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突兀地出现在“我”的视野里，而且是毫无道理地对着我开来，没有任何前因后果，正合梦的特征。汽车是确定的，但汽车的出现却是不确定的，它随时可以莫名其妙地出现，又随时可以莫名其妙地消逝，就如同《乡村医生》中那突然从窗框中伸进来的红色马头一样。马从何处来？何须问，问就是多管闲事。但马头毕竟从窗框中伸进来了，这一事实是确定的。
随即“我”搭上车。随即汽车抛锚。
这也许是司机的诡计，也许是真正的抛锚。后来，一群老乡拥上来把车上装载的苹果抢走，“我”为保护苹果被打得满脸开花。
司机的脸上始终挂着笑容（笑容是确定的，为什么笑？笑什么？不知道），并且抢走了“我”的书包和书，然后抛掉车辆，扬长而去。
小说的精彩之处即在于，司机与那些抢苹果老乡的关系所埋下的巨大谜团，这也是余华在这篇小说里施放的一颗烟幕弹。如把这定为一个方程式，那么这方程是个不定式，它起码有两个以上的根，存在着无数的可能性，确定的只是事件的过程。因为存在着许多的可能性，事件的意义也就等于被彻底瓦解，事件是无逻辑的，但又准确无误。为什么？鬼知道。对这篇小说进行确定意义的探讨，无疑是一种愚蠢的举动。当你举着一大堆答案向他征询时，他会说：我不知道。他说的是真话。
是的，他也不知道。梦是没有确定的意义的，梦仅仅是由一系列事件构成的过程，它只能是作为梦存在着。诠释这类小说，如同为人圆梦一样，除了牵强附会、胡说八道之外，你还能说些什么呢？
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的理解就是这么简明扼要，我用非经验来解释阅读《乡村医生》和写作《十八岁出门远行》，莫言用仿梦小说精准地解释了小说叙述时的突兀和不确定。
王蒙借用这篇小说叙述中的不确定性，用不确定的“又理解又不理解” 进行回答，莫言用《乡村医生》里的马头进行回答：“马从何处来？何须问，问就是多管闲事。但马头毕竟从窗框中伸进来了，这一事实是确定的。” 也许别人不明白莫言这句话，我明白就行。如果有人非要刨根问底问我莫言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莫言也已经替我回答：“当你举着一大堆答案向他征询时，他会说：我不知道。他说的是真话。”
那么，文学批评家又是怎么说的？我知道不少批评家写到过《十八岁出门远行》，他们的角度也是不尽相同，可是我手上只有程光炜和唐小兵的。我先说说程光炜的，他在《余华的“毕加索时期”——以一九八六到一九八九年写作的〈十八岁出门远行〉等小说为例子》一文中，谈到毕加索“所谓超现实主义，就是把‘生活陌生化’从而建设一个比现实生活更离奇、夸张、抽象和变形的‘现实世界’”， 然后从我写下的那些创作谈说到“《十八岁出门远行》的主人公‘我’‘出门’的‘现实合理性’就被颠覆掉了，相反‘不合理性’叙述倒成了小说的中心，倒成了余华这位一向非常自我、自信、自负的作家用‘批评方式’所完成的‘自我认同’”。 程光炜在文中说毕加索曾经的“不稳定时期”让他联想到了我从一九八六年到一九八九年的写作，我想这个“不稳定时期”所指的就是我的非经验写作时期。程光炜说：“我清楚刻意强调余华与毕加索精神气质的某种内在关联性，肯定是勉为其难甚至是没有道理的。” 没错，但是说到自我、自信、自负时，我和毕加索有得一拼。不过我相信毕加索经常会自省、自责、自谦，因为我经常就是这样。人都有两面性，我的两面性会以多种方式表现出来。莫言在《清醒的说梦者》里这样说我：“这家伙在某种意义上是个顽童，在某种意义上又是个成熟得可怕的老翁。”
唐小兵的《跟着文本漫游——重读〈十八岁出门远行〉》是他二〇〇七年应邀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讲课的整理稿。这是我读到的关于这个短篇小说最为细致的解读，唐小兵的这次文本漫游，对每一个段落的解读，给我的感觉就是他用理论的方式写下了另一部《十八岁出门远行》。他在解读小说倒数第二个段落，就是遍体鳞伤的“我”钻进遍体鳞伤的汽车那个段落时这样说：
汽车此时已经不光是“我”的朋友，更成为了“我”身体的一部分，它有着和“我”一样的体验。“我”钻了进去，和它融为一体。“我”和汽车一样，浑身冰凉，但在不可被剥夺的内在世界里，我们都是暖和的。这就回到黑格尔对内心世界的定义，即内心世界存在的必要，就是为了抵抗外在世界的不合理。对内心世界进行探索和发现的冲动，往往是因为我们被外在世界所压迫，意识到自己对外在世界不可能有任何的作用。所以我们要寻找一种精神的生活方式，一种对自己归宿的重新定位。正因为“我”找到了内在世界，能够把“我”的生活重新设想，所以“我”在浑身冰冷，身边没有任何东西，孤零零一个人的时候，却能在卡车的心窝里回忆起那个晴朗暖和的中午，让内心世界把“我”带回那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对过去美好的回忆也只能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并获得意义。
小说最后主人公获得的经验是，外面的世界是要通过内在世界的发现才能真正进入，外在世界可能会是不可理喻的，充满着背叛、荒谬和暴力，但只要有健全暖和的内在世界，就能在这个世界里找到归宿。
唐小兵通过内在世界的健全暖和赋予了这篇小说积极的意义，这个与我不谋而合。三十一年前我感到自己写下了一篇积极的小说，三十一年后重读时仍然读到了一篇积极的小说，虽然小说里“充满着背叛、荒谬和暴力”，可是欢快的语言，青春洋溢的情绪是发自内心的，而且一目了然。唐小兵对内在世界的强调，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小说里时常出现的叙述的不合理性，因为外在世界是不合理的。
文章的最后部分是唐小兵和张业松教授还有几位学生的对话，虽然我引用唐小兵的话足够多了，还是不想放过他最后那段话：
对年轻的叙事者“我”来说，没有目的感也许是一种快感，因为“我”是在漫游；但当回答“我”的问题的人也含糊其辞的时候，迷失感就开始出现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确实可以看作是在对当时社会文化进行隐喻性的评点。红背包和我所经历的现实，这两者之间实在没有什么联系，“我”虽然背着红背包，但是“我”要去的地方和这个红背包没有任何关系，别人给“我”指的方向也和它没有任何关系，最后红背包还被拿走了。但康凌刚才所说的和张老师（张业松）的发言在另一个更高层次上实际上就构成了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黑格尔作为现代主体哲学的发起人（我们通常说的唯心主义，是带有偏见的，似乎是个贬义词），马克思对他的批判就是：发现了主体性又怎么样？还是没有回答很多问题呀。为什么农民会来抢苹果？对小说主人公来说，这个现实远远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之外，他感到自己是暴力的对象，但对暴力的根源他无法去探求。他唯一能找到的是自己怎样从暴力中摆脱出来，但对自己为什么会成为暴力对象的原因，他不能够回答。但马克思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当王蒙说“又理解又不理解” 后，程光炜说那是余华的“不稳定时期” ；莫言对于小说叙述为何突兀说的是“何须问，问就是多管闲事” ，唐小兵面对一系列社会性质行为的为什么时，干脆说不能够回答，“但马克思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可去哪里找马克思的回答，到他浩瀚的著作里去大海捞针？
他们虽然这么说，可是他们又从各自的角度对《十八岁出门远行》进行阐述，他们相似的地方是都没有打破砂锅问到底，因为这个方法在这样一部文学作品面前可能是无效的。
我想起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在美国《生活》杂志上发表后的情景，当时轰动美国文坛，批评家纷至沓来，刨根问底分析老人象征什么，大海象征什么，鲨鱼象征什么。海明威对于这种定点清除似的评论很不满意，他说老人和大海都没有象征，只有鲨鱼有象征，鲨鱼象征批评家。然后他把小说和那些评论文章寄给侨居巴黎的正在撰写美国艺术史的贝瑞逊，这是他信任的学者，八十多岁的贝瑞逊读完小说和评论后给海明威写了回信。贝瑞逊在信里说，老人就是老人，大海就是大海，鲨鱼就是鲨鱼，他们不象征什么，但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无处不洋溢着象征。
贝瑞逊在这里不只对象征做出了准确的解释，还指出了文学的宽广性。简单地说，当你把老人写成某种象征，把大海写成某种象征，把鲨鱼写成某种象征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你的描写局限了，甚至老人不像老人，大海不像大海，鲨鱼不像鲨鱼。把老人写成活生生的老人，把大海写成活生生的大海，把鲨鱼写成活生生的鲨鱼，就会无处不洋溢着象征。
这就是文学作品的开放性，同样一部作品，不同的读者会读出不同的感受，即使是同一个读者，不同时期的阅读也会产生不同的感受。前提是这应该是一部优秀的作品，优秀的作品都是开放的，无论它的形式是现实的还是超现实的，是荒诞的还是写实的，或者其他种种我们已知的和未知的形式。
我这么说并不是反对批评家对作家作品分析时使用象征的方式，相反我十分赞成，我只是反对那种把理论当成篮子，把作品一个个放进去不加分类的简单做法。我觉得批评家可以用任何方式评论一部作品，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即使透过作品的某些段落来阐述作家写作这篇作品时刚刚被一个女人扇过耳光也可以，至于这个耳光是非礼对方得来的还是欠钱没还得来的，这个最好还是私下讨论。我的意思是作家不会不食人间烟火，作品也不是海市蜃楼，来自现实生活的因素会一个个隐藏在虚构作品之中，厉害的批评家会像现在的纪检干部揪出腐败分子一样把它们一个个揪出来。
唐小兵在复旦课堂上的文本漫游里有一个段落提到小说里的卡车，他说：“因为卡车是他的小说里出现频率非常高的一个意象，它把故事里的人物串联起来，空间组织起来。余华就说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但他很快就补充说，对他们这一代人来讲，卡车喷出的尾气其实有一种特别的感觉，不像现在满大街跑的小车喷出的废气，给人的感觉都和污染联系在一起。卡车带给农村少年的体验是非常有意思的，几乎就是现代的气味。”
我想起来了，那是二〇〇三年十一月在芝加哥大学与唐小兵和他的学生座谈时，唐小兵说到了卡车的意象，我确实先是愣了一下，然后说起我小时候的经历，我经常和同学跑到海边的公路旁，等待一辆卡车经过。在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卡车很少见到，有时候等上半天也没有见到一辆，终于看到一辆卡车驶来，我们会奔跑迎上去，跟着卡车奔跑，大口吸着卡车的尾气。那时候我们觉得尾气有一种令人向往的香味，工业之香。
我在写作《十八岁出门远行》时一点也没有想起这个少年往事，此后也没想起，直到在芝加哥大学时才想起来，然后又忘了，再次想起来就是现在读到唐小兵二〇〇七年的文本漫游。我承认唐小兵的解读，少年时期的这个经历在无意识里进入了《十八岁出门远行》。
接下去我应该造访语文了。很抱歉，我滔滔不绝说了那么多篇幅的文学，才意识到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语文是进入文学的第一扇门，现在我要说说跨过这个门槛后看到了什么。
从我读到的几篇语文老师的教案、教学设计和课堂实录里，我感到我们的语文教学里有一个积极的现象，就是鼓励学生仔细去阅读一部文学作品，这是很重要的。我对中学的语文教育不了解，我自己上中学是在“文革”时期，现在的中学语文教育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但是我对大学的文学教育还是略知一二，有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大学里不少教授热衷于一上来就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塞给学生，让学生沿着教授的思维去分析一部文学作品。起初我以为只有中国的大学是这样，后来发现欧美的大学也是这样。我觉得好的文学教育应该先是阅读，然后才是分析。如果你对刚刚完成的阅读很有兴趣，那么你在分析这部作品时也会很有兴趣；如果阅读时没有兴趣，再来分析时会有兴趣吗？这就好比是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互有好感之后的约会，如果两个人互相讨厌的话，当然也可以约会，但这肯定是被逼迫的，可以想象这样的约会有多么可怕。
阅读是美好的约会，当约会的两个人敞开心扉之后也就意味着他们相爱了。所以当你在欣赏一部作品的时候，这部作品也在欣赏你，因为作品向你敞开了，你也向作品敞开了。
福州八中的郑玉平老师显然同意我的上述观点，他在教案的设计思想部分提出一个阅读方法的问题。阅读如同人生中的经历，丰富的生活经历会让人在面对一个突然出现的事物时能够迅速做出正确的反应，丰富的阅读同样也会如此，起码读到什么样的作品都见怪不怪了。考虑到《十八岁出门远行》对于阅读经历不多的中学生是一个奇怪的小说，一个与他们原有的阅读经验背道而驰的故事，郑玉平用作者的“陌生化”写作来带动学生进行一次“陌生化”阅读，他提出的阅读的方法是“在充分尊重学生的独特阅读感受、体验和理解下，引导学生遵守文本语境解读文本，让学生与文本充分对话，多角度解读作品的意蕴，并从文本中获得更多人生体验”。 我觉得这样的方法会让阅读敞开，也会让文本敞开。郑玉平的方法里强调与学生平等对话，同时也要引领学生。我们不排除有些中学生已有惊人的阅读量，但是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他们的阅读，尤其是对《十八岁出门远行》这样的作品的阅读，是需要前面王平和胡古玥提到的阿里阿德涅之线的，优秀的语文老师应该都是美丽的阿里阿德涅，而且会像阿里阿德涅对待忒修斯那样对待自己的学生。
我在网上搜索到的教案里大多没有注明作者，温立三发到我手机上的几篇无法下载，看不到。为了尊重作者，也是为了尊重版权，我这里举的例子是注明了作者的文章。这些注明了作者和没有注明作者的教学设计让我开了眼界，他们在引导学生阅读《十八岁出门远行》时的方法虽有所不同，却都是简明有效。
河北唐山师范学院滦州分校杨小波老师让学生使用的阅读方法是“切入点”：
1.从关键词“旅店”切入。“旅店”一词在小说中共出现十九次，主人公在文中不断重复要寻找“旅店”，最后发现“旅店”竟是那遍体鳞伤的“汽车”，小说中的人、事、情几乎都与“旅店”（汽车）有关，可以“旅店”为辐射源生发联想，引出讨论、探究的话题。
2.从关键句切入。类似“我还没走进一家旅店”的句子竟在小说中出现了五次，结尾部分的“我一直在寻找旅店，没想到旅店你竟在这里”和它们遥相呼应，这句话为什么不断出现？与文章主旨有什么关系？通过这一问题的探究，带动对全篇的理解。
3.从情节切入。这篇小说中有哪些荒诞的情节？这样写的目的是什么？
4.从情绪切入。主人公在寻找旅店的过程中，情绪的不断变化，构成了小说的一条线索。情绪是怎样变化的？通过回答该问题，牵引情节，体味主旨。
我读完这四个切入点后有两个感受：第一个是全有了，被杨小波一网打尽；第二个是这有点像作家写小说前的提纲。虽然我写《十八岁出门远行》时没有提纲，也没有构思，但我愿意把杨小波的“切入点”视为事后的写作提纲，可以让我以三十年后的重新阅读来呼应三十年前的写作。
渤海大学附中卢萍老师的课堂实录在我看来也是呼应，可以和唐小兵在复旦大学的文本漫游遥相呼应，就是阅读和解析的呼应，前者是一堂阅读课，后者是一堂解析课。我在读完卢萍的阅读课之后很想坐到这个课堂上，我想象有一个学生请假没来上课，我可以坐在他的位置上，或者我是一个插班生坐在那里，我会遵守课堂纪律，老师提问时我不会举手，同学们回答后我会在心里回答，他们听不到。我们来尝试一下，我把课堂实录的主要内容贴在下面，请大家关注卢萍老师和学生的对话，我只是一个插科打诨者，而且我把自己关进括号里。
老师： 请同学们速读课文，整体感知，回答下面问题。小说主要讲了什么事情？涉及了哪些人物？
学生1： 写“我”第一次出门远行的遭遇。人物有“我”、“司机”、“一些农民”和“孩子”等。
（我：没想到自己的小说这么简单。）
老师： 概括得很恰当。这篇小说描述了一个十八岁孩子初次出门远行所经历的一些奇怪的生活片段。主要写“我”、“司机”和“抢劫者”之间的矛盾冲突。
老师： 从整篇小说来看，小说中的“我”一直在寻找什么？
学生 （共同回答）：旅店。
（我：旅店。）
老师： 那么寻找的过程及结果怎样呢？
学生2： “我”第一次出门远行很兴奋，当黄昏来临的时候“我”感到需要找“旅店”投宿，可是没有人知道哪里有“旅店”，于是“我”只好顺着路走希望能够找到。后来“我”搭上了汽车，就没再想找“旅店”了。不久汽车又抛锚了，一群人来抢劫，“我”被抢去了背包，还被打得遍体鳞伤，但是却找到了旅店，就是那辆“汽车”。
（我：汽车。）
老师： 寻找“旅店”的过程确实就是这样，下面我们再来总结一下。“我”第一次出远门，需要“旅店”，但没有人告诉“我”前面是否有“旅店”。在黄昏来临时，“我”感到了自己无所依靠，于是“我”拼命地到处寻找“旅店”。后来虽然没有找到“旅店”，但“我”搭上了车，暂时的舒服让“我”满足。接着汽车不幸抛锚了。为了维护正义，“我”付出了遍体鳞伤、无限痛苦的代价。结果“我”最终找到了“旅店”，被抢劫的伤痕累累的“汽车”。
老师： 小说以“找旅店”贯穿始终，那么“旅店”在小说中有什么象征意义呢？
学生3： “旅店”是给人以安全感和能给人提供保护的地方。
（我：旅店是可以睡觉的地方。）
老师： “旅店”在这里是一种抽象的体现。它是一处暂时或长久的寄托地，是漂泊的灵魂的栖息地。当“我”躺在汽车里感到一丝温暖，并说“我一直在寻找旅店，没想到旅店你竟在这里”时，“旅店”这个“我”一直要寻找的歇息的地方就被赋予了象征意义：我心底的一点希望，一分力量，也就是自己才能使自己重新振作。这也是这篇小说的文眼所在。
老师： 联系情节回答，在找“旅店”的过程中，出现了哪些不合情理的事？
学生4： “司机”对“我”搭车态度的突然转变是一处，他“笑嘻嘻地十分友好地看起我来”，而且还要“我”在车正开着时去车厢取苹果。
学生5： 当“我”问“司机”去哪里时，他说“开过去看吧”，“我”旅行没有目的地，“司机”也不在乎方向，只要汽车跑着就行。
学生6： 汽车在路上抛锚时，“司机”竟然一点也不着急，而是在路上“认真”地做起了广播体操。
学生7： 当有人来抢车上的苹果时，“司机”竟然无动于衷，只对“我”被打破的鼻子感兴趣。
学生8： 最后“司机”也参加到抢劫者的行列里去了，并把“我”的背包也抢走了。
（我：全被他们说了，一点也没给我留下。）
老师： 大家找得很准确，那么请大家再想一想，这些不合情理的、荒诞的情节在小说中起什么作用？
学生9： 这些情节幽默可笑，能够增加文章的喜剧色彩。
学生10： 这些情节显得非常有意思，能够吸引读者阅读。
（我：可以胡思乱想。）
……
老师： 同学们的见解都很有道理。这些荒诞性情节是通过少年的眼睛来呈现的，它所反映的是“我”初次进入的成人世界的残酷和难以理解，这就体现了少年世界与成人世界的对立与冲突，更是“我”与外部世界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