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个，大家都希望能够有一个创造机会，或者给自己创造这么一个环境，但咱们大家不能光学法律就是法律，学历史的就是历史。你想想那个美和丑，人生美好，丑也是美。从艺术的角度来讲，美不一定就美，丑不一定就是丑，它两个可以互相转化。所以我可以下一个结论，就是世界观是正确的，艺术观说不定是落后的，甚至是反动的，这无妨。比如说我做了一个太极，立体的太极，很漂亮的，我们用的是什么东两，用的就是几何，就是数学。这个太极立体可不大容易。
有阴有阳，这是黑的，这是白的，有黑有白，有阴有阳，有乾有坤。这是乾，这个圆圈是坤，有日有月，有水有火，乾是男，坤是女，这里边多了。这个东西，我自我推荐，是我们中国最好的标志。太极是最富学问、最富智慧的这么一个标志，但是把它变成立体的可不是那么容易，中间这个是易，互相转化，这也是我们哲学里面最最核心的一个定律，事物矛盾的两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它会互相转化的。从这一点来讲，我在做的时候就用了数学的知识，做得很好，很漂亮的一个，做出来以后，前就是后，后就是前；上就是下，下就是上；虚的就是实的，实的就是虚的。我想铸几个大的，送给朋友，结果铸造厂说，铸不出来。为什么？这边就是那边，那边就是这边，拔不出模子来。行了，我说这就做对了，这边就是那边，那边就是这边，我们就是用数学几何的方法。开始有一个易学家就说，你必须做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〇才行。什么一元了，两极了，三界了，什么四方了，五行了什么的，一定要做到这个。我说这个完全可以做到。我们做出的雕塑很受大家欢迎，可惜铸不出模子来。你说我们是不是也借助一点儿守恒定律来做我们雕塑？这样的话，互相学习非常重要。
但是，艺术里面有很多不合理的东两，有一些很不讲理的东西，只要目的达到，可以不择手段。这在生活里是绝对卑鄙的，生活里面不行，但艺术上行，艺术上这是一条规律，只要目的达到，可以不择手段。大家知道小泽征尔，他指挥第九交响乐的时候，他就唱出来。他为什么唱？就是因为他那个声音不好听，他不是美声，他是个噪音，他知道拿噪音来刺激美声，一刺激，一下子高潮推上去了，就这一点来讲，他是艺术家。大家都知道，俄罗斯有一个大画家，叫希施金，专门画风景的，画风景画得像照片一样。后来到了北京来参加俄罗斯200年绘画展，我们看了他的原作，我们承认他真是个艺术家。他画了泥泞的一个马车道，真是泥泞得不得了，草棒子都支出来了。怎么画的？我们朝近处一看，原来他把油画的颜色都挤到地上，有青苔，有沙子，也有泥巴，挤在一起，一搅和，用草棒子一起抹，当然是带草棒子的了。他不择手段，但是他目的达到了。所以，我认为，生活里不用的，我们就在艺术创造里用，其实这就是一种辩证的嘛，丑的就是美的，美的就是丑的。还有一个，艺术创造讲究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你说这个人太赖了，太无赖了，抓住人家一点不及其余，就批评人家，你怎么怎么腐败？你怎么抓住那一点……这在生活上绝对是很可恶的一个无赖。但是在艺术上他绝对不是一个无赖，我们大家看，牛角往里面弯，羊角往外翻，一看就是牛的特点和羊的特点。你只要抓住它这个特点就行，在艺术里面就讲抓住它的特征，这就是我们艺术里面经常用的方法。
所以，美就是丑，丑就是美，在艺术家来讲，都是一样的。再通俗的话，等于炒菜的时候，油、盐、酱、醋一样，都是作料，不过哪个少放一点儿，哪个多放一点儿，有学问。因此我认为，不管是一个点也好，一个面也好，一根线也好，让艺术家用上以后，就产生了很大，甚至是转折性的变化，一个飞跃，质变。所以，不论是一根线也好，一个圆也好，在我们来讲，都很可贵的。讲这些例子，是为了启发大家，实际上归根结底就一个“美”字。
心灵印记
虱子与扇子，何谓夸张
陈舜臣/文李达章/译
在日本，提及弓箭方面的名人当属那须与一1。早在源平争霸（屋岛之战）那华丽的舞台上，遥远的浪波之中，浮现出一艘上下起伏的小船，小船上立着一把带扇轴的折扇。那须与一仰天向神灵祈祷之后，一箭射去，准确无误地射中了扇轴。被射中扇轴的扇子如同花朵绽开一样飞向天空，飘然犹如蝴蝶翻飞一般地落入海中。
相比之下，中国的弓箭名人姓纪，名昌。哪个朝代的人物无据可查，但他的故事出现在《列子》这本古书中，肯定是太古的人物了。那么，他射的是什么呢，他是用一根动物尾巴的细毛，射中了悬吊在窗户上一只虱子的心脏。
那箭穿透虱子的心脏时，一定发出了“噗嗤”的声响。这与犹如花朵绽放、蝴蝶翻飞的扇子相比，作为标靶的虱子鲜活淋漓得令人瞠目结舌，看似不太雅趣吧。
话虽如此，但人世间并非全部由美丽组成。这里或那里均有污垢，是个有点儿脏的世界。就算是较量本领的标靶，那画着一轮太阳的扇子实在是绚丽得过头了。兵法书中记载，兵（武器）乃不祥也。用于争斗的道具等物绝非可喜可贺之物。弓箭既然也是屠杀的道具，那么虱子作为彼此较量的目标岂不是挺好。你能嗅出生活的气息，而且很实在。
读过某杂志上讨厌中国的人说的一段话，意思是有关中国人的夸张。那么，浪涛中摇摆不定的船上的扇轴和吊挂在窗户上的虱子的心脏，到底哪个夸张呢？我以为彼此都很夸张。只是基准不同，而无法相提并论罢了。折扇的扇轴是华丽的夸张，虱子的心脏则是生活的夸张。
任何事情如能明了易懂地昭示给我等凡庸之徒，哪怕是掺杂一些略微的夸张，实是一件好事。明与暗分明的画卷让我们容易看得懂；善与恶分明的小说也一样让我们容易心领神会。让人清晰明了，的确需要艺术的夸张。
茶，该如何去喝，最初是一位名叫陆羽的中国人教给了我们。而将喝茶升华至艺术，成为“茶道”的却是日本。嗓子渴了，抓起茶碗咕咚一口本是一件很爽快之事，将喝茶搞得儒雅、形式化的便是茶道，可以说这正是给了“喝茶”一个华丽的夸张。而在中国，喝茶与生活乃是密不可分之事，因此没有诞生所谓的茶道。
既然说到了夸张，那就再聊两句夸张。我以为，这扇子和虱子也恰恰体现了日本与中国在气质上的不同。
虱子，一种吸食人的鲜血、且让人产生不愉快瘙痒的虫子。虱子几乎没有一点好处可言。大概这虫子的唯一作用就是用作占卜的时候。当人病入膏肓、生死不明之时，抓来一只虱子进行算命被称作虱子占卜。这种占卜是在危重病人的身旁放下一只虱子，这虱子如果爬向病人，钻进病人的身上，这病人一定可以治愈；如果虱子背离病人而去别的地方，这病人就没救了。虱子以吸食活人的鲜血为生，其本能可辨别人的“鲜血”与“死血”。虱子对将死之人的血连看都不看，这连普通人都能想到。占卜这类事，以非科学居多，但虱子占卜却不得不说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在卫生思想和医药远不如现代发达的那个年代，虱子比起现在要贴近人类许多。晋朝的王猛在见到桓温时，捉住他身上的一只虱子，然后一边用力捻死虱子，一边和桓温谈论国家大事。篡夺晋朝王位的是桓温的儿子，但这个桓温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实力派人物。都说桓温是个好客之人，想必来访的客人们也都是毕恭毕敬的。与那些来客相比，王猛则有着旁若无人的傲骨之气。而证明这傲骨之气的正是这虱子。
弓箭名人纪昌从师飞卫，师傅告诉他“不眨眼睛”是射箭的秘诀，于是他就躺卧在妻子的织布机下。当然，他可没有偷窥石榴裙下的胆魄，而是练习在眼花缭乱不停转动的物体前面“不眨眼”的功夫。之后，把虱子吊在窗前，练习目不转睛地盯着看。紧紧地盯着看，那目标便会逐渐地扩大，练习了三年之后，据说将目标可看成车轮的大小。如果那虱子变成车轮的大小，其他物体岂非不是山一样大了吗？
山一样的标靶，就算是闭上眼睛也一定可以命中。纪昌当然是弓箭的名人了。但是，能否坐上弓箭的第一把交椅呢，只要师傅飞卫还活着，自然不能说这头把交椅属于自己。于是，纪昌决定杀死师傅飞卫。在日本小说家的作品中也出现过这位弓箭名人的故事。据说，两人射出的箭在空中相碰落到了地上，而且两支箭落地时竟没有尘埃扬起，一次势均力敌的绝技较量。
师徒两人均为对方的绝技而感动，相拥而泣。“弓箭名人有我二人足也，我们不会再传授给任何人！”两人当下发誓。
就这样，他们的弓箭神技从此绝迹于后世。说得牵强一些，两人都是靠这绝技吃饭的，一个人独占可达到利益最大化，所以才想到杀死对方。而当得知无法置对手于死地之后，两人便决定联手，以求共存。当一项技术扩散出去，如果连自己的饭碗也要丢掉，那么将这门技术变成一门绝技不再传授给后人，这类事情不是很多吗？我想，这种紧盯虱子的修炼方法也许可以挖掘出某些棒球选手被忽视的绝技呢……
闲话扯得太长了。不过，假设这类故事发生在日本，那夸张绝不是虱子，一定会用一个美丽的东西，连同一个日本式的“包袱”结尾一同编写的。
1、那须与一，据推测是嘉应元年1169年生人，但亡年不详。平安末期的武将。据《平家物语》记载，在元历2年（1185年）的屋岛之战中，一箭射中平氏战船上的扇轴立了大功。但在学者之间，是否确有其人尚无定论。
心灵印记
有文化，首先要有气度
张鸣
前一阵，有关上海话的风波闹得沸沸扬扬，《新民晚报》发了一本书的摘编，说到浦西浦东不一样，在浦东少有人讲上海话，讲上海话会被人认为没文化。没想到，这句不经意的话居然激起了轩然大波，网上一片声讨，《新民晚报》为此道歉，当班的编辑停职。其实呢，看完那篇文字，就会发现，那句惹祸的话，无非是作者为了强调浦东的开放，本土色彩淡薄而做的适度夸张。据说，作者和当班的编辑，都是地道的上海人，绝无成心贬低上海话的意思。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一句话之所以变成风波，还是因为它触动了方言，尤其是一向有自豪感的上海方言的那根与文化有关的神经。
上海话是方言。四川话也是方言，全国各地，每个地方用惯了的当地话，都是方言，不过，在近代历史上，上海话却是比较牛气的方言，一度连香港这个地方，能说上一口地道的上海话，都带着荣耀。上海话，意味着洋气、牛气和优越感。
其实，这种牛气的上海话，形成时间很短。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还没有模样，正是在那个时候，上海才开始从一个小小的县城，变成华洋杂处并五方杂处的商埠。发展到20世纪初，上海已经变成中国第一，甚至远东第一的大都市，上海话才有了模样，也随之变得牛气起来。那个时候的上海，是中国最时髦、最洋气的地方，有点儿银子，总要上上海走一遭，吃吃大菜（西餐），坐坐四轮马车（后来变成汽车），逛逛大世界。不过，即使在20世纪中叶，说无锡话、苏州话和宁波绍兴话，在上海一样吃得开，没有人敢笑话，如果能说几句哪怕是洋泾浜的英语，那就牛上加牛，被人仰视了。只有苏北话，才会被人看不起，哪怕仅仅露了一句，也大事不妙。
上海话很怪，说是属于吴语系统吧，但是跟吴地任何一个地方的方言都不一样。最早的小县城里的上海话，现在早就变成了上海的乡下话，一张嘴，就惹人笑话，我们在现在宝山等地，还能找到若干操持上海土话的老人，像活古董一样。现在的上海话，既有无锡、苏州一带的吴侬软语的基因，也有宁波绍兴一带的又硬又快的方言的遗传，也未必没有上海人不屑的苏北话因素，甚至还夹杂着一些洋泾浜英语词汇，比如小开（kite），大班（banker），克拉（colour），台型（dashing），噱头（shit），邋遢（litter），等等，在当时的中国，绝对是独一份儿。
上海话的背后，是上海文化，那时的上海文化，是时髦、开放、洋气、创新、冒险和别具一格的代名词，被人称为“海派”文化。什么东西一旦沾上海派的边，就变得不一样了，保守的人往往对此带着不屑，但不屑之中也有那么一丝艳羡。从清末到民国，文化上事事海派都别具一格，跟京派唱对台戏。京剧兴盛时期，全国几乎到处都唱，名角走穴。但是，只有上海这个地方，可以兴起自己独特的京剧风格，以周信芳为代表的海派，在京剧史上，异军突起，硬是可以跟具有悠久传统和众多名家的北京分庭抗礼。至于文学艺术、文化教育，海派也是从不让人，电影和出版业，干脆就是中国的中心。那个时代，各地的文化大师、思想家，无论出身在什么地方，最终都会走到上海，在上海这个地方发光。
海派文化，是开放的文化，也是包容的文化，上海话，也是个杂凑起来的方言。当然，说上海话的人，没人敢讥笑为没文化，连在上海生活时间长了的外国人，无论是英国人、美国人还是日本人，甚至犹太人，都喜欢说上几句上海话。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海派文化变了味道，上海话也变了味道，原来文化里的那种大气、开放、包容和思想性，悄然消失了，或者变淡了，代之以敏感、自负和小气。外地人如果当着上海人学上海话，说不了几句，人家就会说：“拜托，别说了。”似乎某些上海人特别在意上海话的纯洁性。此次上海话的风波，说明上海人不唯受不了玩笑、讥讽，连一丁点儿不经意露出的异议也受不了。因为这样语义并不明确的一句话，这么多人大动干戈、义愤填膺，至于吗？
我的理解，上海人现在的敏感，实际上体现了一种文化上的不自信，昔日的海派文化已经随风逝去，今日的重建，又在特殊的环境下，流于形式。方言是地方文化的一部分，但是上海话，从它的源头看，却是具有很强开放性甚至国际性的一种文化形式。操上海话的人们，沦落到今天这般神经过敏，实在可悲。什么时候，上海人像过去那样，不再在乎别人说三道四了，也许，海派文化才会重新找回了自己的灵魂，也找回了自己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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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舍为有，知足常乐
仁孜尼马
一对夫妻生了两个女儿，他们非常疼爱自己的女儿，可是夫妻俩晴天也哭，雨天也愁。因为大女儿卖雨具，二女儿卖冷饮。晴天夫妻两人怕大女儿赚不到钱，雨天又怕二女儿生意不好。整天愁眉苦脸。有一天，他们夫妻碰见一位智者而开导他们说：“你们两位老人家大可不必天天忧愁，你为什么不选择一下，换个思路呢？晴天的时候，应该为你二女儿高兴，她的冷饮生意一定不错；雨天的时候，应该为你大女儿高兴，今天雨具一定好卖。这样一来你就不用天天愁眉苦脸了，可以天天快乐了。老人如此一想，果真天天开心了。
快乐，就像鱼儿饮水，冷暖自知。每个人的快乐标准完全取决于个人的“人生观”。所谓人生观，就是我们对人生形成的基本看法和生活态度。辛饶弥沃佛和释迦牟尼佛，都贵为太子，他们生活无忧无虑，按凡夫来看，应该非常快乐了，但是，当他们看到人的生老病死，听到叹息哀号，身为王子的自己却束手无策，痛苦的情感不由自主地涌上心头。于是他们出家修道，立志寻找一个永远解脱痛苦的方法，不仅为自己，也为天下苍生。这是至高无上的人生观、价值观。由于人生观的不同，对快乐的追求与感受也各有不同。有两则故事，希望大家能从中领悟到什么才是真正的快乐。
无德禅师，是著名的大德禅师，看看他是怎么解释快乐的。某日，无德禅师正在院子里锄草，迎面走来三位信徒，向他施礼，说道：“人们都说佛教能够解除人生的痛苦，但我们信佛多年，却并不觉得快乐，这是怎么回事呢？”无德禅师放下锄头，安详地看着他们说：“想快乐并不难，首先要弄明白为什么活着。”三位信徒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都没料到，无德禅师会向他们提出这个问题。过了片刻，甲说：“人总不能死吧！死亡太可怕了，所以人要活着。”乙说：“我现在拼命地劳动，就是为了老的时候能够享受到粮食满仓，子孙满堂的生活。”丙说：“我可没你那么高的奢望。我必须活着，否则一家老小靠谁养活呢？”
无德禅师笑着说：“怪不得你们得不到快乐，你们想到的只是死亡、年老、被迫劳动，这不是理想、信念和责任。这样的生活当然是很疲劳，很累的了。”信徒们不以为然地说：“理想、信念和责任，说说倒是很容易，但总不能当饭吃吧！”无德禅师说：“那你们说说，有了什么才能有快乐呢？”甲说：“我有了名誉，就有了一切，我就能快乐。”乙说：“我有了爱情，就有了快乐。”丙说：“我有了金钱，我就能快乐。”无德禅师说：“那我提个问题，为什么有人有了名誉却很烦恼，有了爱情却很痛苦，有了金钱却很忧虑呢？”信徒们无言以对。无德禅师说：“理想、信念和责任并不是空洞的，而是体现在人们每时每刻的生活中。必须改变生活的观念、态度，生活本身才有所变化。名誉要服务于大众，爱情要奉献于他人，金钱要布施于穷人，这种生活才是真正快乐的生活。”
很久以前，周国的尹氏极力扩大自己的家业，他手下那些仆人早起晚睡，基本上得不到休息。有一位老仆人已经累得精疲力竭了，尹氏却对他越来越厉害，毫无一点怜悯之心。白天，老仆人支撑自己瘦弱的身体，一边呻吟一边干活，夜里他疲惫不堪倒头便睡。他精神迷乱，夜夜梦见自己当了国王，位居人民之上，总揽全国的事物，在宫殿楼台中游玩宴饮，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非常快活，醒来之后再去服苦役。有人对他的辛勤表示安慰，他说：“人活百年，白天黑夜各占一半。我白天做仆人，苦是真苦哇，可是到了夜里我做国王，却是快活无比，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尹氏却整天精打细算，全部心思都放在自己的家业上，一到夜里就昏昏沉沉，疲惫不堪地睡着了，夜夜梦见自己当了仆人，上下奔跑着干活，什么苦活、脏活、累活都要他干；受人责骂，挨人棍打，经历了难以忍受的磨难。睡梦中不停地说着梦话，不停地呻吟，直到第二天早晨醒来才停止。尹氏感到非常痛苦，于是，就去问一位智者，智者告诉他说：“你的地位足以让自己荣耀、财富也很充裕。你夜里梦到自己当仆人，痛苦和安逸交替，这正是自然法则的常情。可是，你想把白天清醒时和晚上梦中的快活与荣耀都得到，那怎么可能呢？”尹氏听了智者的一席话，觉得很有道理，他回去后就减少了仆人干活的强度，也减少了自己思虑的事情，过了一段时间他不再劳累，相反自己的精神越来越好，最终富甲天下。
人生在世，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希望生活快乐。但事实并非如此，不是人人都能享受幸福快乐的人生。我们如何才会快乐呢？为了得到快乐，有的人整天妄想、贪求，这样的人生不会快乐；而懂得施舍、感恩的人生则快乐无穷。一提到舍字，很多不学佛的人会反感或者误解。舍，并不是完全给予素不相识的人钱和物质帮助，而是一种结缘。比如，我专心听你说话，就是与你结缘；帮你做一件事，给你一些助力，给你一个微笑，这都是结缘都是舍。表面上看你是在付出、给予，其实是在播种福田，能够舍的人才是真正的富有。
故事告诉我们，人生在世，过度的欲望和要求，必定不会带来快乐。无论做任何事情，都要学会顺其自然。内心有感恩、有知足的人，才肯舍，才能给予别人；心中有好话，才能说好话；心中有微笑，脸上才有笑容。所以以舍为有才是人生最大的快乐。佛教中有这样一句话，越是舍弃自我、利益他人，积累的福德就越多。
上师法语：人生在世，过度的欲望和要求，带来的必定是精神的不满足和痛苦，带给身体的一样是伤害。以舍为有才是人生最大的快乐。
心灵印记
放下就是幸福
索朗达吉
静思
一场雨染绿了芳草，庭前院后的花儿肆意地开放着。坐在院中，翻开《宝箧经》，上面写着：“初学者为令自心寂静调顺，应居于静处。”确实如此，在修行未证得境心无二前，我们应当远离散乱。
无垢光尊者也说：“自己未得境界前，易受愦闹干扰，应依止静处。”很多人喜欢弘法利生，如果自心能与窍诀融为一体，则无论行住坐卧皆是修道，佛法以外本无世间法。宇宙山河，森罗万象，十方国土，皎然清净。能达到如此境界，则如何行事都无所谓。
夏琼寺大格西夏尔东在《菩提道次第论》中云：“若外境对自心无有危害，法心合一，到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弘法，则值得随喜。但尚未证达此境者，则需独自修行。弘法好，独修更好。”
竖耳倾听，除了一两只鸟儿偶尔划过上空，发出翅膀扇动的扑啦声，万籁俱寂。举目环顾，除了院子里的花灿烂地张扬着，满目清凉。
虽然这里是几千人汇集的道场，因为上师三宝不可思议加持力所致，人人以调伏自心为己任，即使是已证悟的成就者，也是韬光养晦、不露锋芒，使喇荣沟成为了人丁兴旺的寂地。此生能在此寂地成为一员，真乃三生幸事！
寂寞
吃过午饭，我一如既往地去关闭房门。隔壁的喇嘛不解地问道：“你每天下午将自己关在屋里，难道不寂寞吗？”“不但不寂寞，还其乐无穷！”
我说的是实话，每天通过书本，和诸位大德圣哲心贴心地交流；通过内观，与内在的智慧朋友平等地相处，远胜过空耗时光的谈天说地、劳而无功的游山玩水。如果不辨取舍，与世间增长贪嗔痴的狐朋狗友在一起为非作歹，那就更是愚蠢之至了。
“与君子游，如日之长，加益不自知也；与小人游，如履薄冰，几何而不行陷乎？”与高尚的人相处，时间一长，会不自觉地受其熏染；而与卑劣的人同行，就像行走于薄冰之上，怎么可能不陷于污水之中，而受其污染呢？前辈的大德们，就是世间早已难以寻觅、如同摩尼宝般的朋友，我怎能错过学习他们的机会呢？即使有这样品德智慧俱全的高尚之士，你又怎么忍心每天前去打扰，而浪费他的宝贵时光呢？通过独处，我深深体会到其中的无限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