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心谨慎，仿佛征求十字军的许可，我恭敬地朝黑色凯迪拉克走近，偶尔，不知从何处发出的磷光，隐约映亮了车身。我将会试试凯迪拉克的车门，然而，彻底包裹在贻贝和海胆下的汽车，却不让我进去，泛绿的车窗也卡得死紧，文风不动。于是我从口袋里拿出钢珠笔，用笔的尾端慢慢刮掉黏在车窗上的一层开心果绿的苔藓。
夜半时分，在这片勾魂摄魄的恐怖黑暗中，我划亮一根火柴，这时，我将看见大哥和他情妇的骸骨在前座拥吻，她纤细的臂膀和手指，戴着手环和戒指，与他交缠不分，浸淫在一抹金属光芒里，这光芒发自依然光亮如十字军盔甲的精美方向盘，以及滴漏着黄铬的里程表、刻度盘和时钟。不仅他们的下巴紧紧相扣，就连他们的头颅也融为一体，永恒相吻。
接着，我转身朝城市灯火走去，不再划亮火柴，心里想，当毁灭之时，或许那将是面对死亡的最佳方式。我痛苦地向一个不存在的情人呼喊：我的灵魂，我的挚爱，我的忧愁佳人，灾难之日已迫在眉睫，到我身边来吧，无论你在何方，也许在一间烟雾缭绕的办公室，也许是充满洋葱味的厨房，弥漫着洗净衣物芬芳的屋子，也许是零乱的蓝色卧房里，无论你身在何方，是时候了，快来到我身旁。如今是我们静待死亡的时刻了，让我们用尽全力紧紧拥抱，在沉寂的黑房子里，我们拉上窗帘，只盼能不看见逼近眼前的毁灭性灾难。
我祖父称呼他们为“一家人”。——里尔克
卡利普的妻子离开他的那天早晨，卡利普爬楼梯走上位于旧城巴比黎的大楼，前往他的办公室。他把刚刚看过的报纸夹在腋下，心里想着多年前他掉进博斯普鲁斯海峡深处的绿色钢珠笔，那个时候卡利普和如梦得了腮腺炎，他们的母亲带他们去乘船郊游。这天晚上，当他审视如梦留给他的道别信时，他发现桌上那支如梦拿来写信的绿色钢珠笔，跟掉进水里的那支一模一样。二十六年前，耶拉看见卡利普很喜欢这支笔，就借给了他。后来，耶拉得知笔丢了，从船上失手掉入海里，在听完卡利普描述落水的位置后，耶拉说：“其实它并没有丢，因为我们知道它掉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哪个地方。”卡利普在走进办公室前刚好读完了耶拉的“灾难之日”专栏，他很惊讶，耶拉虽然写到他从口袋拿出钢珠笔，刮掉黑色凯迪拉克车窗上开心果绿的苔藓，却没有提到这只遗失的笔。毕竟，耶拉特别喜欢留意年代久远的巧合——比如说，他会想像在博斯普鲁斯山谷的泥泞中，找到刻着奥林帕斯山的拜占庭钱币和奥林帕斯汽水瓶的盖子——只要有机会一定会放入他的专栏中。不过，如果真的像耶拉最近一次的访谈所言，自己的记忆力已经退化，当然就另当别论。“当记忆的花园逐渐荒芜，”他们最近几次聚会时，有一次耶拉这么说，“一个人会开始珍爱最后残存的花草。为了不让它们枯萎，我从早到晚灌溉浇水，悉心照料。因为怕忘记，我回想，再回想。”
卡利普曾听耶拉说过，梅里伯伯前往巴黎一年后，也就是瓦西夫抱着鱼缸出现那年，父亲和爷爷来到梅里伯伯位于巴比黎的法律事务所，把他所有的数据和家具装进一辆马车，费力拖回尼尚塔石，然后全部塞进顶楼的公寓里。多年后，梅里伯伯带着美丽的新妻子和如梦从摩洛哥回国，先是在伊兹密尔与岳父共同经营干果事业，结果宣告破产，接着家族成员禁止他接管药品和插手蜜饯商店，以免家族事业也毁在他手里，于是，他决定重回法律这一行。他把同一批家具搬回他的新办公室，希望能给客户好印象。后来，某天夜里，当耶拉又笑又气地回忆起过去种种时，他告诉卡利普和如梦，当年搬家具上顶楼的其中一位门房，二十年后他也搬了冰箱和钢琴，而中间经历的岁月除了让他秃头之外，更让他练就了一身搬运高难度物件的好功夫。
在瓦西夫递给那位门房一杯水并仔细观察他的二十一年后，这间办公室和旧家具转给了卡利普，理由为何，大家的解释都不同：根据卡利普父亲的说法，梅里伯伯没有替他的客户攻击对手，反而攻击他的客户；而卡利普的母亲，在她变得衰老而行动不便后告诉他，梅里伯伯根本看不懂法院记录和起诉状，他把它们当餐厅菜单和渡船时刻表来读；根据如梦的说法，她亲爱的爸爸已经猜到他的女儿和侄儿日后会结婚，因此他才愿意把自己的法律事务所交给卡利普，虽然他当时仍只是他的侄儿，尚未成为女婿。所以如今，卡利普拥有几幅西方法学家的秃头肖像，他们的名字和声誉早已被人遗忘；几张头戴土耳其毡帽的教师照片，他们半个世纪前曾任教于法律学院；古老的诉讼文件，牵涉这些案件的法官、原告和被告早已不在人世；一张耶拉晚上用来念书、他母亲早上用来描衣服版型的书桌；桌子的一角，有一台结实的黑色电话，它除了是沟通的工具，看起来更像一台笨重而无用的战时仪器。
电话的铃声响得吓人，有时候还会自顾自响起。黝黑的话筒重得像小哑铃，每当拨号时，它会传来尖锐的呻吟，像是从卡拉廓伊到卡迪廓伊的渡船头的老旧旋转门在吱吱作响。有时候它会随意接通号码，不管拨出去的号码是什么。
当他拨家里的号码并发现如梦真的接了时，他吓了一跳：“你醒了？”他很高兴如梦不再漫游于她个人记忆的幽闭花园，而是处于大家熟知的世界。他眼前浮现出放置电话的桌子、零乱的房间、如梦的姿势。“你看了我留在桌上的报纸吗？耶拉又写了些好玩的东西。”“还没。”如梦说，“现在几点。”“你很晚才睡，对不对？”卡利普说。“你自己弄了早餐。”如梦说。“我不想吵醒你。”卡利普说，“你梦见什么了吗？”“昨天半夜我在走廊里看到一只蟑螂，”如梦说，她平板单调的声音像是收音机里的播报员，警告水手小心在黑海发现的一枚水雷，不过接着她又焦虑地说，“在厨房门口和走廊的暖气炉之间……两点的时候……很大一只。”沉默。“要我马上坐出租车回家吗？”卡利普说。“拉下窗帘后房子变得更恐怖了。”如梦说。“今天晚上想去看电影吗？”卡利普说，“去皇宫戏院？我们回家前可以顺道去找耶拉。”如梦打了一个呵欠，“我好困。”“去睡吧。”卡利普说。他们一起陷入沉默。卡利普依稀听见如梦又打了一个呵欠，然后他挂上电话。
接下来的几天里，当卡利普一次又一次回想这段电话对谈时，他不能确定自己真正听见的谈话内容究竟有多少，更别说依稀的呵欠声了。似乎每次他回想起如梦的话都是不同的版本，他不禁半信半疑地想：“好像与我说话的人不是如梦，而是别人。”他想像自己被这个人耍了。过了一会儿他又认为，如梦确实说了他所听见的那些话，而在挂上电话之后，慢慢转变成别人的是他自己而不是如梦。通过他的新角色，他不断重组他以为自己听见或记得的内容。以前有一阵子，卡利普连听见自己的声音都觉得是别人的，那时他就很清楚，当两个人在电话的两头对话时，他们可以变成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不过此刻，为了寻找一个比较简单的解释，他怪罪都是这台老电话机的错：一整天，这蠢物响个不停，逼他一直接电话。
和如梦讲完话后，卡利普先是打了一个电话给一位控告房东的房客。然后他接到一个打错的电话。在易斯肯德打来之前，他又接了两个拨错的号码。接着，某个知道他“与耶拉先生有关”的人打来，向他要耶拉的电话号码。之后他又接了几个电话，一个父亲想拯救因政治因素入狱的儿子，还有一位五金商人想知道为什么在判决之前必须先贿赂法官。最后易斯肯德打来，因为他也想找耶拉。
易斯肯德和卡利普是高中同学，但自从高中以来就没再联络，他很快地简述了过去十五年来发生的所有事情，恭喜他和如梦结婚，像其他许多人一样坚持说他早知道“这件事终究会发生”。现在他是一家广告代理商的制作人，他想替耶拉和英国广播公司的人牵线，那家公司正在做一个关于土耳其的节目。“他们想现场访问一个像耶拉这样过去三十年来始终参与土耳其时事的专栏作家。”他接着赘述各种细节，解释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已经采访过哪些政治家、企业家和劳工团体，但仍坚持想见耶拉，因为他们觉得他最有意思。“别担心，”卡利普说，“我会很快帮你联络上他。”他很高兴找到一个理由打电话给耶拉。“我觉得报社的人这几天一直在敷衍我，”易斯肯德说，“所以我才打电话请你帮忙。这两天耶拉都不在报社，想必发生了什么事。”众人皆知，耶拉有时候会失踪几天，躲进他在伊斯坦布尔的几个藏身处，这些地方的地址和电话号码耶拉从来不给人，不过卡利普确信自己找得到他。“别担心，”他重复一遍，“我会很快帮你联络上他。”
他联络不到他。一整天，每次他打电话去公寓或《民族日报》办公室时，他都幻想改变自己的声音，伪装成别人对耶拉说话。（他都想好了，他打算学以前如梦、耶拉和卡利普晚上围坐聆听的广播剧里的声音，模仿读者与仰慕者说：“当然了，我支持你，老兄！”）然而，每次他打到报社，同一个秘书总给他相同的答案：“耶拉还没进来。”挂在话筒上一整天，卡利普只有一次听见自己的声音成功地骗倒了一个人。
傍晚时他打电话给荷蕾姑姑，心想她应该知道耶拉的行踪。她邀他回去吃晚餐，“卡利普和如梦也会来。”她再一次把卡利普的声音误认为耶拉。“有什么差别？”明白自己搞错后，荷蕾姑姑说，“你们都是我粗心大意的小鬼，你们几个全都一样。我也正想打电话给你。”她先是责骂他没有时常保持联络，语气如同在斥责她的猫咪“煤炭”抓坏家具，然后她吩咐他来晚餐的路上先去一趟阿拉丁商店，替瓦西夫的金鱼带点饲料回来——他的鱼只吃欧洲进口的饲料，而这些东西阿拉丁只卖给固定的顾客。
“你看过他今天的专栏了吗？”卡利普问。
“谁的，阿拉丁的？”他的姑姑照例冷冷地说，“没！我们买《民族日报》是要给你伯伯玩填字游戏，给瓦西夫剪上面的文章玩，并不是为了看耶拉的专栏、替我们侄儿的堕落感到遗憾。”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应该自己打电话邀请如梦，”卡利普说，“我实在没那个时间。”
“你可别忘了！”荷蕾姑姑说，提醒他晚餐的时间和他的任务。接着她逐一列举家庭聚餐的成员，这份名单就和晚餐菜单一样永远一成不变。她像个播报员，慎重宣布一场足球赛双方队员的姓名，刻意吸引听众：“你母亲、你的苏珊伯母、你的梅里伯伯、耶拉——如果他出现的话——当然还有你父亲、‘煤炭’和瓦西夫，以及你的荷蕾姑姑。”她一路念下来，中间没有夹杂她的咯咯笑声。念完名单后她说：“我正在替你做肉馅千层酥。”她挂断电话。
卡利普才挂上，电话又响了起来，他茫然地望着它，想起过去的一段往事：荷蕾姑姑本来已经准备好要结婚了，但到了最后一刻婚礼告吹。然而不知为什么，他就是想不起刚刚还在他脑中的准新郎的怪名字。为了避免自己的头脑习于健忘，他告诉自己：“除非我想起刚才已经到嘴边的名字，不然我不接电话。”电话响了七声后才停下来。当再度响起时，卡利普正在回忆准新郎带着叔叔和大哥来家里提亲的情形——发生在如梦一家人搬回伊斯坦布尔的前一年。电话又停了，当它下一次响起时，天已经暗了，办公室里的家具变得灰蒙蒙的。卡利普还是想不出他的名字，但他不寒而栗地记起他当天穿的怪异鞋子。那人脸上有一颗感染东方疖[1]皮肤病的一种，流行于中东与北非国家。[1]而长出的疣。“这些人是阿拉伯人吗？”爷爷想知道，“荷蕾，你真的想嫁给阿拉伯人吗，嗯？你和他到底是在哪里认识的？”偶然碰到，就这么一回事！晚上七点左右，卡利普离开空无一人的办公大楼，在路灯下阅读一位想改名的客户的文件，这时他才想起准新郎的怪名字。当他走向开往尼尚塔石的共乘小巴站牌时，他心里想，这个世界实在太广大了，塞不进任何一个人的记忆库里。当他朝位于尼尚塔石的公寓楼走去时，他心想，人类从各种偶然中淬取意义……
公寓楼坐落在尼尚塔石的一条僻巷里。荷蕾姑姑、瓦西夫和艾斯玛太太住在其中一户，梅里伯伯和苏珊伯母（之前还有如梦）住在另一户。或许别人不会称它为僻巷，因为毕竟它离大马路、阿拉丁商店还有街角的警察局只隔三条街，走路五分钟就到。但是，如今居住在僻巷公寓里的亲戚们，以前曾在大马路上的“城市之心”公寓远远地看着这栋僻巷公寓的转变——从泥土地变成灌溉菜园，变成碎石子路，之后又改成柏油路——而始终没多加留意。对他们而言，他们建造了公寓楼房的大马路是最最有趣的了，其他没有一条路可堪作为尼尚塔石的中心。他们的精神世界与地理世界相辅相成，从很早以前开始，他们心里就已认定“城市之心”公寓处于中心的位置[1]伊斯坦布尔市大致上由金角湾分隔成旧城和新城。西侧是古老的旧城，许多知名古迹都在此，如圣索菲亚大教堂、蓝色清真寺、室内大市场、皇宫等。东侧则为新城，现代化新建筑多聚集于此，如佩拉宫饭店、贝尤鲁区以及“城市之心”公寓等。旧城与新城中间由加拉塔桥和阿塔图克桥连接，所以书中常会见到主角在此走来走去。“城市之心”位于尼尚塔石，是新城东北方一个现代繁华的高级区城。[1]，即使他们隐约察觉迹象，知道他们最后会把房子逐层卖掉，搬离这栋荷蕾姑姑所谓“睥睨全尼尚塔石”的大楼，并退居到别处几间寒酸的出租公寓里。等他们搬进这栋位于他们内心忧郁角落的荒凉楼房后，最初几年他们总是把“僻巷”二字挂在嘴边，也许是为了夸大他们遭遇的不幸，借此互相怪罪，仿佛抓住一个绝不会失误的大好机会。穆哈默德·沙必特·贝（爷爷）过世前三年，他从“城市之心”公寓搬进僻巷住宅的第一天，坐在丝绒扶手椅上望街道——如今这张椅子在新的公寓里，以新的角度面向窗户，不过，它仍以旧角度（好像在旧房子里）面对摆放收音机的笨重支架——大概是受到搬运家具的马车前面那匹瘦巴巴的老马所启发，他说：“是吧，我们下马，改骑驴。很好，祝好运！”然后他扭开收音机。收音机上面，已经摆上了狗的雕像，趴在针织的布垫上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