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的想法是，成立“造反队”，只是应付一下，千万注意别像五七年“反右”最后 把自己拗进去。运动总是一时的，应付过了这关，把处里的同志们安全带过去就得了不管怎 么说，不抢先，不冒前，别武斗，别闹事，别渗乎进社会上的两派就行。
一加入“造反队”，明白的事更多。过去是在“造反队”外边看“造反队”，现在是在 “造反队”里边看“造反队”。真心说，关心国家大事，都是胡扯，不能不这么喊罢了。有 的有捞头，挣命；有的像我，也是明哲保身，稳住劲儿。这么大的运动，谁知自己一个闪失 栽在哪里。这决不像“反右”那样掏心掏肝，谁都不拿真心的，谁都有自己的一盘算盘殊 儿，谁都留有余地。搞运动搞得人精了，比老家贼还贼。我的原则是不参加辩论，别卷进 去，稳居中游，只做边边沿沿没风险的事。比如管管牛鬼蛇神，组织他们学习，贴贴大标语 大字报。“君子动口不动手”，不动武。幸好我们局里没发生什么武斗。要说我们局的两 派，都因为人际关系的背景。所谓观点，不过是借口。这两派以两位局领导为分界线，谁是 谁的人，互相都清楚。原先不清楚，一闹也清楚了。一派是局里的老人，原先的干部班子， 再一派都是后来调进来的新人，大都是政工干部，跟随一位后来调来的领导。这些干部都有 斗争经验，习惯暗斗，不善明斗，别看运动激烈时也吵吵架，可天天中午还一块吃饭，打打 岔。就这形势，还不错，没有你死我活，后来大联合也不费劲，二十六块牌子往门口一挂就 算联起来了。我主要抓住一点，就是抓业务，那时叫“促生产”，最保险，运动后期秋后算 帐，也算不到干活的人头上。直到后来搞万名干部下放，我们一直也没停顿工作，我想这样 就保平安了吧。
可没想到，你不找事，事来找你，居然找到我头上来了。
一个“造反队”头头，一天拿个本本找我，给我看。这大概是六七年的事。他说：“这 个本是五月三十号打市里‘革干联’头头家抄来的，上边有咱主任在他家汇报局里运动情况 时，说你的话。”我一看，大吃一惊，又莫名其妙，竟然写着我爸爸是国民党的司令。我非 常恼火，投影儿的事，我怎么成了国民党司令的儿于了？等到两派大联合时，我当众问他是 怎么回事。基建处一位同志说：“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几年前，有个同志在我们处里说，马 季相声《牵牛记》的牛司令是小牛的爸爸，是句笑话，这话后来传到设备处处长耳朵里，笑 话就成了半真半假。处长向上边领导汇报时，就说《牵牛记》里的国民党司令是小牛爸爸， 成真的了。”
当时两派在场的人听了都哈哈大笑。我又气又急，质问这主任。他挺硬，他弟弟在北京 当大官，是个高干，以为自己有后台。不但不认错，还当面骂我：“狗崽子，你算什么东 西，国民党来了，你准反攻倒算。”我气愤得上去要抽他嘴巴，他戴眼镜，我摘下他眼镜给 他来了脖溜儿，没打嘴巴，离得太远，就手指头尖扫着他一下。可打那以后，我就落下个外 号叫“牛司令”。先是给我爸爸的外号，又落到我身上了。当然这是个取笑的外号，我也不 介意，有时还挺得意。我行政上挺行，又管一摊事，叫我司令，等于尊敬我。天天和人一碰 面，就是“牛司令”；打电话找我也是“牛司令”。局里没人不叫我“牛司令”的。下边有 些人也知道。不知我姓名也知道设备处有个“牛司令”。只是不知道这外号的来由。叫我外 号，表示热乎，好找我办事。后来干部下放转工人，有的到干校去，有的到新单位去，我就 背着这外号到基层工厂，倒觉得是个爱称了。无论谁这么一叫，倒觉得挺近乎。这不该完了 吗，不。
到了七六年拨乱反正，清理“文化大革命”，不知怎么，糊里糊涂，不知打哪儿造出来 的，新单位的人竟然都以为我是原先局里的司令，“造反队”的头儿，成了造反司令了，冤 不冤？不知哪个王八蛋造的，可这不是儿戏，上下都当真了。
我那次不是扫了主任脖子一下吗，那主任一口咬定说我打他了，说打砸抢就占了一条， 一直暗地里审查我。我的职称问题，定级问题，提拔副厂长问题，总受这事牵连，改革方面 提意见也没人敢采纳。糊里糊涂一个外号，好像“文化大革命”我有什么罪恶似的。要是当 初在局里我闹一回，谁再叫我这外号，谁就是王八蛋，就好了。更倒霉的事是嘛呢，在局里 时，一次两派联合斗当权派，在人民礼堂，不知打哪儿弄来市委副书记陪斗，架市委书记的 人个子太小，站在旁边没气势，管专案的一个同志说叫我上去，因为我个子大。我就上去 了，还叫摄影记者拍在照片上了，后来翻出来，算我“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错误的证据，无 形中又和“牛司令”这外号联在一块了，倒霉不倒霉。
我们局里“文革”后新组成一个班子，我们那一派，那些老人都走了，另一派为了回避 问题，就把事儿都推在不在场的人身上。不但没人替我解释，反而恨不得我有事才好。我这 “造反司令”就被默认了。弄得我很痛苦。一次次清查，又不当面问我，查也查不出什么 来，还总暗地查。
每到清查一紧，局里有的好心人就打电话通知我：“告诉小牛，最近又要清查了，叫他 别到局里来，避一避好。”好像我真有问题似的。你要真去问他们，他们会说，谁查你了， 你难道心里有鬼？弄得我有工作也不敢到局里请示。在单位里上不上、下不下，当面没人说 我，可是常常感到有点事似的，就这么背着这外号背了好几年，难受不难受。
直到前年，市委组织部调查整理情况，才有人正式告诉我，你的问题查清了，不属于打 砸抢，那次是那主任骂你，你打他又没打着，不算打人。去年市纪委找我谈话说，这几年你 就是受了累，原来准备安排你副厂长，就为这些事，经过反复核实，清了。嘿，这才了结， 好家伙，一个外号弄到市里去，厉害不厉害。
对这“牛司令”，他们说这没什么也别向本单位群众解释了。因为没立案，也就没有落 实问题。
现在不知道情况的人，还有的叫我“牛司令”；知道这些情况的，不再叫这外号了。大 概知道这不是好事。这事怪不怪。
生活超出人的想象那部分是荒诞。
一个老红卫兵的自白
1966年20岁 男 S市某师范大学学生
文革初期的反动学生— 《十六条》公布那夜起义了— 八。三一见到毛主席— 北京 作家协会批斗田汉— 大串联 —拥军派抢劫弹药库— 工宣队一人手托一个芒果进校— 修教路线的典型— 看了《红都女皇》后完全消沉下来— “我做红卫兵并不后悔”
来时候，几个当年老红卫兵说，你去把咱闷在心里的话冲他说说吧！我找你不是忏悔来 的。我感觉直到今天对我们也是不公平。你要敢写，我就敢说。当然，按你要求，我还要从 自己的经历讲起。经历本身就是一切。这么说行吗？
我这个人我说的可能前后不衔接啊，我先简单把“文革”前一两年的情况说一说，因为 这是基础。我是一九六四年的高中毕业生，那阵我考学的目标就是南大。我比较喜欢古典文 学。可当时到处都在宣传侯隽、邢燕子、董加耕的事迹，处在“文革”前高潮的预演，上山 下乡的不是叫先锋吗。我这个人历来就听觉的话是吧，因为我从上小学一直受着正统的听党 的话的教育。我出身挺好，父亲是个拉三轮的工人，我的母亲是在农民家庭长大的，我的二 姐还是由政府给找回来的呢。解放以前我这组姐就卖给这里十大资本家刘襄九他们家，卖去 之后我妈妈就去给他们当奶母啊。
要讲这个还是一段故事啦，这个题外话啦就先不说啦。政府经过周折把我二姐找回来 了，我对党的感情就是很朴素呵，共产党说什么是什么。可是，中间有个岔头我记得特别清 楚：在一九五四年的时候哇，我当时上小学二年级，有一个女老师对我特别好。到了一九五 七年了，她突然间就成了右派。当时我很小，但挺纳闷儿，女老师挺好的吗，怎么成了右派 了呢？从那阵子后我就隐隐地感到领导非常厉害，不能得罪他们，同时呢，也不应该得罪他 们，他们就是党呵。后来我偷偷地去看我们那个右派老师，她已经疯啦。她姓严，教语文的 老师。我记得当时那女老师还穿着旗袍，留着短发，就像电影里“五。四”时候那样子。我 到她家，她抱着我就哭，她说她真想喊，现在看起来呢，她当时成为右派无非就是直言不讳 地提了些问题，可是从那以后我的思想很矛盾。在我的心灵里埋下了两个根子，一个是上级 领导了不得；另一个根子呢，就是，不能反对党，党是永远正确的，党是不可能出现错误 的。后来上中学，就是一直听党的话，党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一直到了七0年大学“毕业” 分配。历年来我在分配的志愿书上，从来都不填什么志愿，就是坚决服从党的分配。可是现 在想起来就是谁听了话谁倒活该倒霉，那些不听话的现在闹的还挺好……现在把话再接上一 九六四年。
一九六四年到春天、夏天之后，我突然间决定不考大学，上山下乡。家里当然反对喽。 还有个语文老师也不乐意。但她也得支持我呀。那个时候谁敢说不让上山下乡啊！那时形势 还不能不表态呀！不表态不就是反对么！不乐意还得说乐意，特别赞成。我就到宝坻县去 了。一共去了七十一个人，那真正就是革命去的。在八一礼堂开的欢送会，市长欢送。到宝 坻县了，那儿正发大水，都是老百始把我们背过去的。一去，一进村一看根本跟想象的那个 农村不是一个样。不过去了还是很高兴的。第一个月，第二个月，头两个月干活，还有那种 虏诚的革命劲头鼓舞着，干来干去觉得枯燥了。最严重的就是吃不饱。因为下去之后绘四十 五斤粮食，十几岁的青年啊，四十五斤粮食而且是任何副食没有，光是棒子和麦子。后来麦 子没有了，就是棒子。等到了冬天的时候连棒子都不够了，就把花生皮子推了掺着吃。说老 实话，这点儿受不了。所以当我看了张贤亮那个《绿化树》，讲的挨饿那段情况，我觉得人 真是一饿急了就什么办法都没有啦。这个还没有动摇我上山下乡的红心啦，糟糕的就是后来 开始的四清。唉呀，我记得在一次下雨刚从地里收了高梁回来——在宝坻县收高梁，怎么收 啊，就是从水里捞高梁。它这两边地呀，是沟，人下地的时候得从沟里走，水那么深，高梁 从水里冒出来二尺来高。怎么收呢，两个人拴根绳于，中间弄个杆，叫拉杆。一走，一拉， 正好把高梁压下去了，手里拿个铁片呢，叫把镰，卡下来往胳膊上一放抱成一捆。我们这些 不会干活的呢就一捆一捆地背出去，很难走哇。高梁砍完都是一个茬一个茬的，就有点像越 南布的那个竹雷阵什么的，根本就不能踩。苦哇，累呀。一天我到村里一个小学校去找一个 老师借点书看看，一推门，唉呀，几个干部正在屋里喝酒，这是在六四年，那时正在看《夺 印》嘛，就这时候。当时思想很简单，阶级斗争都是图片式的。其实现在想起来又算什么， 那些干部也挺累的，喝点酒明。炒三两个鸡蛋，中间有个茶缸子，倒点白薯干酒，七八个人 来回这么一轮，叫把拼锅，拼盘的拼么，就这个意思。可是当时一看他们干部背着农民喝酒 这个劲头，马上意识到这是坏事，下地时不由自主地说出来了。可没想到整个那村里就两 姓，一是书记的姓，全姓孙；一是副书记的姓，全姓姜，都有家族关系，没几天很快传出来 了——这天收高梁回来，那个书记就站在街上骂街，当天晚上连团支书，再加上妇女主任等 等一块历数我的罪状。这其中一个罪状就是说，你为什么不服从分配？干活的时候你为什么 老抢着重活干？重活你干的了吗？出了事你负得了责任吗？这类的话，这一下我就在村里呆 不住啦。这时候呢，四清工作队就进村啦，我一下于就跟四清工作队站在一边啦。但是当时 那个四清工作队叫“粗四清”，也叫“粗线条四清”，搞了两个月抬屁股就走啦。他们一走 我可倒霉啦，唉呀，那简直就受不了啦，书记叫我去拔麦子。宝坻县那阵不讲割麦子。他们 为了把麦地弄干净了，再种第二茬庄稼时省事，拿手拔。这是惩罚呀，咱们根本就拔不了 哇，连夜地拔呀，我就动摇了。
到了一九六五年春天，国务院对各专署哇有一个通知，特别招收历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 上大学。公社找我说，保送我去，我说保送还考不考哇，公社说就考考语文和政治，我说我 太愿意走啦。后来我走的时候，村里给我做的鉴定居然非常好。在“文革”当中我们摸黑材 料哇，在学校里头搜出来这个鉴定，上边写着我阶级感情深厚呀，吃苦耐劳呀，讲的非常 好，我太出乎意料啦。为什么？是村里那帮人用这法儿赶我走。现在想起来，大概我这人还 有命上大学。因为六五年我要不走的话就永远不可能再上“文革”前的最后一期旧大学。六 五年是最后一拨呀。
但也不一定命就好。我六五年九月进大学，到了六六年六月，就开始“文革”，这还不 到十个月哪。去了之后，学校对我这个“下乡知识青年”挺感兴趣，当了班里的劳动委员。 那个学校是新建的，什么都是由几个学校凑起来的，从师大呀，北大呀各地。再说进了学 校，首先就是学王杰。读什么书呢？现代文学只讲了一个《白毛女》，后来讲了一个关于大 寨的报告文学；历史还没来得及讲，就革命啦，就尖锐啦。再尖锐我不怕，主要觉得自己是 出身好，没辫子，不在乎呗。另外，我历来就是听共产党的话是吧，听党的话就不怕。从来 也不再多想，根本不用什么“曲线思维”，靠条件反射就行。我好虞诚呀。真是认真地写自 己的日记呀。哪天哪个事做的对不对？学王杰天天问自己五十个“为什么？”之类的，完全 写给自己看的，不是给别人看的。不像有些人，打一写日记，就惦着将来发表，沽名钓誉。
系里却有一些人总认为我不对头，主要因为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学跟我谈得来。而我们班 有个苦大仇深的同学，那真是几代贫农，可也真是蛮不讲理——我在农村呆那一年，特别感 到在农村里真正捣蛋的不是地主富农，是那些贫下中农。因为地主富农他根本就不敢捣蛋； 不捣蛋还跟他没完呢，他怎么捣蛋哪！——所以我对这人印象非常不好。学校里有个政治辅 导员就找我谈话，说你得注意什么阶级路线，啊，你得注意跟哪些人来往，啊。我说他们怎 么啦？你说，我这样老顶撞他，他对我的印象能好吗？再加上每天四点起来自己上楼念书 去，我就被他们暗地算个“白专人物”。我跟图书馆的关系特别好，为了跟图书馆搞好关系 好借书呢，经常去图书馆扫地。图书馆有个管理员，是五九年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叫 “老右”吧，那老家伙学问特别深厚，他读英文版的《毛选》。我对他特别崇拜，这也是一 条问题。不过这问题要不是“文革”的话呢，还不明显，这样话就说到六六年“文革” 啦……
开始的时候，咱们根本就不知道“文革”怎么回事，由天而降，一哄而起。叫我们揭发 系里头，揭发什么呢？刚刚去了这么几个月，而且那个学校建校时间也特别浅，所以只好不 贴大字报。不贴，又是不积极，是吧，党让贴大字报就贴。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之 前，还只是贴了点这个没什么用的大字报，可是后来哪，系里头斗争就开始啦，再不干真落 后了。我记得是在六月三十日前后，我因为不知道什么情况，只写了一张大字报，针对我们 系的系主任。谁知这是真正重要的大字报了。主要是针对我们系主任兼党支部书记总压制别 的教师，麻烦就来了。一天，学校里传达一位领导人的一个报告，中心内容是，什么“好人 打好人是误会”，什么“好人打坏人应该”，“坏人打好人是报复”。喇叭里叫着，说全体 党团员都去听，我就很快地从四楼下来，奔礼堂去啦。刚走到礼堂门口哇，我也是团员嘛是 吧，门口一个政治部的女老师，戴着眼镜胖乎乎的；还有一个政治部干事；还有一个人是我 们学生会主席，往外推我，说你不能听，分批。我当时还是听党的话，心想党不让你现在 听，必是有安排，就走开了。可是自己往教学楼走到半道，越想越那么不是滋味。晚上我回 去一夜没睡着觉，预感到有点不太好哇。因为这时候北京有同学来信哪，北京运动开展的比 较早，开始在学生中间揪人啦，抓爬虫，抓右派之类的。转天我就找学校党委书记去了，一 个十二级的干部，可他说你的情况不了解之类的往外推。我特别纳闷，回去我就很气忿，顺 手写了张大字报，就是关于不让听报告的事。当天下午我正在宿舍里躺着哪，没睡，躺着 呗，突然来了个同学，用俗话说就是系里的狗腿子之类的，找我说系里叫你去一趟。我预感 有事了，赶紧去到四楼，系办公室，当时去的时候虽然说是不害怕，还是抨抨的心跳。不管 怎么样，他们是强大的呀。进去一瞧，屋里坐的那阵势吧，几乎围成一圈，有系主任、系副 主任、副书记、政治辅导员、还有院党委派到系里进驻的工作组，几个老师，阵势非同寻 常，不过太害怕了反而豁出去了。老实说现在的学生碰到这场面都无所谓啦。那阵当学生很 少到领导办公室去。那地方好像去不得呀，特别森严、特别伟大的地方就是啊，所以自己做 为一个学生还是第一次去哇。害怕过了分就不害伯了。他们连让坐都没让坐，我自己就拉过 一个凳子坐下了。我说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呀？平时不敢这样说话是吧。这时有一个历史讲师 ——这个人他是很有水平的，口才非常好，当过志愿军。他坐着的姿势非常优雅，他说，你 为什么不从你自己本身找些原因哪？我说你们不让我听报告，剥夺我政治权利，啊？这时他 们之间交换了眼色。那个李老师不提听报告的事，他说啦，听说你看过《燕山夜话》，还买 了一个本作了笔记，是吗？这是事实，我承认。这教师又说，你还跟许多同学宣扬，女人的 长发之类的，宣扬过吗？这也是事实，我叫他们抓住了。不过，我马上就冷静下来，我说您 是教历史的，您读了多少翦伯赞的书哇？他说我读翦伯赞的书是我的工作需要，你知道邓拓 是干什么的？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那么你今天看了这书不应当从这个角度去检查？我说从 哪个角度去检查呀？旁边政治辅导员接上茬儿了，说，从反党反社会主义检查。我说那老师 就应当从反党反社会主义角度上检查自己读过翦伯赞的书吗？院党委工作组的就说你怎么能 这样跟我们说话呢，小伙子冷静点啊！哎，他又迂回过来说，啊，这个事不扯啦，不扯啦， 你自己认错不就很好吗！他开始向我交代政策啦，下边政治辅导员又说啦，听说你还讲过 “全世界资产阶级联台起来”啊，嗯？你不知道这话的分量吗？我记得这政治辅导员是个女 的，非常漂亮，是一个著名大学毕业的高树生，挺有水乎，我真对付不了她。不过我从那次 一生也忘不了，一个人真正豁出去了，那他也好办哪。我说，这个事您提醒我一句不行吗？ 从感觉上我没说过这个话。她说，需要吗？我说需要。她说，在农场，你对同学说的。那时 我的记忆力呀，二十来岁的时候相当好，一下想起来了，我说纯粹是污蔑。我说咱这样说 吧，确实有个同学，无知，草包一个，在农村干活时问我，为什么马列的书开头都有一个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呀？当时咱们年轻是非常骄横的啊！我说你连这个都不知道？想 听吗？想听我就给你说两句吧。这句话是从《共产党宣言》开始的，《共产党宣言》是马恩 合著的第一部书。那时整个欧洲资产阶级有各种反动党派呀，他们之间也是四分五散，一旦 无产阶级起来的时候，他们就会联合起来对付无产阶级。那时无产阶级除了团结一无所有， 明白了吧！我就给他这样讲的。这个话不知怎么汇报上去，而且走味啦。以后这就成了我的 第二个罪状。第一罪状是宣扬《燕山夜话》了。这些罪状最后都整理成材料，一直上报到省 里。后来把我打成反动学生，也是第二个根据。第三个根据，他们说，你还想当党委书记， 你说过这话吧？我说没有。我说我自己不知道我吃几碗干饭，我还当党委书记？！这是那个 政治辅导员说，你怎啦？我可以提醒你，在小树林！我们学校西边有个小树林，是个读书 区。哦，我想起来啦，我说有这么回事，那个院党委书记呀，他一进校就松松垮垮，有一天 哪，我们早晨起来在念书，他拿个小口径枪啊打鸟。我就跟同学说，这书记也够好当的啊， 天天弄鸟枪打鸟就行啦啊。这话后来人家也汇报啦，再一上升呢，就是篡党夺权这意思，这 是第三条。第四条呢，说我说了“造反有理”这句话。他们当时还不知道“造反有理”是毛 主席说的，是我听北京的老同学影影绰创传说的。他们问我，啊？造反有理，造哪个阶级的 反哪？可后来，毛主席那条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 有理。”发表出来，整材料时，就没加进去，没当罪状。这样，我就内定成了学校中文系三 个反动学生之一。那两个，一个学生呢，因写了一篇不同意陶铸的一篇文章的文章；还有一 个同学哪，因酷爱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没事天天就好拉小提琴，在屋里头。他出身于资产阶 级。看来呀，我们三个人，一个是直接呀进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是吧；一个就是属于资产阶 级孝子贤孙喽；我这个大概就属于无产阶级的叛徒啦就是。这个事出来之后就把我软禁起 来。第二天气得我都不能起床。连夜里出去上厕所，都有人偷偷跟着。我当时心里非常难受 哪，自己背地里哭过好几次，自己心里话，我怎么反对共产党呢？不会。我反不反，我最清 楚哇。可是自已又虞诚地检查自己。这时我妈妈给我写一封信说，“咱们可是穷人出身，你 文化大革命当中可千万别怎么样呀，好好地跟着共产党定，热爱毛主席。”她并不知道我出 事呢。还给我寄了二十元钱来。当时二十元钱很难得的了就是，我一接到这封信那就真难过 啦，难过什么呢，就是我妈妈还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在这儿惹下这么大的祸啦！当时真是每天 吃不下饭。奇怪的倒是我吃不下饭去呢，系里动员了好多人还到床边看我。这次我就火喽， 我说你们别来这一套，我说我今天躺在这起不来，原因就在你们身上。系主任说：“身体归 身体，啊，问题归问题，是吧，共产党还优待俘虏哪。”这就是一个共产党书记说的话啊， 就是啊。唉呀，我自己一听这个我就想啦，我说既然他们这么不讲理啦，那就有嘛是嘛啦， 就是右派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身体好能干活，能干活养活自己。我最难过的，要是家里人也 说你反对共产党，你跟家里怎么解释？自己一天比一天消瘦哇。这时我们系里有个女同学， 名字我不说了，她的姥姥呢，是慈禧的一个宫女，她爸爸是国民党员，所以她在系里的地位 可想而知啦。在“文革”以前，我根本就不乐意理她，在我后边坐着，娇小姐一样，当然是 咱们这么样看。记得有一天我到楼上去了，楼上有一个平台，楼道贴的大字报哗啦览览的都 是。我自己站在平台上往下看，那城市不大，一看就看到边啦。自己就朦胧有死的想法。是 吧，这么一跳下去，就全干净了。可是我又想啊，你这么一跳下去，全说不清楚了。而且我 对我母亲感情特别深厚。我母亲这一辈子太不容易啦，所有人吃的苦她都吃啦。她曾经跟我 讲过，在卖我二姐之前就曾经跑到解放桥，几次想抱着孩子跳下去。我爸爸当时拉三轮，当 时正是强化治袄的时候。一九四二年。拉了一天的车钱不够买一斤高梁面的就是。我正犹 豫，这时候那女同学来啦，她叫一声我的名字。这个人平时啊，跟男的总是那么个劲。当时 我二十岁，她十八岁，嗯，长的非常清秀啦就是啊，体形也非常好，她是我们系里舞蹈队 的。我说你招呼我干嘛？她说你干嘛在这？我说随便看看。她说听说你病啦？我说就你没去 看吧！谁料她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这事情是咱们当时的事。现在四十 多岁啦，说这有点不好意思啦。当时是很动感情的了。她说我怎么觉着你不像坏人哪！在那 时那种情况下，能够说出这么一句话来网，我当时就觉得心里边——好像一下就把堵着的东 西都给捅开啦，就那么一个劲头，一下子就那么觉着。因为这时谁也不理你，跟我特别好的 同学更不理你。吃饭的时候，过去都是八个人一桌子四大盘子，现在都躲开你。我可是从那 时候体会到“墙倒众人推”这个情况就是。我的一生中总是追求肝胆相照的朋友。我总觉 得，真正的好朋友就得结成“死党”。可是我又觉得，很多人都是顺境的朋友，逆境当中全 完了。人哪，真是不好体会啦就是。所以，她一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当时真是……可那毕竟 是六六年哪。我说你别拿我逗着玩啦。她说我多咱跟人说过瞎话呀，你把我看成什么人啦， 我知道你看不起我。这意思是我知道你看不起我，其实我跟他们不是一路人。说老实话，这 姑娘当时长得很动人，尤其这句话呀，就引起我特别的，怎么说呢就是，这个这个，感情吧 就是。所以我说，明天你有时间吗？我想出去玩玩。她说上哪去？我说你不一定敢去。她说 哪儿我不敢去？我说咱们上白求恩烈士陵园吧。她说怎么走哇？你这么多保镖的；又说去哪 儿干嘛？朝拜去？我说你怎么这样说烈士哪。当时尽管我认为她这个人对我特别好，这个思 想跟我还是两路。转天我们去了。她什么也不怕。我们好上了。唉呀，我永远忘不了就是 呵。这女同学真机灵，在批判会上批我，她总是抢第一个发言。她说的比左派们还过分，一 过分，到头了，就批不上劲了。再有，她一见人家把我逼得够呛，就拿话岔开说，你再说说 刚才那个问题。这家伙特别爱用这手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