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事不算新鲜，我在美国住的地方不远处，有一家饭馆叫竹园，老是换主。有一阵子业主是泰国人，缅甸人掌勺，牌子还是竹园，但是炒菜不放油，只放水。在美国我知道这种地方，绝不进去。当然，要说我在欧洲会饿死，当然是不对的。后来我买了些论斤卖的烤肉，用啤酒往下送，成天醉醺醺的。等到从欧洲回到美国时，已经瘦了不少，嘴角还老是火辣辣的，看来是缺少维生素。咱们中国人到什么地方去，背包里几包方便面都必不可少。有个朋友告诉我说，假如没有方便面，他就饿死在从北京开往莫斯科的火车上了。
据我所知，孔夫子要是现在出国，一定会饿死，他老人家割不正不食，但是美国人烤肉时是不割的，要割在桌上割。而那些餐刀轻飘飘的，用它们想割正不大可能。他老人家吃饭要有好酱佐餐。我待的地方有个叫北京楼的中国菜馆，卖北京烤鸭。你知道人家用什么酱抹烤鸭吗？草莓酱。他们还用春卷蘸苹果酱吃。就是这种莫名其妙的吃法，老外们还说好吃死了。
孔夫子他老人家要想出国，假如不带厨子的话，一定要学会吃ｋｅｔｃｈｕｐ，这是美国人所能做出的最好的酱了。这种番茄酱是抹汉堡包的，盛在小塑料袋里。麦当劳店里多得很，而且不要钱。每回我去吃饭，准要顺手抓一大把，回来抹别的东西吃。他老人家还要学会割不正就食，这是因为美式菜刀没有钢火（可能是怕割着人），切起肉来总是歪歪扭扭。
假如咱们中国人不是要求一定把食物切得很碎，弄得很熟，并且味道调得很正的话，那就哪儿都能去了。除此之外，还能长得肥头大耳，虎背熊腰。当然，到了那种鸡翅膀比大白菜便宜的地方，谁身上都会长点肉。我在那边也有九十公斤，但是这还差得远。马路上总有些黑哥们，不论春夏秋冬，只穿小背心儿，在那里表演肌肉。见了他们你最好相信那是些爱好体育的好人，不然就只好绕道走了。
假如你以为这种生肉生菜只适于年轻人，并非敬老之道，那就错了。我邻居有个老头子，是画广告牌的，胡子漆黑漆黑，穿着瘦腿裤子跑来跑去，见了漂亮姑娘还要献点小殷勤。后来他告诉我，他七十岁了。我班上还有位七十五岁的美国老太太，活跃极了，到处能看见她。有一回去看校合唱团排练，她站在台上第一排中间。不过那一天她是捂着嘴退下台来的，原来是引吭高歌时，把假牙唱出了嘴，被台下第三排的人拣到了。不管怎么说吧，美国老人精神真好，我爸我妈可比不上。
假如你说，烹调术不能决定一切，吃的到底是什么也有很大关系，这我倒能够同意。除此之外，生命还在于运动。回国前有半年时间，我狠狠地练了练。顶着大太阳去跑步，到公园里做俯卧撑。所以等回国时，混在那些短期（长期的不大有回去的）考察、培训的首长和老师中间，就显得又黑又壮。结果是，过海关时人家让我等着，让别人先过。除此之外还搡了我一把，说出国劳务的一点规矩也没有。当时我臊得很。现在我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躲风躲太阳地养了三年多，才算有点知识分子的模样了。
都是住在房子里，这是不易之理。是什么样的人就会住什么房子，恐怕有的人就体会不这么深了，这是因为房子是人造的，又是人住的。在美国，有些人住在ａｐａｒｔｍｅｎｔ里面，有些人住在ｈｏｕｓｅ里面，这两种东西很不一样。ａｐａｒｔｍｅｎｔ是城里的公寓楼，和咱们的单元楼有点像。所不同的是楼道里铺了红地毯，门厅里坐了位管理员。再体面一点的楼，比方说，纽约城里五大道（Ｆｉｆｔｈ Ａｖｅｎｕｅ）的公寓楼，门前就会有位体面的老先生，穿着红制服给客人拉车门。这样的地方我没去过，因为不认识里面的人。从车子来看，肯定是些大款。再有就是门前有网球场，楼顶上有游泳池。不过这也说明不了什么，只说明有钱——盖房子的花了钱，住房子的更有钱。钱这种东西，我们将来会有的，我对此很有信心。再有就是阳台上没有堆那些破烂——破木头、破纸板、破烟囱等等，这说明什么我也不知道。有一次一位认识的法国姑娘指着北京阳台上那些伤风败俗的说道：北京也是座大城市，这些楼盖得也不坏，住在这里的人应该很有体面。怎么这些房子弄得像贫民窟一样？我没接她的茬。 说到了ａｐａｒｔｍｅｎｔ，我就想起了巴黎市中心的楼房。那里面不一定是公寓房子，但是看上去有点像公寓楼房。灰白色的石块砌的，铅皮顶，镂花的铁窗栏，前面是石块铺的街道。到底好在哪里说不出来，但是确实好看。据此你就可以说，巴黎是一座古城，是无与伦比的花都。北京原来也是一座无与伦比的古都，它的魅力在于城墙。在美国遇到了一位老传教士，他在中国住了很多年，一见我就问起北京的城墙。我告诉他已经拆了，他就露出一种不想活了的模样。 至于ｈｏｕｓｅ，那是在郊区或者乡下的一座房子，或者是单层，或者是两层，里面住了一家人，ｈｏｕｓｅ这个词，就有家的意思。但是没有院墙。我向你保证，假设门前绿草成茵，屋后又有几棵大树，院墙那种东西就是十足讨厌。不但妨碍别人看你的花草，也妨碍自己看风景。几摊烂泥，几只猪崽子，当然不成立为风景，还是眼不见为净。不过我没在外国的ｈｏｕｓｅ附近见过烂泥和猪崽子。当然，这些东西哪里都会有，但是欧美人不乐意它在家附近出现。假如我对这类事态理解得对的话，ｈｏｕｓｅ这个词，应该译为家园，除了房子，还有一片开放的环境。会盖深宅大院的，不过是些有钱的村牛罢了。 美国的ｈｏｕｓｅ必有一片草坪，大可以有几百亩，小可以到几平方米。不过大有大的坏处，因为草坪必须要剪；邻居有个家伙实在懒得弄，就用碎树皮把它盖起来，在上面种几棵罗汉松。这样看上去也不坏，有点森林气氛。绝对没人把草拔光了，把光光的地皮露出来，叫它下雨时流泥汤子。谁要动土盖房子，就要先运来卵石把挖开的地面盖上。这是因为边上有别人的ｈｏｕｓｅ。有的人的ｈｏｕｓｅ有池塘，还有的人有自己大片的湖，湖水舀上来不用消毒就可以喝，不过这些就越扯越远。美国也有的地方地皮紧张，把房子盖在山上，但是不动山上的树，也不动山上的草，把房子栽到山上。然后山还是那座山，树还是那些树，属人、鸟、兽共有，不像咱们这里把什么都扒得乱糟糟，像个乱葬场。这样的事和贫富没什么大关系，主要是看你喜欢住在什么地方。顺便说一句，在美国大多数地方，小松鼠爬到窗台上是常有的事。但是在热爱家园方面，美国佬又何足道哉。欧洲人把家弄得更像样。 世界上最好的ｈｏｕｓｅ是在奥地利的萨尔兹堡附近的山区，房龙就是这么说的。我认为他说的有道理。造起这些房子的不是什么富人，不过是些山区的农民罢了。我去看时，见到那房子造在枫树林里。但是有关这些房子的事不能细讲，一讲我就心里痒痒，想到奥地利去连树林带房子都抢回国来。只能讲这样的一件事：我在林子边上见到一条通到农民家的小路，路上铺了一种发泡的碎石头，一尘不染。那条路铺石板或铺别的东西就农民家的小路，路上铺了一种发泡的碎石头，一尘不染。那条路铺石板或铺别的东西就没那么好看了。不过我以为荷兰的牧场，风车、沟渠、运河等等，也是一片美丽的家园，不在奥地利之下。德国的海德堡在内卡河畔，河上有座极美丽的桥。有个洋诗人写道，老桥啊，你多次承载了我！再接下去就说他要死在桥上。剑桥镇边有个拜伦塘，虽然只是 慕家巴 的一个小池塘，但是连棵草都没有少。到处绿草茵茵，到处古树森森，人到了这种地方，就感到住在这里的人对这片环境的爱心，不敢乱扔易拉罐。而生在这里的人也会爱护这里的一草一木，挖动一片泥，移动一块石头都会慎重。人不爱自己的家就无以为人，而家可不只是房门里那一点地方。
域外杂谈 2
我们（我和我太太）在美国做学生时，有一年到欧洲去旅行，这需要订美国到欧洲的来回票，还要订欧洲的火车票。这件事说起来复杂，办起来却非常简单。我们俩到学校办的旅行社去，说明了我们的要求，有一位小姐拿起电话听筒来说，你们是要最便宜的票，对吧。然后就拨了几个电话，一切都订妥了。去时乘科威特航空公司的飞机，回来时到比利时乘美国的＂人民快航＂，在欧洲用欧洲铁路通票。我们只消在约定的时间，前往美国和欧洲的几个旅行机构，就可以取到一切需要的票证，完成经过十几个国家，历时一个月的旅行。这种订票的方式还是最麻烦的，假如我们有信用卡，就可以不去学校的旅行社，在家里打几个电话把一切票订好。这是六七年前的事，现在大概还是这样的吧。
我太太最近到非洲去开了一个国际会议－－具体开的什么会，去了哪个国家，在这里就不说了。会议的议题很重要，参加会议的也是高水平的学者和活动家，从这个意义上说，会议的质量很高。但要说会议的组织，恐怕就不能这样评价。她认为自己做了一次艰巨的旅行，我也同意这种看法。首先，前往开会的地点就很不容易。这是因为来回机票都是会议组委会给订，对方来了一个电传，告知航班的日期、换机地点等等，却没告诉是什么航空公司。给非洲的组委会打电话，却怎么也打不通。于是她就跑遍了全北京一切航空公司去打听是否有这么一张票，当然重点怀疑对象是非洲的航空公司，但是没有打听到。然后她又给非洲的组委会打电话和电传，还是打不通。从这种情形来看，她后来能够出席那个会议，纯属偶然。
等到她从非洲回来之后，告诉我当地的电话的情形是这样：当地是有电话的，比方说，她们开会的会场－－一所大学，就有唯一的一部电话在门房里。假如有人给会议代表打电话，在理论上就会有一个人从门房出来，跑到宿舍，找到代表的房间叫她去接电话，这个过程大约需要一小时，与此同时，对方手拿听筒在等待。假如是越洋电话的话，电话费就要达到天文数字。但是门房里根本就没人专管听电话，所以这种事不会发生。而从非洲发出的电传看起来就如一群蚊子在天上形成的图案一样，很不容易看明白，可以想象传到那里的电传也是这样的。这就使别人几乎无法和他们联系。这样有好处，也有不好处。好处是你不会在凌晨五点被叫起来听一个由你付款的电话，这是一位去度假的同学打来的，他忘了交论文或者交学费，总之，你得替他跑一趟；坏处是外面的人没法和他们做生意。我太太说，那地方虽然是一个国家的首都，却没有什么工商业，好像一个大集市。我想这不足为怪。
那张机票的事是这样的：组委会是给我太太订了票，但却和别人订在了一起，并且用了别人的名字，所以怎么查也查不出。
考虑到中国有十几亿人口这一现实，我太太最后找到了这张票并且去了非洲，实属奇迹。但是因为票来得太晚，种的疫苗还没生效，所以是冒着生霍乱和黄热病的危险去的。到了当地，一面开会，一面为回程机票而奔忙。会议的工作人员是一些和蔼可亲的非洲大婶，不管你问到谁，都告诉你应该去找另外一个谁。
机场的工作人员则永远说，你明天再来吧，问题肯定能解决。所有这些大叔大婶，工作都很辛苦，热汗直流。那些来自亚非拉的代表们，个个也是热汗直流。我不知最后她是怎么回来的，她自己也不知道。作为一个学者和作者，各种各样的经历都对她有益，所以有必要的话，她还会去那个国家。但假如是一位视时间为金钱的商人，恐怕就不会得到这样的结论。
我老婆学会了一句非洲话，不知是哪一国的，反正非洲人都能听懂：＂哇呀哇呀哇呀！＂据说是进步的意思。＂哇呀哇呀哇呀阿非利加＂就是：非洲，进步呀。晚上大家跳土风舞时，就这样喊着。看起来哇呀哇呀哇呀十分必要。我们国家的通讯、旅行条件，大概比东非国家好，但和世界先进水平比，还是很差。让我们也高呼：哇呀哇呀哇呀，域外杂谈？盗贼出门在外，遇上劫匪是最不愉快的经历。匹兹堡虽然是一座比较安全的城市，但也有些不学好的男孩子，所以常能在报上看到抢劫的消息。奇怪的是我们在那里留学的头两年，从来没听说过中国人遭劫。根据可靠消息，我们都在李小龙的庇护之下。这位仁兄虽然死去好几年了，但是他的功夫片仍然在演。
谁都能看出李小龙的厉害之处－－在银幕上开打之前，他总是怪叫一声，然后猛然飞出一腿。那些意图行劫的坏蛋看到了，就暗暗咬指道：我的妈！遇上这么一腿，手里有枪也不管用。外国人看我们，就像我们看他们一样，只能看出是黑是白是黄，细微的差别一时不能体会。所以在他们看来，我们个个都像李小龙。
这种情形很快就发生了变化，起因是１９８４年的国庆招待会。那一天我们中国留学生全体出动，占住了学校的大厅，做了饺子、春卷等等食品来招待美国人。吃完了饭，人家又热烈欢迎我们表演节目。工学院的一个小伙子就自告奋勇，跳上台去表演了一套＂初级长拳＂，说是中国功夫。照我看他的拳打得还可以，在学校的体育课上可以得到四分以上，不过和李小龙的功夫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当场我就看到在人群里有几个小黑孩在扁嘴，好像很不佩服。这种迹象表明不幸的事情很快就要发生，后来它就发生了。
我们那座楼里住了七八个中国人，第一个遭劫的是楼下的小宋。这位同学和我们都不一样，七七年高考时，他一下考取了两个学校，一个是成都体院，一个是东北工学院。最后他上了东北工学院，但是他完全有资格当运动员。因此他就相当自负。
晚上到系里做实验，他完全可以开车去，但是他偏要走着去，穿过一大片黑洞洞的草坪，草坪边上还有树林子。我们都劝他小心点，他说不怕，打不过可以跑。这位朋友的百米速度是十一秒几，一般人追不上的。有一天夜里一点多钟，他跑回家里说遭劫了，劫匪是两个人，一个个高，一个个矮，全是黑孩子。遭劫的地点离家很近，这两个家伙估计还没走远。我们楼里也有四五个男人，听了都很气愤，决心出去找那两个家伙算账，甚至还找出了一根打棒球的棍子，想拿着去。临出门时我问小宋：
你跑得快，怎么不跑呢？
他说那个个高的家伙手里拿了一支手枪。虽然他又补充说，那枪不像是真的，但是大家都认为不该冒险出去。除此之外，还抱怨小宋为什么不早说对方有枪。大家离家好几万公里，家里人对我们又寄予厚望，千万别有个好歹。
过了几天，我也遭了劫。劫匪只有一个，手里也没有枪。他是个白人小伙子，身材没有我高，身体没有我壮，还有点病歪歪的。按说该是我劫他才对，但是我的确被他劫了。对这件事唯一的解释就是：我在不知不觉之中被他劫了。当时天还没大亮，我到公园里去运动。公园在一个山谷里，要经过一个木制的扶手梯，我就在那儿遇上了他。他对我说：伙计，给我点钱。我告诉他说：我没带钱。他说：让我看看你的钱包。（混账！你凭什么看我的钱包？）我说：我没带钱包。他说：那你兜里鼓鼓囊囊的是什么？（岂有此理，你管得着吗？）我说，那是一盒烟。他说：我就是要向你要根烟。我就给了他烟，借这个机会他也看了我的口袋，里面的确没有钱包。分手之后跑了一百多米，我才想到这是打劫。顺便说一句，括弧里的话都是我后来想起来的。我当时很胖，所有的腰带都不能用了，正在跑步减肥，所以心没往别处想。当然，你要硬说我胆怯了，没敢嚷嚷，我也没话可讲。后来知道，那个公园里有人卖毒品。所以我见到的那家伙十之**是瘾发了，想找我要钱买根大麻杀杀瘾。还有人说，遇上那种瘾急了的家伙，最好给他点钱，否则他会扎你一刀，或者咬你一口。我想这也不是闹着玩的，所以以后我早上跑步都绕着那个公园。
后来有一阵子，匹兹堡的坏家伙专劫中国人，因为他们听说中国学生没有信用卡，身上总有现金。遇劫的人越来越多，工学院的一位兄弟被劫时，还想给劫匪讲讲理想、人生之类，打算做点感化工作，结果被人家打了一拳，口眼歪斜。不过那班家伙从来不劫女生，这说明盗亦有道。但是后来出了例外，被劫的是医学院的小夏，她是匹兹堡最美丽的花朵，中国人的骄傲，也就是说，她长得漂亮极了。这件事的经过照她讲来是这样的：那天晚上十一点左右，她和丈夫在电影院看完电影出来等公共汽车，忽然从黑地里闪出了三条黑人大汉，手持亮闪闪的手枪，厉声喝道：这是打劫！然后就要看他们的钱包。把两个钱包都看过，把钱取走之后，公共汽车来了。那三个劫匪挥舞着手枪上了车－－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们当然没兴趣上同一辆车接着看热闹，就坐下一班车回家了。根据这种说法，他们被劫实属无奈。她丈夫是个白面书生，不是三条黑人大汉的对手。更何况对方有枪，就算是穆铁柱被手枪打上一下，恐怕也要有损健康。
但是还有另一种说法。当时有一个中国人在离他们不远的另一个汽车站候车，据他说情形是这样的：晚上十一点多，电影散场了，那条街上没有什么人。小夏和她丈夫在那里候车时，站上有三条黑人大汉，没有藏在黑地里。那三个人穿得是有一点流气，但没有手持手枪，肩上倒扛了个长条状的东西，但既不是机关枪，又不是火箭筒，只是一架录音机。人家在那里又唱又扭，但是小夏他们没来由地发起抖来，隔着马路就听见牙齿打架。我想这和当时有很多人遭了劫有关，也可能和汽车老不来有关。总而言之，又过了一会，小两口就开始商量：去问吧？等一会。还是去问问，好吧。于是小夏就走到那几位黑兄弟面前，问道：请问你们是不是要打劫？那几个人愣了一会，就阴阳怪气地笑起来：对了，我们是要打劫！小夏又说：那你们一定要看我们的钱包了？那些人笑得更厉害：对对，把你们的钱包拿出来！！
小夏说：钱包在这儿。人家把钱拿走，把钱包还给她，说一声：Ｔｈａｎｋ ｙｏｕ！就又唱又扭地找地方喝酒去了。这两种说法里我相信后一种，因为那个电影院离警察局很近，警车没地方停时就停在电影院的停车场。美国的警察大叔屁股上总挎着枪，见到劫匪可以朝他们身上打。谁要在那里打劫，一定是身上很痒，想被短鼻子左轮打上一枪。但是你要一心想送钱给人家，人家也不便拒绝。我想自打出了这样的事，我们不但有了身上有现金的名声，还有了非常好劫的声誉，所以遇劫的人就越来越多，仿佛全美的劫匪都到了匹兹堡。但是被劫的情形却越来越少有人提起。这就使人很好奇。匹兹堡的中国留学生里有一位老金，这位仁兄和我们不一样的地方是他是老大学生，比我们大很多。所以他一听说有人遭了劫，就说：你们年轻人不行！另外，他是朝鲜族，所以有时还说：你们汉族同学胆太小，净惯那些人的毛病。要是碰见我，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这些话叫人听了很不舒服，但是谁也不能反驳他。老金有一项光荣的记录，他在欧洲旅行时，有次遇上了持刀劫匪，他就舞动照相机的三角架和对方打了起来，把劫匪打跑了。但是光有这项记录还不能让人服气。我不能说自己盼着老金遇上持枪劫匪冒生命的危险，但是我的确希望，假如遇上了那种人，老金能在劫匪的枪口下给我们＂年轻人＂树立一个不畏****的典范。后来果然有一天，有人在一家超级市场门前见到了老金，只见他手抖得一塌糊涂，嗓子里咯咯乱响，完全不正常。
那人就把他搀到车里坐下，弄筒可乐给他喝了。然后一打听，老金果然遭了劫。不过情形和我们指望的不大一样。当时他正在店里逛，口渴了，就到自动售货机去买杯可乐。那地方挺偏僻。忽听＂乒＂一声响，售货机后跳出个劫匪。那是个小黑孩，只有十二三岁的样子，手持一把小小的螺丝刀，对准了老金，奶声奶气地叫道：打劫！掏钱！！老金脑子里一炸，只听见自己怪叫了一声：滚蛋！滚回家去！吓得那孩子＂哇＂的一声跑了。吓退了劫匪，老金还气得要命，几乎发了羊角风。
后来匹兹堡的警察抓住了两个劫匪，在大学里开了新闻发布会，以后劫案就没有了。这两个劫匪就是当初劫了小宋的那两个家伙。被劫了的人都说是被这两个家伙劫了，但我不大相信。就我个人而言，我遭劫那次，就不是这两个人所为。现在我想，人活在世界上有两大义务，一是好好做人，无愧于人生一世。这一条我还差得远。另一条是不能惯别人的臭毛病，这一条我差得更远。这一条我们都差得太远了。举个例子来说吧，我住的地方（我早就回国来了）门前一条马路，所有的阴沟盖全被人偷走了。这种毛病完全是我们惯出来的。
域外杂谈？农场什么地方只要有了中国人，就会有中国餐馆，这是中国人的生计。过去在美国见到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和餐馆有关系。现在不一样了。有的人可能是编软件的，有的人可能是教书的，但是种类还是不多。物理学说，世间只有四种力：强力，弱力，电磁力和万有引力。中国人在外的生计种类也不比这多多少。这些生计里不包括大多数中国人从事的那一种：种地。这是因为按照当地的标准，中国人都不会种地。刚到美国，遇到了一个美国老太太，叫沃尔夫，就是大灰狼的意思。她是个农民，但是不想干了，叫我教她中文，她要到中国来教书。我教她中文，她就教我英文，这是因为她拿不出钱来做学费。但是这笔买卖我亏了。我教了她不少地道的北京话，她却找了几本弥尔顿的诗叫我抑扬顿挫地念。念着念着，我连话都不会说了。沃尔夫老太太有英美文学的学位，但是她教给我的话一出口，别人就笑。这倒不是因为她的学位里有水分，而是因为时代在前进。在报纸上看到哈佛大学英美文学系老师出个论文题：论《仲夏夜之梦》。学生不去看莎翁的剧本，却去找录像带看。那些录像带里女孩子都穿超短裙，还有激光炮。沃尔夫老太太让我给她念杨万里的诗，念完以后，她大摇其头，说是听着不像诗。我倒知道古诗应当吟诵，但我又不是前清的遗老，怎么能会。我觉得这位老太太对语言的理解到中国来教英文未必合适。最后她也没来成。
现在该谈谈沃尔夫老太太的生计－－认识她不久，她就请我到她农场上去玩，是她开车来接的。出了城走了四个多小时就到了，远看郁郁葱葱的一大片。她告诉我说，树林子和宅地不算，光算牧场是六百多英亩，合中国亩是三四千亩。在这个农庄上，总共就是沃老太太一个人，还有一条大狗，和两千多只羊。我们刚到时，那狗跑来匆匆露了一面，然后赶紧跑回去看羊去了。沃尔夫老太太说，她可以把农场卖掉。这就是说，她把土地、羊加这只狗交给别人，自己走人，这是可以的。但是这只狗就不能把农场卖掉－－换言之，这只狗想把土地、羊加沃尔夫老太太交给别人，自己走掉就万万不能，因为老太太看不住羊。这个笑话的结论是农场上没有她可以，没有它却不成。当然，这是老太太的自谦之辞。车到农场，她就说：要把车子上满油，等会出去时忘了可找不到加油站。于是她把车开到地下油库边上，用手泵往车里加油，摇得像风一样快。我替她摇了一会，就没她摇得快，还觉得挺累。那老太太又矮又瘦，大概有六十多岁。我是一条彪形大汉，当时是三十五岁。但是我得承认，我的臂力没有她大。她告诉我说，原来她把汽油桶放在地面上，邻居就说有碍观瞻。地方官又来说，不安全。最后她只得自己动手建了个地下油库，能放好几吨油。我觉得这话里有水分：就算泥水活是她做的，土方也不能是她挖的。不过这话也不敢说死了，沃尔夫老太太的手像铁耙一样。后来她带我去看她的家当，拖拉机、割草机等等。这么一大堆机器，好的时候要保养，坏了要修，可够烦人的了。我问她机器坏了是不是要请人修，她就直着嗓子吼起来：请人？有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