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以前常说，”假人师傅的儿子语带骄傲地说，“我们最需要留意的是，每个人独一无二的姿势。”经过一段漫长而劳累的工作后，他和父亲会从库勒迪毕的暗室重回人间，到塔克西姆的“风尚”咖啡馆找一张视野好的桌子，坐下来点杯茶，然后开始观察广场人群的“姿势”。这么多年来，他的父亲始终相信，就算一个国家的生活方式、历史、科技、文化、艺术和文学会有改变，但是人的姿势绝不可能变了样。接着，儿子跟我们形容一位出租车司机点烟时的站姿，解释一个贝尤鲁流氓侧身走下街道时，为什么他的手臂会弓在身体外侧像螃蟹一样。他指出一位卖烤豆子的小贩的学徒，他的下巴和我们每个人一样咧嘴大笑。他继续透露，一位手拿购物网袋独自在街上行走的女人，她低垂的眼中含着惶恐。他解释为什么我们土耳其人在城市里总是低头走路，但到了乡下就抬头挺胸。他不厌其烦地指出假人的姿势，他们的举手投足，以及在那些动作之中，是什么样的本质构成了“我们”。这些人偶就这么永恒等待着有朝一日被赋予生命。更不用说，你也很清楚这些惊人的造物绝对适合穿上漂亮的衣服用来展示。
然而，望着这些假人，这些悲伤的造物，你仍不禁感觉到有个东西催促着你回到外头阳光普照的世界。我该怎么说？是某种恐惧——惊骇、凄恻、阴暗！当儿子脱口而出：“到最后，我父亲停止观察，甚至连最平凡的动作他也不再注意。”我似乎已经猜到了这个可怕的事实。父亲与儿子逐渐发现，所有我称之为“姿势”的动作，无论是擤鼻涕或捧腹大笑，走路或握手，冷淡的斜睨或拔开瓶塞，所有这些平凡的动作全都变了样，失去了正统纯粹。一开始，从“风尚”咖啡馆里观察人群，他们想不通路上的那个男人究竟在模仿谁，毕竟他所看到的人除了自己之外，只有周遭那些和他从同一个模子印出来的同胞。人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举手投足、儿子和父亲所谓“人类最伟大珍宝”的姿势，在不知不觉中慢慢变化，消失无踪，仿佛听命于某位看不见的“领袖”，取而代之的是一整套从某个不知名的源头模仿来的动作。过了一些时日，有一天，当父亲与儿子开始着手制作一系列孩童人偶时，他们才恍然大悟。“那些该死的电影！”儿子失声大喊。
那些该死的电影一匣匣从西方运来，在电影院里每个小时轮番放映，影响了路上的行人，使他们失掉了自己的正统纯粹。我们的同胞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抛弃自己的姿势，开始接纳别人的姿势。我不打算重述师傅儿子的每一句话，他极为详细地解释父亲的愤怒，义正词严地指责这些新潮、矫作、荒唐可笑的动作，一笔一画勾勒出所有精雕细琢的举止，和扼杀我们原始纯真的暴力行为：哄堂大笑、推开窗户、用力摔门；拿起茶杯或披上外套；所有这些后天习得的做作动作——点头颔首、礼貌的轻咳、生气的表示、眨眼、推委客套、扬眉毛以及翻白眼——全都是从电影学来的。他父亲根本连看都不想再看到这些不纯净的杂种动作。由于害怕自己“孩子”的纯真会受到这些虚假姿势的污染，他决定不再离开他的工作室。他把自己关进地窖，声称已经找出了“隐藏的意义和秘密的本质”。
检视着班迪师傅在人生最后十五年中创造的杰作，我满怀恐惧地察觉到，像一个“狼孩”在多年后初次发现自己的真实身份一样，我省悟到这含糊的本质可能是什么：在这一群望着我、朝我移动的假人之中，在这一群叔叔婶婶、亲戚朋友、熟人之中，在这些商人和工人之中，存在着我的形象。即使我此刻身处这片遭到飞蛾蛀蚀的凄凉黑暗中。厚重的铅灰尘埃下，我同胞的塑像（其中有贝尤鲁的流氓、女裁缝、富可敌国的谢福得先生、百科全书编纂者萨勒哈汀先生、消防队员、畸形的侏儒、老乞丐和孕妇）让我联想到受苦的神祇，他们失去了纯真，也失去了他们在微光中被夸大的威严神态；让我联想到忧郁憔悴的忏悔者，他们渴望成为别人但无法如愿；让我联想到不幸的边缘人，他们无法倒上床铺纵情欢爱，因而互相残杀。他们，如同我，如同我们，或许在过去某个遥远得仿若天堂遗迹的一天，也曾经凑巧发现了谜底，恍然明白自己朦胧存在的隐秘意义，只不过他们忘记了。我们受失忆所苦，我们卑躬屈膝，但我们仍坚持做我们自己。我们擤鼻涕、抓头、走楼梯的模样，我们悲伤与挫败的表情，这些使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的各种动作，事实上是对我们的惩罚，斥责我们坚持要做自己。班迪师傅的儿子描述父亲的信念：“我父亲始终相信，总有一天幸福会降临，人类将不用再模仿别人。”他说话的同时，我脑中却想像着，这一群假人必定也和我一样，渴望能快点逃离这座满是灰尘的死寂地窖，探出地表透气，在阳光下观察别人，模仿他们，努力变成另一个人，从此以后和我们一样生活在幸福快乐中。
此种欲望，我后来得知，并非全然不切实际！一位喜欢用稀奇玩意儿吸引顾客的商店老板，有一天来工作室买了几件“产品”，或许是他知道它们很便宜。然而，他买来展示的假人的姿态和动作，与商店橱窗外川流的人潮和顾客们实在太像了，它们如此平凡，如此真实，如此类似“我们的样子”，以致人们对它们完全视而不见。于是，商店老板把它们锯成一截截，打破了它们的整体性，使得赋予在整体姿势上的意义也随之消失。往后的好多年，这些被肢解的手、腿和脚就待在小小商店的小小橱窗里，被用来展示雨伞、手套、长靴和鞋子，呈现在贝尤鲁人眼前。
“名字一定要有意义吗？”——刘易斯·卡洛尔《艾丽斯镜中奇遇》
跨入这一片覆盖了永远灰蒙蒙的尼尚塔石的不寻常的明亮白色中，卡利普这才明白，他无眠的一夜里，雪下得比想像中的还大。路上来来往往的行人似乎没有注意到尖锐、半透明的冰柱从大楼的屋檐上垂下来。来到尼尚塔石广场，卡利普走进都会银行——鲁雅称之为“多灰银行”，意指漫天的尘埃、烟灰、汽车废气，以及从附近烟囱喷出的肮脏蓝烟——他发现过去几天里，如梦并没有从他们的共同账户中提领任何大笔金钱。银行大楼的暖气没有开，而众人正开心地祝贺一位浓妆艳抹的银行出纳员赢得了一小笔全国乐透彩。他步行经过花店雾蒙蒙的橱窗，经过骑楼，热茶小贩的托盘上放着一壶壶晨茶，经过他和如梦以前就读的西西里进步高中，经过挂着冰柱、鬼魅般的栗子树，走进阿拉丁的店里。阿拉丁头上罩着九年前耶拉在文章中提过的一顶蓝色兜帽。他正忙着擤鼻涕。
“怎么啦，阿拉丁？你生病了还是怎的？”
“着凉了。”
卡利普一个字一个字清晰地念出他想买的期刊名，如梦的前夫曾经在这些左派政治刊物上发表过文章，其中有几篇卡利普觉得还能接受。阿拉丁起先露出幼稚的惧怕神情，接着脸上浮现出一抹称不上敌意的怀疑，他说只有大学生才会读这种杂志。“你要它们干吗？”
“玩填字游戏。”卡利普回答。
阿拉丁大笑两声，表示他听懂了笑话。“可是老兄，这些玩意儿里头没有填字游戏！”他语带遗憾，像是一个真正的填字游戏迷。“这两本是新发行的，你也要吗？”
“当然。”卡利普回答。他像一个买色情杂志的老头，悄声说，“麻烦你包起来。”
在埃米诺努公车上，他注意到包裹异常沉重。接着，在同样的古怪感觉下，他察觉似乎有只眼睛正盯着他看。这只眼睛并不属于周围的群众，那些仿佛坐在小汽船上随着海浪左摇右摆的公车乘客们，他们正眼神涣散地望着外头积雪的街道和熙来攘往的行人。这时他才发现，阿拉丁用一份旧的《民族日报》来包他的政治杂志。某个折角处，耶拉正从他的专栏上方的照片里往外瞪着他看。尽管每天早晨刊登在同一个位置的照片没有丝毫改变，然而，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如今照片中的耶拉却投给卡利普一个截然不同的眼神，好像在说：“我知道你在搞什么，我会紧盯你！”卡利普伸出一根手指，遮住那只能读心的“眼”，只不过，一整段公车的路途上，他仍然感觉得到它在他的手指下瞪着。
一进办公室他立刻打电话给耶拉，但却找不到他。他拆开旧报纸，小心放到一边，拿出左派政治杂志开始阅读。才翻开杂志没多久，一股卡利普早已遗忘的兴奋、紧张和期待感涌上心头。这些刊物让他回想起过去对解放、胜利和正义之日的期待，很久以前他放弃了这些信念，只不过当时他自己并不知道。翻完杂志后，他花了一段时间，根据草草写在如梦信纸背后的号码，打了一连串电话给她的老朋友。然后，他慢慢忆起自己的左派岁月，就如同小时候在户外电影院里，观赏着投射在清真寺和露天咖啡店外墙上的影片，诱人而难以置信。以前卡利普看到叶西坎〔1〕叶西坎（Yesilcam），土耳其的“好莱坞”，1970年代每年出产300多部电影。[1]那些剧情俗滥的黑白电影时，他常常会想，究竟是自己没有看懂，还是说，他被拉进了一个不知不觉中呈现出童话故事的世界，那里充斥着有钱而无情的父亲、身无分文的浪荡子、厨子、管家、乞丐以及装有散热片的汽车（那辆迪索托的车牌，如梦记得，和前一部电影里的一模一样）。每当他开始嘲笑周围感动落泪的观众时，对，对，就在那一刹那——注意了！——仿佛被耍了什么戏法一般，突然间，他会发现自己同情起银幕中苍白悲惨的好人以及果敢无私的英雄，感染了他们的伤痛与折磨，莫名其妙地，自己已泪流满面。于是，为了更加了解这个黑白的童话世界，更深究这个小小的、如梦与前夫曾经所属的左派圈子，卡利普打电话给一位保存所有过期政治刊物的旧朋友。
“你还继续在收集期刊，对不对？”卡利普说，语气认真，“我有一个客户面临了大麻烦。我可以借用你的数据库搜寻一下，好替他写状子吗？”
“当然没问题。”赛姆说，一如往常的热心，很高兴有人要看他的“数据库”。今晚八点半左右他会等着卡利普来。
卡利普在办公室工作到天黑。他又拨了几次电话给耶拉，但始终找不到他。每一次电话中，秘书不是告诉他耶拉先生“还没”进来，就是说他“才刚”离开。尽管报纸已经被卡利普塞进梅里伯伯留下来的旧书架里，但他还是浑身不自在，总觉得耶拉的“眼睛”仍盯着他看。的确，一整天耶拉好像都站在身旁。在他的注视下，卡利普处理各种公事。他聆听一对肥胖的母子抢着说话，他们因为谈不拢由谁继承室内大市场的一间小店铺而引发口角；告诉一位戴着墨镜、想要控告政府无端缩减退休金的交警，依据国家的法律，他待在疯人院的那两年不能算是受雇期间。
他一一打电话给如梦的朋友。每一个电话他都捏造出各种不同的新鲜借口。他向她的高中死党玛西德询问古儿的号码，因为他手上有一宗案件需要请她帮忙。他打电话给古儿——玛西德不喜欢她，但这个意思为“玫瑰”的名字曾经一度让他迷醉——结果优雅宅邸的优雅女佣告诉他，名字优美的女主人古儿，前天在古儿巴切（“玫瑰花园”！）医院同时产下了她的第三和第四个孩子，如果他现在出发到医院的话，还有时间从育婴室的玻璃窗看一眼可爱的双胞胎，名字叫阿什客与胡颂（爱与美）。费珍保证她会归还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以及雷蒙·钱德勒的推理小说，并且祝如梦早日康复。至于贝席叶——不，卡利普弄错了——她并没有一个叔叔在麻醉药局担任探员，而且——没有，卡利普确信——她的声音里没有流露出丝毫她知道如梦在哪里的暗示。而瑟米则非常惊讶卡利普怎么会得知地下纺织厂的消息：没错，他们的确雇用了一群由工程师和技师组成的团队，准备研发一项计划，制造第一批土耳其制的拉链。不过，很遗憾，由于他并不清楚最近报纸上报导的线轴交易情形，所以他无法提供卡利普任何相关的法律数据。他只能向如梦致上他最诚挚的问候（这一点卡利普毫不怀疑）。
他在电话里伪装不同的声音，或是假扮别的身份——中学校长、戏院经理、大楼管理员——然而还是没办法找出如梦的踪迹。苏里曼，一名挨家挨户兜售四十年前英国出版的进口医疗百科全书的推销员，接到假扮的中学校长卡利普的电话后，极为诚恳地向他解释，自己非但没有一个上中学的女儿名叫如梦，事实上他根本没有小孩。同样的，伊利亚斯，一位用父亲的平底货轮从黑海海岸载运煤炭的商人，反驳说他绝不可能把自己的梦境日记忘在如梦戏院里，因为他已经好几个月没看电影了，而且他也没有这样的笔记本。升降机进口商阿辛解释说，他的公司不能为如梦大楼的电梯故障负责，因为他从没听过有哪栋大楼或哪条街的名称叫如梦。当这几个人念出“如梦”这两个字时，他们都没有显露半点焦虑或罪恶的痕迹，他们的口气全都充满着真诚的清白。塔瑞克，白天在他父亲的化学工厂制造老鼠药，晚上则摇身一变成为写作阐述死亡炼金术的诗人，他欣然答应一群法律系学生的邀请，去演讲他诗中的主题“梦境与梦之谜”，他还承诺改天与他的新朋友们在塔克西姆的老咖啡馆前碰面。至于科玛和布兰特，他们都才从安纳托利亚旅游回来。其中一个人的旅行路线追随着一位伊兹密尔女裁缝的回忆录，这位女裁缝在五十多年前，在一群新闻记者的喝彩声中与阿塔图克跳完华尔兹后，可以马上在她的脚踏裁缝车后坐下，飞快地缝出一条欧洲样式的长裤。另一个人则骑着骡子横越整片东安纳托利亚，他行经一个又一个村落，走访一家又一家咖啡馆，到处兜售一种西洋双陆棋的神奇骰子，据说它是用一千年前一位慈祥老人的腿骨雕刻而成的，而这位老者便是基督教徒所谓的圣诞老人。
他不得不放弃名单上剩下的号码，因为要不是怎么也接不通，就是电话里的噪声吵得听不清说话。只要遇到下雨或下雪天，电话的线路就变得特别糟糕。更令他沮丧的是，一整天他翻遍了政治期刊的每一页，在众多的名字中——其中包括那些改变党派的、自首忏悔的、受到拷问而被杀害的、被判刑入狱的，还有在争斗中遇害且举行过葬礼的，以及那些投稿被编辑接纳或退回或刊登的，还有那些画政治漫画、写诗或在编辑部工作的人的名字和假名——他却始终没看到如梦前夫的名字或笔名。
夜幕降临，他依然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黯然神伤。窗外一只好奇的乌鸦睨视着他，街道上传来星期五夜晚的人群喧嚣。慢慢地，卡利普置身于一场甜美的睡梦中。过了很久当他再度醒来时，房间里已是一片漆黑，但他仍能感觉到乌鸦的眼睛注视着自己，就好像报纸上耶拉的“眼睛”一样。坐在黑暗里，他缓缓关上抽屉，用手摸到自己的外套，把它穿上，然后离开办公室。大楼走廊的灯已经全熄了。小餐馆里，学徒正忙着清扫厕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