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运河、长江中风帆相望，触目尽是米商；到了淮扬，才知大上其当。有些米商不服气，扳高不售；无奈“货到地头死”，你不卖有人卖，米多得是。汤斌一看这情形，通知章钦文，转告李、刘二人，江苏的米甚多，价钱亦不贵，不必再在产地买米。
接到章钦文的通知，李经政与刘三杰哈哈大笑，都觉得精明的商人，也会中了规行矩步的道学先生的计，是件不可思议的事；但也由此悟出了阳明之学的体与用，如果说汤斌所设的一计是诡道，则王阳明平宸濠，为了先声夺人，让叛逆惊疑迟徊，有所瞻顾起见，假造公文，说起兵多少万，分途围剿宸濠，岂非更不可取？
“持正体第一！”李经政这样对刘三杰说，“欲行诡道时，尽不妨行。只是诡道亦须无碍于善类。”
“是啊！”刘三杰深深点头，“其实湖广、江西的米商，闻风而集，钱还是有得赚的，只不是求取暴利而已。”
“灾民头上取暴利，于心何忍？汤大人亦绝不会客商人求取暴利；不过话又说回来，能用这样的手段，令人无从求取暴利，这才是为政的上乘功夫。”
汤斌就是在这样实实在在，时时刻刻不忘记百姓的施政中，获得了属员的敬仰。平粜的米款，连运费只花了两万六千两银子，很快地归还了公库。当然，光是这些米是不够的；只是先动公款买米的奏疏一上，足以看出灾情紧急，皇帝特派一名侍郎专程到江苏勘查，灾情果然严重，特准动用凤阳、徐州、淮安三府公仓的余粮，及历年的积谷，普施赈济。秋冬水退，灾民重理田园，但河患始终存在，皇帝决心，加紧整顿黄河下游。
在汤斌，由于江苏天下膏腴之区，尚有饿殍，内心的感触极深，自奉也更加刻苦，经常采巡抚衙门后国的野蔬供膳，由市上所买的莱，每天必有的一味是豆腐，因此得了个看似谐谑，而实为尊敬的外号，叫做“豆腐汤”。又拿他的施政予人的感受，编成一句口号，叫做“黄莲、半夏、人参汤”，意思是莅任之初，雷厉风行，百姓这也不便，那也不便，生活好像黄莲般苦；以后苦得好些了，味道像半夏。而皆是“良药苦口利于病”，最后才感觉到，这一点点苦味，是“人参汤”的味道？入口为大补之剂。
汤斌自己的生活，在衣食无缺的小康之家看来，苦得像黄莲一样，夏天，从典当铺里买旧夏布帐子来用；冬天，汤夫人坐轿出门，西北风起处，有旧棉絮从轿帘里吹散出来——苏州人一提到此眼圈就会发红。
他有四个儿子，小的两个带在任上，亲自课读；老大、老二留在睢州，侍奉祖母，下帷读书。有一次汤斌看家用帐，写着“买鸡一只”，便即查问，老仆回报：“是大少爷来了，叫买的！”
汤斌大怒，把他的大儿子汤溥唤来，罚跪庭中，这样教训他说：“自从我到苏州，从不曾买过鸡！你以为苏州的鸡，像家乡那样便宜吗？你想吃鸡，回河南去！世上哪有读书人不能咬得菜根而可以做大事的！你马上回去，好好读书！”
他的大儿子已经三十四岁，幼承庭训，极其孝顺，听得这一顿责备，愧悔不已，涕泣请罪，而汤斌到底把他撵回去了。
一过重阳，汤斌的生日快到了；他的生日是十月二十，这年五十九岁，苏州人做生日，讲究“做九不做十”，所以汤斌的五十九岁生日，便等于花甲之庆。
地方士绅集议，汤巡抚待民如此，老百姓必须有所表示，表示江苏人不是不识好歹、忘恩负义的人，所以他的五十九岁生日，必得替他“做一做”。
然而替汤斌做寿甚难，送寿礼不但不会收，说不定还要惹他生气；开筵唱戏，更不可能。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送一篇寿序，汤斌不能不收，而且也正好在这篇寿序中，表达三吴父老的敬爱之忧。
这是篇大文章，而天然有个第一等的大手笔在那里——归院尧峰山的汪苕文，他单名琬，学者称“尧峰先生”，自称钝翁，苏州人。汪尧峰是顺治十二年的进士，初授户部主事，升员外，升到部郎中。这类所谓“部曹”是政务推行的中坚人物，有才具最易显露；汪尧峰虽然文名甚盛，却不是书呆子，在户部尽心钩稽，积弊尽出；在刑部以六经诠释律例，是当时响当当的红司员。
到了顺治末年，江南发生“奏销案”，株连甚广，欠一文钱粮的，都会被革掉功名。汪家亦有旧欠，因而汪尧峰降官为京师北城“兵马司指挥”，这是个不文不武的管街坊地面的小官，真所谓“风尘俗吏”，在王公大臣眼里，就跟巨家大族看地保差不多；汪尧峰把这个官，做得有声有色，当时亲贵重臣的家人，许多是横行不法，鱼肉小民的豪奴，汪尧峰却能不顾情面，不畏势力，不遇到便罢，遇到了当街一顿板子，外加七斤二两重的一面枷，要悔过了才放。
过了两年，由兵马司指挥再升户部主事；这一次复入，更是锐意任事，最有名的一案，是裁减吴三桂的军饷，替国库省下了极可观的一笔经费。
由户部主事外放，汪尧峰当上了一个很不错的差使，到江宁西新关去征税；税差有陋规，汪尧峰看看宦囊所积，可以养老了，便起了急流勇退之心，辞官回苏州，在尧峰山中筑了一座“皆山阁”，闭门著书。康熙十八年应征就试博学弘词，授职翰林院编修，编纂明史，跟汤斌成为同年、同事，他们的交情就是这样来的。
汪尧峰在史馆只有两个月，因为性情偏急，落落寡合，便告了病仍旧回到尧峰山；那时他的古文，几乎可称为海内独步，名公巨卿的寿序、墓志铭，都要来请教他，否则不足为荣。他跟汤斌的交情极深，就是大家不请他，他也要自告奋勇；所以接到委托，一诺无辞，精心结构，写成一篇洋洋洒洒两千余言的寿序，再请名家工楷写在八条朱笺上；字是用泥金所写，精工装裱，外加红木雕花框，装潢得讲究无比。
到了十月中旬，汤斌的生日将到，地方士绅雇了一班吹鼓手，将这八幅寿屏，抬到巡抚衙门。这件事，期前做得极为秘密，汤斌事先毫无所闻，一听说地方士绅来送寿屏，大为不悦，不但不收，连见都不肯见。
“这是尧峰先生的手笔，汤大人岂可辜负人家的一番心血？”
这话也对，汤斌便派人把寿屏上的序文抄了下来：原件仍然“壁谢”！
这好像有点不近人情，令人难堪；但以知之有素，谅解他绝不是出于矫情，所以这种难堪，就好像人参汤中的一丝苦味那样，事后体会，格外有味。
到了年终，接到吏部的公文，奉旨“行取”州县官，以备言路之选。“行取”的意思等于征史，也就是说，选拔州县官去当御史；品极同为七品，但职权地位大不相同，以明朝的规制，巡按御史，代天巡方，所到之处。“如朕亲临”，州县官须以属下的礼节参见。由明人清，虽废除了巡按御史的制度，但言官的身分清高，远非县令所可同日而语。
因此，州县官行取为御史，限制甚严，第一要合资格，须两榜进士出身；第二要才德俱优；第三要任内不欠钱粮，没有未破的盗案。前两点操之在己。最后一点，在江苏这样“赋重役繁，甲于天下”的地方，就很难了。
汤斌认为这是好官吃亏的规定，决定据理力争；因而他亲自起草奏疏，保荐刘滋才和郭琇。他说：做州县官，都知道皇帝的“知人之明，出自天授”，做臣于的，只要洁己爱民，一定能够升迁，所以操守廉洁，政绩可以表扬的，颇不乏人。但细考他的钱粮征收成数，则无论如何不能完清，因为“势处其难，智勇才力无所用”。如果一定要拘于成规，以合格的官员报送，那就只有拣小县分，事情少，赋税轻，容易藏拙，也容易见功的人来敷衍塞责。这样的人，辜负了行取的美意良法，而且其人的才具，亦绝不能邀得皇帝赏识。这一来，岂不是有滥举的责任？
如果真知其人而不保荐，则是“蔽贤”，罪过与“滥举”相等。因此，汤斌说他与总督王新命，细心考查，决定保荐刘滋才与郭琇；他说郭琇禀性恬淡，颇有风骨，对百姓的抚慰启迪，勤劳不倦，吴江的百姓对他的称颂，众口如一。任内亦没有未破的盗案，但钱粮只有康熙二十二、二十三两年全完。历年的钱粮不能全完；而郭琇虽未能追完旧欠，至少已有任内的两年全完，与历任官员比较，可见得不是他的才具不行——汤斌希望能表达出这样一层意思，如果都像郭琇这样的县令，那么，根本就不会有积欠的钱粮了。
这道奏疏一上，刘滋才和郭琇都奉旨补为监察御史；去任之日，百姓自然攀留不舍，彼此有一场眼泪好流。
到了京师报到，郭琇因为身居言路，职责所关，所以经常考察吏治民生。遇见的人多了，才发觉朝中的派系，相斗甚烈，或者是政见不合，或者是讲学问的路数不同，形成门户之见，而说到头来，其实不脱争权夺利四个字。
朝中的派系，最初是索额图和明珠两大派；以后又有徐乾学、高士奇、王鸿绪、李光地等派，用战国连横、合纵的手法，今天联甲倒乙、明天又联乙倒丙，搞得暗潮汹涌，纠纷迭起。熊赐履的罢黜，照徐乾学的说法，就是由于索额图的陷害。然而熊赐履的“嚼签字”，确是假道学的行为，所以连与索额图为敌的明珠，亦不以为然。
当然，所有的争权夺利的冲突中，以明珠和索额图两派的争斗为主。明珠的受知于皇帝，是由于力赞撤藩，但他的手段，也确比粗豪疏略的索额图高明得多；素以轻财好义，礼贤下士知名，听说郭琇是汤斌特荐而行取的御史，便托人来致意。但是，这个人恰是郭琇所看不起，而且深恶痛绝的余国柱，自然就更不会理他了。
不久，又有一个人来拜访郭琇，这个人也是皇帝所宠信的，以理学出名的迈赫人物，他是郭琇的同年李光地，字晋卿，福建安溪人。康熙九年点了庶吉士，学得一口满洲话，也会满洲文，三年教习期满，“散馆、留馆”，授职为翰林院编修，请假回籍省亲。
第二年也就是康熙十三年，三藩乱起，耿精忠在福州起事。响应吴三桂。李光地跟他的同年，家住福州，同时国籍省亲的陈梦雷合作投机，做了一次“买卖”。这个计划是如此：一方面陈梦雷在福州投降了耿精忠；一方面由他与李光地联名，用蜡丸呈上密奏，建议大兵进取的方略，密奏中这样说：
窃闻大兵南来，皆于贼兵多处，尽为鏖战，而不知出奇以捣其虚，此计之失也！
臣度：仙霞连浙江；彬关连江西；漳、潮连广东，此三方者，本地守土之兵，自足以控制之。其汀州一路，宜因贼防之疏，选精兵万人，或五六千人，作为入广之兵；道经赣州，逆转而入汀州，为程七、八日耳。二贼闻急趋救，非月余不至，则大军入闽久矣。贼方悉兵外拒，内地府、州、县，尽致空虚，大军果从汀州小路，横贯其腹，则三路之师，不战自溃。仍忍小路崎岖，更须使乡兵在大军之前，步兵又在马兵之前，庶几万全。
这篇奏疏，看来说得头头是道，其实是纸上谈兵，而且间关万里，到达御前，亦已归于无用。然而这些都不关重要；重要的是，要让皇帝知道他们的“忠贞”。李光地和陈梦雷的如意算盘是，如果耿精忠成功，则有陈在，可以为李援引，同作新贵；如果耿精忠失败，则有蜡丸书在，李光地可以为陈梦雷出面说话，说他是假意投降，埋伏在耿精忠那里作内应的。这样，依然得膺上赏。
这左右逢源的一计，到头来李光地“如意”，而陈梦雷大倒其楣。毛病是在李光地出卖了患难朋友。
蜡丸书归李光地制作，一小块纸片上，写满了蝇头小楷，用蜡丸封固，由李光地的叔叔，护送一个名叫夏泽的亲信家人，出江西北上；走了一年才到京师。蜡丸密奏上达御前，皇帝降谕：“编修李光地不肯从逆，避人山中。具疏遣人前来，密陈地方机宜，具见矢志忠贞，深为可嘉！下兵部录其疏，令领兵大臣知之。”
为什么只有李光地一个人的名字？因为李光地根本没有把陈梦雷的名字写上去；照他的想法，如果耿精忠成功，陈梦雷就根本不会知道，密疏只是李光地独上，因为这是无法查考的。倘或耿精忠失败，则不但独显忠贞，更为难得；而且那时陈梦雷被捕，攀扯上自己，有口难辩，或许会变得弄巧成拙。这样写了自己打算，决定出卖朋友。
靖南王耿精忠响应吴三桂起事，是在康熙十三年三月，巡抚刘秉政，事先已经暗通款曲；顾虑的是总督范承漠——他是宋朝范文正公的后裔，清朝开国名臣范文程的儿子，耿精忠怕他不从，托词请他到王府议事。范承漠坦然应约，一到就被耿精忠的卫士，以白刃相向，胁迫投降，范承漠挺身大骂，誓死不从。他在福建颇有政声，耿精忠怕杀了他会失民心，只好拘禁起来，派了三十二名卫士，轮班看守，同时派刘秉政劝他多次，范承漠始终不降，于是惹恼了耿精忠，一面拘捕范氏家属，一面占据福州，起兵造反，发兵三路，分起邵武、福宁、建宁、汀州等地。
等整个福建落入耿精忠手中，他又分三路出兵北伐，东路取浙东沿海，西路取江西广信、饶州；中路出仙霞岭的浙江金华、衢州等地。
朝廷得报，亦分四路出师平乱。奉命大将军康亲王杰书与宁海将军贝子喇塔，由浙江人福建，兵到衢州，大破耿精忠手下大将曾养性所部，进围温州。又大破耿精忠的另一大将马九玉所部，乘机收复江山、常山。
中路如此，东路则为浙江总督李之芳力阻；西路又为清军所取，耿精忠的部将白显忠乞降。曾养性一看大势已去，亦在温州投降清军。
这年十月，康亲王杰书领兵到了福州。三藩之乱，犹有西藩未平，所以令以招降耿精忠，许以免死。耿精忠便率“文武官员”出城投降，奉旨恢复靖南王爵位，仍驻福州。可是范承漠却为耿精忠事先杀掉了。
省城虽已克复，外县还未平服，往泉州一路的清将是个都统，名叫拉哈达，从福州出发以前，奉命寻访李光地；那时的清军，每平一地，就要屠城，在安溪怕误杀了李光地，下令禁止屠城。人城以后。沿路高喊，请李光地出见。结果，李光地到漳州见着了拉哈达，他懂满话，拉哈达几乎有他乡遇故知之感，谈得极其投机；为他在杰书那里说了许多好话，专折人奏，升为侍读学士。
这时的陈梦雷，虽以耿精忠免死，伪官亦都暂不置问而免于下狱，但内心极其不安，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李光地身上。两人在省城相见，李光地表示：“你报国之事非一，我要—一人奏。你等我奏闻以后再进京好了。”陈梦雷听了他的话，安心等待；及至京中旨到，只嘉奖李光地“矢志为国，颠沛不渝”，升官褒奖，陈梦雷才知道蜡丸书上，没有他的名字，这一惊一气，自然非同小可。
于是康熙十六年秋天，陈梦雷与李光地相约一同赴京。哪知李光地人还在福州，突然接到家书，说他的父亲死了。丁忧回籍守制，京里自然去不成了。陈梦雷在家越想越不安，第二年三月里，一个人进京；一打听说是他曾做过耿精忠的“学士”，将来必会查办。陈梦雷想上疏辨白，吏部不肯替他代奏。只好写了禀呈，派家人口福建，照规矩由地方官一层一层转呈。
正当他在京师坐卧不安之际，丁忧在籍的李光地却是大为得意，因为他又建立了新的军功。原来有一支李光地称为“山贼”，而实与郑经有联络的部队，由蔡寅率领，自同安北上，进攻安溪。李光地招募乡勇，死守危城；设法断了蔡寅的粮道，始得解围。这是李光地第一次所立的军功。
第二次的军功，对清军来说，更为可观。当时退守厦门的郑经，遣刘国轩进攻泉州，水陆并进，连战皆捷，海澄、漳平、同安、惠安等县，都为刘国轩所占领，断了龙溪以东的江东桥及有名的万安桥，南北隔绝，泉州发发可危。
于是，李光地派人向在漳州的拉哈达告急。清军赴援，却逢九龙江江水大涨，无法渡过；又靠李光地以熟于地形及熟习满洲话的两个长处，引导清军，由漳平与安溪之间的深山小道，曲曲抵达前方。李家在安溪是大族，备了牛酒劳军；李光地的叔叔李日(火呈)，又为拉哈达作先锋、打前站，逢山开道，遇水搭桥，深为得力。
此外，李光地又遣派他的两个弟弟，率领一千乡兵，渡过安溪以北的白鸽岭，自永春引导巡抚吴兴祥的军队南下。两路夹攻，海澄解围，刘国轩在闽南竟存身不住。
拉哈达当然要奏报李光地的功劳，朝廷特予优叙，升官翰林学士；李氏一门的亲属子弟，都由康亲王杰书“便宜行事”，给了许多“委札”，做起官来。
此时陈梦雷所遣的家人，已经到了福州；但巡抚吴兴祥领兵驻在泉州，所以陈梦雷的父亲，备了一个禀呈，派人到泉州去投递，请求巡抚备咨文到京，为陈梦雷洗刷。李光地知道了这件事，便设法留住了陈家的家人，不让他向吴兴作投呈；做下人的，不明主人家的恩怨，听李光地言词恳切，说一定会为主人设法解救，自是信之不疑，一直在泉州听候消息，三个月过去，毫无动静，而陈梦雷在京师，度日如年，空等了六个月。
在这时局势又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吴三桂的女婿胡国柱，投降了清军，消息传来冲州，正值中秋，凭轩赏月的吴三桂，一看众叛亲离，连女婿都已背叛，气得大叫一声：“大势去矣！”气噎仆地，一命鸣呼。
虽然吴三桂的孙子吴世播，为马宝等人拥立“嗣位”，改元“洪化”，但谁都知道，三藩之乱，至此已不足为患，因而在福建的康亲王杰书上奏，要杀耿精忠。
皇帝下了一通密谕：“今广西、湖南、四川俱定，贼党引领冀归正者，不止千百；骤诛精忠，或致寒心，直令自请来京，庶事皆宁帖。”这是想骗耿精忠进京，他不肯上当。迁延到康熙十九年，皇帝正式下诏，召耿精忠觐见，这下才不能不惴惴就道。
耿精忠一到京，他的两个胞弟，早受了朝廷笼络的耿昭忠、耿聚忠，合疏参劾耿精忠，说他“背恩为乱，违母周氏训，胁迫以死”；这未免诬控，耿精忠的母亲，不赞成长于谋反，愤郁绝食而死是有的，却不至于被“胁迫以死”。反正此时的耿精忠，已人樊笼，身不由己，受了冤枉亦无法分辨，结果自是一命不保。而从逆的伪官，亦就纷纷被捕下狱；陈梦雷确是做过耿精忠的官，所以被判死刑。
其中有一个就是徐乾学，他跟李光地最不和，原因甚多，首先是门户不同，徐乾学是明珠一党，而李光地独为索额图所看重；其次是轻视，看不起李光地的假道学；还有一点，就是嫉妒他在皇帝面前得宠。当然，也可能有些抱不平的“正义感”。
为了陈梦雷，徐乾学不知是抱不平，还是有意跟李光地为难，要他上奏为陈梦雷辩白。
“我已经面奏皇上了。”李光地这样答复他。
“谁曾见来？”徐乾学根率直地说。
李光地实在不曾面奏过，所以对徐乾学这样不客气的话，只得忍气吞声，不作辩解。
“你们是同乡，又是共患难的。其中的原委，亦只有你才明白，你不替他上奏，难道看着陈则震死！”徐乾学说——则震是陈梦雷的号。
“我不是不肯上奏，只因为无济于事。”
“你不管它有济、无济，只要上一个奏折，为朋友的心就尽到了。”
“是这样子吗？”
“是的。”
这一下李光地无可推托了，但他自己不肯写奏折，恐怕叙到当日之事，前言不符后语，为徐乾学抓住把柄，所以这样答道：“我拟奏稿，恐怕不能尽心，你替我代拟一个。”
徐乾学答应了。拟好一看，大致无碍，李光地为了留下将来可以不承认出于己意的退步，一字不易，照缮呈上。
荣枯之间，相对映照有如天堂、地狱的，就是李光地与陈梦雷。此时一个在狱中含冤受屈，命已不保，一个却是金马玉堂，平步青云——李光地到京，已授职为内阁学士。庶吉士散馆，能够留馆授职为编修或检讨，已是令人艳羡的事，因为清秘之职，升迁特快；然而也快不过李光地，他授职即请假，待在家里升官，七年工夫，由编修一跃为二品大员，做的是最重文采的翰林官，却以军功超擢，这都是空前绝后的异遇。
然而李光地的功名虽得意，声誉却不甚高明，因为陈梦雷几次呼冤，已经江谒老师同年，虽不便说出合作投机的行为，对蜡丸书应有他的名字，以及李光地如何请他的叔父李日(火呈)到福州探听虚实，以定行止的情形，说得凿凿有据。李光地不够朋友的名气，在他的同年中，已经无人不知。
结果，陈梦雷免死，改为充军奉天，但李光地却不肯承认是他的力量。同时，他有心排挤陈梦雷，亦是彰明较着的事实。陈梦雷虽得活命，一口怨气仍难咽下，在狱中写下一篇与李光地的《绝交书》，其中有段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