，权色可以交换，权钱色可以交叉交换，想当官儿的人又一年比一年多起来了。但是许多一心想当官的人对反贪局长这一官位，皆敬而远之，望而生畏，避之惟恐不及。若一心想当官的某人极力举荐同样一心想当官的某人任反贪局长，那么完全可以肯定，前者一定是后者官场上的宿敌，举荐的目的乃是企图以最为体面的最为光明磊落的方式剪除异己。她说一个时期内热情洋溢的举荐信真是多极了，雪片儿也似的积压在市委、市“人大”、市“政协”。她说这还叫本市的公民们如何相信本市的官员们之间能搞好团结呢？
我一向的确是一个只顾终日埋头“爬格子”挣稿费，不关心本市官场时事的“码字儿”先生，对小悦所讲的，概无所知。我十分惊讶于她一个精神病院里的护士，怎么会对本市官场上的事了解得那么详细，并且含蓄地向她表示了我的惊讶。
她不以为然地笑笑，说你忘了这所精神病院里住的都是些什么人了？说可惜她不是作家。如果是，早凭在这里获得的许许多多林林总总详实可靠的生活素材，写出一本当代的角度新颖的《官场现形记》了……
我一想可不是么！连我这个才住进来的人，本不愿探听不愿了解不愿知道的人，无形中都已经了解了许多知道了许多，何况是她了。
我说小悦你别写，你千万可别产生写的念头。书，那也不是谁想写就能写出一本儿，谁写出来了都一准能出版的。莫如让我这个职业作家来写。她写，肯定糟踏了素材。我写，将肯定能成为畅销书。她作我的版权代理人和销售经济人，我们二次精诚合作，岂不更好？
她认真地问，如果她源源不断地向我提供她所掌握的大量素材，我给她几成版税？
我一咬牙，不惜血本儿大牺牲，问将来给她我的稿酬的五分之一她干不干？
她倒爽快，在这件事儿上不和我斤斤计较。于是我们一拍即合，定下了口头协议。
全院只有两个人对“4号”之死表现得与众不同。那就是“3号”和“9号”。“3号”是越闹越凶了，仿佛一刻不穿上“XF”背心，更确切地说，一刻不穿上他自己所迷信的我的背心，就一刻不得安宁。但我的背心被小悦拿去做旧了，两天后才能完活儿。还得经过王教授验收，还得经过公证，我和他一手钱一手货双方当面过了手，背心才算正式属于他，他才能合理合法地穿在他自己身上。“3号”一刻也不得安宁，搅得王教授心烦意乱，几次催我赶紧让他验收。我只得撒谎，推说这么重大的事，我不可以独断专行，怎么也应该征得我妻子的同意。说这么重大的事，也绝不是我和妻子在电话里三言两语就能达成一致的。说我已经给妻子送出了信，最多两天，妻子的态度就反馈回来了。“3号”闹得凶，王教授拿他没法儿治。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好暂时将他“禁闭”起来，并且每天亲自给他打两针镇定剂，实际上他不知道“4号”的死。就算知道了，也不会动一点儿感情的。他心里只有他自己。药劲儿一过，就又嚎叫着要我的背心。还嚎叫着以一些很可怕的话对我进行威胁。扬言我若不肯卖给他背心，他就找机会杀了我。光杀了还不算，还要将我碎尸万段。小悦说他既然产生了如此恶毒的念头，目的达不到，绝对是什么残忍的事儿都干得出来的。小悦又说“4号”曾亲自参予调查的几桩受贿案，大抵都跟“3号”的行贿有关。有的案件虽然证据确凿，事实清楚，但又因为“3号”已经是精神病院的一名患者，无法提审他，只能不了了之。反贪局长和他所要法办的罪犯都被送进了同一精神病院，前者思想上走投无路，跳楼身亡；后者逍遥法外，且为了一份儿幸福的感觉，刻不容缓地要以三十万买下我的背心，个中时代玄机，世态奥妙，令人不知作何感想。
“9号”就是我下午碰到的，享受正局级待遇的那位学者。他与“4号”有点儿势不两立。他们在精神病院外边就认识，就已经有点儿势不两立了，都先后住进了精神病院。空间局限了，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关系非但丝毫没有改善，反而更加“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似的了。当然也不是一见了就互啐互骂，你给我一老拳，我给你一狠脚。都是有身份之人，各自的教养都在那儿摆着，怎么也不至于像江湖上的两个仇人见了似的立刻要决斗出个你死我活。他们的仇是由于对时代所持的不同观点不同看法才结下的。一见了就是一场大辩论。一辩就辩到双方都口干舌燥，声嘶音哑，嘴角挂白沫的程度。而且辩到了那种程度了还是都不甘拜下风的。双方又都有各自的一批忠实的支持者，追随者。只不过“4号”的支持者追随者多些。“9号”的少些。每每的，医生护士们不进行制止、喝斥、驱散，辩论不会告终……
“9号”是这样一位学者——他自己并没有什么独立的思想可言，也未见得有什么真才实学。但是他被某些喜欢他的人认为对当代有杰出的贡献。如果不是因为超龄了，据说本市的每一届“十大杰出青年”，他都会榜上有名的。
他对当代的杰出贡献在于，他总结出了一套逻辑，或者说是一种思想方法。只要用他的逻辑一推论，用他的思想方法一解说，那么我们的生活就比蜜甜了，我们的社会就充满阳光了，我们所处的这一个时代就是最最美好的一个时代了。什么通货膨胀问题、失业问题、分配不公问题、贫富悬殊问题、官僚腐败问题，就纷纷不是问题了。非但不是问题，甚至还足以证明时代的飞跃。
我碰到他时，他正在院子里闭转。大概是希望碰到“4号”，再进行一场唇枪舌剑的辩论。
他拦住我，冷不丁地劈头便问：“这位病友，你对失业问题怎么看的？”
我一愣，万没料到，在精神病院这种超现实的地方，有人会向我提出一个院墙以外的现实之中十分敏感的问题。
我犹豫片刻，审视了他一番，确信他并无恶意，只不过是想找到个交谈的对象，共同探讨一个严肃的话题。于是放下心来，应付地回答——失业么，总归是令人堪忧的事。一个国家失业人口递增，解决再就业的能力有限，国家的安定就大受影响了……
否！——他用一个掷地有声的“否”字打断了我。立刻进入一种亢奋状态，不停地做着各种手势侃侃而谈起来……
他说失业有什么不好？好得很么！我们国家终于也有五六千万失业工人了，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进步啊！失业说明了什么？最有力地说明了改革在继续在深入在发展么！哪些地方有失业现象了，哪些地方的改革就大有成绩了，就大有希望了！哪些地方的失业人口多，就说明哪些地方改革的步子快，快得势不可挡！以一部份人的失业，换取改革的大好局面，以区区五六千万人的失业，换取十三亿之众的幸福明天，这乃是以小小的代价，换取大大的胜利么！谁失业谁光荣么！就好比战争年代，谁牺牲了谁光荣！一样的么！发牢骚，不满情绪，怨天尤人，都是觉悟太低的表现么！要正确对待么！要甘作代价么！改革时期，更要提倡和发扬自我牺牲的精神么！……
我肃然恭听。努力想听明白他的话，努力想按照他那套逻辑进行思想，并且暗暗说服自己接受这位享受正局级待遇的学者的观点。但听到最后，还是没太听明白他的话。还是不太能接受他的观点。我渐渐明白了的只有一点，那就是——肯定的，这位享受正局级待遇的学者的一切亲人中，绝对没有一个已经做了改革之小小的代价的。
他问我，这位病友，你的思想已经转过弯子来了么？
我不愿说已经弯过弯子了，和他的观点完全一致了。也不愿当面扫他的兴，予以反驳。更不愿对他说出我内心里想到的一句话。那句话是——放你妈的狗屁！
我只有嘿嘿讪笑而己。
他又问我对腐败怎么看？
我说腐败是严重的社会弊端啊！是老百姓深恶痛绝的嘛！
他说我的话只对了一半儿。只对了一小半儿。说我对于腐败的认识，还仅仅停留在普通老百姓的思想水平上。
我装出一副虔诚的样子，请教他有何高论？
他说，腐败还证明了极好的一面么！和毛泽东那个时代比比，你就不难比出好来了！当年的刘青山、张子善，不就贪污了两千多万么？不就相当于如今的两万多么？结果就给枪毙了！多委屈啊！如今呢，一贪污就是几百万，几千万，这说明了什么呢？
我问，依您看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国家富了嘛！完全经得起这么贪污了嘛！——他振振有词——过去行贿怎么个行法？一瓶“茅台”，两条“红塔山”啧啧，什么水平呀？一块“上海”牌手表，那受贿之人就有点儿不敢收了！如今呢，几十万，几百万，现钞！进口小汽车，别墅！从一个侧面儿说明一部分人那是真的富起来了嘛！行贿的水平也上档次了么！要么不贿，贿就有实力动真格的了么！过去的年代，你想动真格的动得起么？再比如公款吃喝，每年吃掉几千个亿，也说明国家富了么，经得起这么吃了么！转换一下思路，从这些不太好的现象，能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能得出一个国富民强的结论嘛！能得出一个大受鼓舞的结论嘛！能得出一个改革信心倍增的结论嘛！能得出一个形势大好的结论嘛！能得出一个有一百条理由有一百条根据无比乐观的结论嘛！现在，许多从事社科专业的知识分子，文化人，找不到自己的座标了，迷惘自己存在的意义了，这不好。很不好。这完全怪自己嘛！自己存在的重要意义，要靠自己显示嘛！比如敝人，就一点儿也不迷惘。因为敝人非常受重视嘛！一点儿也不感到失落嘛！有些话，有些大道理，硬道理，各级政府官员不好说，不便说。也说不好，说不透，说不到点子上，我这位学者就替他们说嘛！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时代角色嘛！学者不扮演这样的角色指望谁去扮演？就是说了挨骂，那也是在替各级官员挨骂。你不惜替人家挨骂，人家才看重你，才给你各种各样的待遇嘛！否则岂不是无功受禄么？而不可取代的作用乃是，凭了我这样的学者的嘴，凭了我这样的学者的笔，能从一切阴暗面一切腐败现象一切不正之风中，提炼出使人鼓舞使人振奋使人听起来很有道理的逻辑！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不断产生新逻辑的时代！对我来说，是一个英雄大有用武之地的时代！我非常非常热爱这个时代！伟大的现时代万岁！万岁！万万岁！……”
他振臂三呼。两边嘴角，螃蟹似的积聚了两小团儿白沫儿。
我觉得，他是我所见过的，最厚颜无耻又最把自己想象成一个人物的家伙。
他接着说，共同话语！现在需要寻找到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共同话语！日本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之间的共同话语，那就是“岛国危机意识”！一谈到这一点，日本的穷人和富人的意志就统一起来了！日本全体人民和日本这个国家的意志就统一起来了！美国全体人民和美国这个国家的意识就统一起来了！我们呢？我们呢？国家和人民的共同话语是什么？是什么？究竟是什么？……
他连珠炮也似地向我发问。由于说得太快也问得太快，涨红了脸。而嘴角两边的两小团儿白沫，有一团儿已经积聚到小指甲那么大了，颤颤欲滴。那时他脸面上呈现出一种相当自负的矜傲，仿佛关乎整个中国命运和前途的伟大的思想，全装在他的脑袋里。仅仅装在他一个人的脑袋里。
我从来也没思考过，在现而今，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人民之间，究竟该说点什么有意思的话题？究竟什么样的话题，还能够成为共同的话题。我一向不认为我有进行这一种思考的义务。经他逼问，我临时动起脑筋来。禁放烟花爆竹的话题，已经说过好几年了，而且早已立了法。禁止养狗的话题，也已经说过了，也已经颁布了条例。在公共场合禁烟的话题么，似乎怎么说也不太能够成为一个跨世纪的话题。而下一届“奥运”，别的国家已在激烈地争办着了，我们中国经历了争办上一届的情绪挫败，明确表示放弃这一届的争办权了。下下一届，离得还远呢。强扯硬拽到现而今来作为“共同话语”，未免太超前了。是啊是啊，国家和人民之间，在现而今，可究竟说点儿什么好呢？
我试探地问，要不还说精神文明怎么样？这难道不是一个可以跨世纪的话题么？难道不是一个值得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话题么？
精神文明？——他打鼻孔里嗤出一声，以否定的口吻说，也就是“五讲四美三热爱”了？这是工青妇联去抓的事儿！这个话语太轻飘了！太中学生味儿了！要提出崭新的口号！要寻找到崭新的话语！是那种一经提出，就能使全民族的意志凝聚得像钢铁一般坚强的口号！是那种一经宣讲，就能使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关系亲密得如同父子如同母女如同夫妻的共同话语！……
一团儿白沫，终于从他一边嘴角滴落，滴在他蛋青色的短袖衫的前襟上，像是一滴鸟屎。
他的嗓音已经开始嘶哑。他尽量抖擞起精神，高举起手臂，情绪亢奋而又无比激昂地朗颂起毛主席的诗词来——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只争朝夕！只争朝夕！……
唾沫星子从他口中一阵阵喷在我脸上。
我后退一步，要求自己以一种不至于伤害了他自尊心的、虚心求教的口吻问，那，我亲爱的学者病友，您是否已经寻找到了呢？
什么？——他从那种迷幻般的状态中猛地向我一扭头……
我说，就是那种崭新的口号，那种一经宣讲，就能使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关系亲密得如同父子如同母女如同夫妻般的共同话语啊……
正在找呢！——他举起在空中的手臂倏然垂落。不知为什么，他的语气听来有几分恼火了。
他又用一根手指点点自己的脑门儿，虚张声势地说，它们都在这里边儿呐！只不过还没提炼出来！思考成熟了，一经产生，中国就又一大飞跃！
我从他的话中明显地听出了潜台词。那潜台词是——像我这样的头脑全中国并没有几个！毕竟还有是中国的一大幸运。一个都没有中国那就完了……
我低声问，那……那您怎么，也被送进这儿来了？
我本不想问这么不该问的问题。但人是好奇心很强的动物啊！
他叹了口气，说还不是因为“奏折”上得太勤了点儿么！
原来他还有这毛病！
他变得有几分沮丧了。嗫嗫嚅嚅地向我解释，说把他送进这儿来，那纯粹是天大的误会。一位享受正局级待遇的学者，在古时候，起码也该算是一位可以和县太爷平起平坐的七品以上的朝廷幕僚吧？既为幕僚，当然就有义务多多地发表政见了！下不钳口，上不塞耳，则可有闻矣！否则，虽享受着正局级待遇，内心实愧而不安啊！
他说得还蛮像那么回事儿似的。
然而我却对他一点儿也同情不起来。
他问我几时可能出院？
我说我自己也说不准。因为几时出院，我自己是作不了决定的。得由领导们来作决定。不过有很快就允许出院的可能性……
他就扯着我的袖子，将我扯到树丛后，低问，亲爱的病友啊，请求你，替我带出去一封信发了吧！
我说这没有什么啊！不就是带出去一封信发了么？区区小事，何言“请求”二字啊？
他说不是一封一般的信。说他早就想向国家有关方面及有关领导人提出一项重大建议，调整警卫人员及保安人员的阶级成份。说应该组成主要由新贵族子弟充当的当代“御林军”。说稍加分析便可得出结论，他们的忠心不二，也许是比工农子弟或城市平民子弟更可靠的。起码目前大概是这样。比如一位省级或部级领导的警卫和公务员，如果是从百万大款的子弟中选拔出来的，将肯定比从僻远落后的穷山区的农家子弟中选拔出来的要可靠得多。说你还记得么？三十多年前，每至“元旦”，两报一刊总要联合发表“元旦社论”。社论在分析到国际形势时，照例会用一句话概括，叫作“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说现而今，中国的国内形势，也是完全可以用这一句话概括的。而且概括得无比的准确。体制在大动荡，人心在大分化，利益关系也在大分化。相对的，新的阶级出现了，新的阶级关系出现了，原体制下形成的每一个阶层都在进行大改组。他所提出的建议，乃是非常适应这种“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代特征的……
闹了半天他又要上“奏折”。我忽然明白，像他这种人，为什么也会被送进精神病院里来了。如果我有特权，我一定下一道密旨，这样的人，有一个送进精神病院一个。有一百个送进一百个！有一千个送进一千个！实在太多了，精神病院安顿不了，不妨学学秦始皇，集体的诓到哪一座大山里，统统“坑”了……
我谎说我憋了一泡尿，得赶快回病房上厕所，说完便走，不给他纠缠的机会。他却一直追随我至我的病房门口。我进了病房，插上房门，打定主意两个小时内不再出去。
几分钟后，他敲我的房门，大声问——哎，亲爱的病友你上完了厕所没有？
我盘腿床上打坐，屏息敛气，一声不应。
又过了几分钟，但听他在我病房门外吟诗。所吟乃白居易之《醉赠刘二十八使君》——“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亦知合被才名折，五十三年折太多”。
我虽眼惰，但早些年勤学用功的时候，诗词之类还是读过些的。白居易那一首诗，甚至背过。在我记忆中，最后一句，应为“二十三年折太多”。“9号”将其改为“五十三年折太多”，我猜想必是因他自己现年五十三岁吧？个中失落的意味和心灰意冷而又不甘罢休的情绪，经由“九号”那嘶涩劈哑的声音缓缓慢慢凄凄凉凉地吟来，还真挺感人的。
我受其影响，诗骚大发作，轻轻走到门口，隔着门回了他两句诗——幽情苦绪何人顾，流莹惹草复沾衣。是《聊斋》里一个雌魂女鬼顾影自怜的鬼诗。
门外又静了片刻，之后但听“9号”长叹一声，语调感时伤怀地说，亲爱的病友，不理解也便罢了，何必嘲讽于我呢？……
又遭，屈原，屈原，今日始知，你乃一千年前之我，我乃一千年后之你啊！天偌大，地偌广，难道只你我二人才是知音么？……
“4号”跳楼摔死，“9号”甚是幸灾乐祸，就差没当众拍手称快了。当时围观的人很多。“4号”的头碎了，脑浆涂地。一条腿断了，脚后跟朝上了。惨状令人触目惊心，不忍正视。
“9号”却不怕受刺激，走到很近处，俯下身细看。看够了，直起腰，嘿嘿冷笑道，好，好。死得何其好哇！这个人的死，说明了什么呢？恰恰也从反面说明了，那些眼睛长了钩子似的，专看我们大好形势阴暗面儿，而且装出一副忧国忧民样子的人，思想根据是非常脆薄的，是经不起辩论的。他们除了一死，没有别的选择……
于是惹恼了几位平时格外尊敬“4号”的病友，捋胳膊挽袖子要揍他……
小悦说全精神病院的人，无论是病人，还是医生护士们，甚至包括烧锅炉的工友，食堂的大师傅，栽花剪树的老园丁，背地里都叫他“臭老九”。连王教授也这么叫。
我说，“臭老九”这种叫法，是“文革”中由“四人帮”发明的，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蔑称和辱称。现在还这么叫，那是很不对的。
小悦一瞪眼，愤愤地说，有什么不对的？对得很！对极了！说她听她父亲讲，“四人帮”横行霸道的年代，知识分子其实只在“四人帮”及其爪牙们眼里是臭的，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和最广大的青年内心深处，那还是暗暗受着尊敬的。她说她父亲，当年不过是一位教会计学的普通讲师，不过出版过两小本儿讲解基础会计学的小册子，也被当成了权威发配到农村去劳动改造。说从小队到大队到公社的会计们，都偷偷拜他为师。他生病了他们还偷偷送给他鸡蛋吃。还上山为他采草药。他白天挨斗了，晚上他们就偷偷去看望他，劝慰他忍着点儿，想开点儿。小悦讲了过去就讲现今，就话锋一转，破口大骂句号。说像句号这样的知识分子，太臭了！简直臭不可闻！明明是黑的，他怎么偏偏要替当局说成是白的呢？明明老百姓叫苦连天的事儿，他怎么偏偏要替当局说好得很，不值得大惊小怪呢？明明是腐败透顶的事，他怎么偏偏要替当局说那是改革的润滑油呢？连当局也不好意思这么说的呀！这不是拍马成癖，忒不要脸了么？她说他实在想不通，一名知识分子，熬到正局级待遇，那也就算是熬到头了嘛！再怎么善拍，还能往上爬么？全中国享受部级待遇的知识分子总共才有几个呀！在这么一座中等城市，又不是在北京，拍得再勤再起劲儿，也是钻不到那几个里边去的呀！索兴不拍了，正正地做一个受人尊敬的，实事求是的知识分子，你已经捞到手的一切既得利益也不可能再失去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