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穿过皮卡迪利进入格林公园。大树根部围着一圈积雪。他经过白金汉宫，走进维多利亚车站附近的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街区。他不得不向一位警察询问去阿什利花园的路线。那条街原来是在罗马天主教大教堂的后面。的确，菲茨想，如果某人想受到某个贵族的邀约，他的办公室就应该设在一个较为体面的街区。
他是受父亲的一位老友召见，那人名叫曼斯菲尔德?史密斯-卡明。史密斯-卡明是位退休海军军官，现在陆军部从事某种少为人知的工作。他派人给菲茨送去一张相当简短的字条：“事关国家大事，最好面谈。你能否在明天上午十一点来见我？”字条是打印后签名的，只用绿色墨水写了一个“C”字。
事实上菲茨很高兴有个政府里的人愿意跟他谈谈。他十分厌恶被人当成装饰品，一个富裕的贵族，除了在社交活动上充当点缀以外一无是处。他希望有人向他征求意见，也许能谈谈他的老部队，威尔士步枪团。他或许可以完成某种与南威尔士本土部队有关的任务，他还是那儿的荣誉上校。不管怎样，被召前往陆军部这件事已经让他觉得自己并非完全多余。
可真的是陆军部的吗？那个地址竟是一座现代化的公寓楼。门卫把电梯指给菲茨。史密斯-卡明的公寓看来一半居住一半用作办公室，不过，一个爽快利落的年轻人用一种军人的架势告诉菲茨，C马上就见他。
C倒没有什么军人架势。他身材矮胖，有些谢顶，肉多的鼻子上夹着一副单片眼镜。他的办公室里堆满了杂物：飞机模型、望远镜、指南针，还有一幅农民面对行刑队的画。菲茨的父亲一直把史密斯-卡明称作“晕船的船长”，他的海军生涯乏善可陈。他在这儿做什么呢？“这到底是个什么部门？”菲茨坐定后问道。
“这是特勤局的对外处。”C说。
“我不知道我们还有一个特勤局。”
“如果有人知道，那就不是秘密了。”
“我明白了。”菲茨有些兴奋。有人提供机密信息，这的确让人大为受用。
“也许你能妥善对待，不向任何人提及此事。”
这是在给菲茨下命令，虽然措辞十分礼貌。“当然。”他说。他很高兴，觉得自己成了当中的一员。这是否意味着C要邀请他到陆军部工作呢？
“恭喜你那次乡间王室宴会的成功。我知道你聚集了一批出身名门的年轻人让陛下接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谢谢你。严格说来，那是个十分安静的社交场合，但我担心消息还是传了出去。”
“现在你要带妻子去俄国？”
“公主是俄国人。她想去看望自己的哥哥。这次出行一推再推。”
“格斯?杜瓦也会跟你一起去。”
C好像什么都知道。
“他在周游世界，”菲茨说，“我们的计划碰巧吻合。”
C身子靠在椅背上，很是健谈地说：“你知道为什么派阿列克谢耶夫上将掌管俄国军队跟日本作战？他根本不了解在陆地上怎么打仗。”
菲茨在俄国度过了自己的童年，也经历了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了解战争进展，但他不知道这段插曲。“你讲讲看。”
“嗯，当时好像是亚历克西斯大公在马赛的一家妓院参与了一起斗殴事件，被法国警方逮捕。阿列克谢耶夫前来救援，跟宪兵说打架的是他，而不是行为不端的大公。两人的名字相近，警方相信了这种说辞，大公也就被放出监狱了。作为奖赏，阿列克谢耶夫便掌管了军权。”
“难怪他们打了败仗。”
“尽管如此，俄国部署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兵力——整整六百万人，有些考证说他们调动了所有的兵力储备。不管它的领导人多么无能，兵力本身也足够强大了。但是，如果打一场欧洲战争的话，他们会发挥多大效力？”
“我结婚后就一直没有回去，”菲茨说，“这我没把握。”
“我们也一样。因此就请你来了。我想请你在那儿的时候做一些调查。”
菲茨十分惊讶。“可我们的使馆不就是干这个的吗？”
“不错。”C耸了耸肩，“但是，外交官们一般更热衷于政治，而不是军事问题。”
“那他们还有武官呢。”
“一个像你这样的局外人可以提供全新的视角——就像你在泰-格温召集的那些人，他们能提供给国王无法从外交部得到的东西。但是如果你觉得你无法……”
“我并不是拒绝。”菲茨急忙说。相反，他很高兴要他为自己的国家效力。“我只是吃惊需要使用这种方法。”
“我们是个新成立的部门，资源有限。我最好的线人是聪明机智、有足够军事背景的人，知道自己的着眼点是什么。”
“明白。”
“我很想知道你对俄国军官阶层在1905年后动向的看法。他们的观念是有所改进，还是依然因循守旧？你在圣彼得堡会遇到所有的达官显贵，你妻子跟其中半数有亲戚关系。”
菲茨联想着俄国最近一次发动的战争。“他们对日本战败的主要原因是，俄国铁路无法运送他们的军队。”
“但自从那时起，他们就在尽力完善自己的铁路网，使用从他们的盟友法国那里借来的大笔资金。”
“不知他们是否取得了很大进展？”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你坐火车的时候看看是不是正点运行，时刻睁大眼睛。看看铁道线是单轨还是双轨？德国将军们的应急作战计划就是基于计算俄国军队需要多长的动员时间。如果打起仗来，这种时间表的准确性至关重要。”
菲茨心里兴奋得像一个小学生，但他强迫自己说话沉稳持重。“我会尽我所能去了解这些。”
“谢谢。”C看了看手表。
菲茨站了起来，两人握了握手。
“你具体什么时候走？”C问。
“我们明天动身，”菲茨说，“再见。”
格雷戈里?别斯科夫看着他的弟弟列夫从大个儿美国人身上弄钱。列夫那张漂亮的脸上带着童稚的急切表情，似乎他的主要目的是显示身手。格雷戈里的心里感到一种十分熟悉的焦虑。他担心有一天列夫的魅力再也无法让他摆脱困境。
“这是记忆测试。”列夫用英语说。他把这几个单词死记下来。“随便拿一张牌。”他提高嗓门，压过工厂那边的噪音——重型机械的叮当声、蒸汽的咝咝声，还有人们大呼小叫的指令和问话声。
来客的名字是格斯?杜瓦。他穿着一件短上衣、背心和长裤，全都是同一种精细的灰呢子布做的。格雷戈里对他很感兴趣，因为他是从布法罗来的。
杜瓦是个和蔼可亲的年轻人。他一耸肩膀，随便从列夫手上抽出一张牌，看了看。
列夫说：“把牌放在凳子上，正面朝下。”
杜瓦把牌放在粗糙的木台子上。
列夫从他衣袋里掏出一张一个卢布的纸币，放在牌上。“现在你把一块美元放在上面。”这种把戏只能跟有钱的游客玩。
格雷戈里知道列夫已经把扑克牌换掉了。他把另一张牌藏在他的手心里，用卢布遮着。这种技巧列夫练习了四个钟头，关键在于要在放下卢布和那张新牌后快速拿起第一张牌，马上把它藏在手心里。
“你确定你能输得起一块钱吗，杜瓦先生？”列夫说。
杜瓦笑了，就像所有被骗的人：“我觉得可以。”
“你还记得你的牌吗？”列夫重复着死记下来的句子。他还可以用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说这句话。
“黑桃5。”杜瓦说。
“错了。”
“我敢肯定。”
“翻过来。”
杜瓦把牌翻过来。是一张梅花皇后。
列夫收起一美元的钞票，也拿走了自己的一个卢布。
格雷戈里屏住了呼吸。这是个危险的时刻。美国人会不会嚷着说他被人抢劫了，说列夫是强盗？
杜瓦沮丧地笑了笑，说：“算你厉害。”
“我还会玩另一种。”列夫说。
这已经够了。可列夫还想再碰碰运气。尽管他已经二十岁了，可格雷戈里还得时时保护他。“别跟我弟弟玩，”格雷戈里用俄语对杜瓦说，“他总是赢。”
杜瓦面带微笑，用不流利的俄语回答：“这建议不错。”
杜瓦是那一小拨参观普梯洛夫机械厂的游客中第一个来这边的。这是圣彼得堡最大的工厂，雇佣了三万工人，有男有女，还有不少孩子。格雷戈里的任务是带他们游览自己的工作区，一个虽小但十分重要的部门。工厂生产机车车头等大型钢材构件。格雷戈里是车间领班，他们负责加工机车车轮。
格雷戈里一心想跟杜瓦谈谈布法罗的事。他还没来得及提什么问题，铸造部的监察员卡宁就出现了。这人是个有执照的工程师，又高又瘦，前额上方没有几根头发。
跟他一道来的是第二位到访者。格雷戈里从他的衣着上就能看出这人一定是个英国勋爵。他穿得像个俄国贵族，一身燕尾服，头上戴了顶大礼帽。也许全世界的统治阶级都是这种穿戴打扮。
格雷戈里被告知那位贵族的名字是菲茨赫伯特伯爵。格雷戈里头一次见到如此英俊潇洒的男人，他一头黑发，绿色的眼睛炯炯有神。制轮车间的女人盯着他，就像见了上帝一般。
卡宁跟菲茨赫伯特说俄语。“我们这里每周能生产两辆机车。”他自豪地说。
“真了不起。”勋爵用英语说。
格雷戈里心里清楚为什么这些外国人对此很感兴趣。他读报，还参加圣彼得堡布尔什维克委员会举办的讲座和讨论会。这里生产的机车对俄国的防卫至关重要。参观者们会装出无所事事的样子东探西问，实际上却在搜集军事情报。
卡宁介绍格雷戈里：“别斯科夫是厂里的国际象棋冠军。”卡宁是管理人员，但他人很不错。
菲茨赫伯特很讨人喜欢。他转身跟一个五十岁左右、头发花白、戴着头巾的女人搭话，她叫瓦莉娅。“让我们参观你们的车间实在太好了。”他乐呵呵地说，流利的俄语带着很重的口音。
瓦莉娅身材高大，十分强壮，胸脯高耸，听了这话像个小姑娘似的咯咯笑起来。
演示已经准备完毕。格雷戈里把钢锭放入料斗，往炉子里填好煤，金属开始熔化。不过还有一位参观者要来——伯爵的妻子，据说她是俄国人——所以他才会说俄语，这在外国人里头很少见。
格雷戈里本打算向杜瓦打听一下布法罗的事，但不等他找到机会，伯爵的妻子就进了制轮车间。她的拖地长裙像扫帚似的扫过她面前的金属碎屑和灰尘。她在裙装外面穿了一件短外套，身后跟着一个拿皮毛大衣的男仆和一个拿手袋的女佣，还有一位厂里的董事马克拉柯夫伯爵——一个穿着与菲茨赫伯不相上下的年轻人。马克拉柯夫对他的客人十分殷勤，一路面带微笑，低声交谈，毫无必要地挽着她的手臂。她非常漂亮，金色卷发斜向一边，显得十分妖艳迷人。
格雷戈里一眼就认出这人是碧公主。
他的心往下一沉，感到一阵恶心。他使劲压下那来自遥远过去的回忆。接着，像每次出现紧急情况时那样，他审视地看了看他的弟弟。列夫还记得吗？当时他还只有六岁。列夫正在好奇地看着公主，好像在琢磨着什么。随后格雷戈里看到列夫的脸色变了，他想起来了。他显得苍白，极不自然，紧接着便一下子气得涨红了脸。
格雷戈里见势不妙，立刻走到列夫身边。“冷静点，”他悄声说，“别说话。要记住，我们得去美国，别让其他事搅了！”
列夫厌烦地哼了一声。
“你回马厩那边去。”格雷戈里说。列夫是驾矮马车的，工厂里养了不少马。
列夫瞪着眼睛看了看毫无察觉的公主。过了一会儿他才转身走开，危险的一刻就这样过去了。
格雷戈里开始做演示。他朝伊萨克点点头，后者与他年龄相仿，是厂里橄榄球队的队长。伊萨克打开模具。然后，他跟瓦莉娅两个抬起一个抛光的木质凸缘车轮模型。这活儿需要娴熟技巧，轮辐的横截面是椭圆的，一共二十根轮辐从轮毂连到辋圈上。车轮是为4-6-4规格的机车准备的，模型几乎跟托举它的人一样高。
他们把模型压入装满潮湿沙质混合物的深槽里。伊萨克摆动着上面铸铁的冷却物，把轮面和凸缘压实，最后是模型的顶部。
他们把沙箱的组件打开，格雷戈里检查着那个用模板塑出来的孔。整个沙模看上去一切正常。他用一种黑色的油状液体往上面喷了喷，然后再次合拢沙箱。“现在请大家往后站。”他对观众们说。伊萨克把料斗的喷嘴移到模具的上方。然后，格雷戈里拉动杠杆，让料斗倾斜下来。
钢水缓缓倒入模具。潮湿的沙子咝咝响着，从小孔里喷出蒸汽。格雷戈里凭着经验，知道何时提起料斗停止浇注。“下一步是对车轮整形，”他说，“因为铁水需要很长时间冷却，我在这里放了一个预先冷却好的车轮。”
轮子已经放在车床上，格雷戈里朝车床工康斯坦丁点点头——他是瓦莉娅的儿子，又瘦又高，长着一头乱蓬蓬的黑发。康斯坦丁很有学问，是布尔什维克讨论小组的主席，也是格雷戈里最亲近的朋友。他开动马达，让轮子快速转动起来，然后开始用锉刀整形。
“请与车床保持适当距离，”格雷戈里对参观者说，提高嗓门以盖过机器的噪音，“如果去触摸的话，一根手指就没了。”他举起自己的左手。“就像我一样，就是在这家工厂弄的，当时我十二岁。”他的中指只剩下一段丑陋的指根。他看到马克拉柯夫伯爵一脸愠怒——他显然不喜欢有人提及他的利润所造成的人员成本。他从碧公主那里得到的一瞥既包含了厌恶又带着某种迷恋，不知她是否对肮脏和痛苦抱有某种古怪的兴趣。一位女士来工厂参观这件事本身就不同寻常。
他朝康斯坦丁做了一个手势，后者停下车床。“下面，是用卡尺测量车轮的尺寸。”他举起需要使用的工具。“火车轮子大小必须完全一致。直径变化如果超过1.5毫米，也就是铅笔芯那么粗，车轮就必须回炉重造。”
菲茨赫伯特用结结巴巴的俄语说：“你们每天能造多少个轮子？”
“平均六至七个，不算那些不合格的。”
美国人杜瓦这时问道：“你们工作几个小时？”
“从早上六点至晚上七点，从星期一到星期六。星期日允许我们去教堂。”
一个八岁左右的男孩跑进了制轮车间，后面一个女人边追边喊，大概是他母亲。格雷戈里想抓住他，不让他靠近炉子。男孩闪身一躲，直直地朝碧公主撞了过去，他那颗头发短短的脑袋扑通一声撞在她的肋骨上。她喘息了几下，显然很疼。男孩收住脚步，撞蒙了。公主怒气冲冲挥起手臂，狠狠给了他一个嘴巴，打得他脚底不稳，连晃了几下，格雷戈里以为他会摔倒。那个美国人突然用英语说了句什么，似乎感到惊讶和气愤。紧接着，做母亲的伸出她那结实的手臂一把抓起男孩，转身走了出去。
监察员卡宁一脸惊恐，知道自己难免受到怪罪，连忙对公主说：“尊贵的阁下，你伤着了吗？”
碧公主一脸怒容，但她深吸了一口气，说：“没什么。”
她的伯爵丈夫走了过来，显出很关切的样子。只有杜瓦站在一边，毫不掩饰脸上的不满和厌恶。刚才那一巴掌让他十分震惊，格雷戈里猜测着，不知道是否所有的美国人都像他这样好心肠。打一巴掌算不了什么——格雷戈里和他弟弟小的时候在这家厂里常挨棍子。
访客们陆续离开。格雷戈里担心就此失去一个向布法罗来的游客提问的机会。他大着胆子碰了碰杜瓦的袖子。如果换了俄国贵族，对方会十分生气，推开他，或者因为这无礼的举动而打他，但这个美国人只是转过身来，礼貌地笑了笑。
“你是从纽约州的布法罗来的吗，先生？”格雷戈里说。
“不错。”
“我跟我弟弟正在攒钱准备去美国。我们要住在布法罗。”
“为什么选这个城市呢？”
“在圣彼得堡有一家人能弄到必要的文件，当然是收钱的，还答应让他们在布法罗的亲戚给我们找工作。”
“那是些什么人？”
“他们姓维亚洛夫。”维亚洛夫家族是个犯罪集团，尽管也有合法的生意。他们不是世界上最值得信赖的那种人，所以格雷戈里想自己验证一下他们的说辞。“先生，在纽约州布法罗的维亚洛夫家族真的有钱有势吗？”
“是的，”杜瓦说，“约瑟夫?维亚洛夫的饭店和酒吧有好几百号雇员。”
“谢谢你。”约瑟夫这下放心了，“知道这个就好了。”
格雷戈里最早的记忆始于沙皇来到布罗夫尼尔村的那天。当时他只有六岁。
村里的人几天来都在谈论此事。天刚亮大家就起床了，尽管沙皇显然要吃完早饭再出发，因此不可能在晌午之前到达。格雷戈里的父亲把桌子从他们那一居室的住宅里搬出来，放在路边。他在桌上摆了一只面包、一束花和一小碟盐，给他的大儿子解释说这是俄国传统上表示欢迎的象征。其他村民大都也这么做。格雷戈里的奶奶换上一条黄色的新头巾。
这是初秋一个干燥的日子，酷寒的严冬尚未到来。农民们一个个蹲坐在那儿等待着。村里的老人走来走去，穿着最好的衣服，看上去十分尊贵体面，但他们跟其他人一样，也在等待。格雷戈里不久就厌烦了，开始在房子旁边的泥地里玩耍。他的弟弟列夫只有一岁，被抱在母亲的怀里。
中午过去了，但是谁也不打算进屋准备午饭，生怕错过见沙皇的机会。格雷戈里想去偷吃桌子上的面包，脑袋上因此挨了一掌，不过母亲还是给他盛了一碗冷粥。
格雷戈里不知道沙皇是什么。教会经常提到他，说他关爱所有农民，在人们睡觉的时候守护他们，他显然跟圣彼得、耶稣和天使加百利不相上下。格雷戈里纳闷他是长着翅膀、戴着荆棘头冠，还是只穿村里长者的那种绣花长外套。不管怎样，很明显，看见他就等于受到了祝福，就像耶稣的追随者一样。
傍晚的时候，一团飞扬的烟尘出现在远处。格雷戈里能感觉到毡靴下的地面在不停震动，很快他就听到了马蹄的嗒嗒声。村民们纷纷下跪。格雷戈里跪在他祖母身旁。年长的人匍匐在大路上，额头贴着泥土，跟他们迎候安德烈王子与碧公主时一样。
最先出现的是骑马的侍从，然后是一辆封闭的马车，由四匹高头大马拉着。格雷戈里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马，跑得飞快，肋腹闪着汗水，马嚼子上还有白沫。长者们意识到马车不会停下来，便匆匆闪开避让，免得被马蹄踩踏。格雷戈里吓得尖叫，但他的叫声没人在意。马车呼啦啦经过，他父亲喊道：“臣民之父沙皇万岁！”
话音刚落，马车已经远远离开了村子。四周尘土弥漫，格雷戈里根本没有看清车上的人。一想到自己没能看见沙皇，也就无法得到祝福，他“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母亲拿起桌上的面包，从边上掰下一块给他吃，这才让他消停下来。
下午七点，从普梯洛夫机械厂下班后，列夫总是去找人玩牌或跟几个随便交往的女友喝酒，格雷戈里通常要去参加某个聚会——无神论讲座、社会主义讨论小组、展示异国风情的幻灯表演，以及诗歌朗诵会。但今晚他无事可做。他要回家炖上一锅菜，在锅子里留点儿等列夫回来时再吃，自己早早上床睡觉。
工厂坐落在圣彼得堡的南郊，一根根烟囱和厂房覆盖了波罗的海岸边的大片地区。很多工人住在厂里，有的住宿舍，有的就直接躺在机床旁边睡觉。正因如此，厂里才会有那么多到处乱跑的孩子。
格雷戈里算是在厂外有自己家的人。他知道，在社会主义社会，工人的住房会在计划兴建厂房的同时加以考虑。但偶然兴起的俄国资本主义让千万人无处安身。格雷戈里的薪水较高，但他住的地方也只是单人间，要走半个钟头才能到工厂。他知道，在布法罗，工人家里有电和自来水。听说有些工人还有自己的电话，不过这似乎有点荒谬可笑，就像说街道是用金子铺的似的。
看见碧公主让他记起了自己的童年。他穿行在冰冷的街道上，极力不让自己陷入那段不堪回首的记忆中。但他还是想起了自己住过的木板房，想起那个挂着圣像的神圣角落，对面就是他晚上睡觉的地方，身边常常伴着一只山羊或者小牛犊。他记得最清楚的恰恰是当时毫不在意的东西：气味。那股气味来自炉子、动物和煤油灯散发的黑烟，还有他父亲用报纸卷成的自制烟卷。窗户关得紧紧的，四周的缝隙塞着破布抵挡寒风，屋里的气味十分浓重。他现在也能从想象中闻到那股气息，这让他怀念噩梦来临之前的日子，他生命中最后一段让他感到安全的时光。
刚走出工厂不远，眼前的事便让他停下了脚步。路灯下，两个穿黑色绿边制服的警察在盘问一个年轻女子。从她那身土布外套，以及围巾在脖子打结的方式便看得出她是初来城里的乡下人。乍一看也就十六岁左右——正是他跟列夫成了孤儿的年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