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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车停在旁边，一个穿着西裤衬衫、看起来文质彬彬的中年男人从学校里走了出来。他看了看周庸的车，过来和我们握手：“燕市来的，怎么没摘牌子？”
这话说得很奇怪，我顺着说：“路上忘了，您是黄校长？”
他说：“是，第一次来吧，没有预约？你们的推荐人是谁？”
我说慕名而来，没有推荐人。他皱皱眉：“你们听谁说的？”
周庸说不方便透露，他摇摇头：“没推荐人不接待，不好意思。”我说：“哥们儿你看，我们大老远开车过来，不能白来一趟吧？”
他摆摆手，没说话，转身回去了。
我和周庸上了车往回开，开到学校对着的小树林，周庸想要停车。我看了眼后视镜，告诉他别停：“接着开，那个黄校长在楼上看着咱呢。”
我和周庸把车开到村子的东南角，确认从学校肯定看不见后，停下车，借着树荫的遮挡步行走向学校。
周庸：“徐哥，那黄校长有点奇怪啊！”
我说：“是，咱在这条路上等放学，拽几个学生问问。”
5点钟，二三十个年龄不一的孩子冲出学校，看起来都是十岁上下。我们拦住了两个女孩，指指那边的两辆车，问知不知道车是谁的。她们说是老师的。我问她们知道老师是哪儿人吗？她们说不知道，就知道是大城市来的。
周庸惊讶：“现在乡村教师都这么有钱？”说着一边还摸了摸女孩的头，从口袋里掏出三颗巧克力，说：“还剩三颗，都给你们俩吧。”
我踹了周庸一脚：“能不能教点好的，女孩子能随便接受陌生人的东西吗？”两个女孩没在意，说了声谢谢，然后为三块巧克力怎么分争执了起来。我正打算找一个年龄大点的孩子再问问老师的事，其中一个女孩生气地说：“你要是不让给我，我就把你跟老师亲嘴，他还扒你裤子的事，告诉你奶奶。”
周庸也听见了，蹲到女孩身边：“你们老师对你做什么了？”
两个女孩都不说话了，周庸哄了几句，两个女孩告诉他——老师和她们亲嘴，把她们“放在沙发上，裤子脱掉，趴在我们身上。”
周庸特别愤怒地站起来往学校方向走：“人渣！”
我一把拽住他：“清楚什么情况吗？这就往里面走？”
周庸紧握双拳生气地站住，我问女孩她们有几个老师。她们告诉我有好多个。“都是大城市来的老师，不过每次来的人不一样，只有黄校长经常在这边，每周都来。”
我和周庸又问了几个学生，得知这所学校是别人捐赠给村子的，老师校长都是“城里人”，经常有不同的老师开着车来给他们上课，并对他们进行猥亵。
周庸又愤怒地骂了几声，我拍拍他：“现在进去只能坏事，咱晚上再来。”
回到车里，他仍一肚子的怒气，点着烟一口吸到底，差点烧到手：“这帮人怎么这么没人性呢！留守儿童也好意思下手？”
我拍拍他的肩膀：“刚才和黄校长握手的时候，你注意到他的虎口了吗？”
周庸摇摇头：“虎口怎么了？”
我说：“他虎口上有像是梅花一样的五点刺青，你记不记得，咱抓住的那个人贩子，他虎口上也有差不多的刺青。”
周庸：“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印象，这代表什么？他们是一伙的？”
我点点头：“我怀疑是。”
关于虎口的几点梅花文身有很多传闻，其中最出名的就是梅花党——一个神秘组织，每个人的虎口和小臂上都文有几点梅花。中国流传着许多梅花党的传说，并衍生出了许多文学作品，《一双绣花鞋》就是其中之一。
我问过老金，是否真的存在这个神秘组织。因为有几个做夜行者的前辈告诉我，这个组织是虚构出来的。老金说他原来也这么想，但后来他从不同的地方了解到一些信息，就对此产生了怀疑。在许多地方都有这种虎口印梅花的群体组织，这也太巧了。
晚上12点，整个村子一片漆黑，离村子一千米的小学也一片漆黑，只有三楼的一间房间亮着灯，我和周庸只能看清轮廓。
那两辆车还停在学校门口，我和周庸从车旁翻进学校的矮墙，周庸问我：“徐哥，你说一共就二三十个学生，他们盖三层楼干吗？”
我不知道，可能这边盖房子便宜吧。
一楼的大门已经锁了，我和周庸挨着窗户推了推，找到一扇没锁的，跳进教室。我让周庸把鞋脱了，走路别出声。“两辆车都没走，三楼还亮着灯，人应该还在学校里，咱俩注意点。”
我们俩提着鞋轻手轻脚绕一楼看了一圈——都是普通的教室。我们上了二楼。二楼有图书室、医务室和几间空屋，我和周庸进了医务室，桌子上摆着一些药。为了不被发现，我没开手电，借着手机屏幕的亮光看了看——这些并不是药，而是艾滋病、梅毒、淋病等性病的检测试剂盒。难道他们来这儿给孩子们“上课”，都得通过体检，省得互相感染？
带着疑问，我和周庸上了三楼。因为三楼很可能有人，我们俩的每一个动作都特别轻。走廊尽头亮着灯，我们慢慢地向那个房间挪动。
正挪动着，走廊尽头的灯忽然灭了。我们吓了一跳，赶紧屏住呼吸站住不动——走廊里一片漆黑，我和周庸只隔了不到一米，却完全看不见对方。
站了十多秒，没有任何声音，我拽了周庸一把，示意接着往前走——一直走到走廊尽头，我和周庸轻轻趴在门上，能听见里面有人呼吸的声音。三楼有十一个房间，我和周庸挨个扒着门听，根据里面的呼吸声和呼噜声判断，最里面的三间屋子都有人。
我轻轻拧了走廊另一头一间没有人的房间的门把手——门没锁。我慢慢地打开门，和周庸躲了进去，关上了门。打开手机，借着亮光，我和周庸看了一下房间的样子：卫生间、透明的浴室、电视、大床、素色的漆。
周庸小声给了个很中肯的评价：“这不就是快捷酒店的大床房吗？”我又检查了一下旁边的几间屋子，都是一样的装修。
“徐哥，现在怎么办？”
我说：“有大床房就先住一宿吧，里面这几间屋子看样子也不会有人来——先藏在这儿，明天白天找机会去走廊那边的屋子看看。”
我们躺在床上眯着。一直到第二天天亮，村里的学生都来上课后，我听见走廊里有几个人说笑着下了楼，然后整个三楼又静了下来。
我们打开门，走到三楼的另一边。听着昨晚走廊尽头开灯的房间里没有声音，我试着拧了一下门，门是锁的。我拿铁丝打开门——仍然是间大床房，只不过多了些东西——床头摆着一盒避孕套，床上扔着一些东西，角落里有个保险柜。
我和周庸拍了一下照，继续看其他两间有人的房间——也只是有人住的大床房而已。我和周庸挨个房间又检查了一遍，整个三楼的十一间房，有十间是大床房，只有一间是堆满了旧桌椅的储物间。学校的三层全是大床房，怎么想都很奇怪——难道这是个宾馆，但为什么需要有人介绍才能入住呢？
我说：“走，咱再去那储物间看看。”
我和周庸又回到储物间，仔细检查了一遍所有的旧桌椅——上面都落满了灰。储物间墙角的一张桌子上，有四个印记，摆在它旁边的凳子上，有脚印。
曾经流行的格子天花板
我把凳子搬到桌子上，果然对上了桌子上的印记，我扶着周庸的肩膀上了桌子，又踩上凳子，摸了摸天花板，天花板是松的，我使劲往上一推，一块方形的天花板被推开了，上面有一个隐藏的阁楼。
我把上半身探进去，掏出手机，打开手电筒——十多个孩子坐在阁楼里的大通铺上，表情麻木地看着我。我数了下，九个女孩、两个男孩，看起来都不超过十岁。
周庸也站了上来，爬进阁楼，试图和他们说话，他们却一再地往后缩。周庸还想继续尝试，我拦住了他，指指墙角的一个小女孩：“你看她的脖子。”
女孩穿着单薄的T恤——能看见她脖子上和锁骨上有新鲜的紫色和暗红色的吻痕。
我见周庸眼圈都红了，拉了他一把：“关上，走，别打草惊蛇。”
溜到一楼时，他们正在教室里上课。为了不让他们看见，我和周庸矮下身子，蹲着走到教学楼的侧面，从侧面的矮墙又翻了出去。步行回到村子，周庸问我是否报警。
我说：“再等等，那两个女孩说这次来了两个新老师。今天周日，他们要是有工作的话，回燕市或周边的什么城市，得趁今晚或明早，这样学校里就剩下黄校长一个人了。”
周庸点点头：“行。”
我们蹲在村口的小树林，远远地望着学校。晚上7点多，两个男人和黄校长一起从学校里出来，分别上了车，黄校长对他们挥挥手，两辆车开走了。
等到9点钟，确信车不会回来了，我和周庸再一次走向了小学。翻进学校后，我们发现一楼的窗户全锁死了——还好我昨天想到了这种可能，把三楼靠近排水管大床房的窗户的锁打开了。我和周庸回车里取了毛巾，用剪刀剪开，把手包上，顺着排水管爬到了三楼，滑开窗户，进了大床房。
出了大床房，我们直奔走廊尽头亮着灯的房间，一脚踹开了门——黄校长坐在床上，正拿着手机录像，两个衣不蔽体的小女孩站在床前跳着舞。
周庸冲上前拿被子把两个小女孩裹住，给了黄校长一耳光。
我上前拦住周庸，让他别动手，先把两个女孩带去旁边的房间。
黄校长看着我：“你们是警察？”
这时周庸回来了，死死地盯着黄校长：“徐哥，你就让我动手吧，判我两年我也愿意！”
我说：“你是不是傻？你进去了，以后谁买单？”
我让黄校长把衣服穿上，告诉他站在床边别动，用腰带绑住了他的双手，然后让他打开墙角的保险箱——里面有几捆现金，三本封面画着梅花的账本，还有一个手机。我把手机开机，收到了许多条短信——都是要求购买儿童的。
周庸用网络电话拨打了上家的电话，手机响了，我对着黄校长晃了晃手机：“记得一个月前，你卖了一个感染尖锐湿疣的男孩到泊州吗？”
黄校长点头：“你们是为他来的？”
我说：“是，是谁让他感染上性病的？”
黄校长摇摇头：“不知道，我们是要求戴套的，但总有些客人不守规矩。”
我问他二楼不是有各种性病的检测试剂盒吗？那不是给那些来嫖的人用的？
他说不是，性病的检测试剂盒是给被拐到这儿的孩子定期体检用的，如果有人得了性病，就把他们卖出去。
周庸在旁边翻着三本账本：“徐哥，你得看看这个。”
我拿起账本翻了翻，三本账本记录的是不同的生意。因为年纪稍大的孩子记事能力强，不好卖，超过十岁的孩子会被统一卖到工厂做童工。年龄低于十岁，长相较好的孩子，会被留下来卖淫。长相不好或有毛病的孩子，则卖给乞丐团伙或其他人。
我翻完账本，看了看黄校长虎口的文身：“这都是你们梅花党的生意？”
黄校长抬头看我：“你知道梅花党，那还敢这么对我？”
我让他说说梅花党，他摇摇头不再说话，我告诉周庸报警。
录完笔录出来，周庸忽然想起一件事：“徐哥，咱刚进村的时候，那个给咱指路去学校的老头，是不是知道些什么啊？”
我和周庸第二天又回了趟沃土村，找那个指路的老头，到的时候，他正在给孙子做饭——我们问他是否知道学校的内幕时，他表现得很平静：“家里有老有小的，我们也得吃饭啊。”
21
六百多名初中生一夜没睡，小卖部老板知道真相
2016年12月2日，我陪周庸到郊区的一家中学，参加一场捐赠。校长讲话时，我一直看着台下的学生。他们都很疲惫，连说悄悄话的精力都没有，完全不像是吃得香、睡得好的初中生。那时我完全没意识到这所学校的秘密。
这场捐赠源于周庸的母亲，她是个佛教徒，经常会做一些善事。听朋友说起燕市有专门给外来打工子弟开办的学校，在里面上学的都是些家庭条件不太好的打工子女，她善心大发，非让周庸过来捐二十万元，改善一下孩子们的伙食。
周庸的母亲提前跟学校打好了招呼，12月2日上午10点，我和周庸开车一直往南，开了三个多小时，终于到了目的地。
这所学校很好认，成年男人一步就能跨过去的土墙围了个圈，朝北方向开了个口，口的左侧用粉笔写着校名——育兴打工子弟中学。
校长是个看起来五十多岁，已经秃顶的男人。他站在门口迎接我们，握过手，带我们参观了一下校园。
我们到时，正赶上下课。穿着灰白校服的初中生们在沙土操场上散步，一个老师在维持着秩序。操场右侧是个露天厕所，几个一米多高的女孩在厕所门口排着队。我和周庸进到男厕里看了看，地面是浸透了尿渍的黑色。
操场的左侧是一栋两层的教学楼，二楼右侧的窗户破了洞，用塑料布包裹着。楼的左侧是一个黑板，上边写了最近一周的优秀学生，右侧是红粉笔写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教学楼前有一个三四米长的木质国旗杆，有一些歪斜，上边飘着的国旗有点老旧。
从教学楼的正门进去，一楼有十二个教室，二楼都是宿舍。挨着教学楼的是个大的简易房样子的食堂。根据校长介绍，他们学校是食宿全包的。
和校长聊了一会儿，他说要利用课间操时间举行捐赠仪式。周庸极力反对，但校长说已经和老师学生都说了：“孩子们都知道了，就算不给我面子，也该给他们面子吧？”
周庸只好答应。
课间操时，孩子们在操场站好，做完广播体操，校长登上简陋旗杆前的简陋铁架台子，拿喇叭说了一堆感谢捐赠的话，然后让周庸也上台讲几句。台下响起有气无力的掌声，周庸走上台，就说了两句：希望能改善伙食，让同学们补补身体长长个子。
周庸还没说完，下面一个男孩“扑通”一声晕倒在地。他旁边的几个同学驾着他回了寝室。
校长和一个老师交流了几句，告诉我们说：“没事，孩子就是有点累，咱继续。”然后他接过喇叭，继续说捐款的事。
男孩的晕倒提醒了我，台下有些不对——每个学生都显得格外有气无力。没人说悄悄话，也没人打闹，不停地打哈欠——这太不正常，一点儿不像十几岁的初中生。
按照校长说的，学校课业不重，每天闭寝熄灯的时间也早，绝不该如此劳累。这是所寄宿制的学校，学生家长基本都住在城乡接合部或者工地上。除极个别学生是走读外，剩下的都是住校。如果孩子有什么异常，很难被家里人发现。我决定找机会问问，学校是否有什么体罚类的虐待行为，或强迫他们干活，以替学校赚取利润。
校长讲完话，已经快11:30了。他解散了学生，邀请我和周庸去学校食堂吃饭，说今天特意告诉食堂师傅提高了伙食标准。“高标准”的午饭是羊汤和馅饼，还挺好吃。我快速吃了两张，给周庸使了个眼色，告诉他和校长先聊着，我去趟厕所。
周庸拖着校长聊天，我出了门往厕所走。男厕所外面，一个个子比较矮的戴眼镜男孩正在排队。
我上前问他：“同学，今天出操的时候，我看你们都有点疲惫，是这几天办运动会了吗？”
他说不是，就是这两天没怎么睡好。我问他为什么没睡好。他支吾了几声，说就是没睡好，然后说自己有事，转身小跑离开了。
又问了五个孩子，三个什么都不说，还有两个也说没睡好，但不愿告诉我原因。全校学生都没睡好，这也太奇怪了。
见什么都问不出来，我回了学校食堂。周庸和校长还在聊，我坐过去插了一句：“刚才上厕所，听几个孩子聊天说晚上没睡好，是学校办什么活动了吗？”
校长喝了一口羊汤，否认了：“晚上自己在寝室闹了吧，没睡好。”
在学校里得不到什么有用的消息，我只好和周庸开车出了校门。在路口时，我让周庸停车。
他把车停下：“徐哥，刚才你给我使眼色，让我拖住校长，是想干吗？”我给他讲了一下我的想法，说这里的学生不太对劲，我想调查一下原因。
周庸点点头：“好的，咱从哪儿开始？”
我指指路口的小卖部，说先去买包烟。周庸从储物盒里拿出一条烟，说道：“甭买了，我这儿还有。”
我说：“你能不能动动脑子，我是为了买烟吗？咱就从小卖部开始查。”
城乡结合带常见这种小卖部，老板的消息总是很灵通
学校门口的小卖部老板，一般都有几个关系不错的学生和老师，对学校里发生的各种事情了如指掌。他们经常和学校里的“混混”关系很好。我上中学时，学校里的“混混”会把一些不方便随身携带的打架用具寄存在校门口的小卖部。有的小卖部甚至会直接出售这些东西给学生，学校里有打架什么的，小卖部老板知道得比谁都早。
我们把车靠边停下，走进小卖部。一个穿着花外套的中年女人正坐在门口收银台里看电视。见到我和周庸，她站起身问我们想要什么。
我们买了两包最贵的烟，交钱的时候我和她搭话：“姐，问您个事儿，我有个亲戚在北京打工，孩子想办下上学。我看这学校是寄宿的，觉得挺合适的，好进吗？这学校。”
老板娘说肯定没问题，让我直接把孩子带来就行。我问她用不用“五证”，她说不用。
周庸这时候在旁边插话：“徐哥，这学校行吗？我看这孩子一个个都没什么精气神儿，是不是食宿条件太差啊？”
我转头看向老板娘，问她是不是这样。她说：“不是，有两个女学生，两天没回学校了，昨晚学校组织学生在周边找来着，找到大半夜。”
周庸问她为什么不报警。
老板娘摇摇头：“报什么警啊！这里孩子的父母一般都在城里打工，有很多都是跟着施工队干活的。今天在燕市，明天可能就去别的地方了。孩子前一天好好的，第二天就不来上学的，有的是，正常。”
我问她学校是否询问家长了，老板娘摇摇头说不知道。问起两个女孩的名字，她倒是知道——一个叫孟秋月，一个叫林欢，两人是一个寝室的。
我们回到车里，周庸点上烟：“徐哥，你说他们怎么不报警呢？”我没直接回答他，只问他知不知道什么是“五证”。
他摇头说不知道，我给他解释了一下——外地孩子在燕市上学，需要五个证件。分别是：1.适龄儿童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本人在本地务工就业证明；2.本地实际住所居住证明；3.全家户口簿；4.本地居住证明；5.户籍所在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等相关材料。如果没这五个证件，根本不给办学籍。除此之外，燕市的各个区还有不同的要求，只有满足这些条件，才能在城里上学。
这个学校不需要“五证”，不需要其他附加条件，根本就不可能给办学籍。也就是说，这是一所“黑中学”。
为了确定这个猜测，我登录了燕市教委的官网，查询是否有这个学校——结果一无所获。
周庸：“什么玩意儿，学校还有黑的？”
我说：“当然有，而且我估计你妈这钱要打水漂。”
我之前看过一篇打工子弟学校的特稿。这些学校里，有很多不具备民办学校资质，只能算是“黑学校”。前几年，燕市曾经严查过一次，责令停办拆除的就有二十四所。
很多人做这种学校，不是为了公益，而是为了盈利。将学校当成产业来做，按照那篇文章的说法，扣除开支，每年能有二三十万元的盈利。加上周庸他妈捐的二十万元，今年的盈利估计能破五十万元。
周庸骂了一声：“所以他们才不报警！”
我点点头，学校如果报了警，很大可能会被政府发现缺少资质，然后被取缔。不报警、不通知家长的话，两个女孩有可能是丢了，也可能只是跟家长去了别的地方。拖到最后，即使真丢了，最坏的结果也是学校被关，所以他们没选择报警。
周庸愤愤：“真黑啊！那小卖部的老板娘也应该报警啊，这帮人怎么一点儿同情心没有呢！”
我说周边的生意，都靠着这个学校，学校要是没了，他们也不用赚钱了。
现在最主要的，是查到那两个女孩的下落，别真出什么事。
一些年轻人喜欢在台球室里消磨时间
我和周庸下了车，在学校周边转转。这里很偏僻，除了一些针对学生开设的小餐馆、文具店之类的，基本上没什么人。顺着小卖部向东直走，大概一百多米，有一家小菜馆，除了菜馆的牌子，旁边还立着一个小牌子，写着：一层，台球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