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幢房子可能有四五层或六层楼高，迈克尔没有数。他屏住呼吸，走上一层满是垃圾，散发着尿骚、垃圾臭味的楼梯，站在那里喘口气，等有力气后，再上另一层。他知道已到顶楼，是因为突然没有楼梯可上了。
沿着走廊一路走到右手边最顶头的房门口，这是扇脏兮兮的白门。他停下来又喘口气，否则就是为了祈祷，然后他敲敲门。
“爸爸？”劳拉叫道。“你可以进来，门是开着的。”
她就在那里，躺在一张单人床上，房间那么小，似乎无法再放下一把椅子，他的第一个念头是她很漂亮。她瘦了那么多——脏牛仔裤包裹着的长腿太细了，油腻腻的工装衫下的上身看来也很脆弱——可是那因为极度饥饿而苍白的脸、湛蓝的大眼睛、精致的薄唇，像楚楚可怜的少女，她母亲一直希望她变成这副模样。
“哇，”他挨着她的膝边在床上坐下。“哇，宝贝，我从没这么高兴见到你。”
“嗯，我也是，”她说。“我能抽你一支烟吗，爸？”
“当然，给。可是，听着，我觉得你很久没吃东西了，对吗？”
“嗯，我猜自从我——大约有两星期了吧。”
“那好。那么首先我们要做的是在哪儿让你吃个饱，然后我们今晚先找间酒店住下，明天我带你回堪萨斯。怎么样？”
“哦，听上去不错——好的，我想，不过我不怎么了解你妻子。”
“你当然了解。”
“嗯，可我是说我不知道她当你妻子是什么样。”
“哦，劳拉，这话可真傻。你们会处得来的。现在，这儿你有什么想带走的吗？你有袋子装它们吗？”
在清理狭窄的地面时，他发现两根黑色松紧带的蝴蝶结领结，餐厅侍者戴的那种，泰瑞·瑞安在蓝磨坊上班时就戴过。当他从墙边拖过她那脏兮兮的尼龙背包时，看到第三个领结从后面掉出来。难道有三个年轻侍者上到这里来过，占有她，意外留下他们的纪念品？不，很可能是同一个侍者，来了三次——或者五次或十次，或者更多。
（“嘿，埃迪，你去哪儿啦？”
“去找那个我跟你说过的瘦高个女孩，在顶楼，右手边最顶头。她可是热情如火，伙计。”
“那好，可是见鬼，埃迪，如果我是你，我可不想在那房子里浪费时间，那帮孩子都是些疯子。”
“是吗？你是说我也是疯子吗，还是说像你一样疯？听着，我在哪儿找到这妞的，我就在哪里上她，伙计。”）
“准备好了吗，亲爱的？”迈克尔问。
“我想是的。”
但是街上找不到出租车；他们只好步行到几个街区之外，才找到一辆愿意停下来的车。
“晚上这个时候哪里有吃的？”迈克尔问司机。
“嗯，晚上这个时候，”司机告诉他，“只有在唐人街才有吃的。”
他一直觉得很可笑，中国菜居然是他给饿得快死的孩子吃的最好的食物。芙蓉蛋、肉丝炒饭、龙虾糊——大部分美国人在不太饿时，偶尔换口味才吃的东西——现在劳拉一勺接一勺、津津有味地吃着。她没有说话，甚至头也没抬，直到最后一个空碟子给撤走。
“我还能再抽一支烟吗，爸？”
“当然。你觉得好些了吗？”
“我想是的。”
另一位出租车司机推荐了一间酒店。他们在前台排队等着，迈克尔担心房间服务生很可能误会：紧张兮兮的教授带着个长相甜美、吸过毒的嬉皮士女孩。
“我想要两间房，给我和女儿，”他小心地说，直盯着那个男人的眼睛，他立马发现哆哆嗦嗦的老色鬼很可能常这么说。“就一晚，”他补上一句，结果让情况更糟。“我想最好是两间相邻的房间。”
“没有，”服务生断言道。迈克尔硬着头皮以免有人要求他或叫他马上离开这里。但结果是根本没什么可怕的，他的呼吸又顺畅了。“没有，今晚没法给你找两间相邻的房间，”服务生说。“今晚我只能给你有两张床的双人间。行吗，先生？”
可能是“先生”一词，还有余下的那些话，让迈克尔步履轻松地穿过铺着地毯的休息室，进了电梯。他活了大半辈子，可是到现在别人称他为“先生”时他还没学会坦然受之。
劳拉睡得很熟，整晚甚至没有动一下，翻个身，可是她爸爸在旁边另一张床上几乎整晚没睡。天快亮时，就像其他那些失眠之夜一样，他开始低声朗诵第一本诗集里那首长诗《坦白》，戴安娜·梅特兰和萨拉·盖维都喜欢这首诗。他声若游丝，离枕头几寸远便听不见，可这还是非常准确而清晰的背诵——说出了所有音节、表达出所有停顿，抑扬顿挫都正合其适，一点不错，因为这首诗他实在是烂熟于胸。
该死的！噢，耶稣上帝，这是他写过的最好诗篇。它不会消失，虽然这本书早已绝版，在图书馆里也越来越难找到。噢，它不会消失，还是会有人把它翻出来，以经典诗选的形式重印，可能成为高校的标准教材。
接着他又重新背诵，不急不忙，从头开始。
“爸？”劳拉从她床上喊他。“你醒了吗？”
“是的。”他怕她会说听到他的低声诵读，心情不安，赶紧准备了一套说辞：我准是做了个恶梦。
“我有点饿了，”她说。“你觉得我们可以马上下楼去吃早饭吗？”
“当然。如果你愿意，马上起床，先用洗手间，亲爱的，我马上穿好衣服。”
他如释重负，因为她似乎并没有听到他的低吟。可就在他拉裤子拉链时，突然想到，也许她听到了，觉得有点“怪异”，有点“出格”，但是决定不提这回事。据说嬉皮士都很尊重别人的生活隐私。做你自己的事去吧。
那天下午，当他们的飞机穿行在高得不可思议的天空中时，劳拉从窗前回过身来，说：“爸？有件事我觉得还是告诉你的好。我想我可能怀孕了。”
“哦？”迈克尔笑了，想表示这个消息并没有让他太过震惊。
“嗯，我是说有可能，因为我有两三个月没来例假了，因为我没有——你知道——我一直觉得不太舒服，不过不确定。我不知道是谁——你知道——那个男孩是谁。我记不清了，这个夏天发生太多事。”
“噢，”他说。“亲爱的，我觉得你没必要担心。我们会带你去大学医院，给你做个检查，看看是不是真怀孕了，如果真的，我们马上小心处理。好吗？”他自己的好意让他闷闷不乐。他告诉她，他认识医院里的一位医生，他可以私下推荐她到密苏里的一家诊所，可以立即“人工流产”；他向她保证她会没事的。
但是当打消了劳拉的疑虑，她重新转身对着窗口后，迈克尔凄凉地坐在空中。女儿十九岁，可能怀孕了，却不知道孩子的爸爸是谁。
萨拉在机场迎接他们，她抱着劳拉，轻轻吻了一下，说明她不再是辅导员了，接着他们三人开车回家，气氛非常友好。
劳拉说过惯了城市生活后，这里的景色看来十分“好玩”，接着她又说：“我们这趟出门没有经过堪萨斯，但我们穿过了内布拉斯加。”
现在她说“我们”了，迈克尔简直忍不住想问她一个问题，昨晚他在那间破房子里找到她时就想问的问题：她那些朋友们怎么样了？他们嬉皮士不是一直哀怨地说“爱”吗，难道他们不是该团结，该互相照应吗？这些人怎么能把一个女孩扔在那种残酷陌生的地方呢？
他什么也没说，可他知道他今晚急需跟萨拉说说话，一旦他们能单独在一起时。
劳拉像个婴儿，吃饱就想睡。萨拉带她穿过走道去那间空房间，迈克尔给自己倒了杯酒，站在壁炉边。每当他想理清思路时，他就去壁炉那儿站着，那里似乎最适合思考。
萨拉回到客厅后，在沙发上坐下，望着他。听到飞机上劳拉告诉他的消息时，她镇静自若。
“哦，明天我们可以带她去医院做个验孕测试，”她说。“也许没事，检查结果出来之前，我看没必要操心。”
“我知道，我知道，”他飞快地说。“我也是这样对她说的。我还告诉她我可以安排堕胎手术。不过，我还是很难过——最糟的是她居然不知道这男的是谁。还有比这更糟的吗？”
萨拉点了根烟。她一周只抽四五根，只在心绪不平时才抽。他一直将此视为她在努力理解他。
“噢，好吧，”她说，“我想嬉皮士的行事之道就是这样子的，对不对？而且，我想姑娘们发现这一招很管用，总能把父亲们吓一大跳。”
他走出客厅再去倒杯酒，他哭了，简直无法回到壁炉前。他赶紧转过身，躲开她——不该让年轻妻子看到衰老的丈夫在流泪——可是太迟了。
“迈克尔，你哭了吗？”
“呃，我昨晚没睡好，”他用手捂住脸说，“重要的是我这么多年来第一次——第一次为自己骄傲。噢，天啊，宝贝，她一个人在那里，她迷失了——她迷失了——也许我这一辈子从没做对过什么事，可是狗娘养的，我去了那里，我找到她，我带她回来，现在我他妈的很骄傲，就这样。”但是即便在说话当时，他疑心这不是事情的全部，还有些东西他不能说出来。
待他心绪平缓后，他道歉，假意大笑证明他并没真的哭，任萨拉领着他回卧室。他知道《坦白》里最后的诗行让他流泪——今天在飞机的压力舱里，他曾低吟那些诗行，现在它们仍在他脑子里回响——他知道那是他在劳拉五岁时写下的。
验孕结果是阴性——从现在起劳拉不会再怀孕了，除非她嫁给某个年轻人，除非他也像她现在这样对验孕感兴趣——所以，最坏的压力消除了。
但是接下来，如果不是萨拉的主意的话，迈克尔本不想这么做，带劳拉去看大学医院里的心理医生。
他坐在候诊区橙色椅子上等了有一个小时，极力克制着自己的紧张。医生送劳拉出了治疗室，她可以在这里坐一会儿，因为医生想跟她父亲交流一下意见。迈克尔很是欣慰，至少他们没找个自以为是的年轻人来。这位医生五十开外年纪，礼数周到、为人庄重，从他保守的着装、擦得锃亮的棕色皮鞋来看，他已经安顿下来，是个居家男人。他名叫麦克黑尔。
“嗯，达文波特先生，”门一关上，他俩单独在房间内坐下后，医生说，“我觉得这显然是一例精神崩溃。”
“等等，”迈克尔说。“你从哪里搞来‘精神病’一词的？她只不过是吸了点毒而已。难道你不觉得‘精神病’很难听，不能到处乱说的吗？”
“我觉得这是我们能用的最准确的词。你知道，有些毒品可以诱发精神错乱，导致严重的精神迷乱；让人的情绪时而‘高昂振奋’，时而‘消沉低落’，有时出现幻境，最后就成了通常意义上的精神病。”
“好吧，那好，但是听着，医生。她现在没再用那些药品了。她跟我、跟她继母一起生活，日子平静。难道我们不能给她一个机会让她自己好起来吗？”
“是的，在有些病例上，我可能会同意你的观点，但是你女儿的困扰很严重，非常迷惑。我暂时不建议她住院，但我要一周见她两次。三次可能更好，不过我们可以从一周两次开始。”
“天啊，”迈克尔说。“她跟你在这儿肯定比在家里要疯狂得多。”但是他明白这场辩论他输了。以前他跟这种滑头争论从来都输，可能以后也仍是如此。“我是说她在家里也不是完全正常，”他说，“但主要是行动懒散、迟缓。”
“话不多？”
“不多，根本不怎么说话。”
“嗯，那好，”医生狡黠地瞥了他一眼，眼神中一抹令人痛苦的意味。“我想你还没机会听她说起‘外度空间’那种事吧。”
一天清晨，收到一封沃宁顿大学的来信，皱巴巴的，上面是露茜转寄的笔迹，信上同意劳拉以“留校察看”的身份回去读完大学二年级课程。
“呵，真他妈了不起，”迈克尔说。“听着，宝贝，我可不想你以留校察看的身份回那儿去。去他妈的沃宁顿大学，好吗？让她们去穿包屁股的紧身裤吧。”
话刚出口，他想起正安静吃着早饭的萨拉就是当初那位推荐沃宁顿大学的平静体贴的年轻辅导员。
“对不起，亲爱的，”他说。最近“亲爱的”、“宝贝”还有“甜心”这些词在这个家里满天飞，有时候他都不知道他在对哪个姑娘说。但是这次他知道，他是在对萨拉说。“听着，这次尝试不错，但我总觉得沃宁顿不适合她，她在比灵斯这儿受教育可能要比那间鲜花工厂要好。再说，如果她在比灵斯大学读书，还可以继续看那个医生，不管要花多长时间。如果她想转到什么更好的学校，以后也行。”
萨拉仔细考虑后，承认这是个合理的安排。
“你们知道吗，真好笑，”劳拉隔着早餐桌说，眼神、声音都很梦幻。“沃宁顿我真的不怎么记得了——有点模糊。我记得那些下午，我们一群人穿过田野到高速公路上去，我们在那里等着，等车来。车靠边停下后，有个家伙摇下车窗，我们给他钱，他把些褐色小纸袋递给我们。各种迷幻药，安非他命，可卡因和麻醉品，甚至很普通的大麻。然后我们走回学校——噢，有时候那片田野上的落日漂亮极了——我们全都觉得很富有，棒极了，因为我们知道又够吃一周的。”
“是啊，”迈克尔说。“很怀旧，很有田园风味，甜心，可是我想跟你说件事。你不再是个嬉皮士了，你明白我的话吗？你不负责任，你自我放纵，你一贯这样，现在你还是个精神病人，我和你继母正在尽全力帮你恢复正常。所以，听着，如果你的饭吃完了，不如回房间再去睡上四个小时，要么去做点有用的事。”
“难道你不觉得那样有点过分吗？”萨拉等劳拉走后问他。
他只是阴郁地盯着盘子里凉了的煎鸡蛋。上午九点还没过，他已经发了两次脾气。
那天，比灵斯大学注册处的办事人员告诉他，现在为劳拉申请今年秋季入学已太迟了，最好的办法是让她填个明年二月的入学申请。所以他们三人，在这间现在看来太小了的房子里还得一起待上五个月。
“嗯，我想我们会熬过来的，”萨拉说。“再说，我觉得她还没做好上大学的准备，你觉得呢？我觉得她精神还是不集中。”
不久收到了露茜的一封信。非常简洁的几句话写在信纸当中，形式和内容她都小心处理过，说明她一定写了好几遍，才找到合适的语气。
亲爱的迈克尔，
今年夏天你接手担负起照顾劳拉的责任，令我无比感激。她需要你时，你在她身边，一切你都处理得那么好，那么明智。
代我问候萨拉，也代我感谢她的帮助。
问好。
L.
附：我想我很快会搬到波士顿剑桥去了，到时候会告诉你具体情况。
“嗯，当然，我只见过她一次，”萨拉说。“但是她给我印象很深，她是个非常——体面的女人。”
“哦，非常体面，当然，”他说。“在我们这个三人之家里，人人都很体面，可惜有两个是疯子。”
“噢，迈克尔。你打算开始说‘发疯’这类胡话吗？”
“这怎么是胡话？你更喜欢心理医生用的那种词吗，‘精神病’？‘狂躁-抑郁症’？‘妄想分裂症’？听着，尽量理解这一点：我小时候，在莫里斯敦，从没人听说过西格蒙·弗洛伊德，我们只知道三种基本类型，有点疯、发疯、癫狂。它们才是我信任的术语。我常常想有点疯我才不介意，因为那样会让一个男人在姑娘们眼里变得很迷人，但如果说我是为了你才挤身这一类型，那我是在撒谎。我是个疯子，有文件可以证明。劳拉也是个疯子，至少暂时是，除非她和我小心从事，不然我们俩可能会变得癫狂。就这么简单。”
“你知道有时候你自己做的事吗？”萨拉问他。“你任自己这么口若悬河地说个不停，其实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有点像你想告诉我阿德莱·斯蒂文森的事，结束时说得他好像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一样。我绝对希望你在教书时能比这更好地控制自己，不然你会有许多迷惑不已的学生。”
过了一会儿——不管用了多长时间才决定不冲她发火——他说：“我想我们最好还是让我来操心教书、学生这些事，行吗？”
然后他走开躲到自己的工作室里，自认最后一句话说得非常有尊严。
这次她确实有点越过界了。居然对他作为一名老师的“控制”能力说三道四。在这类越来越多的小吵闹中，她曾稍稍犯过错。她可能会认错，噢，但她不会马上道歉，很可能要等到那天的所有困难过去后，到傍晚过后，直到他们最后能一起坐下来，在斑驳黯淡的堪萨斯月光之下，倒在他怀中，她可能才会道歉。也许，到那时根本无需道歉了。
“嘿，劳拉？”一天他问女儿。“你早上怎么从不叠被子？”
“我不知道。叠它有什么用？我马上又要回去睡的。”
“行，我想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算个理由。”他说。“如果你的头发马上又会纠成一团，那也就别梳头了，是吗？如果你又会脏的话，那还洗什么澡？也许我们都会同意一个月冲一次马桶——听上去是个好主意，啊？”
然后他走近前来，在她畏缩的脸前晃着一根食指。“听着，宝贝。我觉得，你得做个选择。要么过得像个有教养的姑娘，要么你打算像只老鼠一样活着。你好好想想，自己做个决定，好吗？我希望你能在接下来的半分钟内做出决定。”
要不是萨拉一直从中调解，这种场面可能更多，可能越来越糟。是萨拉，正如那几次他尽力告诉她的那样，是萨拉让大家熬过这几个月。她只比继女大五岁，但她总能冷静地掌控一切。她自己包揽下所有家务事，从不在乎劳拉帮不帮她打扫卫生、做饭。她会开车送劳拉到镇上看麦克黑尔医生。有几次，还趁着心理治疗的时间，为劳拉买回几件有品位、有款有型的衣服。
在学校、在教室里或办公室里，迈克尔开始放松下来，安慰自己等回家时，一切都会好的，它们也真是那样。在他们最好的日子里，在下午那些宁静、有分寸的饮酒时间里，他们三人有时坐在一起愉快地聊天，仿佛劳拉是邻家女孩——一个“有意思的”女孩，太年轻了，还没有太多独创性，但是看着她慢慢啜着那听可口可乐，就像个温顺有教养的姑娘。不过，他们三人都清楚，他们全都明白，要她好起来，光这还不够。
有一天，他回家时看到她坐在一把大椅子里，穿着新买的裙子，全神贯注地看着现代图书馆版的《红字》。
“不错，”他对她说。“我很高兴你又开始阅读了，亲爱的，况且那是本好书。”
“我知道，”她说。当他经过她身边时，顺便低头看了一眼，看她读到哪页了：第98页。他走进书房，伏案阅卷，学生们的诗歌试卷——整个教学的窍门就是，尽可能用一两天时间把这些东西搞完——绝对是两小时后，他才走出来，再次经过劳拉身边，发现她还在看第98页。
好了，见鬼，这孩子怎么回事？难道那个该死的心理医生什么也没做？她那双让人心碎的蓝眼睛在想些什么呢？
萨拉在厨房里，打开一盒冰块，给他准备一杯饮料，因为五点钟了，他只能说：“噢，天啊，你真是太好了。”
那晚他不得不等到他们上床后，隔着两扇紧闭的门、一条走道，轻声细语不会传出去后，他才告诉她劳拉和那本书的事情。
“噢？”她说。“你肯定还是那页？”
“我当然肯定。否则，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自己孩子的坏话？”
她若有所思地想了一会儿，说：“嗯，我觉得我明白你说‘坏’是什么意思，不过如果我们能找到一个更恰当的词的话，也许更好些。不过，这真是非常——非常让人沮丧，是不是？因为我以为她在好转呢，你说呢？”
那年初冬，他们认为劳拉参加些更积极的活动会更好，恰好镇上一家打字学校新开张。萨拉打字“生疏”了，她自己说的，劳拉则从没真正学过打字，如果她俩一起报名学打字也许不错。
于是，每天一大早她们就出门去上打字课，上课时间经过精心安排，好让劳拉不会误了看心理医生，迈克尔有点犹豫，但还是认为这是件好事。打字是种不用脑子的活，有时候能让你摆脱烦恼——当然，除非你正在努力把写的诗打印出来。他记得很久以前在纽约、在拉齐蒙、在托纳帕克的有些晚上，在打他写的那些诗时，为了那些可笑的打字错误，他畏首畏尾，诅咒着那台机器，他撕下纸又重新卷上新纸，然后再犯下别的更糟的错。最后还是露茜接过手来，她总能飞快地打好那些诗，一次便非常完美，像个最理想的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