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塔笔记
作者：空灯流远
第一章
战前的伦敦还算繁华，人们流连在剧院和酒吧，白兰地和葡萄酒的价格也没有飙到1940年的高价。而离伦敦只有九十英里的剑桥，在记忆中就更像一个世外天堂。
我被剑桥国王学院录取的时候叔父以为那又是一个恶作剧。他暴跳如雷，差点把封着红色火漆盖着剑桥印章的信封扔进炉子里。然而两个月以后我还是从贝德福德郡搭火车到伦敦，拖着行李箱挤出车站，搭上长途汽车，半路在剑桥跳下来。下车的瞬间，傍晚的霞光扑面而来，远处高耸的塔楼尖顶和礼堂落满温暖圣洁的橘黄色，耀眼得我几乎要用手指遮住眼睛。浮云之下，世界显得那么安宁美好。
我拿着介绍信费力的找到了灰鸽子街72号。房东是叔母的朋友，和善的伦敦单身老太太。两层红砖楼房，门前有白色栅栏围成的小花园，种满了金雀花。栅栏上斜挂了个送牛奶用的小木盒。
我在这里住寄住了五年，第二年我遇见了安得蒙，第四年他离开了我。然后我又在这里等了他一年。
我在剑桥国王学院学数学，成绩不算差。叔父说过，我是个除了数学什么都不会的白痴。遇到安得蒙后我才发现，原来和他比，我数学上也是白痴。
第一次见到安得蒙是在图书馆外的开满粉色小花的苹果树下。春天的剑桥很美，我抱着两本黄色小说从图书馆的拱门里出来，磨蹭着不想去见第二学年的新教授。高等数学据说换了学术界的大人物，不仅在数学逻辑学和量子力学上深有造诣，甚至对密码学都有涉猎，光得的奖项能把人压死。我对胡子拉碴的老头子没有兴趣，连逃了四次课。埃德加帮我点名被逮住了，告诉我教授说不想上课可以，但必须要带着期末要交的论文亲自去见他。（对了，埃德加是我朋友，学油画，经常代我去数学系的课堂点名。）
苹果树不高，安得蒙就站在树下，依着树干靠着，单手插在长裤口袋里，肩膀上落了几片细碎的花瓣。他身材高而瘦，穿着干净整洁的白衬衫，阳光透过花瓣和椭圆形的树叶洒在他身上，整个人像埃德加的油画，色调柔和而温暖。他身旁围绕着一圈学生，似乎在解答某个数学问题，埃德加也在里面。我挤了过去。
我入学是在1936年，当时政治局势已经比较敏感，密码之类的东西一般很少有人公开讨论。我走过去时埃德加递给我一张纸，上面写着一长串数字。我皱着眉头认了半天，拖长调子念出来：“I love Professor Andemund.Wilson”。
周围一群人哄然大笑。埃德加的脸色白了又白，说：“艾伦，你不要开这种玩笑。”
我无辜摊手：“纸条上就是这么写的，我怎么会对那种老头子感兴趣。”
靠着树站着人突然插话：“他破译对了，这是个后移六位的凯撒密码，做了一次栅栏。这是今天一个女孩递给维森教授的。你是？”
“艾伦。艾伦.卡斯特。”我盯着他的脸迅速答道。
可能是因为常年在资料室不见阳光，他的脸显得比平常人要苍白。颧骨有些高，睫毛纤长，下面深绿色的眼睛像古董店里的猫眼石般好看。他笑的时候嘴角弯成一个恰到好处的弧线，刚刚够让我看到失神。
等我回过神时，我们已经一起坐在咖啡店里了。
他伸手端起咖啡，轻轻的抿一口：“你平时对密码有研究？”
他的声音很轻，让我想起在五月微风里悬挂在咖啡店旋转门外的玻璃风铃。
我耸耸肩：“不，我父母曾是密码研究员，给我留下过类似的书…小时候看过。而且今天这个密码又不难——所有字母往后移动五位，分成两行竖着读。”
“的确不难。”他似乎突然感兴趣了，碧绿色的眼睛狭起来：“原谅我冒昧，你的父母为哪个机构工作？”
“不知道。他们在我五岁时去世了。”我迫切的想换个话题：“嗨，你叫什么名字？在哪个学院？”
“你姓卡斯特。”他沉吟片刻：“卡斯特夫妇…似乎听起过。”
他匆匆起身，和我握了个手离开了。我默默叫来侍者付账，发现他走时已经付过了。
而且我沮丧的发现我还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很快我就知道了。我去上了本学期第一节高等数学课，看见他夹着黑色皮质笔记本走进讲堂。他就是新来的，奖项压得死人的教授，全名安得蒙.维森，数学界响当当的人物。经过我身边时他停了一下，挑了挑左边眉毛：“艾伦，你欠了五堂课的作业没交。或许你愿意下课留下来和我谈谈？”
我可怜兮兮的问埃德加：“你觉得那天他听见我说他是老头子了吗？”
之后几个月安得蒙把我盯得特别紧。他是教授，上课点名第一个就是艾伦.卡斯特，交上去的作业改得前所未有的仔细，一旦上课走神就被叫起来回答各种问题。
我有气无力的跟埃德加说：“我觉得追他没希望了。”
埃德加的脸又白了：“你不要开玩笑。”
我们逃课在康河边上露天咖啡店喝下午茶：“我觉得亲爱的安得蒙宝贝讨厌我了，因为上次我说他是老头子。哦亲爱的，你不理解一见钟情的感觉，我的心都要碎了。”
埃德加很严肃：“同性恋是犯法的！”
他是个认真的人，待人有点拘谨，个子比我略高一点，粟色卷发，典型的希腊人鼻子，很讨姑娘喜欢。我们在康河边上认识的，我免费当他画画的模特，他帮我上课点名。
我调戏送咖啡的格子短裙女招待，他画画；我躺在草地上看书，他画画；我扯各种关于安得蒙的废话，他依然在一边画画——直到现在我都不是很理解为什么他这种性格一丝不苟的人竟然能跟我混在一起，还混成了挚友。
那时我以为自己对安得蒙也就是抱着玩玩而已的心理，埃德加也没把这件事当真。我平均每周追一个女人，只不过这次换成了男人。
我在白色躺椅上躺得很舒服，身上盖着一件旧外套。我对着太阳懒洋洋的睁开眼睛，突然就看到安得蒙的脸，吓得差点去见上帝。
已经是春天了，他还穿着浅灰色大衣，惯例夹着黑笔记本。他把我的每句话都听得很清楚，俯身笑眯眯的看我：“艾伦，同性恋在我们国家的确是法律禁止的。”
他从笔记本里给我一张纸，要我跟他走。我垂头丧气的跟在他后面，看见他的脖子从大衣领子里露出来，线条纤细优美。我小跑到他前面，拦住路：“教授，我是认真的。我喜欢你。”
他不置可否的笑笑，绕过我径自用铜钥匙开了办公室的门，把我留在外间，自己到里间打电话。
我听得不是很清楚。
“…父母都是前天才密码破译员…虽然很简单，但的确只看了一眼就破译出来了，所以我打算让他试试代号十三。我会把握分寸的。”
他挂了电话，把我叫进里间。我以为是要处罚我逃课，然而他却只让我看手上的纸片。我刚才只顾着看他，这才发现纸上都是各种各样难以理解的圆形和方框，星星和月亮。蓝墨水的图形一直画满了整页纸。 “艾伦。”安得蒙示意我坐下：“如果你确实不想写那篇关于哥德尔定理的论述文的话，可以帮我试着看能不能破解这份密码。这是发生在伦敦的一起凶杀案，罪犯给报社寄送了这个。我朋友在苏格兰场，知道我对密码破译有研究，就把事情推给了我。”
他按铃叫了咖啡，看着我微微一笑：“我没破译出来，我想或许你可以试试。”
第二章
安得蒙笑起来很好看，我一点抵抗力都没有。
我花了一个星期研究那张纸条，叼着长面包坐在图书馆里把纸条倒着看正着看斜着看，然而他们依然只是画满星星和月亮的废纸片，看得我烦躁无比。
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我跟父母住在伦敦的一处公寓里。冬天的晚上父亲和母亲总是习惯于做在壁炉前拿着本子和笔推演运算，就像其他家庭习惯于暖和的炉火前看报纸一样。突然有一天他们把我和几大箱子的笔记本与书送到叔父位于贝德福德的农场里。母亲一遍一遍亲吻我的额头，保证等时局好了就把我接回去。父亲只是摸摸我的头，安慰她说我已经是一个小男子汉了，会自己照顾自己。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们，在伦敦火车站。
三个月后，叔父收到从伦敦来的信，我们住的公寓失火了，父亲母亲无一幸免。
叔父对我其实算不错，他虽然不管教我，但从来没有让我挨过饿。他严厉反对我学数学，然而越是禁止就越想尝试。我很小的时候经常躲在储物间的大木箱背后，背抵着箱壁蜷成一团偷看母亲的笔记本，用半截铅笔在地板上写写画画。有一天叔父进储物间取斧头，发现整个地板都是数字，加号减号分号数字密密麻麻蚯蚓一样。他把我痛打了一顿，第二天送我去了当地公立学校。
最后我来到了剑桥国王学院。
小时候我并不明白母亲笔记本里的东西叫密码破译，我只觉得是很有趣的数字字母游戏，孜孜不倦，乐此不彼。
是的，密码就是游戏。一群人想尽办法隐藏一样东西，另一群人绞尽脑汁把它找出来。当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时，我把这个秘密用只有我们两人知道方式加工后传递给你，你拿到信息后按约定的方式把信息还原。加工后的信息叫明文，解密后的信息叫暗文，而我们约定的解密方法叫密匙。
比方说，如果我要告诉安得蒙我爱你，我不会直接写明文的I LOVE YOU，而是写成密文的hknudxnt形式，即每个字母按字母表的顺序后移四位，I就变成了H，L就变成了K…当安得蒙拿到这张看似没有意义的纸条，把每个字母按字母表的顺序前移四位时，就能还原出我的意思。这就是当年凯撒大帝给他的将军们传递机密时使的密码，经典的凯撒密码。
这是在知道密匙是“后移四位”的情况下，可以轻松还原密码愿意。可是一般情况下解密员是没有敌方密匙的，他们直接拿着密文猜测对方加密方式，然后试图把密码破解出来。我现在做的就是这种事情，对着一张画满星星和月亮的纸猜里面都他妈是些什么意思。
密码与数学密不可分，解密人员往往有天才的数学头脑。他们必须从千千万万的明文中找出暗含的联系，从而破解密文信息。
据说密码天才们都是数学精英中的变态，普通的数学难题已经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因此才涉足解密这个领域。
后来我才知道，安得蒙是变态中的变态。
埃德加来图书馆找过我三次，给我带来了这几天的报纸。捷克人要独立，德国老蠢蠢欲动，可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只关心我的安得蒙。
最后一天周末的下午，图书馆几乎没有人，空气里是苹果花的甜香，我趴在橡木桌上昏昏欲睡。我感觉到有人在我旁边坐下来，拿过我演算的本子沙沙的翻着。我猛然睁眼，就看见安得蒙弯起眼睛看着我。
他把用红墨水笔在我的草稿上画线：“你是怎么把图形全部转换成字母的？”
我趴在桌上眯眼看他，很痞子气的说：“宝贝你靠近一点我就告诉你。”
然后我伸手拽过他的领带，凑上去，吻他。
那一瞬间我感觉到安得蒙僵住了，他毫无防备的任我吻了一分钟。春天的风很舒服，安得蒙的衬衫上有女贞树叶的清香味。幸好我们坐的那个角落几乎没人，因为下一秒他就把我摔压在桌面上，我手腕痛得像要断掉一样。他的脸离我很近，仔细端详了我好一会儿，然后直起身。
安得蒙还是笑得那么好看。他把我的演算稿拿起来，一片一片的撕碎，一松手纸片就散在了地上。
“我突然改变了主义，艾伦。”他说：“我决定不把它交给你破解了。”
我玩过分了，只好瘪瘪嘴站起来说：“我是真心喜欢你的。”
我跟在他身后解释说：“亲爱的你听我说，晃眼看上去的确是星星月亮的图形，可是你注意到没有？有些星星有三个角，有些甚至有七个角，几乎每个星星的角的数目和角度都不一样，而月亮的形状是相同的。如果一个星星代表一个字母，那么一段话完全没有重复的字母简直不可能。因此我考虑它是用改进过的培根密码写成的。”
安得蒙站住了，饶有兴趣的扬起眉毛：“哦？”
我说：“其实星星的各种不同画法没有特别的含义，只不过是为了迷惑我们。我猜凶手是这样加密的——”
凶手用星星代表小写字母，月亮代表大写字母。
他首先编制了随机密码表。
比如任意三个小写字母代表A(如ddd)，任意两个小写字母一个大写字母(如ssT)的组合代表B，如此类推。如果凶手要写AB的话，他可以写成dddssT,或者wasiuR。
然后他把小写字母换成各种不同类型星星，大写字母换成月亮。
我对上他碧绿色的眼睛，耸耸肩：“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满篇星星月亮。”
“你解开了？”
“没有，”我叹气：“我勉强用频率分析法换成字母了，转换出来的东西毫无意义，不知道哪里出错了。”
“剩下的交给我。”安得蒙点点头，他富有警告意义的看了我一眼：“艾伦，你不要再想这个东西了。”
安得蒙以为他把纸条撕毁了就安全了，可是换谁对着那张纸看七天，也早该记熟了。
我终于在教堂拦住了安得蒙。国王学院有自己的教堂，穹顶很高，绚丽的彩色玻璃从空旷幽暗处倾泻下来，让大厅内光线斑驳陆离。他跪在耶稣圣像面前，面容秀丽，眼睛紧闭着，略带金色的睫毛蝶翼般覆在眼睑上，微微颤抖。他的神情似乎很痛苦，背却挺得笔直。
我不知道他在痛苦什么，我想把手搭在他肩上。刚刚抬起手就被人从后面掰住肩膀，往后一摔。片刻我就躺在冰凉的地板上，肚子结结实实挨了一拳。
剑桥郡很少看到穿制服的军官，深蓝色制服，铮亮挺括的长靴，低压的帽檐下是冷冰冰的蓝眼睛。他居高临下的俯视我，准备给我第二拳，被安得蒙从背后抓住手。
“松手，彼得。这是我的学生。”安得蒙声音很轻，却莫名其妙有种严厉的味道。他看着我笑了笑：“虽然他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学生。”
我从地上爬起来，尽量挺直背：“我要和维森教授单独谈谈。”
安得蒙做了个手势，男人就走到教堂门口站着。我问他：“你跟军队有联系？我从来不知道。”
“你不知道的事情很多。”他笑着说：“艾伦，你来得正好，我正想跟你告别。我要离开剑桥，去伦敦郊外的普林顿庄园的研究所。别这么看着我，我只是继续进行我的学术研究。”
“你在为军队工作。”我看着他的眼睛，语气不可抑制的有点急促：“密码我破译出来了。我的思路没有错，是转换成字母后对方依然加了三道密。这根本不是什么凶杀案犯人寄给的报社的密码——”
安得蒙把食指竖在唇上，做了个“嘘…”的手势。
我背得比课本还流利：“阁下应速往伦敦，于F将军处获取五日英军演习情况，交给雏鹰。”我靠着教堂的柱子抱起手臂抖腿：“亲爱的，这是一份谍报情报，雏鹰是谁？”
安得蒙碧绿色的眼眸平静的注视着我，然后叹了口气：“艾伦，我本来只是想试试你。你不该在我正好改变主意的时候来诱惑我。”
“我让你放弃解密，是出于对你过世父母的尊敬。”
第三章
安得蒙只在剑桥呆了三个月，他没有开告别宴会，连期末考试都没有到场，只是最后一堂课的时候在黑板上留了一道数学题。
他微笑着对礼堂下面黑压压的一片人头说，摇摇夹在指间的粉笔：“你们有两个选择——通过我的期末考试，或者在考试前把这道题解出来，打电话告诉我。”
安得蒙出的试题难得要死，导致大部分人都没有及格。成绩表贴在图书馆外公告栏里的时候，我挤进人群，发现自己在不及格名单的第一个。
我勒住埃德加的领子摇晃，不可能不可能，所有的题我都解出来了！
“或许你哪一步算错了，”他只好停下画笔，两只手高高举起：“你应该去找维森教授查查卷子。”
然而安得蒙已经去了普林顿庄园。他甚至考试当日就已经离开了，试卷是助教代发的。
助教是个腼腆羞涩的姑娘，个子只到我肩膀。她翻出我的试卷，又翻出安得蒙寄来的成绩表，皱起眉头：“艾伦.卡斯特是吗？你的课堂表现成绩是零分。”
安得蒙定的规矩是考试成绩和出勤率各占半分之五十。我觉得很委屈：“我记得我上过几堂课的，怎么会是零分？是不是哪里弄错了？”
她遗憾的收起卷子：“维森教授说成绩不能改。”
埃德加拍我肩膀：“你被报复了。你对他做了什么？”
我什么都没有做，我只是亲了他一下而已…
叔父很在意学校寄给他的成绩表，上面的数字直接关系到我的生活津贴。于是只剩下路只有一条。
“我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了，”我悲惨的看着埃德加：“如果一科不及格，下个月我连干面包都没得啃。”
我不想去敲林顿的门，但是我别无选择。
他住在一所青年学生公寓的顶楼。门虚掩着，推开后里面空空荡荡没有人。窗口开着，临窗摆了一张漆成浅蓝色的桌子，油漆有点掉皮了。桌上散乱堆着纸张，推门的瞬间突然因为空气流通而飞了起来。我抓了一张在手里，上面潦草的写着一堆数字和公式。
钢笔放在纸上，墨水瓶盖子开着。我踢踢床板，从下面拖出一个人，绝望的说：“林顿，我们必需要联手了。”
床底下的青年比我更绝望。他的胡子一个星期没有刮过了，头发乱得像草。他向房东要了熏肉和咖啡，一口气吃完扶扶眼镜缓过气来：“艾伦，解不出来。”
林顿和我是中学校友，我们录取通知书是同一天寄到的。 他成绩总是全校第一名，就数学上来说是天才，曾经独立论证过某知名定理。他的乐趣之一就是顶着草一样的头发蹲在操场边看别人玩橄榄球，根据投掷角度和力度计算球能不能进球门。
有天我恰好路过，听见他喊：“能进！”
我说：“要歪。”
球果然偏了。林顿问我为什么，按照他的算法明明能进球。
“因为有风啊。”我懒洋洋回答。
此后我们就是仇敌。他的总成绩全校第一，我只有数学成绩能拿第一。可是直到毕业前，他的数学始终没有超过我。
这次考试我不及格是因为安得蒙蓄意报复，林顿不及格那是因为他真的缺课太多了。遇到解不出的数学题，我通常会蹲在图书馆门口看来来往往的女生，等灵感主动光顾。他的做法比较极端——钻进床底下，用拉下床单把光线全部遮住，在完全的黑暗中思考问题。找不到答案不会从床底下出来。
如果问题很难，他会在床下呆一整天，谁的课都不去上、
“这次你在床下呆了多久？”我问。
林顿撕了一片面包：“不记得了，好像是周二进去的。”
三天了…我想。
“就是维森教授写在黑板上的那道题，”他耸耸肩，转头盯着我的脸：“涉及到华林问题。艾伦，我知道你想做什么，但是想要告诉你，那道题凭我们根本不可能解得出来。”
我知道安得蒙往黑板上写了一道题，两行字，但是我不知道那是华伦问题。
这是1770年E.华伦提出的关于正整数平方的推测，近两百年来没有人能够论证它。
我坐在图书馆里深深的绝望了。我翻遍了所有和华伦定理有关的书，毫无头绪。埃德加来慰问我，劝我放弃算了，下个月他借我生活费。
我笑话他：“你哪来的钱啊？卖画吗？”
结果他认真的点头：“我至少还可以卖画，你什么钱都赚不了，还把身体搞糟糕了，不如跟我回去。世界级数学难题不会随随便便让大学二年级学生论证出来的。”
“你的样子糟糕死了，再这样下去都不能帮我当模特了——我可不想整天画骷髅。”他说。
我在图书馆坐了两周了，稿纸叠起来半英尺高。不知道是不是手误，安得蒙给的条件演算下去和经典华伦定理有微妙的区别，导致算到最后有个关键性的数字缺失了。
缺失的是个六位数，我一筹莫展。
我想给林顿打个电话听听他的意见（他的青年公寓装了一部），就去了公共电话亭。我满脑子都是那六个数字，鬼使神差就当电话号码按进去了。
片刻，电话那头传来甜美柔和的女声：“您好，这里是普林顿庄园。”
我拿着听筒僵直的站在电话亭里，听见对方问：“请问您找谁？”
“维森教授。”我说。
“这里没有维森教授。”女接线员显得有些迷惑：“这是加西亚顾问的直线。”
“这里没有一个叫安得蒙.维森的人？我我记得维森教授上个月说要来这里工作。”
“你是来自剑桥？”或许我表现得太过学生气了，接线员笑了起来。她在电话那头对谁说：“加西亚先生，真的有学生找到我们了。请他尽快过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