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噢，别那么粗鲁。你明知道总有一天会成真的。我们就会挣上一大笔钱，去欧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你开什么玩笑？”她的话突然让我很恼火，一个二十世纪受过良好教育的聪慧姑娘怎能如此容易上当受骗，这样一个女孩竟然是我妻子，我竟然同这种头脑简单、无知的人生活了这么多年，还将继续生活下去，这情形，在那一刻似乎有点难以接受。“你怎么就不能长大一点呢？你不会真的以为他有机会卖掉那堆垃圾吧，你会吗？”我看她的眼神一定与那晚伯尼看我的眼神有点像，那晚他问我不会真的以为是二十五美元一次时，他也说：“你会吗？”
“是的，我会，”她说，把手里的酒杯放下。“至少，我相信。我以为你也相信。不然，继续为他干活不是有点可笑、有点虚伪吗，是不是？”回家的路上她没有再同我说话。
我想，真正的麻烦在于我们那时被两件更为严重的事情纠缠住了。一是我们刚刚发现琼怀孕了，另一件事是我在合众国际社的工作像偿债基金债券一样岌岌可危。
我在财经新闻科上班成了慢性折磨，等着上司慢慢发现原来我对自己所干的活一无所知；无论现在我如何可怜地想要学习本应掌握的知识，再如何虚心求教也为时已晚，有点可笑了。我整天弓着腰趴在咔嗒作响的打字机上，腰弯得越来越低，担心被炒而冷汗直流——助理财经主编的手和蔼而伤感地搭在我肩上（“我能跟你简单谈几句吗，鲍勃？”）-每天这事儿没发生对我来说就是种可卑的胜利。
十二月初的一天，我从地铁出来往家走，像个七十岁的老头拖着自己的身子朝西十二街走下去。我发现—辆出租车像蜗牛般在我身边慢慢爬行，跟着我走了一个街区。这是辆绿白相问的车，挡风玻璃后我看到一张巨大的笑脸。
“鲍勃！怎么同事，鲍勃？看你失魂落魄的，你住这儿吗？”
他把车停在路边，走出来，我这还是第一次看到他穿工作服的样子：一顶棒球长舌帽，带纽扣的套头衫，腰上挂着个圆筒零钱包；我们握手时，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指尖因白天黑夜地收钱找钱变得灰亮灰亮的。走近看，不管他笑与不笑，看上去跟我一样疲惫不堪。
“请进，伯尼。”看到破败的人口、肮脏的楼道，刷着白灰、贴着海报的墙壁，简陋的大单间，租金可能还不及他和罗丝在上城区房屋租金的一半，这让他有点吃惊。我记得让他发现我家如此简陋反令我有一种波希米亚式的骄傲；我猜我有种自命不凡的想法，让伯尼·西维尔明白人们会贫穷与聪明兼而有之，对他不会有什么伤害。
我们可没能力为他端上姜汁汽水，他说一杯白水就好，因此这算不上什么正式的社交场合。后来让我不安的是，我记得他和琼之间是多么拘谨——我觉得整个拜访期间他都没正眼看过琼——我在想也许是因为我们没有回请他们。有些事情大家总觉得不该是丈夫的错，可如果真是丈夫错了，妻子十有八九要背黑锅。这是为什么呢？也许伯尼只是觉得穿着出租车司机的制服出现在她面前很不好意思，在我面前还好一点。也许他没想到这样一个美丽、有教养的姑娘会住在如此凄惨的环境里，因而局促不安。
“我告诉你我为什么今天来你这儿，鲍勃。我想换个新角度。”他说话时，我从他眼睛而不是他的话语里，看到我们这个长期建筑计划可能出了什么大问题。也许科罗夫博士出版界的朋友最终说了实话，我们那些可怜的故事出版希望渺茫：也许科罗夫博士自己变得脾气暴躁；也许从威德·曼莱那里传来的消息令人沮丧；或者更令人受打击的是从威德·曼莱的经纪人那里传来的消息；再或者仅仅是伯尼自己每天在那般劳累后一杯白水都没得喝，他十分疲劳，可不管怎样，他想换个新角度。
我可曾听说过文森特. J.波勒第？不过他说这个名字时，好像很有把握我不会大吃一惊，他立即告诉我以下信息：文森特.J．波勒第是来自他所住的布朗克斯区的州民主党议员。
“这个人，”他说，“不辞辛苦地帮助别人。相信我，鲍勃，他可不是你眼中那些可鄙的、捞选票的家伙。他是真正的人民公仆。而且，他新加入民主党，打算竞选下一届国会议员。我是这样想的，鲍勃。我们来拍张我的照片——我有个朋友会无偿做这个的——我们从出租车后座上拍，我手握方向盘扭过头来，脸带微笑的样子，像这样，明白吗？”他满脸笑容，转过身，展示给我看照片应该像什么样。“然后我们把这张相片印在小册子的封面上。标题就叫”——这时他手在空中比划着黑体字母——“小册子的标题就叫‘伯尼告诉你’。行不？好。在小册子里面我们有个故事——跟你写的那些故事没什么两样，只是有点小区别。这次我要讲个故事，说明为什么文森特。J．波勒第是我们需要的国会议员。我不是说一堆政治言论，鲍勃。我的意思是真实的小故事。”
“伯尼，我不明白这有什么用。你不能编个故事，来说明为什么有人是我们需要的国会议员。”
“谁说不能？”
“不管怎样，我以为你和罗丝都是共和党人。”
“从整个国家来说，我们是共和党人，但具体到地方上，我们不是。”
“好吧，见鬼，伯尼，我们刚搞完选举。两年内不会再有别的选举了。”
但他只是拍拍他的头，做了个向远处比划的手势，意思是在政治上，人得有点远见。
琼在房间那头的厨房区域，洗早餐的碗碟，准备做晚饭，我望着她向她求救，但她转过身去。
“听上去不合适，伯尼。我对政治一窍不通。”
“那又怎么样？懂？这种东西，谁又懂？你懂开出租车吗？”
不懂；我也一点不懂什么华尔街——华尔街，什么鬼街！——但那是另一个让人沮丧的小故事。“我不知道，伯尼；现在一切都不确定。目前我还是什么活也不接的好。我是说我最近可能会——”但是我无法亲口说出我在合众国际社的工作有麻烦，我只好说，“首先琼有了孩子，每件事都——”
“哇！好啊，那不是太棒了吗！”他腾地站起来，握着我的手。“那——不是——太棒了！祝贺你，鲍勃，我想这是——我想这真是太美好了。祝贺你，琼妮！”我那时觉得这种反应有点过头了，不过也许这种消息很容易打动人到中年膝下无子的男人。
“噢，听着，鲍勃，”当我们重新坐下时，他说。“这个波勒第的事情对你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我告诉你吧。既然这事只有一次，也不会有什么版权，我们就不是五块而是十块钱。这买卖怎么样？”
“好吧，但是等等，伯尼。我要更多的材料。我意思是这家伙为人们做了些什么好事？”
我马上就看出来，原来伯尼对波勒第的了解也不会比我多多少。他是个真正的人民公仆，仅此而已；他牺牲自己帮助别人。“噢，鲍勃，听着。这有什么不同？你的想象力跑哪去了？以前你从不需要什么帮助。听着。你跟我说的只是：马上给我一个主题。我在开车；在妇产科医院门前，两个小年轻朝我挥手，年轻的退伍军人和他的妻子。他们的小宝贝刚刚出生，才三天大，他们快活得像云雀。唯一的麻烦在于，这小伙子没有工作，什么都没有。他们刚搬到这里，什么人也不认识，也许他们是波多黎各人或其他什么人。他们的房子只租了一个礼拜，就这样。他们身无分文。所以我带他们回家，他们就住在我家附近，我们一路聊天，我说，‘听着，伙计们。我想带你们去见我的一个朋友。’
“文森特.J．波勒第议员。”
“当然。只是我没告诉他们他的名字。我只是说：‘我的一个朋友。’当我们到他那里，我走进去，告诉波勒第这事情，他走出来，跟他们聊了几句，给了他们点钱什么的。明白吗？我刚才差不多说了你故事的一大部分了。”
“嘿，等一等，伯尼。”我站起来，夸张地在房间里踱着步，这是好莱坞电影里人们开会时才有的样子。“等一会。在他给他们钱后，他钻进你的出租车，你把他载到大广场车站，那两个波多黎各人站在街边，对望着，那个姑娘说，‘刚才那个男人是谁7．小伙子看上去很严肃，他说，‘亲爱的，难道你不知道？难道你没发现他带着面具吗？’她说，‘哦，不，不可能是那个——’而小伙子说，‘是的，是的，就是他。亲爱的，就是那个独立国会议员。-听着！你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吗？听着！他们听到街区那边传来这个声音，你知道那声音在喊什么吗？”我单膝哆嗦着跪地，抖出了这个故事的包袱，“那声音在喊着‘嘿，你，伯尼-西维尔——滚开！…
写出来似乎不太好笑，但那时几乎把我笑死了。我哈哈大笑了至少一分钟，直笑得我剧烈咳嗽，琼只好过来帮我拍背；我慢慢缓过来后，才发现伯尼根本没笑。在我这通发作中，他一脸茫然，礼貌性地打了几个哈哈。这时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本来镇静的脸羞得红一块白一块。我伤到他了。我记得我恨他如此容易受伤；我恨琼又走回厨房，不帮我摆脱这尴尬局面，我也记得我开始觉得很内疚很抱歉了，好长时间房间里死一般寂静，最后我决定接下这活，这是唯一体面的出路。果然，在我告诉他我决定试试时，他马上高兴起来。
“我是说你不一定得用这个波多黎各人的故事，”他让我放心。“那只是一个想法而已。或者你可按那种方式开头，再写点别的事情，越多越好。你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写出来就行。”
站在门口，又是握手（我们好像整个下午都在握手）．我说：“就是说，这个故事十元，对吗，伯尼？”
“对，鲍勃。”
“你真的觉得你该告诉他你会这么做吗？”他刚走琼就问我。
“为什么不？”
“好吧，因为实际上已经不可能了，不是吗？”
“瞧，能不能行行好，别再哕里哕嗦？”
她两手叉腰。“我搞不懂你，鲍勃。你为什么说你会写这个故事。”
“你他妈的为什么这么想？因为我们需要那十块钱，这就是为什么。”
最后我建造了——噢，建造，所谓的建造。我花了一页、两页、三页写这架老机器，我写这个狗娘养的。我确实是从那几个波多黎各人开始的，但不知为什么我用不了几页就搞定了他们；然后我只好为文森特.J．波勒第找其他法子来证明他无与伦比的善良。
当一个公务员真的想尽各种法子帮助人们时，他会怎么做呢？给他们钱，他就是那样做的；不久我笔下的波勒第给出去很多钱，多得他都数不清了。现在情况成了这样：在布朗克斯区，不管是谁，只要手头拮据，他只需钻进伯尼·西维尔的出租车，说一句，“去波勒第家”，他们的麻烦就解决了。最糟糕的是我残忍地宣告：我已竭尽全力了。
琼没有看这篇文章，我写完时她已睡了，我直接把它塞进信封，寄了出去。大约有一周时间——伯尼那边没有传来片言只语——或者说在我们两人之问没有任何消息。接着，和他上次来访的时间一样，在一个烦躁劳累的傍晚，我家的I、J铃响了。我打开门，看见他笑着站在门口，套头衫上有几点雨水，我知道麻烦来了。我也知道我可没打算听任何废话。
“鲍勃，”他坐下来道，“我讨厌这么说，但这次我对你很失望。”他从衣服里抽出卷起来的那份手稿。“这东西——鲍勃，这什么都不是。”
“它有六页半。那可不是什么都不是，伯尼。”
“鲍勃，请不要给我六页半纸。我知道这里有六页半，但它什么都不是。你把这人写成了傻瓜，鲍勃。你让他一直不停地给钱给钱。”
“你告诉我他给钱的，伯尼。”
“关于那些波多黎各人，是我说的，没错，也许他可以给一点钱，好吧。可是你一路下来，你让他到处给钱，像个——像个醉醺醺的水手什么的。”
我以为我会哭出来，但我说话的声音来得很低沉，控制得非常好。“伯尼，我可是问过你他还能做些什么的。我可是告诉过你我不知道他妈的他还会做些什么。如果你还想他做点什么别的，你早该说清楚。”
“可是，鲍勃，”他说，为了强调，他站了起来，他接下来说的话，我后来回忆，好似腓力斯人注最后绝望而永恒的哭泣。“鲍勃，你才是那个有想象力的人！”
我也站了起来，这样可以居高临下地看着他。我知道我才足那个有想象力的人。我电知道我才二十二岁，可我疲惫得像个老头，我知道工作快丢了，孩子即将出生，与妻子的关系有点紧张；现在纽约市里的每个出租车司机、每个不值一提的政客们的掮客、假冒号手都可以走进我家，企图偷走我的钱。
“十块钱，伯尼。”
他笑着做了个无助的手势。接着他望向厨房，琼在那里，虽然我是想盯着他的，可我的眼睛一定也跟着他看过去了，因为我记得她在做什么。她在拧洗碗巾，眼睛直盯着它。
“听着，鲍勃，”他说。“我不该说它什么也不是。你是对的！谁能说这样一篇六页半长的东西什么也不是呢？也许这里面有许多好东西，鲍勃。你想要你的十块钱；好，没问题，你会得到你的十块钱的。我的要求是，先把这篇东西拿回去，好好改改，就这样。然后我们可以——”
“十块钱，伯尼。现在就给。”
他的笑容一下子没了生气，在他从钱夹里抽钞票，递给我时，笑容还僵在脸上，而我还来了场痛苦的表演，我仔细检查这张十美元的钞票，看看他妈的是不是真的十美元。
“好吧，鲍勃，”他说。“那我们扯平了，对不？”
“没错。”
于是他走了，琼飞快地走到门边，开开门，大声叫道：“晚安，伯尼。”
我觉得我听到他的脚步在楼梯上顿了一下，但我没听到他的诸如“晚安”之类的任何回应，所以我猜他可能转过身，朝她挥挥手，或者给她一个飞吻。接着从窗口我看到他从人行道上走过，钻进出租车，开走了。这过程中，我一直摆弄着那张钞票，叠起来、摊开，再叠起来、再摊开，我觉得手里握着的是我这一生中最不想要的东西。
房间里很静，只有我们两人走动的声音，厨房那块地方蒸汽弥漫、飘散着晚餐的迷人香味，我想我们两人都没胃口。“好了，”我说。“就那样。”
“真的有必要吗？”她询问道，“对他那么差？”
这时候，她的这句话，仿佛是她说过的话中最不忠诚、最不体谅的一句。“对他不好！对他不好！如果你不介意，请告诉我，我他妈该怎么做？我是不是该‘友好地’坐在这里，让某个可耻的撒谎者、吸血鬼般的出租车司机走进来，把我的血吸干？这就是你想要的？啊？这就是你想要的？！”
此时她做了这种时刻常做的动作，有时候我想我情愿牺牲生命中的任何东西，也不要再看见这个动作：她转过身，背对着我，闭上眼睛，双手捂住耳朵。
这之后不到一周，助理财经编辑的手终于落在我的肩上，正好在我写到国内公司债券交投略微活跃这一段时。
离圣诞节还有段日子，我又找到一份工作，在第五大道的杂货铺里当机械玩具的演示员，好歹可以让我们熬过一段日子。我觉得就是在杂货铺的日子里——我给用锡和棉花做的小猫上好发条，小猫就会“喵！”的一声滚过去，“喵！”的一声又滚过来，“喵！”的一声滚过去——不管怎样，就是在那儿工作的时候，我放弃了心里残留的一点要按欧内斯特·海明威的模式建造自己生活的想法。某种建筑计划已明明白白不可能了。
新年后，我找了几份白痴活干；接着，四月时，就像春天总是突如其来，并给人带来惊喜一样，我被一家企业的公关部门聘为文案，薪水八十美元一周，在那里我做什么根本不重要，因为那儿几乎所有人都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这份活相当轻松，每天我可以节省大量精力做自己的事，我的写作突然变得顺利起来。海明威确实已被我抛弃，我转到F．司考特‘菲茨杰拉德模式上来；那么，最起码，我已开始寻找代表自己风格的东西。冬天过去了，我和琼之间的关系有些缓和，初夏我们的第一个女儿出生了。
她打乱了我一两个月的写作计划，但不久我又回到写作上，确信自己越写越好：我开始推平土地，挖地基，为一部雄心勃勃的悲剧长篇做好铺垫。我一直没有写完这本书——现在想来，它是我一系列未完成的小说中的第一部——但在早年那些岁月里，它是令我着魔的作品，进展缓慢似乎只是为了写完后它更加恢弘。每天晚上我花在屏风后面写作的时间越来越多，只有在房间里踱步时才会露露面，踱步时满脑子都是宁静神圣的白日梦。那年年底，又是一个秋天到了。有天晚上，琼出去看电影，我在家里照顾孩子。电话响了，我从屏风后走出来，拿起电话．只听到：“鲍勃·普林提斯吗？我是伯尼·西维尔。”
我不想假装我已忘了他是谁，可也并没能马上就想起我曾经为他工作过——我曾经卷入过一个出租车司机的可怜妄想里。我停了一下，就是说这让我略有迟疑，接着腼腆地张嘴朝电话听筒笑了，我飞快地低下头，用没握听筒的那只手理了理头发，这是君子仁爱的羞涩表示——同时我心里默默地谦虚发誓，这次无论伯尼·西维尔想要我做什么，我一定不怕麻烦，尽量不伤害他。我记得那时我多么希望琼也在家，让她看看我对伯尼有多好。
但电话里首先问候的是宝宝。是男孩还是女孩？太好了！她长得像谁？哦，当然，自然啦，他们在这个阶段还看不太出像谁。当爸爸的感觉如何？啊哈？感觉很好？好极了！接着，他开始用异常正式、低沉的语调说：“您太太还好吗？”那感觉仿佛是解雇多年的仆人在询问这所房子的女主人。
在他的家里，她曾经是“琼”、“琼妮”和“甜心”，我怎么也不相信他已忘了琼的名字；唯一的猜想便是那晚他没听到她追出来向楼梯上的他道晚安——也许，他只记得她手里拿着洗碗巾站在那里的样子，可能埋怨她，认为是她怂恿我硬要那十美元的。但是我现在只能告诉他，她很好。“你们怎么样，伯尼？”
“嗯，”他说，“我还好，”说到这里，他的声音一下子变得异常严肃，像在病房里召开会议。“可就在几个月前，我差点失去了罗丝。”
噢，不过现在好了。他安慰我说，她现在好多了，也出院回家了，现在感觉还好；但当他开始谈起“检查”和“化疗”时，冥冥之中无法说出口的癌症浮现出来，我有种可怕的死亡之感。
“哦，伯尼，”我说，“她生病真是太让人难过了，请一定要向她转达我们的——”
转达什么呢？问候？祝愿？无论是哪一种，我突然觉得，都带有一种无法原谅的屈尊降贵的姿态。“转达我们的爱，”我说。可话刚出口，我便恐惧得咬到自己的舌头，我恐怕这听上去是最最居高临下的措辞了。
“我会的！我会的！我当然会转达的，鲍勃，”他说，所以我很高兴我那样说了。“噢，别担心，我不会谈政治。是这么回事。我现在找了一个真正有才华的小伙子为我工作了，鲍勃。这小伙子是个艺术家。”
我的天啊，作家的心是多么讨厌、多么复杂！你们知道当我听他这么说时心中作何想吗？我感到一阵刺痛，那是嫉妒。“艺术家？”他是吗？我要给他们看看在这个小小的写作事业上谁才是该死的艺术家。
可是伯尼马上又谈起了“连环漫画”和“草图”，这样我才收回我那一争高下之心，原有的置身事外之感又占了上风，心里踏实好多，实在让人啼笑皆非。这真是一种解脱！
“哦，艺术家，你是说，他是个连环漫画艺术家。”
“是的。鲍勃，你真该看看那小伙子画的画。你知道他怎么做的吗？他让我看起来跟我自己一模一样，可又有点像威德·曼莱。你看过这些连环画吗？”
“听上去很不错，伯尼。”现在这置身事外之感又来了，我看出来我得小心，防备着点。也许他不再需要什么故事——现在他可能有一整壁橱的草稿供艺术家创作——但他仍然需要一个作家“写对话和情节”，不管怎么说好，他需要一个作家把艺术家画的汽球对话框用对话填满，我只得尽量柔和、尽可能得体地告诉他，我不可能再干了。
“鲍勃，”他说，“这可是真正的建筑。科罗夫博士看了一次这些连环画，他对我说，‘伯尼，把杂志那事忘了吧，把书也忘了吧。你已经找到解决方法了。…
“嗯。听上去很不错，伯尼。”
“鲍勃，这便是我打电话给你的原因。我知道你在合众国际社的工作很忙，但我还想也许你可以花点时间做一些——”
“我没有在合众国际社工作了，伯尼。”我告诉他现在的这份宣传工作。
“好啊，”他说。“听起来你真的飞黄腾达了，鲍勃。恭喜你。”
“谢谢。不管怎么说，伯尼，问题是我现在真没时间为你写东西了。我是说当然我很愿意，不是说我不；只是因为宝宝占去了大部分时间，我还有自己的活要干——我现在正写一部小说，你知道——我真的觉得最好还是不再接别的活了。”
“噢。好吧，那么，鲍勃；别担心。我只是说，你知道，在这件事上如果我们用上你的——你明白，你的写作天分，我的意思是我们会有大突破。”
“我也很抱歉，伯尼，可我真的祝你好运。”
我发誓，你们可能到现在也猜不出他打电话的原因，我在跟他道别一小时后才突然想到：这次伯尼压根就不是让我帮他写东西。他只是以为我还在合众国际社工作，因此以为我跟这个辛迪加连环漫画企业的核心部门关系密切，想利用我的这层关系。
我还能清楚地记得我想到这个时我在做什么。我在给宝
宝换尿布，我低头看着她美丽的圆眼睛，好像我盼望着她祝贺我，或感谢我，因为我又一次成功做到没让安全别针碰到她柔嫩的皮肤——我正在换尿布时，想起他说话的样子，他顿了一下说“我们用上你的——”
无论这个精心设计的建筑计划是否取决于“你在合众国际社的关系”，在他话语停顿的当口，他一定放弃了这个建筑计划（他不知道我被解雇了；他以为我在报纸行业上还有稳固的关系，就像以为科罗夫博士在心理学领域或威德·曼莱在电影事业上的成就一样），他只好说“用上你的写作天分”。我在电话里小心翼翼尽量不伤害伯尼的感情，其实，最后，是伯尼努力避免伤害到我。
老实说，这么多年来我很少想起他。如果告诉你们我每次坐进出租车里都要凑近去看看司机后脑勺和侧面，这倒是神来之笔，可这不是事实。但有件事是真的，只不过我才意识到，在我为写微妙的私人信件，绞尽脑汁想一个恰当措词时，我会想起：“今天我没时间给你写封短信，所以我还是给你写封长的吧。”
无论我在说祝他连环画好运时是否真心，我觉得在那一小时后我是真心实意的了。现在我衷心祝他好运。好笑的是，不管有无关系，他可能还是能把这些建成个什么东西。在美国，有些比这还傻的想法都变成了庞大的商业王国。无论如何，我希望他没有对此丧失兴趣，不管采取什么形式都好；但我最希望的是，天啊——这次我不是发誓一我希望，不论老天爷什么样，千万别让他失去罗丝。
全部读完这篇文章后，我明白它建得还不好。横梁与托架、它的墙体有点不均衡，需要修缮，感觉地基有点脆弱，可能一开始我的坑就没挖对。但现在担心这些也没用了，因为是时候给它封顶了——向你们交待其他建筑工人的情况。
所有人都知道威德-曼莱后来怎么样。几年后他意外死在床上，死于一个并非他妻子的年轻女人的床上，这事足够刺激，够小报们忙上好几周的。你也能在电视上看到他演的老电影，每次看到这样的电影，我都会吃惊，他是个好演员——太出色了，我猜，正因如此他无法扮演一个不谙世事、心胸开阔的出租车司机这样的角色。
至于科罗夫博士，有段时间人人也都知道他在干什么。那正好是在五十年代初期，每家电视台都建立并展开了大规模的广告战役。其中有条引人注目的声明，特地注明为知名儿童心理学家亚力山大·科罗夫博士所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家里没有电视机的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情感缺失。所有其他儿童心理学家、所有能言善辩的自由主义者、几乎所有的美国父母都对他口诛笔伐，当他们批完以后，他彻底名誉扫地了。从那时起，我可以说，一周内随便哪天，《纽约时报》为了一个纽博尔德·莫里斯能给你六个亚力山大·科罗夫。
接着该讲讲我和琼的故事，这是我给你们的烟囱。我只得告诉你们她和我所建的东西倒塌了，早在几年前就塌了。噢，我们现在还是好朋友——不会再有抚养费、监护权的法律之争，或那之类的事情——就到这里吧。窗户在哪儿？光线从哪儿照进来？
伯尼，老朋友，原凉我吧，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找到答案。我根本不敢肯定这间房子有没有窗户。也许光线打算尽可能从手艺马虎粗糙的建筑工人留下的那些罅隙、裂缝中钻进来，如果是这样，你们可以肯定没人会比我感觉更糟了。上帝知道，伯尼，上帝知道这里当然在哪儿会有窗户，一扇我们大家的窗户。
译后记——孤独的人写孤独的书
酗酒、抽烟、疾病、贫穷、潦倒、怀才不遇，生前未曾大红大紫，死后迅速被人遗忘，他的一生正合了文人常有的命运。理查德·耶茨（1926-1992）是“焦虑时代的伟大作家”，是美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代言人。他的长篇小说处女作《革命之路》甫一推出即获成功，当年与《第二十二条军规》、《看电影的人》同获美国国家图书奖提名。1962年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十一种孤独》出版，更被誉为纽约的"都柏林人"。随后他陆续写了《天意如此》(1969)、《扰乱和平》(1975)、《复活节游行》(1976)、《好学校》(1978)、《年轻的心在哭泣》(1984)、《冷泉港》(1986)，生前最后一部小说《不定时代》至今未能出版。
耶茨行文简朴直白，但直指人心；他笔下都足普通人的平凡生活，写的是普通人的孤独、失落与绝望。他不玩弄所谓超小说的写作技巧，坚持对现实生活的描写，即使那些他抱着最大热情写就的小说亦是如此。他笔下的许多人物，读者在阅读中因似曾相识而退缩，“我认识他，我有过他那样的经历。”耶茨让你在阅读中明白：生活之路有时会意外地转个弯，给我们的并非惊喜，只是无奈。
从某种程度上说，在美国六七十年代一小群现实主义作家里，耶茨比大部分人更有才华，批评家们认为，作为二十世纪中叶美国主流生活的忠实记录者，他的小说只有约翰·契弗堪与相比。他被誉为“作家的作家”，拥有一大批作家拥趸，其中不乏著名作家，如库尔特·冯内古特、安德烈·杜波依斯，他的现实主义写作风格影响了许多作家，盛名者如雷蒙德·卡佛。但耶茨顽固地反对知性主义，坚持认为小说与“思想”无关，让他成了这个局限的牺牲品。
我们总以为，文章只要写得好，笔下的人物、笔下的世界就会活在人们心中。只可惜，他的书从来不是畅销书，没有一本书的精装本销量超过过一万两千册，也许人们不喜欢这般认真地揭示自己的伤疤。就这样，一位备受同侪推崇的作家，作品能深深触动读者的作家，一位像菲茨杰拉德描写爵士时代的失落一样描写“焦虑时代”失落的作家，一位像雷蒙德·卡佛、安德烈·杜波依斯那样影响了一代美国文学的作家，逐渐被人淡忘。也许，世事自有其行事方式。
1999年，美国知名作家斯图尔特·奥南在《波士顿评论》上发表长篇文章《理查德·耶茨的失落世界》，此后文化界掀起了一次小小的耶茨高潮。布莱克·贝利写了颇有深度的传记《耶茨：悲剧性的诚实》；好莱坞拿到《革命之路》的版权，将其改编成电影，由著名导演山姆·文德斯执导，2008年12月同名电影公映后颇受好评。借此东风，他的不少作品遂得以再版，在书店书架上我们再次看到了他的作品。
耶茨1926年出生于纽约扬克斯市，幼年时家庭生活并不安稳，三岁那年父母离异，在大萧条时代，母亲带着他和姐姐在曼哈顿艰难度日，母亲酗酒、容易歇斯底里，“当他们饥饿难耐或等着被人再一次轰走时，”母亲却对着他们高声朗读《远大前程》。1944年从埃文中学毕业后，他没有读大学，原因之一是他受海明威的影响，认为作家应该融人生活的洪流中，通过斗争在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他参军去了法国，像许多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作家一样，他经历过战争，但不幸在军队中染上肺炎，治疗康复后，从德国退役，回到纽约，在此结婚。1951年，他带着军队发给他的肺炎补偿金举家迁到欧洲，在欧洲的几年中，除了写作他什么也不干。他坐在租来的房间里，不停地抽烟，不停地咳嗽，不停地写，一篇又一篇，但都不成功，《纽约客》拒绝了他的每一篇投稿注。1952年对他来说具有特别意义，这一年，他终于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一篇小说，那是他旅欧一年后写下的十五篇小说中的一篇。
耶茨在用文字建筑他的文学之家时，现实中的家倒塌了，与妻子的关系破裂，妻子带着他们的女儿从伦敦回到美国，暂时分居，1959年正式离婚，两个女儿的抚养权归了妻子。
从欧洲回来后，他先后在合众国际社、雷明顿一兰德公司工作过。为付账单，他为人捉刀，代人写作。1962年在布雷德洛夫作家创作班上，他绕场裸跑，宣称自己是弥赛亚；他走了菲茨杰拉德不成功的老路，去好莱坞写剧本。1963年他为时任司法部长的罗伯特·肯尼迪撰写发言稿，在约翰·肯尼迪遇刺后，他接受了依阿华大学作家创作班的教职，但那一段经历并不愉快，又一个失败而已。
许多年来，他都是孤单一人生活。生命中的最后一年他在波士顿，到过他家的学生、同事看到房间之简陋无不为之动容：一张桌子上放着台打字机，冰箱里只有咖啡、啤酒和波旁酒，墙上是女儿的照片。两盏微弱的小灯、到处是踩死的蟑螂，碗橱里还有脏兮兮没洗的锅。他就是在这样的小房间里，凄清地写作。
写作从未停止。这像是个可怕的判决——判决他终生写作。写作让耶茨的精神比身体活得更长久。写作就是他的生命力，只是酗酒让一切慢了下来。
最后十年，他的健康状况极度恶化，由于肺结核，他呼吸困难，不停地咳嗽、气喘，但他仍抽烟抽得像在烧炉子，即使在最后一年里他得借助氧气面罩来呼吸时，抽烟也没中断过。喝酒是他又一个狂热的嗜好，美国文学史与酒的关系异乎寻常地密切（福克纳、菲茨杰拉德、哈特·克雷恩、海明威、伯里曼、契弗），但没有几个作家能像耶茨那样全身心投入酒精之中。他白天不喝酒，他要写作，一到晚上却总是烂醉如泥，不醒人事。有一段时间他精神崩溃，几次住院，他自己也说，“是的，我不断进出精神病院。”仿佛他想尽快透支完自己的身体，1992年II月，耶茨死于肺气肿及并发症，年仅六十六岁。
《十一种孤独》是耶茨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是美国二战后早期小说创作的高峰，纽约时报誉其为纽约的《都柏林人》。
耶茨在接受采访时曾说：“我想我对成功的人士不太感兴趣，我想我对失败更感兴趣。”注他也曾说：“我所写的全是家庭，家庭就是我要写的。”注《十一种孤独》写的都是些局外人，他们想要进入某个世界，却遭到拒绝。这个世界可能是某间教室，也可能是军队，更可能是家庭。曼哈顿办公楼里等着被炒的白领；有着丰富想象力的出租车司机；一心想成为作家却眼高手低、替人捉刀的年轻人；干巴巴的老教师、新转学的小学生、肺结核病人、遭羞辱的爵士钢琴手、混在法国、空虚的富家子弟；郁郁不得志的军官、退役大兵，还有他们向往却受到忽视的女人。《一点也不痛》中，女人在情人的陪同下前往位于长岛的肺结核病院探望久病的丈夫，无关爱与不爱，只有对现实的顺从。而在《南瓜灯博士》里，新转学来的男孩文森特·萨贝拉受到其他同学的排斥。一方面是通过对话表现出来的孩子们的世界，一方面是年轻女教师想改变这个男孩的良苦用心，二者背道而驰。两者的冲突最终以灾难结束：文森特·萨贝拉最终攻击他的老师——唯一一位想靠近他，对他好的人。
希腊悲剧如何展现人物致命的缺陷，耶茨的小说就如何展现人物的绝望。他无情地刻画出一幅幅人物白描，让读者的阅读成了一次冰冷的旅行。我们从他的作品、他的人物里认出了耶茨的影子，也看到自己生活中的失望与失算。耶茨不想屈服，他不愿用喜剧色彩来羞辱自己，需要面对最坏结局的时候，绝不逃避。读者在这些场景还没开始时，就想退缩了，好似恐怖电影的观众知道受害者即将打开错的那扇门而不忍观看一样。实际上，就像陀斯妥耶夫斯基那样，他岂不知屈辱的可怕，但更无奈地知道生活还要这样继续。
然而，他笔下的典型人物当属“战斗中的小男人”，他们的处境令人沮丧，他们讨厌自己的工作，他们酗酒，他们回忆以前自己就要成功的时光，也许就那么一次，还失之交臂；而对爱、对家庭、对社会的拯救，不知怎么总是无法实现。
《乔迪撞大运》中的瑞斯军士，正直严厉、不近人情，他希望通过训练把新兵们变成军人，但就连世俗之外的军队里也容不下他，最终他被人挤走，而训练结束后，新兵们也成了兵油子。
《与鲨鱼搏斗》中以笔为武器的理想主义小文人索贝尔，他追求自己的理想，放弃高薪来到这家报社。结果梦想破灭，饭碗也不保。仔细品味作品，严肃中又有丝丝调侃。耶茨处理日常场景的手段高超，让我们在不经意间进入意想不到，但又完全可信的境况里去。他直白简约的描摹，使人物的每个动作都那么真实可信。例如索贝尔对帽子的钟情，耶茨简单几笔勾勒出他戴帽子的几种情状，写出了索贝尔对文人的向往，和终于成为文人的自豪。
《布朗宁自动步枪手》里的退役军人，日子平淡无聊，一天晚上与妻子口角后独自在街上闲逛，后在酒吧里遇上两名士兵，他想勾搭酒吧里一个对他不感兴趣的女孩，一心幻想着等会要带她走，“在某个嗳昧的卧室里”脱掉她的衣服占有她。接下来，耶茨笔锋一转，士兵和姑娘们置他的竭力讨好于不顾，弃他而去。他觉得自己像个傻瓜，最后在别处渲泄直至被捕。
这些故事与雷蒙德·卡佛的小说如出一辙，这是卡佛小说中的不幸世界，却没有卡佛小说中的冷幽默，也没有卡佛小说结尾留给人的一线希望。耶茨的小说世界没有诡诈离奇，没有奇思异想，有的只是朴实、悲哀、宿命。人们会想，一个作家怎么会在开始时对他的主人公饱含同情，然后判他们遭受种种折磨而不给一丝希望？我想，这是因为耶茨对失败这一主题的坚持。失败远较成功多，远较成功普遍。家庭与爱情可遇不可求，没人能幸运获救，没人能巧合解脱，没有相互理解的爱人、朋友、父母、子女能让无法忍受的日子变得稍微愉快一点。命运从不曾改变，它只会沿着必然之轨迹带你到绝路，把你留在那里。耶茨只是如实地描写，他不粉饰，也不嘲讽，更不会将作品浸泡在感伤的眼泪里。
耶茨无情，他很少留给读者安慰。
最后，说说我与这本书之间的小故事。
坦白说，最初在孙仲旭的博客上看到他对耶茨的介绍时，吸引我的是这本书的名字。我想那会是什么样的“十一种孤独”呢？网上稍一搜索，得知此书有纽约的《都柏林人》之美誉，要一读为快的心思无法遏止。读过之后，更立意要把它译出来，因为喜欢，我想与所有爱书人分享这样一本好书，我想让国内爱书人了解这位作家。
2007年，我挑了其中四篇译出来，《译文》杂志刊登在2007年第六期上。见到《译文》杂志对此有兴趣，我想何不向他们推荐此书呢，据我所知，国内出版界还没有出版过任何理查德·耶茨的作品。那年年底，我向本书责任编辑李玉瑶女士推荐了此书，不曾想我们不谋而合，由此申报了选题。随后便是漫长的等待，先是等待出版社对选题的取舍，然后是与外方商谈版权时的一度卡壳，再是对译者资格的审定，其间的欢喜担忧，一言难尽。好在最终结果令人欣喜。然而，时间却已到2009年！几度起伏，失而复得之后，我虽然开心，但更多的是忐忑，唯恐自己能力有限，难以将真正的“十一种孤独”、将真正的理查德·耶茨展现在大家面前。
本书译稿中断几次，历时两年多才完成，为求信、达、雅，除了通校以外，我做了三次的中英文校对和改稿。感谢责任编辑李玉瑶女士，多亏她的敏锐眼光和鼎力支持，本书最终由我译成中文。感谢上海译文出版社，使得耶茨的小说第一次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感谢朋友兼老师孙仲旭，从他那里我第一次知道了耶茨，更大胆向他借了《耶茨短篇小说集》来读，其时我们尚未谋面，说他是我在文学翻译这条路上的领路人亦不为过。我还要感谢我的先生汪小其，我们志同道合、彼此支持，他是我译稿的第一位读者，更是第一位批评者。在改完第一遍后，我对自己充满怀疑，觉得与初稿相比并无多大进益，简直不敢再看，是他仔细读过一遍后，指出许多问题，让我重拾信心做了第二三遍修改。这本译作虽然出版，仍存在误译与疏漏之处，恳请读者不吝赐教。
陈 新 宇 2009.3. 29于多伦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