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琳·哈蒙德原来是个身材苗条、长相好看的女人，四十几岁。“我听说过很多关于你们这两个女孩的事，”她说，她跟托尼·威尔逊握手时，她说她也听说过很多关于他的事，然后她对爱米莉说：“你爸爸对你获得奖学金的事开心极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火葬场在西切斯特县那边，他们坐在跟着灵车的大轿车里去了。萨拉和托尼坐在活动座位上，普奇和爱米莉坐在后面。他们后面还有一辆车，坐着艾琳·哈蒙德和沃尔特·格兰姆斯的几个亲戚，他们从本州的北部地区赶来了，然后跟着的还有另外几辆车，一起来的，是纽约《太阳报》的几位职员。
小教堂里举行的仪式不算隆重。电风琴响了起来，一个面带疲惫的人念了几句不分宗教教派的祈祷，棺材搬走，仪式结束了。
“等一下，”他们鱼贯而出时，萨拉说。她快步又走回她坐过的那一排，独自弯下腰，不可自抑地最后一次痛哭起来，好像过去几天内哀悼得还不够充分，还需要最后一次扭曲她垂下的脸庞，最后一次颤抖她的肩膀。
然而爱米莉至此还是一滴眼泪也没有流。回市里的一路上，她都感到心神不安。在车上，她把一只手垫在自己的脸部和大轿车冷冷的、颤动着的车窗之间，那样似乎有点用。她试过跟自己低声说“爸爸”，试过闭上眼睛想象他的脸，但是都不管用。然后她想到一件事让她的喉咙发紧：她也许不是爸爸的宝贝，可是他一直叫她“小兔子”。这时她不费事就哭了起来，让妈妈伸手过来攥紧了她的手，唯一的麻烦，是她拿不准自己是为了爸爸而哭，还是为了沃伦·马多克或者马多克斯而哭，他现在回到了南卡罗来纳，正要被分配到某个师。
可是她意识到就连那也是谎话，她突然停止了哭泣：这些眼泪，就像她这辈子里一贯的情形，完全是为了自己而流——为了可怜而敏感的爱米莉·格兰姆斯，谁也不明白她，她也什么事情都弄不明白。
理查德耶茨作品系列
第四章
萨拉三年生了三个儿子，爱米莉总是能够计算出他们的岁数，方法是这样想：小托尼出生在我上大一时，彼得出生在我上大二时，埃里克出生在我上大三时。
“哦天哪，瞧他们生养的劲头，”在得知萨拉第三次怀孕时，普奇说。“我还以为只有意大利的农民才会那样做呢。”
第三次怀孕是最后一次——这一家一直是三个男孩——可普奇会悲哀地翻两下眼珠，总是让人感到她不言而喻的意思，生三个已经够多的了。
就连第一次怀孕的消息，也似乎惹得她不开心。“咳，我当然高兴，”她跟爱米莉说，“只是萨拉还那么小。”普奇已经放弃了华盛顿广场的那处房子，她在格林尼治村的一间房地产公司找了份普普通通的工作，搬到了哈德逊街附近的一套没有门厅的小公寓。爱米莉从巴纳德大学回来跟她共度周末，普奇在做沙丁鱼三明治当午餐，她用两个手指从罐头里抠出最后一块油乎乎的沙丁鱼。“况且，你能想象我当外婆吗？”
爱米莉想说我甚至没法想象你当妈妈呢，但还是忍住了。这些个周末里，重要的是要挨过去，第二天她们要去长岛圣查尔斯，这是爱米莉首次参拜威尔逊庄园。
“你说有多远？”
“哦，我忘了准确地说有多少英里，”普奇说，“不过只是坐两个钟头的火车。要是带点东西读，去一趟真的挺舒服。”
爱米莉带上了一本大一的英语课本，但是她几乎还没有开始读，列车员就来剪票，他说了句“杰麦加换车”。
“他说什么？”
“坐火车去圣查尔斯，总是要在杰麦加换车，”普奇解释道，“不用等很久。”
但是的确等了很久，她们在刮着大风的杰麦加站的月台上站着等了半个钟头，去圣查尔斯的火车哐当哐当地开过来，这才刚刚开了个头。长岛的火车都是声音那么大、那么脏，而且迫切需要修理呢，还是仅限于去圣查尔斯的？
她们最后在一个很小的车站下了车后，普奇说：“的士当然没有，因为在打仗嘛，不过只是走一小段路。那些树挺漂亮的吧？闻闻这新鲜空气！”
在圣查尔斯短短的大街上，她们经过了一间酒铺、一间五金铺和一间邋里邋遢的小铺子，供应“红虫及沙虫”[1]。后来她们就走上了一条乡间道路，走路时，爱米莉穿的那双两色高跟鞋的鞋跟老是崴。“还有很远吗？”她问。
“过了下一块田地就到。然后会经过一片林地，那是庄园的一部分，过去就到了。我真是忘不了一切都多么漂亮。”
爱米莉愿意承认这里确实不错，草木需要修剪一下，但是挺好。路边接着一条车道，通向树林和飒飒作响的高树篱。到了树篱那儿，车道又岔开了，普奇说：“大屋在那边——只能看到一个角，不过晚一点我们就会看到——萨拉家的小屋走这边。”
那是一幢有白色护墙板的平房，带一块小草坪。萨拉站在草坪上迎接她们。“嗨，”她说，“欢迎来到小熊维尼角落的房子。”她说得像是排练过，在穿着上也能看出经过精心准备：亮丽的新孕妇装，也许是专门为了这次而买的。她的样子很漂亮。
她招待的那顿午餐几乎像普奇做的任何一顿饭一样，让人吃不饱，后来的问题是总是聊着聊着，便无话可说。萨拉想听听关于巴纳德大学里的“一切”，可是当爱米莉谈起来时，她看到姐姐的眼里露出笑意但又显得不耐烦。普奇说：“真好啊，又是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可是那根本不算真的挺好，那天下午的大部分时候，她们坐在只有几件家具的客厅里，强扮欢喜。普奇抽了好多根烟，把烟灰掉到小地毯上。三个女人互相之间也没多少话要说。一面墙上，全是马格纳姆海军战斗机的彩色照片，另一面墙上，挂着萨拉和托尼那张复活节时拍的照片，镶在相框里。
杰弗里·威尔逊邀请他们去大屋那边喝一杯，普奇老是在看钟点：她不想去晚了。
“你们先去吧，”萨拉说，“要是托尼按时回家，我们就也去跟你们一块儿，不过他很可能不会，他最近加班很多。”
她们就去了大屋那边，萨拉没去。大屋也有白色护墙板，大屋本身又长又丑陋——有的地方三层，有的地方两层，顶着黑色屋顶的山墙突出到树枝中间。走进去后，首先注意到的会是霉味，霉味从门厅那里的褐色油画、从那间长而光线阴暗的客厅里吱吱作响的地板、地毯和样子寒碜的家具上渗透出来。
“…这是座老房子，”杰弗里·威尔逊说，一边给普奇倒了份威士忌。“没有用人，收拾起来就显得太大了，不过我们尽量应付吧。爱米莉，你也喝威士忌，还是跟埃德娜一起喝雪利酒？”
“请来点雪利酒吧。”
“最糟糕的是供暖问题，”他又说，“我父亲买下这里，是为了过来度夏，你们知道，一直没安装管用的供暖系统。有位租客的确安了座油炉，好像勉强够用了，不过我想今年冬天，我们得把大多数房间里的取暖器都关掉。嗯，干杯。”
“我觉得这是一座可爱的房子，”普奇说着安心享受起这个鸡尾酒时刻了。“我一点都不想听有谁说它不好。哎，爱米，你看到那些可爱的旧画像了吗？那是杰弗里的几位祖先。这个房间里的每样东西都有段故事呢。”
“恐怕大都是些无趣的故事，”杰弗里·威尔逊说。
“精彩的故事才对，”她坚持道，“哦，杰弗里，我都没法跟你说我开始有多么喜欢上了这儿——可爱的草地啦，树林啦，萨拉的小屋啦，还有这座很棒的老房子，它有种——我说不好，很有派头。它有名字吗？”
“名字？”
“你知道，庄园都有名字的，就像‘贾尔纳’、‘绿山墙’[2]嘛。”
杰弗里·威尔逊装作考虑了一下。“照它现在的样子，”他说，“我想我们也许可以叫它‘丛生树篱’。”
普奇没意识到他在开玩笑。“哦，我喜欢，”她说，“不过不能叫‘丛生’，不是很准确。”——她咬着嘴唇——“‘无敌树篱’怎么样？”
“嗯，”他和气地说，“对，很好。”
“反正我就要这样叫，”她宣布道，“纽约长岛圣查尔斯‘无敌树篱’。”
“哎，”他对着爱米莉说，“你觉得大学里怎么样？”
“哦，非常——有意思。”爱米莉抿了口酒，然后就往后靠在那里看她妈妈喝醉，她也知道不需要很久。随着普奇的第二杯酒下肚，聊天开始成了她的独角戏，讲着关于她住过的房子的又臭又长的轶事，她在厚坐垫的椅子上往前弓着身子，两个肘部搁在稍微分开的膝盖上。爱米莉坐在她对面，能够看出随着她又是说话又是喝酒，脸上的肌肉变得松松垮垮，也能看到她的两个膝盖越分越开，直到能看到她袜子顶端的系袜带，阴影里肌肉松弛的光光的大腿内侧，最后是她内裤的裆部。
“…不，我住过的最好的房子在拉奇蒙特。记得拉奇蒙特吗，亲爱的？我们有真正的门式窗，屋顶是石板的；当然，我们住不起的，可是我一看到，就说那就是我想住的地方，我马上进去签了租约，两个女孩很喜欢那儿。我永远也忘不了有多——哦，谢谢你，杰弗里；只加一杯吧，然后我们真的要…”
她为什么不可以安安静静地喝醉，把腿蜷在靠垫中间，就像埃德娜·威尔逊那样？
“再来点雪利酒，爱米莉？”
“不要了，谢谢，我够了。”
“…当然，拉奇蒙特那边的学校很棒，这也是我希望我们当初能一直在那儿住的原因，不过我总觉得到处搬一搬家，对两个女孩有很大好处，当然还有…”
等到她终于准备要走时，杰弗里·威尔逊不得不扶她到门口。天色正在黑下来，爱米莉搀着她的胳膊——感觉她那里软弱无力——她们好不容易经过树林和需要修剪的灌木丛，走向通往火车站的那条长路。她知道普奇会在火车上睡觉——反正她希望她会睡，那样比她不睡觉说话要好——还有她们的晚饭，吃的话，会是在潘恩火车站吃一个热狗加一杯咖啡。不过她无所谓：这个周末马上过完，再过几个钟头，她又会身在校园。
校园是她生活的中心。她去巴纳德上学之前，从未听说过“智力的”这个词能用作名词[3]，她铭记于心。这是个勇敢的名词，一个自豪的名词，这个名词让人联想到毕生奉献于崇高的事，对凡俗之事抱以冷冷的蔑视。一位知识分子有可能在公园里让某个士兵得到了她的处女之身，可是她可以学会用一种嘲弄的、觉得好玩的超然态度来回顾；一位知识分子也许有个在喝醉时露出内裤的母亲，可是她不会让自己为此烦恼。爱米莉·格兰姆斯也许还称不上知识分子，可是如果她甚至在最枯燥的课堂上也巨细无遗地记笔记，如果她每天晚上读书一直读到眼睛疼，那就只是个时间问题。她的班上有些女生，甚至还有几个哥伦比亚大学的男生都仅仅从她的谈吐，就认为她已经是个知识分子了。
“不单单是枯燥，”她有次说起一本乏味的十九世纪小说，“而且是枯燥得邪门。”她不由得注意到后来几天，另外几个女生在宿舍里，动不动就会用上“邪门”这个词。
但是要想当一名知识分子，需要的不止是说话方式的问题，甚至不止是每个学期都是优秀学生，也不止是把空闲时间都花在博物馆、音乐会和那种名为“影片”的电影上。还要学会在走进满屋子都是年长的、货真价实的知识分子的某场派对时，不要被吓得张口结舌——也不要反过来犯错，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句又一句愚蠢或者离谱的话，白费心思地想弥补两分钟前说过的一句愚蠢或者离谱的话。你要是在那种派对上出了丑，还得学会不要后来悔恨交加地在床上睡不安生。
你必须认真，但是——这是个让人着急的悖论——还必须显得从来不会把任何事情看得很认真。
“我觉得你表现得很好，”她上大二时，在一场派对上，有个不修边幅的男的跟她说。
“我什么？你什么意思？”
“就刚才，你跟拉兹洛说话时，我在听。”
“跟谁说话？”
“你根本不知道他是谁？克利福德·拉兹洛，教政治学的，他可是一霸。”
“哦。”
“反正你表现得很出色。你没被吓倒，也没有咄咄逼人。”
“可他只是个戴着双光眼镜的滑稽的小个子男人啊。”
“有意思，”他晃晃他浑圆的肩膀装作哈哈大笑。“真的很有意思。戴着双光眼镜的滑稽的小个子男人。我可以请你喝一杯吗？”
“不，事实上，我——嗯，好吧。”
他叫安德鲁·克劳福德，是哲学课的研究生助教。他说话时，潮湿的头发垂下来扫到了眼睛，爱米莉想用手指把那些头发拨回去。他并不是真的像第一眼给人的印象那样又矮又胖，而是自有吸引人之处，特别在说话说得投入时，可是他看上去似乎应该去室外多待一会。他说，等他拿到了博士学位，会继续教书——“如果部队不要我，要我的机会不是很大，我身体上是个废人”——他也会去旅行，他想去看看欧洲不管怎么样，还剩下什么，他也想去俄罗斯，去中国。世界将以无法预见的方式得以重塑，他一点都不想错过。不过最重要的是，他想教书。“我喜欢教室，”他说，“我知道这听上去没劲，可是我喜欢学术生活。你攻的是那一领域？”
“嗯，我只是个大二学生，英语专业的，可是我真的没有——”
“真的？你看上去比那要大，我是说你并不是看上去比那大，而是你显得大一点。就凭你的举止，凭你应付老拉兹洛的方式，本来我绝对敢说你是个研究生。你有种非常——我说不好，你似乎很自信，这样挺好，我是说。在这种派对上过了一阵子，就变得有点沉闷了，你不觉得吗？大家都大声说话，想说得比别人声音更大，人人都想出风头。全是自我，自我，自我。你准备好再来一杯吗？”
“不，我最好该走了。”
“你住哪儿？我送你回去。”
“不，事实上，我跟别人在一起。”
“谁？”
“你不认识的。戴维·弗格森，他在门口那边，高个的那个。”
“他？可是他才十五岁啊。”
“瞎说，他二十一岁了。”
“他干吗没参军？就他这样身强力壮的年轻人。”
“他膝盖有毛病。”
“‘蹊跷膝盖’，对吗？”安德鲁·克劳福德说，“‘橄榄球膝盖’。哦，对，天哪，我知道那种人。”
“嗯，我不知道你在暗示什么，可是我——”
“什么也没暗示，我从来不暗示，总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反正我得走了。”
“等一下。”他开始在人群中跟着她走。“我什么时候给你打电话好吗？给我留个电话号码好吗？”
她写下电话号码时，纳闷自己干吗要那么做。完全很容易跟安德鲁·克劳福德说不，难道不是吗？但是麻烦就在这儿：不容易的，他身上有哪儿——他的眼睛、嘴巴，他那显得柔软的肩膀——让人想到你说不的话，他会极度受伤。
“谢谢。”他说着把她的电话号码放进口袋，他看上去像是个被单独表扬的小孩子。“哦，谢谢你。”
“那个小胖子是谁？”他们走到街上后，戴维·弗格森问道。
“我不认识，一个学哲学的研究生。我不会真的说他长得胖，”过了一会儿她说，“傲慢倒是。”接着她又感到困惑：他也不能真的说是傲慢。
“他可是对你色迷迷的。”
“谁你都这么说。”
这是个晴朗的夜晚，她喜欢跟戴维·弗格森散步。他紧紧搂着她，但是不像有的男生那样死死搂着，几乎是不顾一切的样子；他的两腿跟她的步伐配合得很好，他们的鞋后跟在街上敲出令人振奋的清脆节奏。
“我可以上去吗？”在她的门口，他问。她在经过批准的学生住所那里，有自己的住处，她之前让他上去过三四次，有两次，他整晚都没走。
“我想今天晚上不行，戴维，”她说，不敢正视他的眼睛。“我真的很——”
“怎么？你病了？”
“没有，只是我很累，我想马上睡觉。明天我还有场要命的考试，关于乔叟的。”
在转身看他穿着雨衣耸起肩膀，又下到人行道上时，她纳闷自己干吗要把他打发走。生活让人困惑啊。
爱米莉在大学里学到的令她烦恼的一件事，是她觉得自己比姐姐更聪明。她已经有好几年都觉得自己比妈妈聪明，但是那不一样。轮到萨拉时，她觉得自己背叛了一种信任。
她开始注意到这一点，是在萨拉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不久，她和普奇去圣查尔斯的那一次。她们看婴儿床上那张小小的新脸蛋，小托尼这时站在那儿，淌着口水，抓着他妈妈的腿。
“哦，我想彼得是个好听的名字，”普奇说，“你说得对，萨拉，他的确不一样，他和小托尼性格完全不一样。不是吗，爱米？”
“嗯。”
看完了，孩子们也都睡觉了，他们围坐在客厅里，萨拉倒了三杯雪利酒。她显然是从埃德娜·威尔逊那里学会了喝雪利酒。
“哦，坐下来真舒服，”她说，她的确看上去累，不过她聊着聊着，又显得振作起来。有时候，特别在她血管里有点酒精时，萨拉几乎会像普奇一样话多。
“…八月份还是什么时候，意大利投降时，我忍不住想到了爸爸。你们看了那天的报纸没有？标题？嗯，《新闻报》——我们只能看到那份报纸，托尼喜欢看——《新闻报》的标题是‘意大利停战’，可是那天我刚好去了村子上，看到了所有别的报纸。《时报》和《论坛报》说‘意大利投降’之类，大多数别的也是。可是你们知道《太阳报》怎样写？爸爸的报纸？亲爱的老《太阳报》的标题是‘意大利屈兵’。你们能想象吗？你们能想象爸爸会写出那种标题，或者有可能允许那样写吗？他死都不会愿意，我是说，”她马上又加了一句，“他绝对不会允许发生这种事情。”她喝了一大口酒。
“我没听懂，”爱米莉说。
“哦，爱米，”萨拉说，“有多少人知道‘屈兵’的意思？”
“你知道它的意思吧？”
萨拉眨了眨眼睛。“嗯，可我是说有多少别的人也知道？对于一份按说会有几百万人读到的报纸——我说不好，我觉得滑稽，如此而已。”
“说得太好了，”普奇说。
萨拉靠在沙发上，把脚踝蜷在身下——那个动作，她也是从埃德娜·威尔逊那里学的吗？她又开始了下一段独白，带着一个表演者知道观众将被吸引住的热忱。“哦，我一定要跟你们讲讲这件事，”她开始讲了，“首先，去年，我收到了唐纳德·克莱昂的一封信，他——”
“唐纳德·克莱昂？”爱米莉说，“真的？”
“哦，只是可以说有点伤感的短信，无关紧要。他说他当时参军了，他经常想到我——你们知道——他说他到了这儿的厄普顿军营。所以不管怎么样——”
“那是多久以前的事？”
“我说不准，大约一年前吧。不管怎么样，上个月，我们这儿以为有空袭而虚惊一场——你们听说了吗？”
“哦，不，”普奇说，带着一副担心的样子。
“哎，当然什么事也没有，这是关键。只持续了几个钟头。我没给吓坏，但是有些小镇上的人给吓住了——他们后来还说了好多天。不管怎么样，他们在电台上宣布厄普顿军营里有个士兵拉错了警报，我说——我跟托尼说了，他笑得住不了口——我说：‘我敢打赌是唐纳德·克莱昂。’”
普奇一阵又一阵开怀大笑，一次次把头往后仰，露出了她的坏牙，萨拉也笑得不可自抑。
“嗯，可是等一下，”她的姐姐和妈妈正在平静下来时，爱米莉说，“厄普顿军营只是个新兵中心，士兵在那儿只待几天，就会去别的军营接受基本训练，然后他们被分配到哪个师里。如果唐纳德是一年前给你写的信，他很可能现在已经到了国外。”她本来想加上一句他甚至有可能已经死了，但又不想说得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