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脑心理学 作者:凯瑟琳·泰勒
出版社： 重庆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09-01
简介：
洗脑就是运用一系列手段影响和控制别人的思想。
现代社会洗脑无处不在，洗脑隐秘地运用在宗教、政治、广告与媒体、教育、家庭暴力以及刑讯等众多领域，它们不知不觉地影响、动摇和改变我们的感情和信仰，每个人都难以避免。
编辑推荐：
《洗脑心理学》首次在英国媒体出版，便引起了西方媒体的巨大骚动，无疑像西方社会投掷了一枚重型的“原子炸弹”，引发了媒体与公众对“洗脑”的广泛讨论与关注。
出版后于2005年获英国心理类图书年度奖和英国心理健康协会推荐书目。
教育和媒体其实都是“国家意识形态机器”，他们维持并复制国家领导者的思想（渗透到年轻成员）。——路易·阿尔都塞
任何信仰，无论是否可靠，无论是有充足的理由支持或仅由偏见支撑，都可以通过刻意的操控或无意地利用主流机构而对人们进行反复灌输，最终使人们将其看作真实的思想而被广泛研究。——默里·埃德尔曼
前言
洗脑就像意识和情感一样，是科学研究的对象。
它本质上是极其危险的想法，幻想着能够完全控制人的思想，这多多少少都会影响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洗脑从根本上侵犯隐私：它不仅仅试图掌控人的行为，而且还试图控制人的思想。这唤起了我们最深层次的恐惧，威胁着人们的自由乃至身份，但我们对它却知之甚少。自20世纪50年代（洗脑研究的顶峰时期）以来，对大脑及其行为的前沿的科学认识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鉴于此，是时候应该重新审视一下这个神秘而又可怕的现象了。
本书分为三个部分。第1部分：折磨与诱惑（第1—6章）集中讲述了洗脑的历史由来和社会心理。“洗脑”这个概念实在十分宽泛，不久前这个概念还被广泛用于一切试图改变人们思想的活动。对于这个概念的合理性，本书从很多领域进行调查，包括宗教、政治、广告与媒体、教育、心理健康、军事、刑事审判制度、家庭暴力以及刑讯。我们发现，洗脑是引发社会影响的一个极端形式，社会心理学家仍在研究和理解其中的机制，而且这种影响的强度差异巨大。我们探讨了包括个人、小团体和社会的一系列相关情况，发现“洗脑”所产生的各种影响都具有如下特征：使用暴力或者进行欺诈，或者二者兼有。
我们也同样看到了洗脑的可怕之处，害怕我们的思想被粉碎，然后按照别人的意愿重塑。我们对于洗脑的恐惧来源于一种观念，即认为自己是自由、理智、坚决的个体。我们乐于认定自己的思想坚不可摧，纯洁而不可改变，这与宗教意义上的“不朽灵魂”颇为类似。我们更愿意认定，思想就像钻石，在高压下能够保持自己的形状，直到最终（在洗脑的力量下）破碎。我们往往相信心理力量源于理性，所以我们视情感为一种软弱。我们自认为拥有自由意志，能够自己选择是否受他人影响。要想理解我们对于洗脑的恐惧是否合理，得先考证以上这些想法的准确性。
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多地去了解人的大脑，所以第2部分：头脑中的叛徒（第7—11章）是关于神经系统科学的。请注意：这是本书最难的部分。如果不深人细节根本没有办法谈论神经，大脑拒绝被简单化。本书囊括了初学者指南和一些简图，书中尽量少用神经科学的专业术语。我引用了很多例子，这些例子看起来与洗脑并无多大关联。请耐心些，这样做是有原因的。首先，在洗脑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当代科学并没有直接的证据，伦理上讲这方面的研究是有禁忌的。其次，在弄清洗脑这一反常过程之前，我们得明白大脑在正常情况下是怎么工作的。第二部分的主题——大脑的变化，信念，情感，大脑是怎样引起行为、自我控制和自由意志——每一个都很复杂，都需要进行充分的解释。所以，为了能够阐述清楚，有些地方的描述可能过于大胆。
第二部分指出，把思想当作固定而静止的做法有误导性。比起钻石，思想更像是具有延展性的黏土。人类并不完全是独立的个体，我们具有顽固的唯理性，因此每一次行为的后果是可以预测的（正如刑事责任原则认为，每个被审判者都可以自由行动、理性选择）。人类是先出生而后被塑造，我们各有各的个性，但同时很大程度上是被社会环境所塑造——尤其是那些从所处社会环境当中获得的观点和相应的情绪。哪怕是微小的影响也能改变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但我们低估了这一点。
第3部分：自由和控制（第12—15章）。这部分针对洗脑这个崭新概念，探讨其内在含义。第12章讨论“个人”，考察是什么因素使一些人沦为受害者，一些人成为施暴者，又是什么使一些人无法抵御洗脑，或被洗脑的恶意特质所吸引。第13章提出了类似的关于社会而非个人的问题。洗脑这个概念，从极权国家开始出现，便与政治有着深刻的联系——那么什么才是思想掌控的社会动因呢？第14章将视角从当前转移到未来，讨论科学发展对洗脑技术可能产生的影响。最后，我想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能抵抗洗脑吗？我认为，最好的防御就是采取预防措施。我提出了一些方法，让每个人都提高自身能力，抵御受到非自愿行为的影响。
但是，作为个人能做到的也仅此而已。洗脑并不是什么控制思想的灵丹妙药，也不是什么捷径。相反，它是一个复杂的现象，核心在于运用人们日益熟悉的各种心理过程对思想本身造成破坏。这听起来似乎让人宽慰一点。不过，“反洗脑”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也没有什么“灵丹妙药”。洗脑毕竟是一种社会和政治现象，我们的最佳防卫也必须在社会层面发生：只有政治才能够提供最大程度的保护。基于这一认识，洗脑可能会出人意料地集聚在对政治的讨论中。在本书中，我尝试着回答了很多问题，尽力解答：洗脑是怎样一个过程？它究竟是否存在？它是如何起作用的？现在还有洗脑吗？我们怎样才能防止被洗脑？
此时此刻应该向帮助过我的人致以谢意。我衷心感谢直接或间接为此书作出贡献的所有人，包括在正文中那些被引用到的学者们，他们很有说服力的素材都被我善意地“掠夺”入书。如果有误，责任在我个人。我要特别感谢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教授和海伦.萨瑟兰（Helen Sutherland）博士，因为他们对书中部分内容热情而又耐心地进行了阅读，不仅提出了建议，还慷慨地提供了一些原始资料。彼得·汉森（Peter Hansen）博士也为部分章节进行了点评。艾伦·泰勒（Alan Taylor）先生为第10章提供了一幅图片，安迪·班尼特（Andy Bennett）提供了图10.3的图片，欧洲委员会提供了查询帮助。凯茜·维尔克（Kathy Wilkes）博士为本书的创作慷慨地投人了大量时间，并提出了宝贵建议，2003年她的早逝对我和其他人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同样向蒂姆·李特尔伍德（Tim Littlewood）博士和他的同事们致以由衷的感谢，如果没有他们也就没有这本书。
感谢牛津大学出版社给了我宝贵的出版机会。特别感谢迈克尔·罗杰斯（Michael Rodgers）和玛莎.菲利翁（Marsha Filion），他们极为慷慨地鼓励我，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支持我、批评我。阿比·黑登（Abbie Headon）、黛比·萨克利夫（Debbie Sutcliffe）和迈克尔·蒂尔南（Michael Tieman）也都给予我极大的帮助。书稿出版计划的审稿人埃利奥特·阿伦森（Elliot Arernon）教授（社会心理学大牛）、迈尔斯·休斯通（Miles Hewstone）教授和“审稿人 B”给出了细致并极具建设性的评审报告，这都对本书的成型有着极大的帮助。非常感谢他们的付出！休斯通教授还阅读了初稿的全部内容，并给予了极其珍贵的点评。约翰·斯坦因（John Stein）教授在神经系统科学方面为我提供了很大的帮助，非常感谢！我同样要感谢牛津大学，它教会了我很多（不仅仅是神经科学方面的知识），这些都为我撰写此书提供了极大的动力！
最后，非常感谢艾莉森·泰勒（Alison Taylor）、大卫·泰勒（David Taylor和吉莉安·赖特（Gillian Wright），是他们始终如一的帮助和耐心铸就了本书——同时也提高了我的思想水平。谨以此书献给对我有极大影响的这三个人！
笔行至此，作者们常常会说“写作本书是一次发现之旅”，我不禁希望我的航行仅仅是个开始。写作《洗脑》的确教会了我很多，我希望你们能像我一样地享受这一旅程。
第1部分
折磨与诱惑
第1章 “洗脑”的起源
第2章 上帝还是组织？
第3章 劝说的力量
第4章 期待治愈
第5章 “我提议，你说服，他洗脑”
第6章 洗脑和施加影响
第1章“洗脑”的起源
系统并强制性地将固有思想——特别是一些政治思想——从人的头脑中移除，然后用另一套思想取而代之；在极权国家里，这个过程是针对持不同政见者而实施的一种强制转变。
《牛津英语词典》中对“洗脑”一词的定义
洗脑的目的是从根本上改变一个人的思想，继而控制这个人，使其变成一个像机器一样的人，但为达到此目的而实施的暴行却不为外人所知。洗脑的目标是创造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机器，将全新的信仰和思维模式植入非自愿的个体。这就等同于寻找一个奴隶族群，不同于过去，他们完全可以被相信且永远不会反叛，会像昆虫一样本能地服从命令。
爱德华·亨特，《洗脑》
“洗脑”一词诞生于严酷的战争。战争能够对人类造成众多奇怪的影响。莎士比亚曾提到战争的疯狂，《圣经》也一样。再近一点，威廉·萨金特1957年出版的书《头脑战争》详细地讲述了“二战”期间他作为精神病医生与老兵相处的故事。他们大多患有一种叫做“弹震症”或“战斗疲乏症”的病症，而今这种病被称为“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萨金特指出：无论是士兵还是平民，在创伤经历的影响下，都显示出了性格的反常变化，情绪和行为的强烈波动，暗示感受性的惊人增强，以及自控能力的丧失。很明显，战争的压力会对人类的大脑造成灾难性的影响。
但是，洗脑并不仅仅像神经症或精神病那么简单。这种阐述或许仅能被归纳为洗脑过程的一部分，但这也仅是迫使受害者迈向屈从洗脑者蛊惑这一目标的一小步而已。中情局特工爱德华·亨特1950年公开提出洗脑的概念，其所著《洗脑》一书本身就是对洗脑很好的宣传。“洗脑”被看作一种精神掠夺，它完全进入了贬义词的行列：它是由施害人实施于受害人的行为，它的意图在于打破受害人对于先前信仰的忠诚，捐弃前嫌以便接受新的信仰。
起源和同源词
亨特指出“洗脑”可以追溯到西方人所熟知的孟子时代（孟子是公元4世纪的一位儒学家）。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洗脑”便成为长久以来人们用“洗刷”和“清洁”这两个词暗喻人类大脑、精神或灵魂清理的早期例证。在英国，17世纪诗人露西·哈钦森对该现象作了很好的阐释，这远在孟子之后，却比爱德华·亨特早了近三个世纪。这个虔诚的女基督教徒在翻译了哲学家卢克莱修的作品后，发现其作品“亵渎了上帝”，然后她写道：“求诸真理之泉，荡涤内心的丑恶和野蛮，服用良药以抵御一直以来被人类才智所荼毒的思想。”最终，哈钦森选择用（基督教的）真理之泉洗涤了她因翻译异教徒卢克莱修作品而产生的腐浊。
“洗脑”一词的诞生反映了人们希望标记那些可怕而新近之危险的需求。“洗脑”这个概念使美国人避免了直面自身就罪大恶极的想法，这就是基督教教义中所暗示的原罪（还有来自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正如卓乎林和欧波同在《心灵机械手》一书中所提到的：洗脑“听起来像是辩解”，表面上将责任转移他处，以免把自己看得太紧；这种安抚人心的能力使它成为“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想法”。
“洗脑”最初是一个国家掌控的过程，由极权主义政权实施的针对持不同政见的公民或外国人的过程。但是，“洗脑”一词的使用决不仅限于其原始的政治领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一样，广告、媒体、教育、宗教和心理健康等行业，都被指控有洗脑倾向。这扩大了亨特提出的“洗脑”一词的用法。罗伯特·利夫顿哀叹道，“通过反对公共饮用水氟化处理，反对心理健康立法，或是反对任何团体组织的方法而不负责任地滥用该词，都无疑把枪口指向了他们真实的对手乃至假想的敌人”。在“洗脑”一词进人英语语言的第11个年头，他的书于1961年第一次出版。今天，“洗脑”并不仅仅只是非正式的贬义词，通常还有讽刺意味。
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反共热潮中，“洗脑”只不过是一个非正式的概念。但它却令人生畏——惧怕失去控制、自由意志乃至身份。作为红色恐怖的另一致命要素，它迅速开始激起大众的愤怒。这与“邪恶”一词（也因其通俗易懂而流行），还有更早的“巫术”及“鬼附身”（自从审巫案或更早的时期开始，就困扰着美国人）很是相似。尽管“鬼附身”这一概念在社会的日益世俗化中逐渐失去了市场，但可以说洗脑”事实上就是“鬼附身”的世俗等价物，只不过那并非是一人之力而是超自然作用的洗脑罢了。当然，“洗脑”这一概念自从诞生，就不时地反复出现在公众的意识里。它通常针对一些特定而备受瞩目的事件作出回应，在这些事件似乎用其他解释都行不通时，这“不得已而姑且采用”的概念，掩盖的是人们对自身的了解还存在诸多缺憾这一事实。
如上所述，亨特提出“洗脑”这个概念并不是毫无根据的。人类自从觉察自己有意识起，便开始试图改变他人的思想。通常是出于好意：希腊语ευαγγελτον（福音，好消息）为我们带来了“福音主义”，而拉丁语propago（延展，栽培）却衍生出了传道部（由罗马天主教会设立的一个红衣主教委员会，目的是监视外交使团）。“教育”一词来自educere的字面意思，“再教育”只不过是第二次尝试教育而已。同样，“思想改造”带有认知改善的积极意味。“教化”一词源于拉丁语doctrina，意思是有知识或有学问的人，但自17世纪进人英语词汇便越来越带有负面色彩。此外，“条件反射”一词源于condicere，是委派、安置或安排的意思，因伊凡·巴普洛夫训练狗听到铃响便分泌唾液而为人所知。传播喜讯，展现最好的一面，学习，筹备，没什么比这些更加有益了。只有“强制劝说”——精神病专家埃德加·施恩在他的同名书中用以代替“思想改造”的近义词——暗示了影响技巧的黑暗面。
如果有人反对你，你可以把他干掉，但这很冒险。其实可替代的方法早已被早期人类创造并发展起来了。利夫顿 指出了四种方法：胁迫、劝告、治疗和领悟。“胁迫”意味着：“你必须按照我们的要求改变，不然……有可能包括处死这一极刑。”“劝告”则通过调用更高层次的道德权威来游说：“你应该按照我们的建议进行改变，这样才能变得更好。”“治疗”意味着：“你可以在我们的指引下改变，这样就会变得健康，并且可以摆脱痛苦。”最后，“领悟”意味着：“如果你愿意面对新的思想和方法的话，那么你可以改变，并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像很多劝说方法一样，思想改造也同样运用这四个层面的方法。但是，利夫顿所说的“思想极权主义”（倾向于极端，具有极权主义政权思想特有的孤注一掷的思考模式）更倾向于运用前两种方法，即“胁迫”和“劝告”。
在部落间相互征服的时期，各种类型的游说艺术已经颇受重视。《圣经·旧约》的“出埃及记”（第4章，10—16节）记录了摩西面对神的安排时，说，“主啊，我本是拙口笨舌的人”来硬着心肠拒绝神。神回答道：“不是有你哥哥利未人亚伦吗？我知道他是个能言善道的人……他可以做你的代言人。”甚至更早的记载要到伟大的犹太先驱亚伯拉罕，他在和耶和华商议罪恶之城“所多玛”的命运问题时，成功地让耶和华应允了一个承诺：只要能在所多玛城找到十个善良的人，那么就可以赦免该城。尽管不幸的是最终只找到了一个善良的人——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得，但亚伯拉罕这种善辩的态度却并未遭到惩罚。“这一切很快就过去了，当耶和华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他想起了亚伯拉罕，就把罗得从倾覆的废墟之中救了出来。”对当代的公关专家来说，能够成功游说万能的上帝几乎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就思想改造而言，很明显《旧约》中“胁迫”“劝告”的例子很容易找到，而“治疗”和“领悟”却不太容易。）
随着帝国行政负担的加重，想要控制国民的欲望也越发迫切。军队暴动被视为最大的威胁，但军队不可能随处安置。而且，在与犹太人作战时，罗马帝国发现以牺牲大量将士为代价其实是事倍功半的。某些体制，比如波斯帝国（大约公元前550—公元前330年）就采取了务实、自由的方式：缴纳税款，保持和平、风俗和自己的信仰，而其他体制则比较专制。每种文化都不断发展着各自复杂的管理系统：间谍网络，为了维持税收正常运作而进行的阶层管理，胁迫或贿赂地方官员、法律部门和社会机构。其中很多都主要依赖于强制这一方法，比如残酷地进行身心折磨的严刑拷问。我们从有关强制的丰富遗产中发现洗脑的诸多技巧都与强制的特征有关。的确，洗脑和心理折磨的界限十分微妙，而费力地对其进行区分也是毫无意义的。我将会在第5章详细阐述这个问题。
“洗脑”诸方面
很明显，关于“洗脑”一词，有很多方面需要澄清。第一，我们谈到“洗脑”就必然要涉及政治：这两者是相互交织的。像上帝、爱、自由一样，“洗脑”对不同人来说有着不同的意义，这是由个人背景和人生规划所决定的。这一点本身并没有丑化“洗脑”。如果我们能解释人与人间互相改变思想的各种不同机制，那我们还需要亨特提出的这个术语吗？我想那就不需要了。可能会有无神主义者说自己可以避免使用“上帝”一词，决定论者确信自由意志仅仅是幻觉，并且他们从不说“我选择”，生理学家认为激情就等同于“亲爱的，我的荷尔蒙正大量分泌”。但是，我们大多数人还是在用爱、选择和（弱化了的）宗教这些词。同样，“洗脑”这一术语的运用也并不局限于那些用来解释它的过程。无论解释圆满与否。
第二，洗脑有很多方面是能够得到清楚解释的。“洗脑”不仅可以作为贬义词用在政治上，也可以作为完成控制类科学过程的功能性说明。那些声称“洗脑简直是一派胡言”的怀疑论者认为“洗脑”这一过程根本不存在，反对人的思想会按照《满洲候选人》中展现的那样被完全地主宰。剧中主角在被洗脑后按照指令行凶杀人，杀害的对象甚至包括了他所仰慕的女孩。我会稍后再回到怀疑论者这个话题上。现在，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异议只考虑了洗脑机制方面的某些内容，却忽视了其他方面。但洗脑并不仅仅是一系列的技巧。它也是一个梦想，想象着我们可以最终控制人的思想和行为。马修·阿诺德在他的《吉普赛学者》中如下描述这种神秘的能力：
……按照他们的意愿统领的艺术，
大脑的运作，
可以按照他们的意愿加以约束。
阿诺德，《吉普赛学者》，第45—47行
洗脑比普通的游说更具野心，也更具有强制性。与其他早期同根词（比如教化）不同的是，它更紧密地同现代机械论技术联系在一起。洗脑是一个系统处理未驯化人类的过程，一旦得逞，便可以重塑他们的身份。它具有大量洗涤人类身心的技术，这也给20世纪留下最惨痛的记忆——奥斯威辛大屠杀和广岛事件。梦想着控制他人是行动强有力的决定因素，他们不应该被轻易地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