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仍然能够看到我，而我则看不到你了。”
刑罚专家走入卧室以后，陌生人依旧在客厅里坐了很久，他思忖着刑罚专家临走之言呈现的真实性，显然他无法像刑罚专家那么坚定不移。后来，当他离开客厅走入自己卧室时，他无可非议地坚信这样一个事实，即明天他走入刑罚专家卧室时，刑罚专家依然能够看到他。他已在这个表面上看去天衣无缝的刑罚里找到漏洞所在的位置。这个漏洞所占有的位置决定了刑罚专家的失败将无法避免。
翌日清晨的情形，证实了陌生人的预料。那时候刑罚专家疲惫不堪地躺在床上，他脸色苍白地告诉陌生人，昨晚的一切都进行得十分顺利，可是在最后的时刻他突然清醒过来了。他悲伤地掀开被子，让陌生人看看。
“我的尿都吓出来了。”
从床上潮湿的程度，陌生人保守地估计到昨晚刑罚专家的尿起码冲泻了十次。眼前的这个情景使陌生人十分满意。他看着躺在床上喘气的刑罚专家，他不希望这个刑罚成功，这个虚弱不堪的人掌握着他的四桩往事。这个人一辞世而去，那他与自己往事永别的时刻就将来到。因此他不可能向刑罚专家指出漏洞的存在与位置。所以当刑罚专家请他明天再来看看时，他连微笑也没有显露，他十分严肃地离开了这个屋子。
第二天的情景无疑仍在陌生人的预料之中，刑罚专家如昨日一般躺在床上，他憔悴不堪地看着陌生人推门而入，为了掩盖内心的羞愧，他掀开被子向陌生人证明他昨夜不仅尿流了一大片，而且还排泄了一大堆屎。可是结果与昨日一样，在最后的时刻他突然清醒过来。他痛苦地对陌生人说：
“你明天再来，我明天一定会死。”
陌生人没有对这句话引起足够的重视，他怜悯地望着刑罚专家，他似乎很想指出那个刑罚的漏洞所在，那就是在十小时过去后应该出现一颗准确的子弹，子弹应该打碎刑罚专家的脑袋。刑罚专家十年的心血只完成十小时的过程，却疏忽了最后一颗关键的子弹。但陌生人清醒地认识指出这个漏洞的危险，那就是他的往事将与刑罚专家一起死去。如今对陌生人来说，只要与刑罚专家在一起，那他就与自己的往事在一起了。他因为掌握着这个有关漏洞的秘密，所以当他退出刑罚专家卧室时显得神态自若，他知道这个关键的漏洞保障了他的往事不会消亡。然而第三日清晨的事实却出现了全新的结局，当陌生人再度来到刑罚专家卧室时，刑罚专家昨日的诺言得到了具体的体现。他死了。他并没有躺在床上死去，而在离床一公尺处自缢身亡。
面对如此情景，陌生人内心出现一片凄凉的荒草。刑罚专家的死，永久地割断了他与那四桩往事联系的可能。他看着刑罚专家，犹如看着自己的往事自缢身亡。这情景使一九六五年三月五日隐约呈现，同时刑罚专家提起绞刑时勃然大怒的情形也栩栩如生地再现了那么一瞬。刑罚专家最终所选择的竟是这个被糟踏的刑罚。
后来，当陌生人离开卧室时，才发现门后写着这么一句话：我挽救了这个刑罚。刑罚专家在写上这句话时，显然是清醒和冷静的，因为在下面他还十分认真地写上了日期：
一九六五年三月五日
此文献给少女杨柳
很久以来，我一直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我居住的地方名叫烟，我的寓所是一间临河的平房，平房的结构是缺乏想象力的长方形，长方形暗示了我的生活是如何简洁与明确。
我非常欣赏自己在小城里到处游荡时的脚步声，这些声音只有在陌生人的鞋后跟才会产生。虽然我居住在此已经很久，可我成功地捍卫了自己脚步声的纯洁。在街上世俗的声响里，我的脚步声不会变质。
我拒绝一切危险的往来。我曾经遇到过多次令我害怕的微笑，微笑无疑是在传达交往的欲望。我置之不理，因为我一眼看出微笑背后的险恶用心。微笑者是想走入我的生活，并且占有我的生活。他会用他粗俗的手来拍我的肩膀，然后逼我打开临河平房的门。他会躺到我的床上去，像是躺在他的床上，而且随意改变椅子的位置。离开的时候，他会接连打上三个喷嚏，喷嚏便永久占居了我的寓所，即便燃满蚊香，也无法熏走它们。不久之后，他会带来几个身上散发着厨房里那种庸俗气息的人。这些人也许不会打喷嚏，但他们满嘴都是细菌。他们大声说话大声嬉笑时，便在用细菌粉刷我的寓所了。那时候我不仅感到被占有，而且还被出卖了。
因此我现在更喜欢在夜间出去游荡，这倒不是我怀疑自己拒绝一切的意志，而是模糊的夜色能让我安全地感到自己游离于众人之外。我已经研究了住宅区所有的窗帘，我发现任何一个窗口都有窗帘。正是这个发现才使我对住宅区充满好感，窗帘将我与他人隔离。但是危险依然存在，隔离并不是强有力的。我在走入住宅区窄小的街道时，常常会感到如同走在肝炎病区的走廊上，我不能放弃小心翼翼。
我是在夜间观察那些窗帘的。那时候背后的灯光将窗帘照耀得神秘莫测，当微风掀动某一窗帘时，上面的图案花纹便会出现妖气十足的流动。这让我想起寓所下那条波光粼粼的河流，它流动时的曲折和不可知，曾使我的睡眠里出现无数次雪花飘扬的情景。窗帘更多的时候是静止地出现在我视野中，因此我才有足够的时间来考察它们的光芒。尽管灯光的变化，与窗帘无比丰富的色彩图案干扰了我的考察。但当我最后简化掉灯光和色彩图案后，我便发现这种光芒与一条盘踞在深夜之路中央的蛇的目光毫无二致。自从这个发现后，在我每次走入住宅区时，我便感到自己走入了千百条蛇的目光之中。在这个发现之后很久，也就是一九八八年五月八日那一天。一个年轻的女子向我走了过来。她走来是为了使我的生活出现缺陷，或者更为完美。总而言之，她的到来会制造出这样一种效果，比如说我在某天早晨醒来时，突然发现卧室里增加了一张床，或者我睡的那张床不翼而飞了。
事实上，我与外乡人相识已经很久了。外乡人来自一个长满青草的地方，这是我从他身上静脉的形状来判断的。我与他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夏日的中午，由于炎热他赤裸着上身，他的皮肤使人想起刚刚剥去树皮的树干。于是我看到他皮肤下的静脉像青草一样生长得十分茂盛。
我已经很难记起究竟是在什么时候认识外乡人的，只是觉得已经很久了。但我知道只要细细回想一下，我是能够记起那一日天空的颜色和树木上知了的叫声。外乡人端坐在一座水泥桥的桥洞里。他选择的这个地方，在夏天的时候让我赞叹不已。外乡人是属于让我看一眼就放心的人，他端坐在桥洞里那副安详无比的模样，使我向他走去。在我还离他十米远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不会去敲我长方形的门，他不会发现我的床可以睡觉可以做梦，我的椅子他也同样不会有兴趣。我向他走去时知道将会出现交谈的结局，但我明白这种交谈的性质，它与一个正在洗菜的女人和一个正在点煤球炉男人的交谈截然不同。因此当他向我微笑的时候，我的微笑也迅速地出现。然后我们就开始了交谈。
出于谨慎，我一直站立在桥洞外。后来我发现他说话时不断做出各种手势。手势表明他是一个欢迎别人走入桥洞的人。我便走了进去，他立刻拿开几张放在地上的白纸，白纸上用铅笔画满了线条，线条很像他刚才的手势。我就在刚才放白纸的地方坐了下去，我知道这样做符合他的意愿。然后我看到他的脸就在前面一尺处微笑，那种微笑是我在小城烟里遇到的所有微笑里，唯一安全的微笑。
他与我交谈时的声音很平稳，使我想起桥下缓缓流动的河水。我从一开始就习惯了这种声音。鉴于我们相识的过程并不惊险离奇，他那种平稳的声音便显得很合适。他已经简化了很多手势，他这样做是为了让我去关注他的声音。他告诉我的是有关定时炸弹的事，定时炸弹涉及到了几十年前的一场战争。一九四九年初，国民党上海守军司令汤恩伯决定放弃苏州、杭州等地，集中兵力固守上海。镇守小城烟的一个营的国民党部队连夜撤离。撤离前一个名叫谭良的人，指挥工兵排埋下了十颗定时炸弹。谭良是同济大学数学专业的毕业生。在那个星光飘洒的夜晚，他用一种变化多端的几何图形埋下了这十颗炸弹。谭良是最后一个撤离小城烟的国民党军官，当他走出小城，回首完成最后一瞥时，小城在星光里像一片竹林一样安静。那时候他可能已经预感到，几十年以后他会重新站到这个位置上。这个不幸的预感在一九八八年九月三日成为现实。
尽管谭良随同他的部队进驻了上海。可上海解放时，在长长走过的俘虏行列里，并没有谭良。显然在此之前他已经离开了上海，他率领的工兵排那时候已在舟山了。舟山失守后，谭良也随之失踪。在朝台湾溃退的大批国民党官兵里，有三个人是谭良工兵排的士兵。他们三人几乎共同认为谭良已经葬身大海，因为他们亲眼看到谭良乘坐的那艘帆船如何被海浪击碎。
一九八八年九月二日傍晚五点正，一个名叫沈良的老渔民，在舟山定海港踏上了一艘驶往上海的班轮。他躺在班轮某个船舱的上铺，经过了似乎有几十年般漫长的一夜摇晃。翌日清晨班轮靠上了上海十六铺码头。沈良挤在旅客之中上了岸，然后换乘电车到了徐家汇西区长途汽车站。在那天早晨七点整时，他买到了一张七点半去小城烟的汽车票。
一九八八年九月三日上午，他坐在驶往小城烟的长途汽车里，他的邻座是一位来自远方的年轻人。年轻人因患眼疾在上海某医院住了一个月，病愈后由于某种原因他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去了小城烟。在汽车里，沈良向这位年轻人讲述了几十年前，一个名叫谭良的国民党军官，指挥工兵排在小城烟埋下了十颗定时炸弹。
外乡人说：“十年前。”
外乡人这时的声音虽然依旧十分平稳，可我还是感觉到里面出现了某些变化。我感到桥下的水似乎换了一个方向流去了。外乡人的神态已经明确告诉我，他开始叙述另一桩事。
他继续说：“十年前，也就是一九八八年五月八日。”
我感到他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因为一九八八年五月八日还没有来到。于是我善意地纠正道：
“是一九七八年。”“不。”外乡人摆了摆，说，“是一九八八年。”他向我指明，“如果是一九七八年的话，那是二十年前了。”
十年前，也就是一九八八年五月八日，外乡人的个人生活出现了意外。这个意外导致了外乡人在多月之后来到了小城烟。五月八日之后并不太久，他的眼睛开始不停地掉眼泪，与此同时他的视力也逐渐沉重起来。这些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家人。他隐约感到视力的衰退与五月八日发生的那件事有关。那件事十分隐秘，他无法让别人知道。因此他束手无策地感觉着身外的景物越来越模糊与混浊。
直到有一天，他父亲坐在阳台的椅子里看报时，他把父亲当成了一条扔在椅子里的鸭绒被，走过去抓住了父亲的衣领。两日之后，几乎所有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的眼睛正走在通往黑暗的途中。于是他被送入了当地的医院。
从那一日起，他不再对自己躯体负责。他听任别人对他躯体发出的指挥。而他的内心则始终盘旋着那件十分隐秘的事。只有他知道自己的眼睛为何会走向模糊。他依稀感到自己的躯体坐上了汽车，然后又坐上了火车。火车驶入上海站后，他被送入了上海的一家医院。
在他住院后不到半个月，也就是一九八八年八月十四日。一个来自外地的年轻女子，在虹口区一条大街上，与一辆急驶过来的解放牌卡车共同制造了一起车祸。少女当即被送入外乡人接受治疗的医院。四小时后少女死在手术台上。在她临终前一小时，主刀医生已经知道一切都无法挽回，因此与少女的父亲，一个坐在手术室外长凳上不知所措的男人，讨论了有关出卖少女身上器官的事宜。那个男人显然被这突如其来的惨祸弄得六神无主，他虽然什么都答应了，可他什么都没有明白过来。年轻女子的眼球被取出来以后，由三名眼科医生给外乡人做了角膜移植手术。在一九八八年九月一日上午，外乡人眼睛上的纱布被永久地取走了。他仿佛感到有一把折叠纸扇在眼前扇了一下，于是黑暗消失了。外乡人看到父亲站在床前像一个人，确切地说是像他的父亲。
外乡人继续在那张病床上睡了两个夜晚，在九月三日这一天他才正式出院。他在这天上午来到徐家汇西区长途汽车站，坐上了驶向小城烟的长途汽车。他的父亲没有与他同行，父亲在送他上车以后便去了火车站，他将坐火车回家。
外乡人没有和父亲一起回家，而去了他以前从未听闻过的小城烟。他要去找一个男人。那个男人曾经有过一个名叫杨柳的女儿。杨柳十七岁时在上海因车祸而死。她的眼球献给了外乡人。这些情况是他病愈时一位护士告诉他的。他在那家医院的收费处打听到了杨柳的住址。杨柳住在小城烟曲尺胡同２６号。上海通往烟是一条沥青色的柏油马路，在那个初秋阴沉的上午，重见光明后第三天的外乡人，用他的眼睛注视着车窗外有些灰暗的景色。他的邻座是一位老人，老人尽管穿戴十分整齐，可他身上总是散发着些许鱼腥味。老人一直闭着眼睛，直到汽车驶过了金山，老人的眼睛始才睁开，那时候外乡人依然望着窗外。在汽车最后四分之一的行程里，老人开始说话。他告诉外乡人他叫沈良，是从舟山出来的。老人还特别强调：“我从出生起，一直没有离开过舟山。”
他们的谈话并没有就此终止，而是进入了几十年前的那场战争。事实上整个谈话过程都是老人一个人在说，外乡人始终以刚才望着窗外的神色听着。
老人如同坐在家中叙述往事一样，告诉外乡人那个名叫谭良的国民党军官与十颗定时炸弹的事。在汽车接近小城烟时，老人刚好说到一九四九年初的夜晚，谭良走出小城烟，回首完成最后一瞥时，看到小城像一片竹林一样安静。
在汽车里接近的小城，由于阴沉的天色显得灰暗与杂乱。老人的话蓦然终止，他看着迅速接近的小城，他的眼睛像一双死鱼的眼睛。他没再和外乡人说话。有关谭良后来乘坐的帆船被海浪击碎一事，是过去了几天以后，在那座水泥桥上，老人与外乡人再次相遇。他们说了很多话，外乡人是在那次谈话里得知谭良葬身大海的。
汽车驶进了小城烟的车站。外乡人和沈良是最后走出车站的两位旅客。那时候车站外站着几个接站的人。有两个男人在抽烟，一个女人正和一个骑车过去的男人打招呼。外乡人和沈良一起走出车站，他们大约共同走了二十来米远，然后沈良站住了脚，他在中午的阳光里看起了眼前这座小城。外乡人继续往前走，不知为何外乡人走去时，脑中出现沈良刚才在车上叙述的最后一个情景——谭良在一九四九年初离开时，回首望着在月光里像竹林一样安静的小城。
外乡人一直往前走。他向一个站在路边像是等人的年轻女子打听了旅店，那女子伸手往前一指。所以外乡人必须一直往前走。他走在一条水泥路上，两旁的树木在阴沉的天空下仿佛布满灰尘似的毫无生气。然而那些房屋的墙壁却显得十分明亮，即便是石灰已经脱落的旧墙，也洋溢着白日之光。
后来他走到了那座水泥桥旁，他站住了脚。那时候有几千民工在掘河。他走上了水泥桥，站在桥上看着他们。于是他看到几个民工挖出了一颗定时炸弹。正是在那一刻里，炸弹之事永久占据了他的内心。而曲尺胡同２６号与名叫杨柳的少女，在他的记忆里如一片枯萎的树叶一样飘扬了出去。
一九八八年五月八日夜晚，我与往常一样，离开了临河的寓所。我小心翼翼地将门关上，尽量不让它发出声响。我这样做是证明自己区别于那些粗俗的邻居，他们关门时总要发出一种劈柴似的声音。然后我走上了那条散发着世俗气息的窄小的街道。那是一个月色异常宁静的夜晚，但是街上没有月光，月光挂在两旁屋檐上，有点近似清晨的雨水。我走在此刻像是用黑色油漆涂抹过的街道上，这条街道与城内所有的街道一样，总是让我感到不安。黑暗并不能让我绝对安心。街道在白天里响彻过的世俗声响，在此刻的宁静里开始若隐若现。它们像一些浅薄的野花一样恶毒地向我开放起来。
我在走过街道时，没有遇上一个人。这是我至今为止最愉快的一次行走。所以我没有立刻走上横在前面这条城内最宽阔的大街，而是回首注视那条在月光下依旧十分黑暗的街道。刚才行走在上面的不安已经荡然无存。我迟迟没有继续往前行走，是因为我无法否定自己再次走上那条街道的可能。
我在路口显示出来的犹豫并没有持续多久。一个人，确切说是一个人模糊的影子在那条街道上展览出来，他的脚步声异常清晰。他脚上的皮鞋在任何商店都可以买到，而且他还在某个角落的鞋匠那里钉上了鞋钉。他走来的声音使我无法忍受，仿佛有人用一块烂铁在敲我寓所的窗玻璃。
我在路口的犹豫就这样被粉碎了。我转身离开路口。往右走上了宽阔的大街。我尽量使自己走得快一些，我希望那要命的鞋声会突然暴死街头。然而我前面同样存在着不少危险，我在努力摆脱后面鞋声的同时，还得及时避开前面的行人。在避开时必须注意绕过路旁的梧桐树和垃圾筒，以及突然出现的自行车。这种艰难的行走对我来说几乎夜夜如此。夜色虽然能够掩护我，可是月光和街道两旁的灯光将这种掩护瓦解得十分可怜。当我身上某个部位出现在灯光里时，我会突然地惊慌失措。尽管白天我有时也会走上这条大街，然而由于光线对街道的匀称分布，使我不会感到自己很突出。我觉得自己隐蔽在暴露之中。而夜晚显然是另一种情况，就是现在这种情况。现在我已经走过那家装饰过十五次的饭店，这时后面的鞋声已经消失，事实上这时我处于各种杂乱声响的围困之中。根据以往的经验，我知道自己马上就要走入安静了。不久之后我来到了通往安静的街口，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穿越脚下的大街，从而进入对面的小街。这样的穿越有时候轻而易举，有时候却会被意外阻挡。现在出现了这样的事实，两辆自行车在我要进去的街口相撞。两个人显示了两种迥然不同脱离自行车的姿态，结果却以同样的方式摔倒在地。两个人从地上爬起来以后，都发出了汽车发动似的喊叫。他们的喊叫使四周所有的人都奔跑过去。于是街口像塌方一样被挡住了。他们挤在一起真让我恶心。他们发出的声音如同一颗手榴弹在爆炸。这时候他们开始往左侧移动过去，他们移过去时很像一只大蛤蟆在爬动。我的街口总算显露出来。我是这时候穿越过去的。现在我已经走上了通往住宅区的街道，这是一条倾斜下去的水泥路，前面有一个十字路口在路灯下一副无所事事的模样，那是两条同样狭窄的街道交错而成的。它向我展示了住宅区的安静。我在走过十字路口以后，便正式走入了住宅区。在月光里显得十分愚蠢的楼房，用它们窗口的灯光向我暗示了无数人的存在。楼房使我充满好感。楼房似乎囚禁了所有我不喜欢的人。但是这种囚禁并不是牢不可破。我在贴近楼房行走时，有时会依稀听到里面楼梯的响声。他们的自由自在常使我心怀不满。在我走入住宅区时，无法不遇到也在行走的人，甚至还有自行车和汽车。但我最担心的是行走的人，一想到他们的鞋有可能踏在我踩过的地方，我就无法阻挡内心涌上来的痛苦。我像往常一样在夜晚游荡于住宅区窗帘的光芒之中。我的想入非非在此刻像一只蝙蝠一样迅速飞翔。我的想象正把自己带向一个不可知的地方。我感到自己正在远离住宅区，正在进入的地方由千百万种光怪陆离的光芒组成。
然而这种情况在一九八八年五月八日的此刻却并没有如愿以偿。我的目光停留在一个布满许多弧线和圆圈的窗帘上。我并不知道停留的时间多了一些，只是开始感到自己的思绪脱离了以往的轨道，向着另一个方面如一条小路似的延伸了过去。然后我才感到一个可怕的想法已经来到近前。我发现自己绕开了目光中的窗帘，我预感到自己是在背叛窗帘。我在想这个窗帘显然代表了一个房间，而房间里应该有一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人，那么人此刻在干什么？这个世俗的想法使我吓了一跳。我立刻转身离去是一种补救的办法。我走得很快，我希望自己能够迅速地离开住宅区。我不敢再抬头仰视窗帘，我担心刚才的错误会泛滥成灾。我在走过十字路口时，自己并没有发觉，那时候我只是感到内心平静了一些。我沿着有些倾斜的水泥路走上去，不久之后我已经走上宽阔的大街了。街道在此刻显得清静多了，两旁的商店都关上了门，只有寥寥不多的几个人行走在街上。于是我才感到自己已经脱离了危险。此刻的街上铺满月光，我走在上面仿佛走在平静的河面上。我就这样走到了那家饭店旁，这时候我听到一种声音在内心响起。声音由远而近，刚开始时很像是风中树叶的响声，后来我渐渐感到它有点像脚步声，似乎有一个人在我内心向我走来。这使我惊愕不已。在我走过饭店大约十来米以后，我已经分辨出那是一个少女的脚步声。她好像是赤脚走在我的内心里，因此脚步声显得像棉花一样柔和。我似乎隐隐约约地看到了一双粉红色的小脚丫，于是我内心像是铺满阳光一样无比温暖。我在朝前走去时，她似乎也走向与我同样的地方。当我走完这条大街，进入那条狭窄的小街时，我有了一种似乎与她并肩行走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