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话使我出其不意。
一下子，您把我的目光从一片荆棘的困扰中引向一片大海。
哎哎，您没有把我送给您那幅关于海的画带走吧?
那幅画我可是特意为您画得那么小，您的房间太窄，没有挂大画的墙壁。但是您告诉我："只要是海，都是无边的大。"
我把您那本译作《先知》的封面都翻掉了。因此我熟悉您这种诗样的语言所裹藏的深邃的寓意。我送给您一幅画，您送给我这一句话。
我在那幅蓝色的画里，给您画了许多阳光；您在这个短句中，给了我无尽的放达的视野。
在与您的交往中，我懂得了什么是"大"。大，不是目空一切，不是作宏观状，不是超然世外，或从权力的高度俯视天下。人间的事物只要富于海的境界都可以既博大又亲近，既辽阔又丰盈。那便是大智，大勇，大仁，大义，大爱，与正大光明。
德彪西的《大海》全是画面。
被狂风掀起的水雾与低垂的阴云融成一片；雪色的排天大浪迸溅出的全是它晶莹透明的水珠。一束夕照射入它蓝幽幽的深处，加倍反映出夺目的光芒。瞬息间，整个世界全是细密的迷人的柔情的微波。大海中从无云影，只有阳光。这因为，它不曾有过瞬息的静止；它永远跃动不已的是那浩瀚又坦荡的生命。
这也正是您的海。我心里的您!
我忽然觉得，我更了解您。
我开始奇怪自己，您在世时，我不是对您已经十分熟悉与理解了吗?但为什么，您去了，反倒对您忽有所悟，从而对您认识更深，感受也更深呢?无论是您的思想、气质、爱，甚至形象，还有您的意义。这真是个神奇的感觉!于是，我不再觉得失去了您，而是更广阔又真切地拥有了您；我不再觉得您愈走愈远，却感到您从来没有像此刻这样的贴近。远离了大海，大海反而进入我的心中。我不曾这样为别人送行过。我实实在在是在享受着一种境界。并不知不觉在我心里响起少年时代记忆得刻骨铭心的普希金那首长诗《致大海》的结尾：
再见吧，大海!我永远不会
忘记你庄严的容光，
我将久久地久久地听着
你黄昏时分的轰响；
我的心将充满了你，
我将把你的山岩，你的海湾，
你的光和影，你浪花的喋喋，
带到森林，带到寂寞的荒原。
爱在文章外
——记孙犁与方纪的一次见面
一
外地通晓些文坛事情的人，见到我这副标题便会感到奇怪：孙犁与方纪都是天津的老作家，同居一地，相见何难，还需要以文为记吗?岂非小题大作?
这话说来令人凄然。经历十年磨难，文坛的老作家尚有几位健壮如前者?孙犁已然年近古稀，体弱力衰，绝少参加社会活动，过着深居简出、贪闲求静、以花草为伴的老人生活，偶尔写一写他那精熟练达的短文和小诗；方纪落得右边半身瘫痪，语言行动都很困难，日常穿衣、执物、拄杖，乃至他仍不肯丢弃的嗜好——书法，皆以左手为之。这便是一位以清新隽永的文字长久轻拨人们心弦，一位曾以华丽而澎湃的才情撞开读者心扉的两位老作家的情况。虽然他们之间只隔着十几条街，若要一见，并不比分居异地的两个健康朋友相会来得容易。他们是青年时代的挚友，至今感情仍互相紧紧拴结着，却只能从来来往往的客人们嘴里探询对方的消息。以对方尚且安康为快，以对方一时病困为忧。在这忧乐之间，含着多少深情?
二
方纪现在一句话至多能说五六个字，而且是一字一字地说。一天，他忽冲动地叫着：
"看——孙——犁!"
方纪是个艺术气质很浓的人。往往又纵情任性。感情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看来他非去不可了。
他约我转天下午同去。第二天我们乘一辆小车去了。汽车停在孙犁住所对面的小街口。我们必须穿过大街。方纪右脚迈步很困难，每一步都是右脚向前先划半个圈儿，落到半尺前的地方停稳，再把身子往前挪动一下。他就这样艰难地走着，一边自言自语、仿佛鼓励自己似的说：
"走、走、走!好、好、好!"
他还笑着，笑得挺快活，因为他马上就要来到常常思念的老朋友的家了。他那一发感触便低垂下来的八字眉，此刻就像受惊的燕子的翅翼，一拍一拍，我知道，这是他心中流淌的诗人易激动的热血又沸腾起来之故。
孙犁住在一个大杂院里，有许多人家。房子却很好，原先是个气派很足的、阔绰的宅子。正房间量很大，有露台，有回廊，院子中间还有座小土山，上边杂树横斜，摆布一些奇形怪状的山石，山顶有座式样浑朴的茅草亭。由于日久年长，无人料理，房舍院落日渐荒芜破旧，小山成了土堆，亭子也早已倒掉而废弃一旁。大地震后，院中人家挖取小山的土筑盖防震小屋，这院子益发显得凌乱和败落不堪。那剩下半截的、掏了许多洞的小土山完全是多余的了。成为只待人们清理的一堆废墟。
我搀扶方纪绕过几座防震屋，忽见小土山后边、高高的露台上、一片葱葱的绿色中，站起一个瘦长的老人。头戴顶小檐的旧草帽，白衬衣外套着一件灰粗布坎肩，手拄着一根细溜溜的黄色手杖。面容清癯，松形鹤骨，宛如一位匿居山林的隐士。这正是孙犁。他见我们便拄着手杖迎下来，并笑呵呵地说：
"我听说你们来，两点钟就坐在这里等着了。"
我看看手腕上的表，已经三点半了。年近七十的老人期待他的朋友，在露台的石头台阶上坐等了一个多小时啊……
三
孙犁的房间像他的人，沉静、高洁，没有一点尘污。除去一排书柜和桌椅之外，很少饰物，这又像他的文章，水晶般的透亮、明快、自然，从无雕饰和凿痕。即使代人写序，也直抒心意，毫不客套。他只在书架上摆了一个圆形的小瓷缸，里边用清水泡了几十颗南京雨花台的石子。石子上的花纹甚是奇异，有的如炫目的烟火，有的如迷人的晚霞，有的如缩小了的画家的调色板。这些石子沉在水里，颜色愈加艳美，颗颗都很动人。使我不禁想起他的文章，于纯净透明、清澈见底的感情中，是一个个奇丽、别致、生意盈盈的文字。
孙犁让方纪坐在一张稳当的大藤椅上，给方纪倒水、拿糖，并把烟卷插在方纪的嘴角上，划火点着，两人好似昨天刚刚见过，随随便便东一句西一句扯起来，偶然间沉默片刻也不觉尴尬。有人说孙犁性情孤僻，不苟言笑，那恐怕是孙犁的崇敬者见到孙犁时过于拘谨而感受到的，这种自我感觉往往是一种错觉。其实孙犁颇健谈，语夹诙谐，亦多见地。今天的话大多都是孙犁说的。是不是因为他的朋友说话困难?而他今天话里，很少往日爱谈的文学和书，多是一般生活琐事、麻烦、趣闻。他埋怨每天来访者不绝，难于应酬，由于他无处躲避，任何来访者一推门就能把他找到。他说这叫"瓮中捉鳖"。然后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小木牌，上面写着"现在休息"四个字。他说："我原想用这小牌挡挡来客，但它只在门外挂了一上午，没有挡住来客，却把一个亲戚挡回去了。这亲戚住得很远，难得来一次，谁知他正巧赶上这牌子，这一下，他再也不来了!说着他摇着头，无可奈何地笑了。逗得我们也都笑起来。
随后，他又同方纪扯起天津解放时刚入城的情景。那时街上很乱。他俩都是三十多岁，满不在乎，骑着车在大街上跑。一个敌人的散兵朝他们背后放了一枪，险些遭暗算。他俩身上也带着枪，忙掏出来回敬两下，也不知那散兵跑到哪里去了。"我们都是文人，哪里会放枪?这事你还记得吗?老方?"孙犁问。
"记得，记得，好——险——呀!"方纪一字一句地说。两人便一阵开心地哈哈大笑。
真险呢!但这早已是过去的事了。谈起往事是开心的，还是为了开心才谈起那些往事?此刻他俩好像又回到那活泼快乐、无忧无虑、生龙活虎的青年时代。
那时，他俩曾在冀中平原红高粱夹峙的村道上骑车竞驰，在乡间驻地的豆棚瓜架下，一个操琴，一个唱戏；在一条炕上高谈阔论后抵足而眠；一起办报，并各自伏在案上不知疲倦地写出一篇又一篇打动读者的文章……
精力、活力、体力，你们为什么都从这两个可爱的老人身上跑走了呢?谁能把你们找回来，还给他们，使他们接着写出《铁木后传》《风云续记》，写出一个个新的、活生生的、连续下来的《不连续的故事》，他们还要一个重返白洋淀，一个再下三峡，用他们珠玑般的文字，娓娓动听地向我们诉说那里今日的风情与景象……
四
坐了一个多小时，我担心两位老人都累了，便搀扶方纪起身告别，走出屋子。孙犁喂养的一只小黄鸟叫得正欢，一盆长得出奇高大、油亮浓绿的米兰，花儿盛开，散着浓浓的幽香。
孙犁说："你们从东面这条道儿走吧，这边道儿平些。我在前面给你们探路。"说着他就戴上草帽，拿起手杖走到前面去了。
我帮着方纪挪动他瘫软了的半边身子，一点点前移。孙犁就在前面几步远的地方，用手杖的尖头把地上的小石块一个个拨开。他担心这些碎石块成为朋友行动的障碍。他做得认真而细心，哪怕一个栗子大小的石子，也"嗒"地一声拨到小径旁的乱草丛里去……
这情景真把我打动了，眼睛不觉潮湿了，还有什么比爱、比真诚、比善良的情感更动人吗?这两个文坛上久负盛名的老人，尽管他们的个性不同，文章风格迥然殊别，几十年来却保持着忠诚的友情。世事多磨，饱经风霜，而他们依然怀着一颗孩童般纯真的心体贴着对方，一切仿佛都出自天然……此刻，庭院里只响着方纪的鞋底一下下费力地磨擦地面的声音，并伴随着孙犁的手杖把小石块一个个拨出小径的清脆的"嗒嗒"声。在这两种奇特声音的交合中，我一下子悟到他们的文章为什么那么深挚动人。不禁想起一位不出名诗人的两句诗：
爱在文章外，
便在文章中。
无意间，我找到了打开真正的文学殿堂的一把金钥匙。
记韦君宜
我不知道为什么，对一个人深入的回忆，非要到他逝去之后。难道回忆是被痛苦带来的吗?
1977年春天我认识了韦君宜。我真幸运，那时我刚刚把一只脚怯生生踏在文学之路上。我对自己毫无把握。我想，如果我没有遇到韦君宜，我以后的文学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样子。我认识她几乎是一种命运。
但是这之前的十年"文革"把我和她的历史全然隔开。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并不清楚她是谁，这便使我相当尴尬。
当时，李定兴和我把我们的长篇处女作《义和拳》的书稿寄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尽管我脑袋里有许多天真的幻想，但书稿一寄走便觉得希望落空。这因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是公认的国家文学出版社。面对这块牌子谁会有太多的奢望?可是没过多久，小说北组(当时出版社负责长江以北的作者书稿的编辑室)的组长李景峰便表示对这部书稿的热情与主动。这一下使我和定兴差点成了一对范进。跟着出版社就把书稿打印成厚厚的上下两册征求意见本，分别在京津两地召开征求意见的座谈会。那时的座谈常常是在作品出版之前，决不是当下流行的一种炒作或造声势，而是为了尽量提高作品的出版质量。于是，李景峰来到天津，还带来一个身材很矮的女同志，他说她是"社领导"。当李景峰对我说出她的姓名时，那神气似乎等待我的一番惊喜，但我却只是陌生又迟疑地朝她点头。我当时脸上的笑容肯定也很窘。后来我才知道她在文坛上的名气，并恨自己的无知。
座谈会上我有些紧张，倒不是因为她是社领导，而是她几乎一言不发。我不知该怎么跟她说话。会后，我请他们去吃饭——这顿饭的"规格"在今天看来简直难以想象!1976年的大地震毁掉我的家，我全家躲到朋友家的一间小屋里避难。在我的眼里，劝业场后门那家卖锅巴菜的街头小铺就是名店了。这家店一向屋小人多，很难争到一个凳子。我请韦君宜和李景峰占一个稍松快的角落，守住小半张空桌子，然后去买牌，排队，自取饭食。这饭食无非是带汤的锅巴、热烧饼和酱牛肉。待我把这些东西端回来时，却见一位中年妇女正朝着韦君宜大喊大叫。原来韦君宜没留意坐在她占有的一张凳子上。这中年妇女很凶，叫喊时龇着长牙，青筋在太阳穴上直跳，韦君宜躲在一边不言不语，可她还是盛怒不息。韦君宜也不解释，睁着圆圆一双小眼睛瞧着她，样子有点窝囊。有个汉子朝这不依不饶的女人说："你的凳子干吗不拿着，放在那里谁不坐?"这店的规矩是只要把凳子弄到手，排队取饭时便用手提着凳子或顶在脑袋上。多亏这汉子的几句话，一碗水似的把这女人的火气压住。我赶紧张罗着换个地方，依然没有凳子坐，站着把东西吃完，他们就要回北京了。这时韦君宜对我说了一句话："还叫你花了钱。"这话虽短，甚至有点吞吞吐吐，却含着一种很恳切的谢意。她分明是那种羞于表达、不善言谈的人吧!这就使我更加尴尬和不安。多少天里一直埋怨自己，为什么把他们领到这种拥挤的小店铺吃东西。使我最不忍的是她远远跑来，站着吃一顿饭，无端端受了那女人的训斥和恶气，还反过来对我诚恳地道谢。
不久我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借去修改这部书稿。住在北京朝内大街166号那幢灰色而陈旧的办公大楼的顶层。凶厉的"文革"刚刚撤离，文化单位依存着肃寂的气息，揭批查的大字报挂满走廊。人一走过，大字报哗哗作响。那时伤痕文学尚未出现，作家们仍未解放，只是那些拿着这枷锁钥匙的家伙们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出版社从全国各地借调来改稿的业余作者，每四个人挤在一间小屋，各自拥抱着一张办公桌，抽烟、喝水、写作；并把自己独有的烟味和身体气息浓浓地混在这小小空间里，有时从外边走进来，气味真有点噎人。我每改过一个章节便交到李景峰那里，他处理过再交到韦君宜处。韦君宜是我的终审，我却很少见到她。大都是经由李景峰间接听到韦君宜的意见。
李景峰是个高个子、朴实的东北人，编辑功力很深，不善于开会发言，但爱聊天，话说到高兴时喜欢把裤腿往上一捋，手拍着白白的腿，笑嘻嘻地对我说："老太太(人们对韦君宜背后的称呼)又夸你了，说你有灵气，贼聪明。"李景峰总是死死守护在他的作者一边，同忧同喜，这样的编辑已经不多见了。我完全感觉得到，只要他在韦君宜那里听到什么好话，便恨不得马上跑来告诉我。他每次说完准又要加上一句："别翘尾巴呀，你这家伙!"我呢，就这样地接受和感受着这位责编美好又执著的情感。然而，我每逢见到韦君宜，她却最多朝我点点头，与我擦肩而过，好像她并没有看过我的书稿。她走路时总是很快，嘴巴总是自言自语那样嗫嚅着，即使迎面是熟人也很少打招呼。
可是一次，她忽然把我叫去。她坐在那堆满书籍和稿件的书桌前——她天天肯定是从这些书稿中"挖"出一块桌面来工作的。这次她一反常态，滔滔不绝；她与我谈起对聂士成和马玉昆的看法，再谈我们这部小说人物的结局，人物的相互关系，史料的应用与虚构，还有我的一些语病。她令我惊讶不已，原来她对我们这部五十五万字的书稿每个细节都看得入木三分。然后，她从满桌书稿中间的盆地似的空间里仰起脸来对我说："除去那些语病必改，其余凡是你认为对的，都可以不改。"这时我第一次看见了她的笑容，一种温和的、满意的、欣赏的笑容。
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个笑容。随后，她把书桌上一个白瓷笔筒底儿朝天地翻过来，笔筒里的东西"哗"地全翻在桌上。有铅笔头、圆珠笔芯、图钉、曲别针、牙签、发卡、眼药水等等，她从这乱七八糟的东西间找到一个铁夹子——她大概从来都是这样找东西。她把几页附加的纸夹在书稿上，叫我把书稿抱回去看。我回到五楼一看便惊呆了。这书稿上密密麻麻竟然写满她修改的字迹，有的地方用蓝色圆珠笔改过，再用红色圆珠笔改，然后用黑圆珠笔又改一遍。想想，谁能为你的稿子付出这样的心血?
我那时工资很低。还要分出一部分钱放在家里。每天抽一包劣质而辣嘴的"战斗牌"烟卷，近两角钱，剩下的钱只能在出版社食堂里买那种五分钱一碗的炒菠菜。往往这种日子的一些细节刀刻一般记在心里。比如那位已故的、曾与我同住一起的新疆作家沈凯，一天晚上他举着一个剥好的煮鸡蛋给我送来，上边还撒了一点盐，为了使我有劲熬夜。再比如朱春雨一次去"赴宴"，没忘了给我带回一块猪排骨，他用稿纸画了一个方碟子，下面写上"冯骥才的晚餐"，把猪排骨放在上边。至今我仍然保存这张纸，上面还留着那块猪排骨的油渍。有一天，李景峰跑来对我说："从今天起出版社给你一个月十五块钱的饭费补助。"每天五角钱!怎么会有这样天大的好事?李景峰笑道："这是老太太特批的，怕饿垮了你这大个子!"当时说的一句笑话，今天想起来，我却认真的认为，我那时没被那几十万字累垮，肯定就有韦君宜的帮助与爱护了。
我不止一次听到出版社的编辑们说，韦君宜在全社大会上说我是个"人才"，要"重视和支持"。然而，我遇到她，她却依然若无其事，对我点点头，嘴里自言自语似的嗫嚅着，匆匆擦肩而过。可是我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没有交流的接触方式。她不和我说话，但我知道我在她心里的位置；她是不是也知道，我虽然没有任何表示，她在我心里却有个很神圣的位置?
在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神灯前传》出版时，我去找她，请她为我写一篇序。我做好被回绝的准备。谁知她一听，眼睛明显地一亮，她点头应了，嘴巴又嚅动几下，不知说些什么。我请她写序完全是为了一种纪念，纪念她在我文字中所付出的母亲般的心血，还有那极其特别的从不交流却实实在在的情感。我想，我的书打开时，首先应该是她的名字。于是《神灯前传》这本书出版后，第一页便是韦君宜写的序言《祝红灯》。在这篇序中依然是她惯常的对我的方式，朴素得近于平淡，没有着意的褒奖与过分的赞誉，更没有现在流行的广告式的语言，最多只是"可见用功很勤"，"表现作者运用史料的能力和历史的观点都前进了"，还有文尾处那句"我祝愿他多方面的才能都能得到发挥"。可是语言有时却奇特无比，别看这几句寻常话语，现在只要再读，必定叫我一下子找回昨日那种默默又深深的感动……
韦君宜并不仅仅是伸手把我拉上文学之路。此后伤痕文学崛起时，我那部中篇小说《铺花的歧路》的书稿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内部引起争议。当时"文革"尚未在政治上全面否定，我这部彻底揭示"文革"的书稿便很难通过。1978年冬天在和平宾馆召开的"中篇小说座谈会"上，韦君宜有意安排我在茅盾先生在场时讲述这部小说，赢得了茅公的支持。于是，阻碍被扫除，我便被推入了"伤痕文学"激荡的洪流中……
此后许多年里，我与她很少见面。以前没有私人交往，后来也没有。但每当想起那段写作生涯，那种美好的感觉依然如初。我与她的联系方式却只是新年时寄一张贺卡，每有新书便寄一册，看上去更像学生对老师的一种含着谢意的汇报。她也不回信，我只是能够一本本收到她所有的新作。然而我非但不会觉得这种交流过于疏淡，反而很喜欢这种绵长与含蓄的方式——一切尽在不言之中。人间的情感无须营造，存在的方式各不相同。灼热的激发未必能够持久，疏淡的方式往往使醇厚的内涵更加意味无穷。
大前年秋天，王蒙打来电话说，京都文坛的一些朋友想聚会一下为老太太祝寿。但韦君宜本人因病住院，不能来了。王蒙说他知道韦君宜曾经厚待于我，便通知我。王蒙也是个怀旧的人。我好像受到某种触动，忽然激动起来，在电话里大声说是呀是呀，一口气说出许多往事。王蒙则用他惯常的玩笑话认真地说："你是不是写几句话传过来，表个态，我替你宣读。"我便立即写了一些话用传真传给王蒙。于是我第一次直露地把我对她的感情写出来，我满以为老太太总该明白我这份情意了。但事后我知道老太太由于几次脑血管病发作，头脑已经不十分清楚了。瞧瞧，等到我想对她直接表达的时候，事情又起了变化，依然是无法沟通!但转念又想，人生的事，说明白也好，不说明白也好，只要真真切切地在心里就好。
尽管老太太走了。这些情景却仍然——并永远地真真切切保存在我心里。人的一生中，能如此珍藏在心里的故人故事能有多少?于是我忽然发现，回忆不是痛苦的，而是寂寥人间一种暖意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