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有这回事，只可惜我晚了一步。”梅里伯伯说，“当他发现诱惑不了土耳其人民和军队后，他便诱惑自己的妹妹。所以如梦才会变成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要不是因为我这个女婿卡利普，拉她离开游击队暴徒的温床、害虫的巢穴，现在的如梦天晓得在什么鬼地方，而不是待在家里睡觉。”
卡利普盯着指甲，心想所有的人都在想像可怜的如梦卧病在床。他怀疑梅里伯伯是否会在这段每两三个月就要列举一次的指控中，增添一点新意。
“如梦本来很可能进监牢的，毕竟她不像耶拉那么谨慎。”梅里伯伯说，无视周围众人的“真主保佑！”，激动之余，他继续列举罪状：“然后，如梦很可能会跟着耶拉混入帮派。可怜的如梦说不定会开始结交贝尤鲁的流氓、海洛因毒贩、赌场黑道、吸可卡因的白俄罗斯人，以及所有耶拉假借采访名义而渗透加入的颓废败类。我们会发现自己的女儿跟一群下流人渣厮混，像是来这里寻找肮脏乐子的英国人、热衷摔跤选手与摔跤报道的同性恋者、在澡堂里聚众淫乐的美国荡妇、假艺术家、在欧洲连妓女都当不上更别说演电影的本地明星、因为违命犯上或侵吞公款而被踢出军队的退役军官、嗓子因为梅毒而哑掉的男装歌手、想飞上枝头当凤凰的贫民窟少女。叫她吃一点‘衣思垂朵米辛’。”他挤出一个莫名其妙的药名，结束谈话。
“什么？”卡利普说。
“抗感冒的特效药，配上‘贝咳赞’一起吃。每隔六小时吃一次。现在几点？你想她醒了吗？”
苏珊伯母说如梦现在大概还在睡。卡利普又想到其他人心里一定都在想：如梦躺在床上睡觉。
“才不是！”艾斯玛太太说。她正小心地收起可悲的桌布，尽管奶奶不准许，但受到爷爷的坏习惯影响，大家都把桌布拿来当餐巾擦嘴巴。“不，我不会让我的耶拉在这间屋子里受到排挤。我的耶拉如今是个名人了。”
根据梅里伯伯的说法，他五十五岁的儿子，因为自以为了不起，根本懒得来探望他七十五岁的父亲。他不愿意透露自己住在伊斯坦布尔哪间公寓里，不想让他父亲或家里任何人找到他，甚至包括总是马上原谅他的荷蕾姑姑。他不仅隐瞒电话号码，还拔掉电话插头。卡利普很怕梅里伯伯会挤出几滴假眼泪，出于习惯而不是悲伤。然而相反，他做出了卡利普所害怕的另一件事：梅里伯伯又再次重申，不理会两人之间二十二岁的年龄差距，他一直很希望能有个像卡利普这样的儿子——理智、成熟、安静，而不是像耶拉那样。
二十二年前（也就是，当耶拉是他现在的年龄时），那时的卡利普不但高得尴尬，两只手臂在举手投足间更显得笨拙得难堪，当他初次听见梅里伯伯的这段话时，他以为有可能成真，他想像自己或许可以每天与苏珊伯母、梅里伯伯和如梦共进晚餐，逃离爸妈饭桌上无色无味的晚餐——每次坐在餐桌前吃饭时，大家都会望向四周墙壁外某个无限延伸的点（妈：有中午吃剩的冷蔬菜，要不要？卡利普：不了，我才不要。妈：你呢？爸：我什么？）。除此之外，他还想到其他令他头晕目眩的事：每个星期天当他上楼找如梦玩时（“秘密通道”、“看不见”），偶尔他脑中会闪过一个念头，假设美丽的苏珊伯母——他偷看到她身穿蓝色睡衣，虽然难得才有一次——是他的母亲（好得多）；梅里伯伯——他的非洲冒险和法律故事令他心神向往——是他的父亲（好得多）；而与他同龄的如梦，则是他的双胞胎妹妹（想到这里，思索着可怕的结论，他迟疑地打住了。）
等餐桌收拾好之后，卡利普说英国广播电视台的人正在寻找耶拉，可是一直没找到。然而，这段话并未如他预期地重新点燃大家的喋喋不休，讨论关于耶拉不为人知的住址和电话号码，也没有激起大家的众说纷纭，猜测他在全伊斯坦布尔有几间公寓，又可能位于哪里。有人说外面下雪了。于是，大家起身离开餐桌，在坐进各自熟悉的舒服椅子前，他们用手背拨开窗帘，透过黑暗寒冷的窗户，望着薄雪飘落的僻巷。寂静，干净的新雪（耶拉曾经在《古老斋戒月夜》中摹写过同样的场景，但目的偏向讥嘲，而不是为了与读者分享怀旧感伤！）。卡利普随瓦西夫走回他的房间。
瓦西夫坐在大床上，卡利普在他对面。瓦西夫双手在肩膀上晃动着，然后用手指耙了耙自己的一头白发：如梦呢？卡利普拿拳头敲敲胸膛，咳了几声：她生病咳嗽。接着，他把脑袋一侧，趴在他用双臂叠成的枕头上：她躺着休息。瓦西夫从床底下拿出一个大纸箱：过去五十年来他所搜集的杂志剪报集锦，很可能是最精华的部分。卡利普在他身旁坐下。仿佛如梦坐在另一边，仿佛她指着某些内容，他们开心大笑。他们检视着从箱子里随意抽出的照片：著名足球选手油滑的笑容，二十年前，他脸上涂满泡沫为一家刮胡霜代言广告，后来有一次他以头部阻挡一记角球，结果脑溢血死了；伊拉克领导人卡塞姆将军的尸体，一场军事政变后，他一身制服倒卧血泊；有名的西西里广场谋杀案的现场模拟（“一名上校退休之后，才发现自己被人戴绿帽长达二十年，妒火中烧，他花了好几天跟踪淫乱记者和年轻妻子的座车，最后开枪射杀车子里的两人。”如梦会用她广播剧的声音说）；还有孟德雷斯总理饶过一头献祭给他的骆驼，照片里，记者耶拉与骆驼在他身后，眼睛望向别处。正当卡利普准备起身回家时，他不经意地从瓦西夫的箱子里抽出两篇耶拉的专栏，吸引了他的注意：《阿拉丁的店》与《刽子手与哭泣的脸》。正好可以在一个注定失眠的夜里阅读！他不需要对瓦西夫比划太久，就借到了文章。后来，当他推辞掉艾斯玛太太端来的咖啡时，大伙也都很体谅：显然“我太太生病在家”的表情深深烙在他脸上。他站在敞开的大门口与众人道别。就连梅里伯伯也说：“当然了，他应该回家去。”荷蕾姑姑弯下腰来，抱起从积雪街道溜回来的猫咪“煤炭”，屋子里传来更多叮咛的声音：“告诉她，快点好起来，叫她快点好起来。向如梦转达我们的爱，转达我们的爱给如梦！”
回程的路上，卡利普巧遇戴眼镜的裁缝，他正把店门口的遮板拉下来。在悬着小冰柱的街灯的光晕下，他们互相打招呼，接着一起走。“我太晚了，”裁缝说，或许是为了打破雪夜的深邃宁静，“太太在家里，等着。”“冷。”卡利普回话。倾听着脚下积雪的嘎扎声响，他们并肩行走，直到抵达街角卡利普的公寓楼，仰头可见楼上角落的卧室窗户，透出幽微的床头灯光。一会儿一阵雪飘落，一会儿一片漆黑。
客厅的灯是昏暗的，和卡利普离开时一样，走廊的灯仍亮着。一进屋，卡利普便把开水壶拿到炉子上加热，脱下风衣和夹克，挂起来，然后走进卧房，在幽暗的灯光中换掉湿袜子。他在餐桌边坐下，重读一遍如梦留给他的道别信。用绿色钢珠笔所写的信，内容比他记忆中还短：十九个字。
如果说我有任何缺点，那就是岔题。——拜荣帕夏
我是一个“栩栩如生”的作家。我查过这个成语，但仍不是很了解它的意思。我只是碰巧喜欢这个词的效果。我总是梦想着写一些不同的事物：战马上的武士，三个世纪前某个浓雾弥漫的早晨双方军队在黑暗的草原上准备开战，冬夜的酒馆里落魄的酒客互相讲述爱情故事，情侣们无止境的冒险，他们为了跟踪一桩神秘案件，最后消失在偏僻的城市里。然而真主安排我在此，写这个必须呈现别种故事的专栏，并且面对你们，我的读者。我们已经学会了彼此容忍。
倘若我的记忆花园尚未开始枯竭，或许我不会像这样对命运发牢骚，可是当我一拿起笔，眼前便浮现你们期盼的脸，这时，我的读者，我荒芜花园里的记忆痕迹顿时灰飞烟灭。找不回记忆，只能够面对它的痕迹，仿佛隔着泪水凝望扶手椅上情人留下的凹痕，她抛下你，再也不回来。
因此我决定直接去找阿拉丁。我向他暗示我打算在报纸上写他，不过希望能先采访他，他张大黑眼睛，说：“可是这样不会勾起我的感伤吗？”
我向他保证不会。我告诉他，他店里卖的几千样——不，几万样——物品一直存活在我们的记忆里，各种颜色，各种气味。我告诉他，生病在家的小孩，总是殷切地躺在床上等待母亲从阿拉丁商店带回小礼物：一个玩具（铅制玩具兵），或一本书（《红孩儿》），或一册意大利人拍摄的西部牛仔图文书（第十七册 ，故事说到被剥去头皮的齐诺瓦死而复生，回来追杀印第安红蕃）。我告诉他，附近学校里成千上万的学生等不及下课钟响，他们的脑袋里早已敲响了钟声，迫不及待等着放学后去他的店里，购买“高飞”巧克力棒，为了得到里面附赠的明星照片，像是足球选手（加拉塔队的马丁）、摔跤选手（哈密·卡普兰）或电影明星（杰瑞·刘易斯）。我告诉他，女孩们在前往职业技术夜校上课前，会先到他的店里，买小瓶装的去光水，擦掉指甲上淡淡的指甲油——同样的这群女孩，虽然日后终究被孩子与孙子牢牢绑在淡而无味的厨房与淡而无味的婚姻中，但偶尔仍会回想起她们没有结果的初恋，梦想着阿拉丁商店，好像一则遥远的童话故事。
我们回到我住的地方，面对面坐下来。我告诉阿拉丁，多年前我在他的店里买了一只绿色钢珠笔和一本译得很差的侦探小说，我告诉他它们后来的故事。侦探小说是我为自己深爱的女人买的，从那天起，她便注定一辈子什么事都不做只读侦探小说。我告诉他，曾经有两个人——一位爱国军官和一位记者——约在阿拉丁的店里碰面，密谋叛变（计划发动一场将改变我们历史甚至全东方历史的政变），时间恰巧在第一次历史性群众集会之前。我还告诉他，当这场重大会议发生的那个傍晚，不明就里的阿拉丁，正站在书籍与箱子直达天花板的柜台后面，用口水沾湿指头，细数隔天早晨该退回的报纸和杂志。
提起色情杂志，他把这些杂志放在橱窗里，并绕着店门口一棵粗大的栗子树干悬挂一圈。我向他透露，所有心不在焉走过人行道的寂寞男人，晚上都会梦见那些面对镜头袒胸露背的本地和外国女郎，在他们的梦里狂欢作乐，像是《一千零一夜》故事中的放荡女奴和苏丹嫔妃。既然我们谈到《一千零一夜》，我告诉他，其实根本没有任何一夜的故事角色采用了他的名字，而是当一百五十年前这本书第一次在西方出版时，某个名叫安东·加兰的人偷天换日，把它加入书中。我解释说，加兰其实根本不是从雪赫拉莎德[1]雪赫拉莎德，《一千零一夜》中给国王讲故事的王妃。[1]口中听说这则故事，而是取自某位阿列坡来的基督教学者，名为尤汉那·迪埃布尔。故事很可能源自土耳其，再加上内容有关咖啡的细节，可以想见它发生在伊斯坦布尔。然而，我继续说，事实上，我们不可能去探究某个故事的哪一部分起源于哪里，就好像我们不可能去探究生命的源头。我确信事实如此，因为我遗忘了一切，一切。的确，我又老，又悲惨，脾气乖戾，孤独寂寞，我只想死。尼尚塔石广场周围的交通噪音和收音机的音乐歌声把人推入哀伤的洪流。我告诉他，说了一辈子故事后，我想在自己为了所遗忘的一切而死之前，听阿拉丁说故事，听他讲店里每样东西的每一个故事，关于店里的古龙水、印花、火柴盒上的图画、尼龙丝袜、明信片、电影明星剧照、性学年鉴、发夹以及祷告仪式手册。
就像所有发现自己跌入小说中的真实人物一样，阿拉丁此时的存在有点超现实，虚实难辨，他的逻辑简单清楚，毫无歧异。他承认他很高兴报纸对他的商店感兴趣。过去三十年来，一天十四小时，他经营这间忙碌得像蜂巢的街角店面。每星期天下午，当大家都在聆听收音机里的足球赛时，他则待在家里小睡，从两点半到四点半。他的本名不叫阿拉丁，但他的顾客并不知道。至于报纸，他只看受欢迎的《自由日报》。他指出他的店里绝不可能有任何政治集会，毕竟帖斯威奇耶警察局就在对面。此外，他对政治亳无兴趣。他从来不会用手指沾口水数杂志，他的店也绝不是什么传奇或童话故事里的场景。他受不了人们的愚言蠢行，像是一些可悲的糟老头，误以为橱窗里的塑料玩具手表是真货，跑进来疯狂采购，满心以为自己抢到了便宜货。还有那些玩“纸上赛马”或“全国乐透”的人，一旦输了便火冒三丈，跑来惹麻烦，认为是阿拉丁操纵赌局，忘记了当初的号码根本是他们自己亲手挑选的。举例而言，只要哪个女人的尼龙丝袜脱线，或是一个母亲的孩子吃了国产巧克力结果碎了一地，或是某个读者不满报纸上的政治观点，他们全都会跑来找阿拉丁，尽管东西根本不是他做的，他不过是负责卖而已。如果咖啡盒里装的是咖啡色的鞋粉而不是咖啡，不干阿拉丁的事。如果国产电池只能听完一首爱默·莎殷的黏腻歌声就没电了，还整个黏在晶体管收音机里，不干阿拉丁的事。如果本来应该永远指向北方的指北针，却始终指着帖斯威奇耶警察局，不干阿拉丁的事。如果宝服香烟盒里夹着某位浪漫女工的征婚启事，这更不干阿拉丁的事。然而尽管如此，油漆工助手还是兴冲冲地跑来亲吻阿拉丁的手，问他女孩的姓名和住址，同时拜托他当他的男傧相。
他的商店位于伊斯坦布尔所谓的“黄金”地段，可是他的顾客总是，总是，素质低下跟不上。他很惊讶西装笔挺的绅士甚至还学不会什么叫排队，有时候他实在忍不住斥责某些人要知道好歹。比如说，他已经放弃了出售公车票，因为有一堆人总在公车已经开到转角时才冲进来，对他大吼大叫像是放纵劫掠的蒙古士兵：“车票，给我一张车票，快点！”他们把店里弄得乱七八糟。他看过年长的夫妇为了挑乐透号码破口开骂，浓妆艳抹的小姐闻遍三十种不同的品牌后才选定一块肥皂，退休的军官来买一个哨子，结果把箱子里每个哨子都吹过了，一个接一个。可是他慢慢习惯了，他已经看开了。他再也不会对他们动怒，就算家庭主妇埋怨他店里没有十年前某一期的图文小说，一位胖男人为了确定邮票的味道直接把它拿起来舔，还有屠夫的太太隔天把皱纹纸康乃馨拿回来退，礼貌但气愤地指责他，这朵假花居然没有香味。
他胼手胝足建立起这家店铺。许多年来他亲手装订漫画书《德州》和《牛仔汤姆》；当城市尚在熟睡时，他第一个开门打扫店面；他自己一个人把报纸和杂志固定在大门和栗子树上；他在橱窗里展示最流行的货品；除此之外，为了满足顾客的需求，多年来他的足迹遍及全伊斯坦布尔，他走过每一寸土地，光顾每一家店，只为了采购最稀奇古怪的商品（比如说，芭蕾女伶玩具，只要有磁性的镜子一靠近，她便踮脚旋转；三色鞋带；瞳孔后面装有蓝色灯泡的阿塔图克[1]阿塔图克：土耳其建国之父凯末尔，人民称呼他为阿塔图克（Ataturk）。[1]石膏像；形状像荷兰风车的削铅笔机；写着“出租”或“以慈悲宽仁阿拉真主之名”的标语；松香口味的泡泡糖，里面附赠一张小鸟图片，图片从一编号到一百，张张各有不同；只在室内大市场才找得到的粉红色西洋双陆棋骰子；泰山和巴巴洛沙海军总司令的转印贴纸；一端是鞋拔，另一端是开罐器的新奇工具；代表各足球队颜色的头巾——他自己过去十年来戴着一条蓝色的）。不论要求多么不合理，他从来不曾拒绝（你有没有玫瑰香味的蓝墨水？你有没有那种会唱歌的戒指？）因为他认为，只要有人问起，就表示必定有这种东西。他会记在笔记本里，回答说：“明天会进货。”接着，他会像一位追查谜案的旅行家，搜寻整座城市，每一家商店挨家挨户找，直到发现他的猎物。有一阵子他靠卖人们疯狂抢购的图文小说轻松赚钱，或是西部牛仔漫画，或是一脸呆相的本地电影明星照片。然而也有一些冷清凄惨的日子，人们争相排队抢购流入黑市的咖啡与香烟。当你从商店的橱窗往外望时，你不会去想人行道上川流不息的人们是“这种人或那种人”，而是……而是他们是“别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