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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起案件中最大的疑点是凶手留在现场的血脚印。从全局来看，凶手的谋划非常周密，几乎把案件的细节都考虑到了，比如避开监控录像、躲开目击证人、不留通信记录等，可以用老谋深算来形容。可是现场的血脚印却无疑是一个重大破绽和重要物证，这和凶手的缜密形成巨大反差。
脚印到底是不是凶手的？如果是，凶手为什么会赤足出现在现场？如果不是，则说明有人在孙宝宝遇害后曾赤足进入凶案现场——农家院的大门敞开，安全性较差，不能排除这种假设。
也有侦查员设想出一种可能的场景：凶手与被害人关系密切，入室后脱掉鞋袜落座或上床，之后两人起了争执，凶手痛下杀手害死孙宝宝，却不慎赤足踩进血泊中，在地面留下一排血脚印，之后才穿上鞋离去。而夜里的风雨洗刷净他的其他痕迹，使得血脚印成为目前唯一的物证。
这种推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却又有许多漏洞，与警方掌握的其他线索相矛盾。
碰头会过后，侦查员们达成一致意见：鉴于凶手很可能是孙宝宝生前熟悉的人，就以她的社会关系为突破口，对她的生意伙伴、后台、公司员工以及有感情纠葛的人逐一排查。
3
2013年3月30日。多云转晴。
楚原市刑警支队。
沈恕就孙宝宝名下的公安器材批发公司展开调查，很快从省公安厅的一条渠道得到重要消息：孙宝宝生前是原公安厅刑警总队副总队长、现任省政协委员许卫东的干女儿。
这让沈恕有些吃惊，虽然他早想到孙宝宝的来头不小，但是和原公安厅副总队长扯上关系，还是在意料之外。何况许卫东还是他比较敬重的一位老领导。
据知情人描述，孙宝宝在公安厅刑警总队的一些基层干部中曾亮过相，当时许卫东还在副总队长任上，他主动把孙宝宝带到一个小范围的宴会上并介绍给大家。据许卫东说，孙宝宝的父亲和他是警校同学，曾是贵州省公安战线的功勋人员，不幸在抓捕逃犯时牺牲，他感念同学情谊，就把孙宝宝认作干女儿，在他心目中比亲女儿还亲。之后不久，孙宝宝就在省公安厅对面盘下一个门市，专营公安器材，生意兴隆，财源茂盛。
然而侦查员们调查显示，孙宝宝的亲生父亲至今仍健在，是一名下岗工人，以打零工为生，从未上过警校，更不曾在公安战线立功受奖。许卫东当时撒了谎。他撒谎的目的不言自明。
“干女儿”这个词已经被用滥了，少了些父女间的亲情意味，多了些男女间的暧昧气息，算是人类语言进化和演变的一个范例。侦查员们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对“干女儿”一词的内涵自然也有所耳闻。
这就把许卫东推到台前来，成为侦查员们无法绕过也不容绕过的一个堡垒。
沈恕、尔亮亮、可欣和我对此都有些惶惑，不知从何着手。许卫东这个名字，在全省公安战线曾是神一样的存在。他从最基层的侦查员做起，历任派出所所长、县公安局长、地级市刑警队长、省厅刑警总队副总队长，称得上一步一个脚印，论公安经验之丰富，全省没有一个人比得上他。他主持侦破过“4·29银行抢劫案”“5·1连环杀人案”“12·29大桥爆炸案”，每一件都堪称脍炙人口的经典案例。沈恕他们还在公安院校读书时，许卫东已经扬名警界。
尽管侦查员们从内心深处不愿意调查许卫东，但是身为刑警的责任和使命感，让他们必须正视现实，正视案情本身。
档案记载，许卫东今年六十四岁，身高一米八三，壮硕，体重约两百斤。身体条件与根据凶案现场的血脚印推断出的嫌疑人特征高度吻合。
如果嫌犯是普通人，调查起来相对容易，警方只需直接提取他的赤足足印，与现场脚印进行比对即可。可当对方是许卫东，原本简单的问题就变得非常复杂，警方的行动被束缚了手脚。
这样瞻前顾后至少有三条原因：一是许卫东曾是全省刑事警察系统的高层领导，侦查员们对他存有敬畏之心，万一调查结果证明他与本案无关，警队乃至楚原市局的工作都会陷入被动；二是在案情尚未明朗前，侦查员们不愿直接与他交锋，众所周知，许卫东的刑侦经验异常丰富，侦查员无法相信如果他要杀害一个人，会在现场留下这样大而明显的破绽；三是许卫东担任政协委员，调查他之前需要捋顺许多关系和许多法律问题。
不能责怪沈恕他们畏惧权威，毕竟松江省的省情如此，侦查员们只能在权限范围和规则范围内开展工作。
沈恕迄今也未向我透露他就这个问题请示了哪些人，汇报到哪一层，我仅知道，直到一个星期后，沈恕才在小范围内发出秘密指令：采取隐蔽手段获取许卫东的赤足足印，“宁败勿醒”——即使行动失败，也决不能让他察觉。
但获取许卫东的赤足足印谈何容易。他每天都到政协上班，批阅文件、听取汇报、下基层调研，一如既往。可是他的一些娱乐和健身活动却无来由地取消了，每周两次游泳、一次全身按摩、一次光脚养生，曾经是他雷打不动的固定项目，却突然再也不去了，用打乒乓球取而代之。侦查员们既不能扒下许卫东的鞋子查看，又不能潜到他家里去提取脚印，只能远远遥望他的身影，束手无策。
4
2013年4月8日。晴。
楚原市玲珑塔。
沈恕为案情所迫，又出了一次“阴招儿”，与他一贯的做事风格大相径庭，让人再次见识到他的诚恳和厚道背后隐藏的“狡猾”。
这天上午，楚原市玲珑塔下来了一批客人，计有省政协委员许卫东、省人大宗教委员会主任苏建国、省宗教局副局长李辉和大悲寺住持空蕴和尚。空蕴时近耄耋之年，却身形挺拔，目光莹润，僧袍宽大，一看即知是一位得道高僧。事实上，他佛法精湛，多修道场，门下弟子数以千计，在佛门深受爱戴。
我隐约有所耳闻，沈恕与空蕴和尚打过几次交道，至于两人的交情到了什么程度，却不得而知。
玲珑塔是大悲寺的寺产，算得上佛门至宝。它修建于魏文帝时期，多少朝代兴亡、兵凶战危，它自岿然不动，保存得非常完好，后人又几经修缮，与新塔相差无几，不过多了些历史沧桑而已。
玲珑塔计有十一层，每层供奉一部梵文手写经书，所以又有“十一佛经塔”之称。楚原民间流传有一则关于玲珑塔的民谣，颇有些趣味：高高山上玲珑塔，玲珑塔里有佛经，佛经流传千百载，看过黄河九澄清，五百年来澄一澄，历经四千五百冬。当然，民谣难免有夸张成分，玲珑塔还没有四千五百岁那么老。
李辉今天把省里主管宗教事务的头面人物都请到玲珑塔来，目的是定夺一件争议已久的“商业计划”。
佛教和商业原本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在当今社会里，两者却莫名其妙地紧密联系在一起。那些不惜把佛门净地沦为赚钱工具的所谓僧人们趁机中饱私囊，更自冠总经理之类的头衔，热衷于结交官商，不伦不类，徒留笑柄。好在佛祖他老人家“五蕴皆空，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不与这些伪僧人们计较。
宗教局长李辉脑子灵活，早瞅准玲珑塔里蕴藏着巨大商机，提出一揽子开发计划，包括玲珑塔向公众开放、收取门票、影印典藏佛经出售、企业冠名、拍卖玲珑塔商标等，据估算潜在的商业利益以亿元计。
不过这个计划遭到空蕴和尚的强烈抵制。玲珑塔是大悲寺寺产，空蕴和尚不松口，李辉也拿他没办法。而且空蕴油盐不进、软硬不吃，他虽然年事已高，但勤修佛法，耳聪目明，行走无碍，看样子至少还能再做二十年住持，李辉无论如何也没有耐心等下去。
为压制空蕴的“嚣张气焰”，李辉搬来省政协和省人大的主管领导，希望借助他们的地位促成玲珑塔开发计划。空蕴嗯嗯啊啊地答应着，却总是借口寺务缠身，使得省领导的视察安排一拖再拖。谁知他在两天前不知怎么突然开了窍，主动联系李辉，说欢迎各位领导来视察玲珑塔。早已达成默契的三位领导今天一早就拨冗莅临。
一行人寒暄着来到玲珑塔门前，值守僧人规规矩矩地站在门侧，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念一声“阿弥陀佛”，说：“佛门圣地，请施主除去鞋袜。”
许卫东一怔。李辉察言观色，忙说：“玲珑塔地面灰尘太大，两位领导就不要脱鞋袜了吧？”说着话用眼睛瞟向空蕴。空蕴低眉顺目，已经脱下僧履，正在除去洁白的布袜。
那值守僧人又念一声佛号，说：“佛门清净之地，善男信女请除去鞋袜，虔心礼佛，无论贵贱，一体凛遵。”他像背书一样说话，表情虔诚又执拗，自始至终没向对面这一行人看上一眼。
许卫东的脸马上就有不悦之色。苏建国见空蕴已经脱光鞋袜，瘦骨嶙峋的双脚踩在石板地上。这里数空蕴年纪最大，别人不便再找借口，而且一行人已经来到塔前，终究不能因为这点小事转头回去。他打圆场说：“不能坏了佛门规矩，大家都脱了吧，上去走一圈就下来。”
一行人先后脱掉鞋袜，光着脚丫子进了玲珑塔。在塔内发生的事情我就不得而知，玲珑塔的开发计划是通过还是搁浅，更不会有人通知我。
总之一行人约半小时后才走出玲珑塔，几个省领导分别坐上车离去。这时我和侦查员们从路边的车里钻出来，屏息静气地进到塔里提取许卫东留在灰尘上的赤足足印。
沈恕双手合十，向空蕴施礼：“多谢和尚。”空蕴还礼，低眉顺目地念一声“阿弥陀佛”，两道细长下垂的白眉被早春的微风拂动，像是蕴含着无穷玄机，无限慈悲。
5
2013年 5月25日。晴。
楚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许卫东涉嫌故意杀人一案在楚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为保证法庭秩序，旁听人员须凭票入场。
这起案件因许卫东的特殊身份，被媒体炒作得沸沸扬扬。来自全国各地的近百家媒体聚集在法院门前，各种录音笔、摄像机、照相机、平板电脑被挥来舞去，像是电子产品展销会。媒体记者们的脸上带着或焦躁或兴奋的表情，抻长脖子往法院院子里张望。
为控制法庭人数，法院仅向媒体发出十张门票。程佳求爷爷告奶奶地搞到一张媒体票，兴奋得一大早就到法庭外等着，顾不上打理形象，头发疏松，两眼布满血丝，与平日的光鲜模样大相径庭。
我坐在证人席上，心情有些忐忑不安——尽管警方已掌握充分的许卫东杀人证据，但命案现场的血脚印为何为裸足足印，仍是未解之谜，但愿审判过程中不要横生枝节才好。
许卫东出庭时，我的心猛地跳了一下，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才一个多月时间，许卫东竟苍老了许多。被刑拘前，他虽然已年近六十五岁，但常年坚持体能训练，保养又好，看上去才五十岁出头。而此刻站在被告席上的他，已是一名垂垂老者，满头花白而凌乱的头发，脸上的皱纹层层叠叠，枯槁的眼睛里满是愁苦的神色。
那个曾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的高级警官哪里去了？那个不怒自威、风度翩翩的老领导哪里去了？我心头弥漫着酸楚的感觉，为命运的浮沉，也为人性的黑暗。
主审法官、中法刑一庭庭长张羽宣布开庭。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然后证人上庭。我是公诉方第一证人，走向证人席前深深吸了一口气，脚步有些散乱，莫名地感到前所未有的心慌和不自信。
我向法庭出示的第一件证据是孙宝宝遇害现场的血脚印拓模和录像资料，以及在玲珑塔中采集到的许卫东的足印。我将两者的特征逐一比对，向法庭陈词：“两者的足长、足宽完全一致，脚跟、脚弓、脚掌、脚趾的特点吻合，右脚鸡眼位置相同，足部乳突纹线的间隔大，线条粗，花纹一致，足掌部有五个箕，大小、位置及形状完全相同，由此可断定，被告许卫东就是在孙宝宝被害现场留下血脚印的人。”
我向法庭出示的第二件证据是一把细长而锋利的厨房用刀：“这是在许卫东家的厨房里找到的切菜刀，是一整套刀具中的一把，虽然擦洗得很干净，但是经鉴定，上面仍残存有被害人孙宝宝的微量血迹。这把刀为单刃刺器，而被害人尸体上的创口一锐一钝，两者特征吻合。根据被害人尸体的刺创管可判断凶器长30厘米、宽6.5厘米，与这把刀的尺寸完全相同。”
我向法庭出示的第三件证据是许卫东所驾驶车辆的法医检验报告。这辆大型越野车在案发前后曾出现在许卫东家及千岛湖度假区之间的一个路段内，有较清晰的监控录像。因拍摄角度及光线问题，无法辨认驾驶人。在这辆车的油门和刹车踏板上，化验出残存的微量血迹，与孙宝宝的DNA配型完全相同。
我的总结陈词是：“许卫东和他妻子何淑贤已分居三年，许卫东由保姆照顾，保姆每周休息一天。孙宝宝遇害当晚，恰好是保姆的休息日，所以许卫东有充足的作案时间，并在作案后从容擦洗血迹及其他犯罪痕迹。本案案情清楚，证据链完整，请法庭判处许卫东故意杀人罪成立。”
许卫东聘请的律师强鹏是个口才便给、咄咄逼人的家伙，今年才四十岁出头，已经是全省最大的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全国刑法学会会员，尤其擅长法庭辩论，往往抓住对手的一个漏洞穷追猛打，将其逼进死角。
我话音未落，强鹏就开始全力反击：“公诉方提供的证据链并不像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完整，其中缺少一个关键环节，那就是我的当事人完全没有作案动机。许卫东和命案被害人孙宝宝是义父女关系，据熟悉他们的人介绍，他们之间亲情深厚，胜似亲生父女。而作为一名年过花甲的老人，许卫东非常珍惜和义女的这份感情，感激义女的陪伴。在这种情形下，许卫东又怎么可能对给他晚年生活带来快乐的女儿痛下杀手呢？刑事案件中，伪造物理证据并不困难，在实际案例中栽赃陷害他人的情形也不少见，作为被告方律师，我保留怀疑公诉方提供的物理证据是否公允的权利。”强鹏果然牙尖嘴利，而且头脑清晰，以公诉方的弱项为切入点，步步紧逼。
为反驳强鹏提出的问题，公诉方第二证人冯可欣出庭作证：“警方在调查中发现，许卫东和被害人孙宝宝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义父女关系，事实上，两人对外以父女相称，私下里却是情人，而且孙宝宝生前从事公安器材批发生意，曾得到许卫东的许多帮助。所以说，无论是经济还是私情原因，许卫东都有杀害孙宝宝的动机。”冯可欣的话引起旁听席上的骚动。
强鹏起立说：“我抗议。道听途说不能作为法庭证据，而且对我的当事人不公平。”
主审法官张羽表示支持强鹏的反对意见：“如果公诉方不能提交支持己方说法的有效证据，对于街谈巷议，法庭不予采纳。”
冯可欣说：“我方能够提供证据，请法庭允许公诉方第三位证人上庭。”
当第三位证人出现在法庭上时，一直默不作声又面无表情的许卫东突然抬起头来，直勾勾地盯着这位头发花白、神情愁苦的女证人，很震惊的样子——她是他的结发妻子何淑贤，至少目前，还是他法律意义上的妻子。
何淑贤没有向许卫东看上一眼，径直走到证人席上，按庭审法官要求证实身份后，说：“我能够证明许卫东和他的干女儿之间存在不伦关系，我曾经亲眼目睹他们的通奸行为，这是我和许卫东分居的最主要原因。”她话音才落，旁听席上又是一片哗然，人们交头接耳地低声议论。
许卫东脸色煞白，冷汗潸潸而下，颓然几欲倒地。张羽问：“被告，你是否同意证人何淑贤所说的都是事实？”
许卫东沉默良久，说：“我不同意。”
强鹏第二次起立说：“反对，被告与被害人之间的感情，与命案没有因果联系，不能认定为杀人动机。”这句辩解有些牵强，旁听席上响起一片嘘声。张羽急忙警示要注意法庭秩序。
强鹏显然意识到形势对己方非常不利，终于抛出撒手锏：“我保留对公诉方证据链条完整性的质疑。必须提醒法庭注意的是，我的当事人患有严重的异睡症，而孙宝宝遇害现场的血脚印，是我的当事人在睡眠状态中留下来的。也就是说，许卫东在命案发生期间，是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人，不必为他在此期间的任何行为承担责任。”
我听到强鹏说出“异睡症”三个字时，如醍醐灌顶般，刹那间明白了留在命案现场的赤足足印的含义，脑袋像遭到重重一击，眼前金星乱舞。
所谓异睡症，是指在睡眠时或半睡半醒之间的状态异常，症状表现多种多样，如快速动眼睡眠状态异常、夜惊、梦游症、尿床、梦呓、睡眠性交和爆炸头综合征等。异睡症患者杀人的案例并不常见，我仅在刑侦书籍中读到过，实战中则从未遇到。眼下强鹏把异睡症当作挡箭牌来用，我一时不知该如何应对。
张羽显然也不太明白强鹏的辩词，沉默几秒钟才说：“被告律师，请进一步解释异睡症的概念。”
强鹏侃侃而谈：“我的当事人从重要的领导干部岗位上卸任后，心理上难以适应，长期的抑郁和苦闷导致他产生严重睡眠障碍，因没有及时治疗，以致病情加深，近一年来，他饱受梦游症困扰，曾多次到省内外各大医院就诊。”强鹏取出一叠厚厚的医疗记录，逐一展示，“这是楚原市睡眠研究所的诊断证明，这是省军区总医院神经科的治疗记录，这是北京市睡眠研究中心的就诊记录，而诊断结果证明，许卫东所患的梦游症与REM睡眠行为紊乱相关。正常情况下，REM睡眠，俗称为快速眼动，生理上起到麻痹作用，避免我们扮演梦中角色。而REM睡眠行为紊乱患者却丧失了这种麻痹作用，将梦中角色以实际行动表现出来。也就是说，他梦见自己跳楼自杀，就会走上楼顶，毫不犹豫地跳下去；如果他梦见自己杀人，也就会断然决然地拿起凶器杀死对方，而被害对象可能是他的仇敌，也可能是他的亲人。而他所做的这一切行为，都是在梦中进行的，并不受自己意识支配。在法律意义上，他是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人，请法庭判我的当事人无罪。”
强鹏说的这番话深入浅出，旁听席上又响起嘁嘁喳喳的议论声，连张羽的连声制止都不起作用，局面几乎失控。
我的心骤然沉下去。由于许卫东的特殊身份和他超强的反侦查、反审讯能力，使得这起案子调查起来格外艰苦。警方始终未能取得嫌疑人的口供，有些案情的症结不明，比如孙宝宝生前怎么和许卫东进行联络、命案现场为什么会出现染血的赤足足印，警方仅以合理想象进行解释，却缺乏翔实的证据。
当然，警方的工作绝非浮皮潦草、敷衍了事，而是认真、细致、全面，证据链条相对完整，完全能够证实许卫东就是亲手杀害孙宝宝的凶手，有信心把这起案子办成铁案。没有料到的是强鹏和许卫东联手设计了这样一个圈套让我们钻——不，我相信这是许卫东一个人的阴谋，强鹏只是他的打手、帮凶。许卫东早就有杀害孙宝宝的企图，从一年前开始就着手筹划这阴谋的细节，从点到面，无一遗漏，不愧是曾经名震全省的刑总副大队长。
至于他所谓的异睡症，鬼才信。
可是我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在法庭上捣鬼。
检察院的公诉人提出反对意见：“被告在案发当晚独自驾驶车辆从家中赶往千岛湖度假区，往返花费将近两个小时，到达目的地后与被害人进行联络、入室、杀人，事后又取走凶器，擦洗车辆，整个过程有条不紊又周到细致，并不是梦游患者所能完成。所以公诉方认为，被告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神志清醒，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是故意杀人。”
公诉人的这段陈述，也是我内心的分析：许卫东犯下的这起命案显然是经过精心筹划，现场遗留的线索非常少，而根据案例记载，梦游症患者的作案现场往往是一片狼藉，留下大量线索。
可是强鹏显然对公诉人的意见早有准备，从容不迫地侃侃而谈：“我的当事人从警四十年，有非常丰富的刑侦经验，异睡症患者在梦中的行为虽然是无意识的，却是过往生活经验的累积和反应。可以说，我的当事人的身体里流淌着刑警的血液，侦查与反侦查已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他在梦中的所作所为受到潜意识支配，也就不难解释了。所以，他带走凶器、擦洗车辆的行为，不仅不是漏洞，反而是他患有异睡症的证明。”
“除此之外，”强鹏忽然提高声音，“我的当事人在这起案件中留在现场的证据，可以说破绽百出，不要说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退役警察，就算是一个稍有经验的累犯，也决不会愚蠢到把赤足的血脚印留在现场。请法官注意这样一个细节，我的当事人是光着脚走出家门、开车、停车，然后光着脚踩在千岛湖度假区的砂石路上，走到农家院门前，又光脚入室，在无意识的情况下伤人后又光脚踩在血泊中，在室内地面上留下一串血脚印，然后又光着脚回到车上，把血迹留在自己的车里。这无疑是一个异睡症患者梦游的画面，也只有异睡症患者能做出这样荒诞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