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承认我不曾经历沧桑 作者:蒋方舟
内容简介
2008年秋天作者进入清华大学就读，2012年毕业，受聘为《新周刊》杂志副主编。回首过往五年，课业之外，作者亦经常参与公共话题的讨论及多种社会活动，生活不可谓不丰富不精彩。然而在忙碌与喧腾背后，作者却渐感迷失与困惑：参与的讨论越多，离真相仿佛越远；战斗檄文式的文章越写越多，却越来越不喜欢自己剑拔弩张的嘴脸。
《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本书由作者过去五年发表的各类文章精选而成。在书中，作者选择暂时回避各种大而化之的议论，退而反思自己的写作与成长历程，观察被时代绑架的一代年轻人——他们的童年早早消逝，青春期过早觉醒，他们过早地发现了成人世界的虚伪，更过早地被抛入一个充满竞争与争斗的世界——试着描摹群像，剖析标本。同时，在十七年的写作之后，重寻写作的意义，思考作家与时代的关系，袒露内心的文学地图。
本书特别收录获得“人民文学奖”的长文《审判童年》。在四万余字的篇幅中，作者博采众议，纵横捭阖，重新审视与阐发涉及童年的若干命题，将戏谑的口吻与犀利的质问、游戏的精神与坦诚的剖析熔于一炉，读之或忍俊不禁，或瞠目结舌，令人耳目一新。
目录
代序/故人无少年
被绑架的一代
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
我为什么不敢“留点余地”
三十未立，二十而蹲
那些参选人大代表的大学生
中产阶级的孩子
天才的出走
被绑架的盗火者
长安青年
想象的祖国
记录本身，即已是反抗
作家真正的恐惧，是被“国家”所魇住
文学中的乡土中国
中国作家梦魇
我们的谎言是纯净的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孤单做伴
达尔文改变中国
纸上的街道
前卫的民国
@张爱玲
将军白先勇
木心：原来你们什么都不知道啊
审判童年
第一章/家里的鬼影幢幢
一 手足
二 祖父祖母
三 母亲
四 父亲
第二章/我活在一个我不可能成为好孩子的世界里，而我也比我想象的更坏
一 保姆
二 幼儿园
代后记/写什么
代序/故人无少年
五年前的冬天，我坐火车来北京，在清华最老的建筑“清华学堂”里接受自主招生的面试。面试从早上持续到中午。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一点，正午仍冷，呼出的白气依稀可见，我却从内往外冒着燥热之气，燥热是因为觉得自己面试得并不好。
高三的我，心甘情愿地把自己洗脑成了一个贫乏而绝望的考试机器，少年成名的骄傲已经全部消失褪去，我残存的全部的内心世界，就是放在课桌左上角不锈钢杯子上贴的励志话语——“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我往校门外走，每走一步心就往下顿一顿、沉一沉，心想：要是考不上大学怎么办？来不了北京怎么办？完全丧失了写作和思维能力怎么办？校园很大，路长得没有头。
半年之后，我收到录取通知书，在小城市的大酒店摆了酒席，和几十桌我不熟识、以后也许不会再见的人碰杯，听了很多“光宗耀祖”、“前途无量”之类的话。
不久之后，我收到《新周刊》杂志从广州寄来的聘书，聘我为特约记者，之后又成为主笔。我一到茫茫的北京，就有了个投奔的去处。
这一次，我踌躇满志又稳稳当当的。我爸说：“有几个年轻人能有你这样的机遇，要珍惜。”
整理自己来北京的几年，整理自己的光阴和作为，才觉得惶恐：不仅没有显示出任何“前途无量”的征兆来，应付琐碎人事的时间多，耐得住寂寞的时间少，甚至愧对“珍惜”两个字。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大家谈论的内容不再是当下，而更多的是拼凑各种道听途说的消息，传递对风雨欲来的预测与恐惧；于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也开始用宏大的词汇说话，而不再只关心文学及与之相关的；俗世的乐趣，不再是常态，而是暂时逃避的去处。
而现在，写作对我来说越来越困难了。
自己的文章还是以批判为主。批判的对象，则是微博上那个水深火热的社会，新闻里耸人听闻的中国，口口相传的那个恐怖的怪兽。缺乏社会和生活经验，让我只能去想象自己的敌人。
作为批判者的写作者，我陷入了鲁迅那种尴尬的英勇的姿势之中，一方面肩住了黑暗的闸门，另一方面，攻击的对象却缥缈虚妄，自己陷入鬼打墙一样的“无物之阵”。
而我越来越清楚地知道，真相是复杂而多面的。因此，当我写下“中国”、“社会”、“时代”、“人民”之类的词时，变得越来越心虚。
我暂时放弃了对中国的总结，而去观察个体，见微知著。我们每往前活一天，就进一步被遗留在“历史”的坟茔里，总有一日，都成标本。做标本的制作者也是很有意思的，虽然这没有浮夸的语言和意识形态的争论来得吸引人，可不讨巧的笨功夫，也得有人来下。
我和一个同级的建筑系同学聊天——我们高中时候就认识，那时候交流人生理想、江山社稷什么的，也会彼此感动和自我感动，他们理科生把这叫做“有人文情怀”。
前两天再和他聊天，被他一句话触动，他说：“这几年，我觉得世界上要改变的事情越来越多，可我越来越明白，自己能改变的只是一小件。”
他能做的，就是造好心目中的好房子，而不是花里胡哨投机取巧，或是和大部分同学一样考入体制内的设计院。
匈牙利作家乔治·康拉德把这叫做“反政治的政治”：精英阶层为自己的权利和与之相伴的些许自由而奋斗，抛弃简鄙的宣传语言，尊重现在，而不是恐惧或梦想明天。
我听到同学这样说，脑海中浮现出贾岛的句子：“旧国别多日，故人无少年。”实际上，我从未离开过故国，只是因为自己在长大，坐标在变化，坐标中的中国，也就随之变化着。中国人擅长相忘，我和中国倒是一路相望，不曾相忘。
2012年11月
写于北京
被绑架的一代
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
过早成熟就是十全十美。
——奥斯卡·王尔德
十年前，国庆盛典前的彩排，上万名少先队员在《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的乐曲声中，走过天安门广场，放飞了万羽鸽子和彩色的气球。他们欢呼跳跃着，以秋分时节海潮的速度，像液体一样，狂欢着涌入街道，不可控制地渗入城市的所有缝隙。
同一时刻，在偏僻的湖北小城，我所在的小学也在为建国五十周年而排练。上述画面成为我们模仿和赶超的对象，在录像机里播放了不下百遍，以至于我现在都能清晰地回忆起。回忆的画面里还伴随着我的音乐老师愤怒的画外音：“你们看看首都小朋友的精神面貌，再看看你们自己的样子。”
音乐老师是60年代出生的人，在她的经验里，小学三年级的孩子应该小脸红扑扑、奶声奶气，而不是眼前这批身形高大、怪形怪状的半熟少年。十岁的孩子，已经不愿意穿背带裤，不愿意在发梢绑粉红色的硬绉纱，不愿意用口红在眉心中间点一个大
红点。
1999年，我十岁，乖僻，不恭。鄙夷嘲弄是我的日常食粮和工具，这是属于我们那个年代的流行病，它以惊人的速度在同龄人中间蔓延。面对这种新颖而陌生的症状，所有人都一头雾水，老师和家长失望地总结成“调皮”，那时候的我则羞愧地概括为“堕落”。所谓的教育家哭天喊地地说：“救救孩子！”
时隔十年，我再打量那个时候的自己，才知道时代在我身上作用了什么，那是青春期过早地觉醒。
1999年12月31日最后一节课打响下课铃，男生们守在教室门口，向走出来的人挨个借零钱，好换游戏币到街上的游戏厅打“拳皇”。当少数几个人或出于慷慨或出于义气借给他们零花钱时，男生们就会温柔地开玩笑：“谢谢，下个世纪再还给你。”
新千年到来，一夜之间，街上所有的纯真儿童被一扫而空，收进了20世纪的记忆图书典藏版。取而代之的，是一群口袋里的硬币咣当得更为响亮的悠游少年。喧嚣的游戏厅查封、解封，再查封、又解封，最后终于使它最后的拥趸都失去了兴趣，转身进入新开的网吧。
网吧比游戏厅更为风靡，因为格斗是一种竞技体育，任何竞技都有弱者和输家，被格斗致死的人要接受来自一条街的孩子漫长的嘲笑。但是在网吧，没有聒噪的观战者和评论员，而是一场不战而胜的巷战——与空虚的自己、无聊的学校和讨人嫌的家庭沉默对抗，最悲惨的结果也不过是玉石俱焚。
那时候，班里的男生攀比谁在网吧待的时间长，我的同桌是传奇般的无冕之王，他不眠不休的时间超过了人类极限。我上课时不经意地转头，经常会被他妈妈贴在窗户上的脸吓到，她满脸忧愁，急切地用目光在教室里搜寻着她的儿子，发现她儿子不在，就一路号叫着儿子的名字冲出校园。
老师也同情她的无助，有时候会带着同学帮她一起找儿子。下午一点半的宁静，是属于躁动少年的宁静，我们一行人有老有小，在小城的街道一路尖利地喊：“×××，你妈喊你回家吃饭！”她找不到儿子，同行的人都在低声安慰，只有我上气不接下气、语无伦次地向她和老师告状：“他上网，他才堕落，看特别多不健康的东西。”
我如此积极主动地告密，一半也是因为心虚。那时，我也开始上网，我们家那时候还是拨号上网，速度很慢。所谓“网上冲浪”只是心急火燎地盯半天鼠标的小沙漏。而且上网很贵，每次交电话费都是惊险之旅，我记得有一个下雪天，我和我妈去电信局交了六百五十元网费，我们俩沉默压抑地走着，我妈拿着缴费收据，忽然“扑通”一声跪倒在雪地里，哭喊道：“我以后再也不上网了哇！”
这当然是作废的誓言。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和我妈还是贪婪又绝望地等待一个个缓慢打开的网页。
我受老师之命，经常在中午待在网吧门口，拦要进去的同学，逮刚出来的学生。让我感兴趣的是那些长时间上网的少年的眼睛：他们推开网吧的门，总会停一下，眯一下眼睛，用一种来自外星球的目光，打量他们生活了多年的现世。
在网络的映衬下，现世是如此平庸不耐烦。每一代人的青春期都是不满的，无条件的不满，无条件发散的恶。青春期的凶猛看起来完全是每个人必经的生理阶段。但是随着新的网络时代到来，我们这一代的青春期已超出了它本身的范围。
网络提供了一个脆弱的高台，更彻底地抽身于现实生活，它提供了一种局外人的目光，教会我们更批判地看待我们成长起来的世界和社会习俗。来自于陌生人的热烈非凡的喝彩和同仇敌忾，教会我们更残忍、更不留情面地撕去老师或父母身上任何虚伪的外衣。
站在岌岌可危的高台上，居高临下地扫视，让我们获得了巨大的满足。盲人的国度里，独眼人就能称王，因为他拥有了自由。
有一位北大的老教授评论我们这一代，说这一代的年轻人很冷，“而且是一种不舒服的冷——缺乏热情，缺乏善意，对待周围的事物，尤其是对待人（可以说是包括自己的亲人在内的一切人），有一种刻骨铭心的冷漠”。他本来想把这一代称为“冷漠的一代”，后来觉得过分了一点，就把它改成“调侃的一代”——“最大的特征，就是自以为把什么都看透了，不相信世上还有真诚的东西，所以对什么都调侃，已经没有敬畏之心了。”
那一年，韩寒出版了《三重门》，像是照明弹爆炸一般，多重效应让死而不僵的教育系统瞬间显形，照亮了青年自我认知的一条崭新的小径，引来了众多亢奋叛逆的追随者。
之后的几年，我也稀里糊涂地参加了许多莫名奇妙的“新”字头活动——“新青年”“新生代”“新概念”。这一类的活动组织者常常面目模糊、神出鬼没，每次到了我们需要吃饭的时间就消失了。我们只好挤在狭小的宾馆房间里，大声热切地讨论文学艺术，假装忘记了吃饭的生理需求。
每次集会，大家只不过在同一句宣言上反复辗转——“世界是我们的，也是我们的，归根到底，世界还是我们的。”话说完之后，呼告者总要深深吸一口烟，把脸掩盖在烟雾中警觉地打量四周，含有一点警告的意味。世界虽然是我们的，但为了避免冲突，大家还是各走各路隔开距离，公平分据地盘。
当年，我们这些“新”字头的青春作家，既要拉帮结派，又忙着划清界限，最后还是身不由己被合并同类项。我也曾被划到“残酷青春”的流派里，照片被处理成黑白的，印上触目惊心的“疼痛”两个字。我自己倒觉得我从小到大并无坎坷，不觉得有什么愤怒非呐喊不可，有什么委屈非呻吟不可，但是大家都指着自己的伤口雪雪呼痛，我不和一嗓子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
2004年，上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我那个爱上网的同桌家里出了事故，他的姥姥姥爷死了，他的父母姑舅去奔丧时又出了车祸，只有他的母亲活了下来，受了重伤。这个消息是班主任挨个网吧找，才找到他通知的。
老师为了教育我们，开了一次班会，还专门把他母亲找来。他的母亲眼睛里插了一根导管，憔悴晦暗。我的同桌站在讲台上，低着头，形容惨淡。那是一场混乱的班会，批斗、忏悔、原宥不断循环。他哭，他的母亲哭，我们也哭。
最后，老师大声问我们：“我们该怎么办？一起说——”““我们要拯救他！”“我们要不要带着他一起走？一起说——”“我们要带着他一起走！”
我看着我同桌佝偻的身影，心想：这才是惨绿少年，这才是残酷青春。最残酷的地方，并不是他走了歧路，被荆棘扎得遍体鳞伤，而是经历了这些，他还是要和我们一起走，还是要不分青红皂白地往前冲涌。
那几年里，韩寒、丁俊晖、郎朗纷纷从拥挤冗长的大路中撤出，走上鲜为人知、充满吸引力的小径，大多数少年却没有条件更没有勇气效仿，而是裹挟在青春的洪流中，混在我们这支步伐整齐、歌声嘹亮、大步挺进的队伍里。即使有人心不在焉、三心二意，也迅速湮灭了，恰似一张埋没在海边沙砾里的面孔。
我的父亲有一颗钻石，比里茨饭店还要大。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
《一颗像里茨饭店那么大的钻石》
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周末我们班进了小偷，他把同学们散落在桌子上没带回家的杂物洗劫一空。后来经过调查，发觉这次搜刮课桌面盗窃走的物品价值大概超过十万元。
我们班有些有钱的孩子。现在，我才知道这就是所谓的“富二代”。他们的父母如果是原生大亨的话，他们就是从中衍生出来的完美破解升级版，一种新的“文化亚人种”。
上晚自习的时候，他们就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一边打牌一边交换自己的欣喜和忧愁。有时是交换名牌资讯，有时是感叹父母最近的投资失败，有时是豪迈地计划自己当了家族企业接班人后大刀阔斧的改革。
我喜欢听他们的谈话，喜欢听他们随口说出一个恐怖的数字，喜欢他们慵懒而漫不经心地比周末购物所花费的巨款。尽管那些钱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我还是快乐得不知所以。
班里的首富据说家里有十亿资产，因此得名“王十亿”。班里的阔少陪女朋友去买钻戒，指着柜台说：“这个、这个不要，其他都包起来。”因此得名“吴钻戒”。
我喜欢向外人热烈地介绍他们的财富，当别人婉转地抬出更富裕的家庭，我甚至会因为感到挫败而不服。
我现在看上一个年代的艺术作品，小说也好，电视剧也好，看那个时候的青春爱情，觉得最有代沟的一点，就是里面的主角在发现自己的另一半隐藏的有钱人身份之后，第一反应往往是异常愤怒，觉得这种财富是对自己的莫大羞辱。
这种心理，符合青春初始状态的设定。年轻人（teenager）这个词是1941年才被发明出来，正式被放置到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对立面上。而年轻人最基本的就是：不怕穷，对财产也没有恭敬心。他们发现（当然是不同程度的觉悟）如果要把未来掌握在自己手里，就得有系统地挑战社会体系和财富体系。
而到了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心智经历了蜕变，对于不平等的财富，已经能够如此心平气和地接受和认可。有一年刚开学的时候，我经过下一届的教室门口，看到黑板上赫然写着红色粉笔字——“热烈欢迎太子酒店公子×××就读本班！”
当富人进化到2.0版本的时候，我们就已经默认他们是不同的人。他们血液是钞票色的，他们脖子后面印着出厂日期和独一无二的编号表示是限量版的，他们额头上有“￥”的荧光标志，只有在满月的夜晚才会发光。
他们能轻易地通过某种高频电波辨认出彼此，迅速亲近结盟。这种彼此之间不为人知的默契简直接近动物本能——据说假如雄孔雀失掉了一百五十根羽毛中的五根，挑剔的雌孔雀立刻就能察觉并且远离。
后来我才知道，这种相互辨认的暗号是各类品牌。再后来，我用了半年的时间，知道了我一生中应该知道以及不必知道的所有品牌。
刺激我要开始学习品牌，是下面的一件事儿：有一次我同学从香港订的球鞋到了，快递到班上，从第一排传到最后一排，再传到第一排，大家挨个瞻仰。送到我手上，我轻微地感叹了一句：“哇，阿迪达斯！”
球鞋的主人忽然脸色大变，愤怒地吼：“你看清楚，是ADICOLOUR W1！是ADICOLOUR！不是ADIDAS！”我吓了一跳，问：“有什么差别，至于这样吗？”他更加歇斯底里地挥舞着双臂说：“差别大得很！大得很！”
当我开始学习名牌的时候，我才发现品牌教育无处不在。新的一期潮流杂志出版的时候全班传阅着看，会有人立刻打电话订购杂志封底的手机；同学会教你通过需要用放大镜才看得清的差别，辨认属于不同年份的纪念版球鞋；到了家长探望日，我和我的同学就不去食堂，而是端着盒饭，沿着停车场走整整一大圈，一边吃饭一边通过车标和车牌号，估算汽车的价值。
从圆珠笔到汽车，我忽然具备了一种具有穿透力的视觉超能力，能穿透物品直接看到它内侧的label，以及“made in somewhere”。这种感觉很奇妙，像是两千度近视的人第一次戴上眼镜，周围原来模糊不清的东西顿时鲜明起来。
校园曾经是最后一个还没被品牌化的边陲，而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也被成功攻陷了。在全球化的扁平世界里，logo是全世界中产阶级青少年共同的语言。
比追随logo更崇高的理想是自己成为logo。大多数人满足于模仿偶像，有些人决定成为偶像。
我有一个高中同学，是个黑瘦、长脸儿、颇有风情的女孩子。她会唱海豚音，是学校的diva。她是学校里辨识度最高的人，因为全校只有她一个人戴金边大墨镜穿银色高跟鞋。我对她每次去食堂都要凹造型有些不以为然，觉得她真是太形式主义了。
后来，她留给我们嚼口舌的机会越来越少，因为她不常在学校待着，而是参加名目繁多的各种比赛，比如“梦想中国”、“亚洲新人歌手大赛”、“青春丽人江滩行选美大赛”、“军民一家亲军旅歌曲大赛”，等等。奇怪的是，她每次都能在预赛或者地区赛得冠军，但是一进决赛就首先被刷。
我们从来没正式认识过，然而正式分别也已经有两年。我知道她仍在闯荡，在酒吧唱歌期待被挖掘，也一度想参选“红楼梦中人”，到处问别人自己适合演哪个节目，也经常计算自己已经
“混”了七八个年头，前面该还有几个年头。
对于她的“搏”，我既希望她早日出头，又会不无阴暗地想——天老爷呐，哪一天不会真叫她搏出位了吧？前几天，我看“名师高徒”节目，看到她唱海豚音时标志性的脸一扫而过，那是曾经的选手的败部复活，几十个选手搏杀一张复活卡。
直到这一刻，我才诚挚真心地祝福她成功，这样至少在屏幕上停留的时间久一点，能让人看得真切一些。
对信仰消费主义的青春，我给予有所保留的尊重。对于把青春本身就当做一件巨大消费品的人，我才是立正敬礼，表达最大程度的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