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7.28凿刻在心灵碑石上的记忆
有一个传统，差不多已成为唐山人特有的风俗，保留下来，那就是在7·28这天夜晚，在城市的街头、路口，会燃起一堆堆祭奠震亡者的冥纸，在明亮的街灯辉映下，纸火幽暗而飘忽。第二天，大街上会留下一个个用粉笔或砖头划出的圆圈和一堆堆纸灰。有人说，这是唐山街头的一道独特风景，我却以为，这是唐山人心灵上的一道伤疤。正是这道伤疤，承载了唐山人所有的苦难与悲伤。
灾难，把记忆凿刻在心灵的碑石上，情感的风雨，不断把时间的灰尘冲刷掉。所以，1976年7月28日那一天的经历，成了最成功的拷贝，稍一触动，就会清晰地放映出来。尽管包括我在内的每一个经历者，都不愿意触动它。
韩争 毛主席 老孙
“同志，你说，毛主席知道咱这儿地震吗？”这是我从废墟中挣扎出来后，听到的第一句问话。当时，我已跑到一处建筑工地的材料场，惊恐中，正与几个同样也是惊慌失措的人，盲目地撕扯着一个简易厕所的苇席，试图遮挡震后的第一场风雨。问话的，是从马路对面跑过来的两个女孩中的一位。她们用一条床单裹着半裸的身子，在黎明的朦胧中，目光因恐惧而格外发亮而且颤抖。显然已失去理智的她们，问完这句话，并没有等待回答，就又向前跑去。
是韩争！虽已变调，但还没失去本色以及那一口唐山人很少讲的普通话，在她和我擦肩而过的一刹那，我认出了她。她的家就在马路对面的地委宿舍。她的父亲是一位赫赫有名的老革命，20年代的老党员，30年代的联合县委书记，在冀东革命史上占有一页。当时，老人刚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回到故乡颐养天年。我去过他家，那是一个瘦弱而慈祥的老头儿。我曾仔细观察他，试图找出他当年叱咤风云的影子。我没找到，倒是在他的女儿韩争身上，那一番风风火火，敢说敢为的样子，印证了她老爹的当年。但此时的韩争，竟是那样惊慌失措，像刚从狼嘴里逃出来的兔子。又是那样无助，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于一个似乎无处不在而又缥缈空洞的概念。当然，这是今天的认识，在当时，我们不都是这样吗？一群被另一种势力打击压迫的红卫兵，在困苦之中，不是冷静地思考自己的处境与命运，而是热情地齐唱那样一首歌：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并由此而坚定了信念，鼓舞了斗志。信仰，有时就像宗教，在人的心灵祭台上，摆放起一席精神的盛宴。而崇拜，往往就是美好愿望的最后归宿。不是吗，那时的唐山人，最容易喊出的两句话就是：毛主席万岁！解放军万岁！解放军，是实实在在的拯救者，把唐山人从废墟中救出，为唐山人治伤，为唐山人送食送水，为唐山人搭起简易棚……而毛主席，是这一切的赐予者。
有这样一种现象，是大有深意的。地震中，唐山人几乎是家家有难，人人有伤。但唐山人并没有陷入悲伤而不能自拔。相识的人见了，“你家几个？”或谁谁怎么样了?或“老妈没了”，“大儿子，老闺女没了”，握握手，拍拍肩，分手而去。没有哭泣，没有乞怜，也没有过多的诉说，淡淡的，很平静。当时的外地人，看到唐山人这种现象，说唐山人被震傻了，感情麻木了。其实不然。地震一个多月后的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这一消息，在唐山引起的震动，比任何一个城市都大。我当时的工作单位，是地区行署的一个行政局。距当时的百货大楼很近。那里的一个人经常到我们的食堂来吃饭。我管后勤，就和他熟了。有一天他拿来一个在当时很高档的半导体收音机，是从废墟里扒出来的，但没砸坏。我用很便宜的价钱买了下来。电台播送讣告那天，几乎是全局的人都围在我的收音机旁收听。听着听着，就有人哭出声来，然后就是哭声一片。讣告播完了，还有人在那里深深地抽泣。还有，追悼大会那天，全市统一在露天剧场收听广播，举行哀悼。默哀时，我又听到了那响成一片的牛吼般的哭声。我特别记住了身旁的老孙，鼻涕眼泪顺着脸和嘴巴往下流，胸前的衣服打湿了一片。他的妻子和女儿都震亡了，却没事人一般，天天乐呵呵地和我们一起抗震救灾，而现在，他是我见到的哭得最悲痛的一个。而且，据我所知，老孙家庭出身是地主，又毕业于国民党政权时的大学，按当时的说法，是带着阶级烙印的。
地震后我去上学，再也没能见到韩争，只是零零碎碎听到她的一些消息。据说，她的父母都震亡了。后来，她得了病，并因病而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这些年来，每当我想起韩争，想起她问过的那句不需要回答的话，心头总是酸酸的，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我试图这样去理解她：她的问话，之所以不用回答，而且也的确没有等待回答，是因为她的问话只代表着一种美好的愿望。在她的思维和情感逻辑中，只要毛主席知道了唐山地震的消息，唐山人就有救了，从精神到物质，都有了依靠。不只是韩争，当时的许多唐山人，包括我，不也是吗？
30年过去了，毛主席，已成为一个历史符号，地震后出生的人，也不知道毛主席都做过些什么，更没有人喊毛主席万岁了。但有一个传统，差不多已成为唐山人特有的风俗，保留下来，那就是在7·28这天夜晚，在城市的街头、路口，会燃起一堆堆祭奠震亡者的冥纸，在明亮的街灯辉映下，纸火幽暗而飘忽。第二天，大街上会留下一个个用粉笔或砖头划出的圆圈和一堆堆纸灰。也许，这会给早起的环卫工人带来一些麻烦。但唐山人谁也不会抱怨。有人说，这是唐山街头的一道独特风景，我却以为，这是唐山人心灵上的一道伤疤。正是这道伤疤，承载了唐山人所有的苦难与悲伤。
水 南京嘎斯 马蹄灯
对很多唐山人来说，7·28那天的时间概念是不具体的。那一天，我经历和做了很多事情，但我怎么也记不清什么事情是在什么时间做的。所以，到今天我也说不清当我想起应该找一些水来喝时，是上午还是下午。当时，活着的人几乎都在找水。我甚至把父亲的五粮液打开喝了一口。火辣的感觉告诉我，并不是所有的液体都能解渴。还算聪明的我，想起单位的大锅炉是在后院的平房里，即使倒了，锅炉也不会被砸坏。我找了一个塑料桶，叫上邻居家的弟弟，直奔那里而去 。
果然不出所料。锅炉房塌了，但大锅炉斜躺着，哪儿都没坏，一拧龙头，温热的白开水就流出来。我和弟弟先足足地喝了一顿，然后灌了满满一桶，提起来就往回跑。路上的人见我们找到了水，都过来要。走没多远，就只剩半桶水了。到了地委门口，又有几个人围上来。水已经不多了，我无奈地对他们说：“给我们留点吧，我们那儿还有很多人等着！”可想而知，渴到极点的人们，对我的乞求是怎样置若罔闻，十多岁的弟弟都要哭了。
这时，从地委院里走出一个人来。他一边嚷着“让开让开”，一边从我手里夺过水桶就走，见我愣着，就对我说：“还在这耽误着，人都快没命了！”我茫然却顺从地跟他跑进地委大院，抢水的人都呆在那里。也许，这个大院，从来都是让他们敬畏的。虽然饥渴难耐，一时间也难以调整他们的思维定势。
直到这时，我才认出了解救我的是地委行政处的曹叔叔。地震后，人们大都有伤，没有伤，也都衣衫不整，蓬头垢面，况且，人的精神也大都处在惊恐恍惚之间，对面相识不相认的情况时有发生。曹叔叔简单问了我家的情况。我告诉他，别人无大伤，只是妹妹的腿断了，不知该怎么办。他说，“送外县。”我说，“咋去？”“你等等！”曹叔叔把水桶递给我，转身朝废墟的后面走去。不过几分钟，开过来一辆“南京嘎斯”。曹叔叔从车上跳下来，指着我，对坐在驾驶室的一位军人说：“跟他走，拉上他妹妹，去遵化！”
开车的军人已经受伤，头上、胸前都缠着绷带，渗着血。在我的指引下，受伤的军人将车开到距我家还有二三百米的地方，再也没有路了。我只好跳下车，对开车的军人说：“你等着，我去抬人！”可是，等我用门板把妹妹从几百米外的废墟上抬过来时，车厢里已经坐满了人。有受伤的，也有送伤员的，甚至有逃难的。我看着满车的人，无奈却理直气壮地说：“车是我带来的，我妹妹的腿断了，怎么也得给我挤个地方啊！”车上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忽然就挪动起来。没人说话，也没人指挥，不一会儿，靠近驾驶楼的车厢最前面，就出现了一个空当，正好把妹妹放在那里。整个过程，都是默默的，只有我说过一句话。而且让给我妹妹的是整个车厢最好的位置。我忽然好感动。并且，至今想起来仍然感动。为我们的民族，为我们的民族在灾难面前的既自私又通情达理。
一路都在下雨。泥水，血水，开始为每个人化妆，渐渐的，就都惨白起来。我不记得车开得是否很快，只记得曾有一个伤者疼得大声喊叫，护送她的人骂司机开得太快，差点被车上的人推下去。到遵化时天已经黑了。商业招待所的大院里，已经搭起了席棚。每人领到一个馒头和一碗白开水。直到这时，我才知道自己已经一天没吃饭了。并不饿。只觉得馒头和白开水太甜太香了。
伤员的救治已经开始。大席棚旁边，有一顶帐篷。里面灯火通明，人影闪烁。不断有人被抬进去，又被抬出来。抬出来的，有的扎上了绷带，送进席棚，有的被随意丢在雨中。大灾大难，实在顾不得许多了。席棚里，也有几个医生在忙碌。看样子，他们都是临时从下面召集来的乡村医生。太多的伤员在呻吟，在喊叫。几个医生，满头大汗，手脚不歇，还是被拽来喊去的。妹妹的腿虽然断了，但因为还没有发炎肿胀，叫过一个医生看了一眼，没说什么，就去救别人了。妹妹的腿肯定是断了。我把她扒出来时，她身子仰面，脚尖却是反的。妹妹的腿最后能保住，应该说，是我的一个功劳。所谓艺不压身，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全国上下搞备战。正上初中的我，没学多少文化知识，挖防空洞、脱战备坯、战地救护、钻防空洞倒是学了不少。所以，学以致用。当我看到妹妹的腿拧了麻花，立刻告诉她别动。然后，轻轻地用两手捧住断处，边揉边拢，就像捧着泥罐，随型就势，一点一点把腿捋顺，用木片夹住，再用撕开的床单缠好，就再也没有动过。包括在汽车上，我都紧紧扶着她那条伤腿。事后有医生告诉我，如果不是我的“战地救护”，妹妹的腿只要被断骨扎破一根大血管，引起血肿，导致肌肉坏死，就要截肢了。13岁的妹妹很乖，不哭也不闹，我便相对地轻松下来。旁边一个女孩，比妹妹要大一些，一个人躺在那里，不断地呻吟。我看她没人照顾，为她领来一个馒头一碗水。她没吃，也没喝。过了很久，席棚里已经安静下来，才有一个中年男医生过来。他摸摸女孩的额头，又按按女孩的肚子，把一个马蹄灯放在地上。他做这一切的时候，我的目光一直追随着。但是，当他动手掀开女孩裙子的时候，我躲开了。“帮个忙！”医生说。我不知是对我，没动。医生捅捅我，“帮我拿着灯！”我转过身，从地上拿起灯。咳，医生正拿着一根塑料管，对着这女孩的下身。脑袋轰的一下，我又躲开了。“照这儿，照哪儿呢！”我把手里的灯举了举，没敢回头。“啥时候了，还犯意识！”医生说。我只好回过头来，照准了女孩的那个地方，直到浑黄的尿液顺着导尿管流下来。事后我知道，在地震伤员中，有很多人的盆骨被砸伤，人工导尿是必须的抢救措施。在那个年代，20出头的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女性的秘密。但当时的我没有任何生理反应，只有害羞。说来也巧，过了三四个月，大约是冬季来临的时候，我到粮店去为机关食堂买粮食，与那个女孩不期而遇。应该是她先认出了我，当我认出她时，她的脸已经红了。我也有些不好意思，目光躲闪，再看，已经不见了她的身影。
栗羊羹 银行 蓝布裙
地震发生后，唐山的社会治安一直比较稳定。大规模的砸抢或骚乱滋事都没有发生。但那终究是一次令人的灵魂得以曝晒和洗礼的大灾大难，城市管理功能的暂时瘫痪和社会秩序的暂时失控，总还是给了那些灵魂有污点或道德有缺失的人们一次机会。这之中，私欲的膨胀是主要的。我见到的第一件事，是一个郊区的农民，装了两大筐吃的喝的，在当时，也无非就是水果、糖酒、汽水、点心之类，用自行车驮着，被一群衣衫不整的城里人截住，抢光了他的东西，还把他的自行车踹倒。记得当时城里人喝骂那个农民趁火打劫，那个农民一脸的羞愧，一声不吭，眼看着人们抢光他的东西，扶起被踹倒的自行车，先推着猛跑几步，然后蹿上去，风也似的跑了。从他推车上车的熟练和利索中，我看出，他是那种骑着自行车拾粪的郊区农民。那个时候，在城乡结合部的马路上，经常见到他们的身影，一架大水管自行车，两个大的可以坐下一个人的柳条筐，一把明光锃亮的铁锹，见到有马粪，紧蹬几下自行车，一手扶车把，一手拿铁锹，顺着一溜马粪嚓啦一声，再一回手，马粪就到了筐里。后来回想，在这个人的自行车上，没看到铁锹，那么，他就是来抢，不，应该说是来捡洋落的。不知他后来是否又返了回来。
紧接着，我就看到了扛着成捆的毛料、呢子，成箱的毛线、毛毯跑来跑去的人。我当时就很不解，那些人抢那么多毛料、毛线干什么。后来，我见过用毛呢、毛毯搭简易房的。那是我见过的最豪华的简易棚，外层是用整幅的毛呢叠压覆盖，里层用高级的纯羊毛毯衬里，铺的也是毛毯。要知道，当时的很多家庭是买不起这样一条毛毯的。所以当时在唐山有另一种说法：还是地震好，没吃的吃过了，没用的用过了，没见的见过了。的确，地震使唐山人在某些方面开了眼界，但这种说法，总有些狭隘，有些幸灾乐祸的味道。所以只偶尔在开玩笑时才能听到，正式场合是不能说的。
我家是个较大的家族，在城市的东南西北都分布着亲属。只有皮肉伤的我，就成了侦察员。那一天我几乎跑遍了唐山的主要城区，而且大部分是中心繁华地段，因而也得以看到了震后的很多现象。印象最深刻的还有人民银行。那个时候，银行对普通人来说还是很神秘的。当时的中心支行，紧挨着唐山市最老最繁华的商业区。已经见到一些偷抢行为的我，自然对这个地方很关注。但是当我经过那里时，却发现那里出奇的平静，与周围乱糟糟的人来人往，形成鲜明对照。一片废墟之上，只有一个拿着步枪的民兵在站岗。我甚至停住脚步，朝那里看了一会儿。直到相信那里真的什么也没发生，才往前走了。我真得很好奇，直到今天，我也认为那里应该有很多钱。事后听说，唐山市的所有银行，在地震中，竟然没有丢失一分钱。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时代的奇迹。不知以后还会不会有这样的奇迹发生。
从钻出废墟就一直手脚未停，跑来跑去的我，到这时还只穿着一件运动短裤，和一双忘记是从哪里拣来的半高腰橡胶雨鞋。身旁，不断有抱着一捆捆新衣服的人擦肩而过，终于，我禁不住诱惑，从一个人的自行车驮着的一捆蓝衣服中抽了一件。我以为是蓝裤子，抖开一看，是一件那时很流行的蓝布裙。随手我就扔给了一个从身边经过的人，甚至没看他是男是女。随后，在经过一个过去经常光顾的糖酒门市部时，我又从砸烂的货架上捡了一块栗羊羹。这块栗羊羹我没舍得吃，回去给了妹妹。多少年后，妹妹还记得这块栗羊羹让她顶了一天的饿。
按后来的推算，我是下午四五点钟护送妹妹离开唐山的，到遵化时天已擦黑了。到把妹妹安顿好，准备转院，已经是第三天了。好不容易搭上一辆车，返回唐山。在接近市区的路边，杨树下绑着一个又一个的人。听说，他们都是来市里抢东西的，被逮着了。
实在记不起从遵化回来时我是否已经有了衣服。因为，记忆中的第一身衣服，是一件灰布中山服和一件学生蓝布裤。都是新的，裤脚还带折边，是我自己从救灾衣服中选的，很喜欢。这身衣服，一直穿到去上大学，上学期间也经常穿。地震，几乎夺去了我的全部“财产”。从初中毕业上山下乡开始，我就一个人在外闯荡，个人“财产”已经从家庭分离出来。我的办公室兼宿舍在机关的二楼，四层的办公楼坍塌时，被深深地埋在了下面。所以，我的东西被扒出来时，已经是一个月以后。我最多的财富是书，绝大部分都被雨水浸了。少有几本还能看的，又被帮我扒东西的解放军借走了。战士们叫他指导员，看样子也很喜欢书。一双花半个多月工资买的皮鞋，还没来得及穿，放在盒子里。有一只压得有点变形，但还好没有浸水，可能有什么东西挡住了。还有一件灰的确良衬衣，真结实，水浸发霉，灰色变成了斑点，还能穿。这基本就是地震留给我的全部“财富”了。去上大学时，我是个真正的灾民。除了姐姐为我赶织的一件毛衣和父亲送我的军大衣，还有那双皮鞋，我全部的行头，都是救灾物资。被褥也是单位的。震前局里有一个小招待所，因为是新建，有的被褥还存在后勤的库房里，库房在后院的平房，几套没被砸坏的被褥和毛毯，就成了我们几个在单位住宿的人的行李。接到入学录取通知书，和单位交接工作、财物手续时，局领导答应我把这套被褥带走。不然，我就没有别的行李可带。一个白色的软塑料肥皂盒，是震后不久随局领导去遵化，县塑料厂送给我们的，我一直用到现在。前不久，我发现盒盖上裂了一道口子，想一想，还是没有舍得扔掉，绝不是因为节约。
生活待我们真的很宽厚。30年前，地震使我们一贫如洗，30年后，我们不仅有了曾经失去的一切，而且有了那时想都不敢想的私房、私家车。想想我穿着一条运动短裤和雨鞋走在断裂开一条条深沟的大街上，看着满街的赤身裸体，到今天只穿棉、毛，追求舒适，该是怎样一种境界！以致到今天我也登不得抗震纪念碑广场的台阶。几年前，我随北京的一位画家朋友，第一次走进了地震纪念馆，看着当年的一幅幅图片，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下来。那是我好多年来才发现自己会如此汹涌的流泪。我终于明白了，先我们而走的24万同胞，是我们的图腾，从灾难中幸存下来的我们，是上天留给24万同胞的祭品。
九岁的清晨
李木马
妈妈被埋得很深。两个年龄加到一起才20岁的儿子没有足够的力量救她出来。 我们叫来二堂兄。一个大人俩小人儿忙乎了有四五十分钟，掏了一个两三米深的“洞”，才让她浮出土面。清瘦的母亲满头灰土，脸色惨白，后来知道她当时正怀着小妹。她在几米深的废墟里坚持几个小时的姿势是：背朝上，手脚狠狠撑在炕上护着腹部——几个月后，在简易房里降生的小妹安然无恙。
一
唐山地震那年我9岁，哥12岁。平原上的孩子，散了学就在没边没沿的野地里疯玩，进家倒在炕上便睡。用奶奶的话说流烟放炮都醒不了。地震来时，我真的一丁点都不知道，似乎是被憋醒的。懵懵懂懂想翻身，翻不动，才知道房顶已经压到了身上！用哭腔喊了两声哥，发觉他就在我的右边，记不得当时小哥俩说了些啥，印象中都没有哭，也没怎么害怕，只是让房顶压着有点难受，出不来，心里急。呛人的烟尘直往鼻孔里钻——那种陈旧、干燥的乡土的气味。外边有乱糟糟的大人说话的声音。沉缓而清晰：“哦他妈妈（约等于外埠‘我的妈呀’‘好家伙’之类语），老毛子（美帝或苏修）这是啥物件（先进武器）呵……”那是大伯的声音。我没有喊他，我知道那是无济于事的。我们打小太了解这位父亲的大哥的脾气禀性了。后来回想，他自言自语的声音足以说明他没有参加扒人的集体劳动而沉浸在茫然与思考之中。甚至可以想像出他智者般伫立在瓦砾上面朝东北天际的凝重神情。压得难受，有些撑不住了，就拼命使劲喊，我想外面的人肯定是听见了，怎么就没人来救我们呢？当时没想到村子的房都倒了，当然更没敢想当时印象中仅次于北京、天津的第三大城市唐山已经夷为了平地。当然更没敢想到这场大震波及了大半个中国，致使课本上神圣的天安门都吓得浑身发抖，梁柱间发出即将断裂的恐怖之声，当然更没有想到它是那个世纪地球上的十大灾难之一，是地震史上最惨烈的一幕。
二
当时真以为是大伯所说的苏联或美国佬偷袭的导弹飞累了，碰巧落到了我们家的一间半土坯草房上。我倒是没怀疑是台湾的蒋匪帮（编辑别删这三个字，因为当时广播电影上都这么叫）打过来的。小宝、铁城、和新我们玩打仗的时候争论过，和新说他爸（当过兵，参加过抗美援越）说过，国民党反动派的大炮都是《渡江侦察记》和《南征北战》中那样的，也就打几十里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