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工党的一员，”艾瑟尔带着谴责的口吻说，“工党的政策是不和法西斯在公众场合硬碰硬。你为何要去团结犹太人会众和法西斯斗呢？”
伯尼说：“团结犹太人会众又有什么不可以的？”
“你只是在需要犹太人身份的时候才是犹太人，你从来没在街上被人当众侮辱过。”
“但工党也犯过政治上的错误啊。”
“记住，如果允许法西斯分子挑起冲突，不论是谁起的头，报纸最后一定会怪罪到左派头上。”
莱尼冲动地说：“如果莫斯利的手下胆敢挑起冲突，我们就叫他们吃不了兜着走。”
艾瑟尔叹了口气。“莱尼，你给我好好想想，是你、劳埃德和工党，还是保守党那边的军人和警察武器多？”
“天杀的！”莱尼愤愤地骂了一句。他显然没想到这一层。
劳埃德愤怒地对母亲说：“你怎么能这么说话？三年前你也在柏林——看到过当时发生的事情。德国的左派分子想通过和平的方式反对法西斯，看看他们遭遇到了什么吧。”
伯尼插话进来：“德国社会民主党没能和共产党组成成员广泛的统一战线，他们眼见着共产党人一个个被抓走而没有行动。形成统一战线的话，他们原本有机会赢。”当地工党支部拒绝共产党人的联合要求时，伯尼很是恼火。
艾瑟尔说：“和共产党人联合在一起是件很危险的事情。”
她和伯尼在这点上背道而驰。事实上这也是使工党产生裂痕的最主要问题。劳埃德在这个问题上是伯尼的支持者。“我们必须用手上能利用的资源打败法西斯主义，”但他马上又宽慰起艾瑟尔来，“妈妈也没错，今天最好不要使用暴力。”
“如果你们都留在家，通过民主政治的途径来反对法西斯主义，那就再好不过了。”艾瑟尔说。
“你希望通过民主政治使妇女得到同工同酬的权利，”劳埃德说，“但是你失败了。”就在去年四月，工党的女性议员提交了一份要求女性劳工与男性劳工同工同酬的议案，但是在以男性为主的下议院没有得到通过。
“不能因为失败一次就怀疑民主。”艾瑟尔干脆地说。
劳埃德很清楚，和德国一样，这种分歧会对反法西斯力量造成致命的打击。今天将是一次严酷的测试。政治党派间可以竞争反法西斯斗争的领导权，但谁说了算却是人民群众决定的。他们会听从软弱的工党和《犹太人纪事报》的号召留在家里，还是成群结队地走到街上对法西斯主义说不？到了晚上就能见分晓了。
后门有人敲门，穿着星期天礼拜西装的邻居西恩·多兰走了进来。“礼拜结束后我过来，”他对伯尼说，“我们在哪里集合？”
“两点前在加德纳角见，”伯尼说，“希望有足够多的人在那里阻挡法西斯主义者。”
“东区的码头工人都会去那儿帮你。”西恩热情洋溢地说。
米莉问：“法西斯分子恨的又不是你们，你们出什么头啊？”
“孩子，你太小，你不记得犹太人帮过我们多少忙，”西恩解释，“1912年码头工人起义时，我只有九岁，我爸爸养活不了家人，新市大街面包房的伊萨克夫人就收养了我和我的兄弟们。有她的好心，我们才能活到现在。这样被犹太人家庭收养的码头工人子弟有好几百人。1926年的情形也一样。我们决不允许该死的法西斯涉足我们的街道——莱克维兹夫人，请原谅我的粗鲁。”
劳埃德心头一热。东区有几千名码头工人：如果把这些人发动起来，阻挡住法西斯分子就不是问题了。
街道上的高音喇叭响了。“不让莫斯利进入斯特普尼，”一个男人高声大呼，“两点在加德纳角一起集中！”
劳埃德喝了口茶，然后马上站起身。他今天的任务是监视法西斯同盟的行动，确定法西斯分子的方位，并随时通报给伯尼的犹太人协会。他的口袋里装满了打公用电话用的硬币。“我该走了，”他说，“法西斯同盟的人说不定已经集中了。”
艾瑟尔站起身，跟他走到门口。“别打架，”她说，“别忘了柏林发生的事。”
“我会小心的。”劳埃德说。
艾瑟尔的语气轻松下来。“你要是被人打掉了门牙，那个美国富家千金就不会喜欢你了。”
“她又没喜欢过我。”
“我才不信呢，哪个女孩能抵挡得住你的魅力？”
“妈妈，我没事的，”劳埃德说，“我真的不会有事。”
“我该为你没去该死的西班牙高兴，你说是吗？”
“妈妈，这事今天就别谈了好吗？”吻别了母亲之后，劳埃德就出门了。
这是个阳光明媚的秋日上午，温暖得反常。几个人在努特利街搭起了一个临时的平台，其中一个站在平台上对着扩音器大声喊：“东区的民众们，我们不能任由得寸进尺的反犹主义者欺凌我们！”劳埃德认出演讲者是全国失业工人运动在当地的一个代表。因为大萧条，几千个犹太纺织工人失业了。他们每天都会到西特尔街上的劳动力就业中心签到。
劳埃德没走几步，伯尼就追了上来，递给他一包被孩子们称为弹珠的小玻璃球。“我参加过很多次示威游行，”他说，“如果骑警想冲散人群，往马蹄下扔这种玻璃弹珠就可以了。”
劳埃德笑了。他的继父大多数时候是个和事佬，但绝不是什么软蛋。
不过劳埃德不怎么想用玻璃弹珠。他和马匹接触不多，不过它们看上去像是那种隐忍无害的动物，他不喜欢让马匹摔倒在大街上的点子。
伯尼猜出了他的想法：“让马匹摔倒总比人被马踩要好。”
劳埃德把弹珠放进口袋里，但他觉得这并不意味着自己一定要用。
他高兴地看到，许多人已经上街了。街上还有许多令他欢欣鼓舞的迹象。墙上到处是用粉笔写的英语和西班牙语“坚决不让他们通过”的标语。共产党出动了很多人，正在沿街分发传单。许多商店橱窗都挂上了红旗。一群参加过上次大战，戴着奖章的老兵打着一面写有“犹太人老兵协会”的旗帜在街上走。法西斯分子想忘了有许多犹太人曾为英国献身，但历史是无法抹去的。其中五个犹太士兵曾因为作战勇敢而获得了英国最高荣誉——维多利亚十字勋章。
劳埃德觉得，让这些人参加反法西斯游行，阵仗应该是足够大的了。
加德纳角以苏格兰人开的成衣店——加德纳服装公司得名，是个五条路交会的开阔路口，服装公司的大楼上有个标志性的钟楼。到那里时，劳埃德发现，大多数人都认为此处会起冲突——周围街道上设置了几个急救站，还有数百名穿着制服的急救志愿者。周围的每条小街上也都停着救护车。劳埃德希望最好别出现打斗。但即便有暴力，也比让法西斯分子畅通无阻地游行要好。
为了隐瞒自己的东区人身份，劳埃德绕了个远道，从伦敦塔的西北方向朝伦敦塔行进。还没到那儿，他就听见了铜管乐队的喧嚣声。
泰晤士河畔的伦敦塔记录了伦敦八百年来的繁荣和衰败。塔旁围绕着一道漆色仿佛被伦敦的经年风雨侵蚀的白墙。墙外背河的一侧是个以伦敦塔命名的公园，法西斯分子正是在这里集结的。从伦敦塔公园向西到金融区，劳埃德目测已经有几千个法西斯分子集合在了一起。人群中不时爆出有节奏的歌声：一，二，三，四，
我们要除尽犹太人！
该死的犹太人！该死的犹太人！
我们要把你们斩草除根！
他们打着英国国旗。劳埃德想不通，这些想破坏国家秩序的跳梁小丑，为什么每次活动时都要急不可耐地挥舞象征着国家尊严的国旗。
他们绑着黑皮带，穿着黑衬衫，整齐地列队站在草地上，看上去和一支军队没什么两样。支队长们穿着漂亮的制服：黑色的军队制式的短外套，灰色的马裤，大头鞋，亮顶的黑色帽子以及红白相间的臂章。几个穿着制服的摩托车手不断在方阵周围制造着噪音，传达敬法西斯礼的指令。更多的游行者还在源源不断地过来，其中一些坐在窗户上装有铁丝网的装甲车里。
这不是什么政治集会，这完全是场战争。
劳埃德觉得，法西斯同盟的这种架势完全是狐假虎威。他们想让世人觉得，他们可以终止会议，清空建筑，闯入民宅和办公室逮人，把抓到的人送去集中营随意鞭笞和审讯，像莫斯利和《每日邮报》老板罗斯米尔爵士希望的那样，把冲锋队在德国搞的一套照搬到英国来。
他们会把伦敦东区的民众吓坏的，这些当地人的祖辈都是从爱尔兰、波兰和俄国的压迫与暴政下逃出来的。
东区人会走上街道和他们对抗吗？如果他们自己不奋起抗争的话，如果今天的法西斯游行按计划进行，法西斯分子未来还会做些什么呢？
劳埃德假装成数百名围观者中的一个在公园外闲荡。很多相似的小巷像轮辐一样从公园往外散发。在其中的一条小巷里，劳埃德看见了一辆熟悉的劳斯莱斯。司机打开了车后门，让劳埃德震惊失望的是，下车的竟然是他朝思暮想的黛西·别斯科娃。
劳埃德很快就知道了她为什么上这儿来。黛西穿着精心裁制的女兵军装，一条灰色长裙代替了男人们穿的马裤，几缕刘海从头顶上的黑色帽子里溜了出来。劳埃德虽然恨透了这身装束，但还是被黛西不可抗拒的魅力震慑了。
他站定了脚步，呆呆地望着她。劳埃德不应该感到奇怪：黛西告诉过他，她喜欢博伊·菲茨赫伯特，博伊的政治观点显然不会对这种喜爱造成影响。但亲眼看到她站在伦敦犹太人的对立面还是让他大失所望，他这才感到黛西几乎在他看重的每件事上都和他背道而驰。
劳埃德应该转身就走，但他就是做不到。他挡住了在人行道上奔走的黛西：“该死的，你来这里干吗？”他莽撞地问。
黛西很冷静。“威廉姆斯先生，这是我该问你的。”她说，“我想你应该不打算和我们一起游行吧。”
“你知道这些人都干过什么吗？他们打断和平的政治集会，威胁记者，囚禁政治对手。你是个美国人——美国人怎么能干出反对民主的事呢？”
“民主政治不是任何时候在任何国家都适用的政治体制。”劳埃德觉得黛西是在引用莫斯利的某句宣传口号。
他说：“他们折磨甚至屠杀所有和自己政见不同的人！”他想到了容格，“我在柏林亲眼见证过他们的暴行。顺便提一句，当时我也被抓进了集中营。我亲眼看见一个赤身裸体的男人被几条饥饿的恶狗摧残致死。你的法西斯朋友们做的就是这种事。”
黛西不为所动。“你能准确地说出最近在英国被法西斯党人杀害的任何一个人的名字吗？”
“这只是因为英国的法西斯党人还没掌权——但你们那个莫斯利崇拜希特勒。只要有机会，他和他的手下将会做出和纳粹完全一样的事。”
“你是说他们会消灭失业，给人民带来骄傲和希望吗？”
劳埃德钟情于黛西，但听到她这番话后，心都碎了。“你很清楚纳粹对你的朋友伊娃一家做了些什么。”
“你知道伊娃已经结婚了吗？”黛西用快活的语气说，显然想找一个比较愉快的话题，“她嫁给了善良的吉米·穆雷。现在她是英国人的妻子了。”
“那她父母呢？”
黛西把目光转向别处。“我不认识他们。”
“但你知道纳粹对他们做了什么。”伊娃在三一学院的舞会上把父母在德国的遭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劳埃德，“她父亲被取消了执医的资格——现在在药房当助理。他不能进入公园和公共图书馆。他父亲——也就是伊娃祖父的名字甚至被从家乡的战争纪念碑上抹除了！”劳埃德意识到自己不自觉地提高了嗓门。他压低声音问：“你怎么能和做这种事的人站在一起呢？”
黛西有些心烦意乱，但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她说：“原谅我，我已经迟到了。”
“你做的事情完全无法被原谅。”
司机说：“小子，消停点，别再折磨她了。”
司机是个平时不太锻炼的中年胖子。劳埃德感到自己被这个司机侮辱了，但他不想挑起争斗。“我这就走，”他说，“只是别再叫我小子。”
司机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
劳埃德警告说：“你最好把手放开，不然我走之前会把你打趴下。”他直视着司机的眼睛。
司机犹豫了。劳埃德警觉起来，他像在拳击绳圈里一样，观察对方的动向，时刻准备着下一步的动作。如果司机想打他的话，一定是准确的重重一击，这种重击很容易躲过。
司机不是感觉到他已经做好准备，就是对他发达的肌肉有所忌惮，最终放下拳头，退了回去：“的确没必要打架。”
黛西匆忙走开了。
劳埃德看着她身穿合体制服朝法西斯分子的纵队奔过去的背影。他长叹一口气，朝反方向走去。
他试图把精力集中在自己的工作上。和司机的争执真是蠢啊！打上一架的话，他可能被警察捉个现行，接下来的这一整天就要在号子里过了——这又如何称得上为战胜法西斯主义做贡献呢？
十二点半了。他离开伦敦塔，找到公用电话亭，打给犹太人协会，跟伯尼通了话。他把看见的大致情况说了以后，伯尼让他统计一下从伦敦塔到加德纳角大约有多少警察。
他走到公园东面，探察着公园外围呈辐射状发散的那些小街。他被看到的一切惊呆了。
他本来估计会有一百多个警察，但实际在场的有几千名。
他们排成一列站在人行道上，等在十几辆停着的公交车里，骑警们身板笔直地骑在一队排列整齐的马上。街上只有狭窄的一条缝供行人们穿行。警察的数量比法西斯分子还要多。
一辆公交车上的巡警看到他，对他行了个纳粹礼。
劳埃德非常失望，如果连警察都站在法西斯同盟那一边，反游行示威者又怎么制止得了游行呢？
这比游行本身更糟：警察的权威会使法西斯分子更加有恃无恐。东区的犹太人会从中得到什么样的信息呢？
在曼塞尔街，他看到一个熟悉的警察亨利·克拉克，亨利看上去劳累不堪。“你好，诺比。”人们都管姓克拉克的叫诺比，“有个警察刚才跟我行了个纳粹礼。”
“他们不是这儿的警察，”诺比像揭示一个秘密似的轻声说，“他们不像我那样常年和犹太人居住在一起。我告诉他们犹太人和我们每个人一样，大多数是遵纪守法的好人，极少数人才会违法乱纪。但他们就是不相信。”
“但那个纳粹礼又该做何解释呢？”
“也许仅仅是个玩笑。”
劳埃德却不这么认为。
他和诺比道别，继续向前走。他看见警察在进出加德纳角的巷子口拦起了警戒线。
劳埃德走进一个带有公用电话的酒吧——前一天他检查过附近区域所有可以用的公用电话——告诉伯尼附近至少有五千名警察。“我们挡不住这么多警察的。”他忧心忡忡地说。
“别这么确定，”伯尼说。“你再去看看加德纳角周边的情况。”
劳埃德发现了一条绕过警方警戒线的道路，加入到反游行示威者之间。走到加德纳角外围街道上的人群中时，劳埃德终于感受到了阻挡游行示威的人有多少。
他从没见过这么多的人。
加德纳角这个五条街的会合处到处都是人，但这只是冰山的一角。放眼望去，人群沿着白教堂路一直延伸到看不见的远方。东南面的商业街上挤满了人。警察局所在的莱曼街上更是水泄不通。
劳埃德觉得来的一定有十万多人。他想把帽子一扔，大声庆祝。东区人选择了走出家门，对抗法西斯主义者，他们无疑已经群情激昂了。
加德纳角正中间，停着一辆被司机和乘客们遗弃的电车。
劳埃德越来越乐观了，他意识到，没有什么力量能够穿越这群人。
他看见邻居西恩·多兰爬到电线杆上，在顶部挂上了一面红旗。犹太小子铜管乐队正在现场演奏——多半没经过夜总会保守的演出组织者的同意。一架警方的飞机从头顶飞过，劳埃德知道那是最新的直升机。
在街边加德纳成衣公司的陈列窗前，他看见妹妹米莉和朋友内奥米·埃弗里在一起。他不希望米莉卷入这种暴力事件：想到妹妹会在斗殴中受伤，他的心就一凉。“爸爸知道你来这儿吗？”他用责备的语气问米莉。
她无动于衷：“别这么死板。”
劳埃德对她的出现非常吃惊。“你原本从不关心政治，”他说，“我还以为你只知道挣钱呢！”
“没错，”米莉说，“但这次有些特别。”
劳埃德知道如果米莉受伤，伯尼会很伤心的。“我觉得你应该马上回家。”
“为什么这么说？”
劳埃德朝四周看了看。人群友善而平和。警察和人群隔开了一段距离，法西斯分子连人影都没见着，今天的游行显然是搞不下去了。莫斯利的人绝对穿越不了十万决意阻止他们的人，警察也不会愚蠢到帮他们过去。米莉多半不会有事。
正当他这么想时，情况突然出现了逆转。
劳埃德听见几声口哨声。他朝哨声响起的地方看去，发现骑警们已经组成了一条恐怖的阵线，警方的马匹兴奋地踏着蹄，跃跃欲试准备冲锋，马上的警察手持着剑一样的长棍。
他们似乎准备好了进攻——但劳埃德觉得，他们应该不会真这么干。
没过一会儿，他们发起了攻势。
人群发出愤怒的吼声和害怕的尖叫声，人们乱作一团，抢着从马匹前进的道路上逃出去。人群让出了一条道路，可是站在边缘的人却纷纷摔倒，被马匹踩踏。骑警们用长棍到处打人。劳埃德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被人浪推向了后方。
他出离愤怒了：警察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啊？他们愚蠢地认为自己真能清开一条道路让莫斯利党人游行吗？他们真的觉得两三千名法西斯党人能够穿越十万名被他们加害的人组成的层层壁垒而不引起骚乱吗？警察要不是被白痴领导，就是完全失去了上层的控制，劳埃德不知道哪种情况会更糟一些。
骑警控制住气喘吁吁的马匹，重新组成一条参差不齐的阵线。又一声哨响，骑警策马前进，又开始了新一轮攻击。
米莉吓坏了。她只有十六岁，刚才的声势完全不见了。人群把她挤到加德纳成衣公司的玻璃橱窗旁，她恐惧地大声尖叫。橱窗里穿着成衣的人体模型们冷冷地旁观着惊慌失措的人群和如临大敌的骑警，慨叹着世态的炎凉。劳埃德的耳朵被此起彼伏的抗议声震得生疼。他挤到米莉身前，用尽全力挡开她身前的人，希望能尽力保护好她，但这样做并没起什么作用。尽管使尽了全力，他还是重重地压在了米莉的身上。四五十个尖叫的人一齐压在这块并不牢固的玻璃上，作用在玻璃上的压力不断上升。
劳埃德怒火中烧。他意识到，警察不惜一切代价，执意要从人群之间开出条游行的通路来。
没过一会儿，橱窗玻璃喀的一声，碎了。劳埃德摔在米莉身上，内奥米摔在了他的身上，几十个人痛苦惊慌地号叫着。
劳埃德奋力站了起来。他奇迹般地没有受伤。他环视着四周，急切地寻找着米莉，但很难把真人和人体模型分辨开。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认出了躺在碎玻璃渣中的米莉。他抓住米莉的胳膊，把她拽了起来。“我的背不行了！”米莉哭着说。
劳埃德帮米莉转过身，她的大衣被撕成碎片，背上全都是血。劳埃德感觉一阵晕眩，用手臂护住米莉。“街角正好有一辆救护车，”他对米莉说，“你还能走路吗？”
没走几步，警察的哨声又响了。劳埃德害怕他和米莉又被人群挤到橱窗边上，这时他突然想起了伯尼给他的那包弹珠，从衣服口袋里掏出纸包。
骑警们发起了又一轮冲击。
劳埃德抽开一条手臂，把放着弹珠的纸包扔到人群前方马匹们的行进路线前。除了他以外，还有一些人也带来了弹珠，他们纷纷照做。马匹踩在弹珠上，发出爆竹炸响的声音。有匹马被弹珠滑倒了，重重地倒在地上。其他的马匹停下步子，开始纷纷朝后退，骑警队伍陷入了混乱之中。内奥米·埃弗里被推到人群前方，劳埃德看见她把一包辣椒粉放在马鼻子下，马匹不断摇着头往后退。
人群不那么拥挤以后，劳埃德把米莉带到街角。米莉仍然非常痛苦，但已经停止了哭泣。
受伤的人排成一列，等待接受急救志愿者们的诊察：一个痛哭流涕的女孩的手似乎骨折了；几个年轻人满头是血；一个中年妇女坐在地上抚摩着膝盖上的伤口。劳埃德和米莉抵达救护车旁时，西恩·多兰带着头上刚扎好的绷带又冲进了人群中。
一个护士看了看米莉的背。“情况不是很好，”她说，“你需要去伦敦的医院进行治疗，我们会派救护车送你去。”她看了看劳埃德。“你想和她一起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