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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着老婆手里的剪刀，又短又细的刀片闪着寒光。
“谁把剪刀放这的？”
“问题不在这…问题是我们家根本就没有过这样的剪刀！”老婆幽幽地说。
家里多出一把剪刀，想想是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再想想，就觉得有几分诡异了，联想到我昨晚的梦，越发觉得恐怖了。或许不是梦？或许真有那么一个人出现在我床边？
我凝神看那把剪刀，此时它已经被儿子拿在手里把玩。儿子背对着我，穿一件牛仔背带裤，站在从窗子外射进来的阳光中，变成了黑色剪影。只有半个门框高。是的，他昨天晚上说过要来偷电脑的。
我想到一件可怕的事情。
“儿子，你告诉爸爸，剪刀是不是你带进家里来的？”
儿子愣了一下，连说：“不是我。”
“你想杀了爸爸，是不是！”我故意加重语气。儿子突然号啕大哭，扑向老婆：“我没想杀爸爸。”老婆很诧异地瞪着我，我忽然反应过来，我竟然问儿子是不是想杀爸爸，疯了吧我。
3
老婆为了安慰儿子，便带他去游乐场玩。我识趣地留在家里，心烦得要死。那把剪刀放在客厅的茶几上，绛红色的塑料软管包住手柄，像两片细长细长的嘴唇，诡异地笑。
这几天，天都阴沉沉的，要下雨又不下的样子，我走向阳台，楼下花园笼罩在阴霾中，一个人都看不见，一件红色雨衣忽然飘入我的视野，它像风筝一样从对面楼的门洞里飞出来，细细的人形架子撑起布面。仔细一看，原来那架子真是一个枯瘦如柴的人，一头杂乱的黑发挡住她的脸，苍白的脸色若隐若现。她急匆匆地从门洞里出来，踩着时快时慢的小碎步闪进楼群的缝隙里。
傍晚，老婆和儿子回来了，儿子一脸灿烂，显然是被他怀里的一大堆零食收买了。老婆把买的瓜果蔬菜一件件放进冰箱，放着放着竟嘤嘤地哭起来。我赶紧问：“怎么啦？还生我气呢？”
“我回来的时候，对面楼底下围着一群人，都说四楼死了个大学生。”
我心想虽然死了人谁都有情绪，但也不至于哭吧，她这个样子，我都怀疑是不是旧病复发了。老婆接着说：“大学生是被剪刀戳死的…两只耳朵都被剪掉了，那剪刀跟你枕头下的那把一模一样。”听了这句话，我愣了半天才回过神来，老婆继续说，“我心跳得厉害，总想着那剪刀不是什么吉利东西，现在它已经杀死一个人了，接下来会不会轮到我们家？”
“你别瞎想，巧合罢了。”
她坐到我身旁，又把儿子搂在怀里，一字一顿地说：“反正，我们要小心。”
4
老婆把儿子送去睡觉之后，又倚在我肩膀上神神道道地讲了很多开车小心、别太晚回家之类的话。她不许我插嘴，我只能有一下没一下地点头。最后，她的说话声越来越小，终于睡着了。
我费了好大劲才把她抱回卧室，累得出了一身汗。正准备去冲个凉，客厅一头的电话忽然响了。
我“喂”了一声，那头没人接话。只听到“嗡嗡”的噪声萦绕在耳边，这噪声没有任何特点，不是行人的脚步声，不是工厂“轰隆隆”的声音，不是流水声，不是“窸窸窣窣”的聊天声，也不是医院里的点滴声，判断不出对方是站在哪里打电话。忽然，一个女人幽幽的声音缓缓响起，她说出了一个词：“一楼。”
我愣了一下，她说的是不是一个人名？像“易洛”之类的。
“二楼…”她接着说。
我反应过来，她说的是楼层号，莫名其妙！“请问你找谁？”我大声地问。
她没有任何反应，接着说：“三楼、四楼、四楼…”
她卡在四楼，不停地重复，像是摔坏了的录音机一样。我看向窗外那栋死了人的楼，此时黑漆漆一片，一排排窗户一声不响地瞪着我。四楼有个窗子没有关严，白色的窗帘钻出来，在风里荡来荡去。我在想那个窗户所在的房间是不是就是大学生死掉的地方。我被自己这个想法吓了一跳，对电话里大吼一句：“毛病！”
窗外的风忽然大起来，那块白窗帘疯了一样拍打着窗户玻璃，窗帘后面是否站着一个穿白色运动衫的大学生？一把红柄剪刀直愣愣地插在他的眼眶里，血灌满他的嘴巴，“呜呜”的哀号声…茶几上的剪刀依旧是那个干巴巴的笑容。
剪刀肯定是不能留在家里的，第二天，我趁下楼接儿子放学的机会准备把剪刀扔掉。
我把剪刀藏在怀里，紧张兮兮地四处张望。杀人凶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警察在杀人现场没有找到一个指纹，无从查起。你说我一个大男人没事拿把剪刀在小区晃悠，不是明摆着找枪口撞吗？我穿过楼下花园里的小路，赶紧钻进坐落在小区一侧的垃圾站里。
5
我把剪刀扔进垃圾池，不知是撞到什么东西上，“哐当”一声巨响。一个穿红色雨衣的女人忽然从垃圾堆一侧蹿出来，把我撞了个趔趄。等反应过来，她已经弓着腰钻入小路深处，红色雨衣在灌木丛的缝隙中忽隐忽现。她身后的小路上滚落了许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有梳子，破保温瓶，烂镜子什么的。
是上次见到的那个，现在想想，那天她从对面楼慌慌张张跑出来，那个样子就像是…杀了人一样。虽然我们这个小区算不上是这座城市里环境最好的，但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随便进来的。人杂了，就容易出事。
出了垃圾站，我在小区门口又看到了那女人，她背对着我蹲在保安亭旁，正把怀里的垃圾一件件掏出来。一股股臭味钻进我的鼻子，忽然，“叮咚”一声，一把红柄剪刀掉在地上。
那剪刀很像我刚扔掉的那把，刀身已经锈迹斑斑。我突然觉得，一定要把这个女人赶走。便喊：“保安！”那女人听了慌忙往我这边看，她有一张苍白瘦长的脸，有五六十岁的样子。保安是个高高瘦瘦的年轻人，他从保安亭出来后毕恭毕敬地问我：“什么事？先生。”
我指指那女人说：“难道你闻不到臭味吗？把她给我赶走！”
保安探过头看她，脸上没有一丝表情，深深的黑眼圈下两块颧骨高高地突起。他点点头说：“对不起，我马上把她赶走。”说完便拖着女人的衣服，低头跟她说了些什么，不时看看我。
等他回来的时候，我问他：“跟她说什么呢？”
保安面无表情，说：“公交车来了。”我转过身去，看见儿子从车上跳下来。那保安趁机回到了保安室。
回到我们那栋楼，我跟儿子在电梯前等了半天。红色的数字从二十开始跳，在十那里停了半天后才下来。“叮”一声，电梯门打开，里面并排站着两个脸色铁青的警察，一个瘦一个胖。我赶紧把儿子拉到一边，再仔细一看，两人中间竟夹着个低垂的脑袋，后脑勺正对着我，油黑的短发像枯草一样胡乱地倒在一边，看得我心里发紧。
警察夹着那人吃力地挪出电梯。看不见他的脸，脚尖并排拖在地上，一副休闲装打扮。这样的架势，看来那是个死人。死在高层上，担架抬着电梯里放不下，只这样被架下来。
回到家，我在卧室里发现了老婆，她一个人蜷在床上，瑟瑟发抖。见我进来了，一把抱住我说：“十楼又死人了。”我想到了电梯里那个穿休闲服的尸体。
“剪刀插在眼睛里，死了…两只耳朵也是被剪了下来。”老婆浑身冰冷。
我的身子倒还暖和，倒是心已经结成冰了。死了的两个人都跟剪刀有关，而我们家又无缘无故出现一把剪刀。
6
晚饭后天已经黑了。我在阳台上站了好久，底下围观的群众和出出进进的警察乱作一团，警察的压力不小，这座城市好多年没发生过连环杀人案了，况且是这样毫无线索的案子。我把之前发生的事情在脑子里面重新过一遍，看看能否从里面找出能联系上的细节。那把剪刀？穿雨衣的女人？高瘦保安？
地上涌动的人头像一块黑色的疣，不断往花园扩散，油油腻腻的样子，看得我心里烦躁。忽然，那黑疣边缘有一对眼睛闪了一下，绿光像针一样射向我。是那个高个保安，他一动不动地站在人群后，露出半个脑袋仰头看我，眼睛深陷在高高的颧骨下面。
“嘎嘎…”我听到骨头拉扯的声音，同时，那个保安的头猛地往前栽下去，再抬起来时，那头跃下肩膀，向我飞过来，脖子迅速伸长，像白色的风筝线一样。
“嗖”地一下，保安的头蹿到我面前，我在他绿色的瞳孔里看到了我自己惊慌变形的脸。我惊叫一声往后退，惊慌中双脚绊在一起往后倒去…我没有倒在地上，撞到了一个湿漉漉软绵绵的东西。
那个穿红色雨衣的女人站在我身后！她青绿色干柴一样的手从永远湿漉漉的雨衣中伸出来，僵硬地弯曲在胸前，五根细长的手指缠在剪刀血红的柄上。
我几乎停止了呼吸，可眼前那头又垂下来，侧躺在我眼前的地板上，他高高的颧骨蠕动着，嘴里发出金属与牙齿摩擦的声音，那声音与唾液混在一起，听起来水水的。他笑了，干枯的嘴唇裂开来，大嘴张开，整张脸像是被撕成了两半。
他的牙齿上积满了牙垢，痰液从牙缝中漏出来，“咚咚…”地滴在木地板上。他“呜呜”地说出两个模糊不清的字，卷在喉咙深处的舌头忽地展开，露出喉咙深处半个红色剪刀柄…
我倒吸一口冷气。
“爸爸！我饿了！”
儿子在客厅喊我，我回过神来，舌头和剪刀不见了，红色雨衣不见了，楼下的人群渐渐散去，我做了个恐怖的白日梦。
7
晚上，两个警察来我家问情况，是上次在电梯门口看到的那两个。
瘦的那位问我：“最近几天有没有看见可疑的人在小区活动？”
我想了想问：“什么样的才算得上是可疑的？”
“陌生的人，看着不顺眼的人，感觉与以前不同的熟人都可以算。”旁边微胖的警察不耐烦地补充道。
“那应该有两个，一个疯女人…”
“疯女人？”
“对，我经常在小区里看见她，穿一件红色雨衣…”“那个不算。”胖警察打断我说，“那女人我们认识。”
“啊？”我吃了一惊。
“她是你们小区保安小吴的亲娘，小吴在警校时跟我们是哥们。”
“哪个小吴？”
“门口警卫室的那个。”
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他高耸的颧骨和他喉咙深处的剪刀。他是那女人的儿子。上次他赶走亲娘的时候神神秘秘说了好多话。
“你说有两个，还有一个是谁？”瘦警察接着问。
我愣了一下，心想，要是我说我怀疑的另一个人就是他们哥们，他们会作何反应。“现在想想，另外一个人也不是那么可疑了。”
“你只管说，可疑不可疑，我们自己有判断。”胖警察粗声说。
“是小吴。”我满脸堆着笑，小心翼翼地吐出两个字。
胖警察脸黑一阵白一阵，沉默下去。那瘦警察还算有礼貌，尴尬地跟我握了握手：“那…谢谢配合我们的工作，打扰了。”“没事没事。”我赶紧帮他们把门打开，等胖警察出去后，我趁机小声地问那瘦警察：“你们在死人的家里发现了什么可疑的东西了吗？”
他摆摆手道：“这个…不便透露…哈哈，你关门吧，我们去下一家问问。”
其实我很理解那个胖警察，他没有看到过那母子异常的表现。这生活中的一点点不正常往往被很多人认作偶然而一笔带过。如果不是因为那把突然出现在家里的剪刀，我也很难觉察身边原来存在这么多危险。
警察走了后，已经是十点多了。家里只剩下我一个人醒着，电话忽然响了。
“喂？”
“一楼…”
“喂？”
“二楼…”
是上次那个声音，“你到底是谁？”我问。可她继续说：“三楼…四楼…”说得不紧不慢，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她好像不是存在于这个世界。
“五楼…”她没有在四楼卡住。
“六楼…七楼…八楼…九楼…十楼…十楼…十楼…十楼…”她卡在了十楼。
等一下，一束光穿过我的脑袋。今天死的那个人住十楼！上次死的那个住…四楼。这是一个报告死亡的电话。
“你到底是谁？”我歇斯底里起来。我分明看到那个穿红色雨衣的女人躲在小区某处的阴暗处，她一边从怀里掏出一把把红柄剪刀，一边念叨着：一楼，二楼…四楼…十楼…十九楼。我家在十九楼。
电话却断了。
我赶紧追拨过去，另一个冷漠的女声飘出来：“对不起，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8
接下来几天，我一直在等那个女人的电话，不管她是这个事件的主谋，还是不愿透露身份的知情者。无论如何我要找到她。
可她没再打过来。我想她是不是要等死了人之后才会出现，那样的话，下次接到电话的也许不是我了，而是另外一个深夜不睡的男人（或许是小孩），他会听到电话里的女声从一楼一直往下说，最后卡在十九楼。
可能小区里没什么线索，警察调查了几天就回去了，只是吩咐居委会大妈，要她提醒住户，在凶手抓住之前尽量少出门，跟家人待在一起。
可凶手就在我身边，警察抓不住他，我决定自己去。
一个傍晚，我到了十楼，敲响那扇曾经被警戒线包裹着的门，“咚咚”的敲门声回荡在电梯大厅里，那声音撞在金属质感的墙壁上，硬邦邦地弹回到我耳朵里。没有人开门。我敲得更用力了，门却悠悠地开了。
傍晚微红的光穿越窗户打在客厅里，沙发，落地灯，电视，空调上都蒙上了一层不真实的晖光，把沾在它们上面的指纹都盖住了。“有人在吗？”我喊。
没人回答。
我拉开主卧的门，又询问了一句，还是没人回答。最后，我打开一扇挂着“学习中，请勿打扰”牌子的门，黑暗将我笼罩，死亡的味道扑面而来。正对着门的窗户底下，一件被灰白挡尘布盖住的事物赫然展现在我眼前。
扁扁的微仰的头，宽阔的肩膀。那是一台电脑。我想，人就是死在这电脑前面。
我走过去，轻轻掀开布的一角，看到了一个黑色转椅的轮子，再往上，椅背露出来，再往上，仿佛看见一个仰着的人头，头上油黑的短发像枯草一样胡乱地倒在一边，一把剪刀插在他左眼上。我还没惊叫出声来，卧室门边便亮起了一个手电筒。“你是谁？”“手电筒”问我。
“我…是这栋楼的…”我回答手电筒背后那个高大的影子。
“来干什么？”手电筒的光移到我的眼睛上。
“跟这家人交情不错，来安慰安慰老朋友。”我眯着眼睛说。
那影子半天没说话，这时我才想起来反问他：“你又是谁？”他把手电筒放下，露出一张长脸，浓浓的黑眼圈下两个颧骨高高耸立。“小吴…”我在心里念出影子的名字。
“都这个时候了，还没下班？”我试探地问。
“我留在这里看守房子。”
“谁叫你看的？”
“物业公司、警察，都说了。”
“这家人呢？”
“他们在警局…”
“哦…我来的时候，这门没锁，我喊过几声，也没听见你回答。”
“在厕所。”
他对答如流。像是提前背好的。
“没事不要随便闯进来，这里是凶杀现场。”他面无表情，只有两片薄嘴唇在轻轻抖动。
“是…这就走。”我垂头丧气地说，一边往外走。经过他身边时，一圈血红色闯入了我的眼睛，稍纵即逝，被他的身子挡住了。“你背后藏了什么？”
他愣了一下，直直地看了我一眼，从背后拿出一把红柄剪刀，说：“我刚在厕所剪指甲。”他很会编故事，编了个我怎么也不会相信却无力反驳的故事。我只好问：“这剪刀你自己带来的？”
他的眼神晃了一下，说：“是…”很明显的谎话。看来那剪刀是他在这房子里找到的，他想藏起这剪刀，掩盖证据。我刚想质问，但看他身材高大，腰间还插了一根沾着锈迹的警棍，动起手来，非被他废了不可，便把话吞了下去。
“哦…那我走了，明天再来。”
他微微点头，苍白的脸被手电筒的光拉得更长。
9
第二天一大早，我便去物业公司核实到底有没有派保安去看守死人的家，回答是没有。那就对了，我暗喜，立马驱车直奔公安局。
警官们听到有人来提供线索，都很热情。茶一盏盏地送。先前的胖警官也在欢迎之列，不过，几天任务下来，我看他已经瘦了许多。“你们最好查查我们小区的保安…还有他娘。”我说，接着便把前些天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讲出来，并着重讲了昨晚的事。
听完我的描述之后，局长点点头说：“嗯…是很可疑。”他马上吩咐下面的人去小区找保安。“你也跟我们去。”局长最后跟我说。
警车“哇呜哇呜”地驶在去小区的路上。我坐在最前面一辆车里，窗外的行人像幽灵一样飘过，头顶上的警笛声，是我听过的最可爱的声音了。去小区要经过一条叫货乡的巷子，那巷子两旁挤满了一个个卖小零碎的地摊，卖什么的都有，梳子、发卡、内裤什么的。还不时有人将家里没用的东西搬出来摆在路边，有人要就便宜拿走。
前面的路越来越窄，都被来巷子寻稀奇便宜东西的人堵住了。
警车一边不耐烦地响着大喇叭，一边慢慢地挤过去。经过摊位时，我不经意地朝摊位里看。几张报纸上堆了好些东西，有女人用的丝巾，花的白的红的用橡皮筋捆了几捆；还有不同式样的烟灰缸，看起来都很高级的样子；还有一些首饰，不知道是真是假的。最后，我看到了一堆剪刀，一堆红柄剪刀，有些是崭新的，有些已经生了锈。这时，一只红色的袖子拂过那堆剪刀。
“停下！”我朝司机喊。
司机马上踩住刹车。旁边的警察问：“怎么了？”
“下车！那摊子在卖我说的那种剪刀。”
我冲下车，拨开人群，准备揪出那个穿雨衣的女人。可我眼前是一个穿红西装的女人，头发梳在脑后。我不甘心地问：“这摊子是你的吗？”她看着跟在我身后的警察畏畏缩缩地说：“不，不是。”
“那是谁的？”
“刘姐上厕所去了，她…她让我帮她看一下。”她说着，指向巷子那头的一个破旧的公共厕所。我回头看去，那个红衣女人正直挺挺地立在厕所门口，她显然已经发现我们了，拔腿便跑。
“追！”
她“呀呀”地叫着，跑得很快，我们追到厕所时，她已经拐过街口，当我们追到街口时，她又拐进了另一条街。突然，响起一阵猛烈的刹车声，还有路人的惊呼。
她被汽车撞了，飞出去几丈远，撞倒了一块广告牌，倒在玻璃片中。鲜红的血与雨衣混在一起，枯黑的头发缠在她的脖子上。警官吩咐了几个人将她送去医院，其他人继续往小区赶。
“看来，保安母子十有八九就是凶手了。”
“嗯…”
在车上，司机跟旁边的警官聊起来，两人没心没肺地大笑。我眼前则不断浮现女人的惨状，心里有些内疚，没有搭话。
到小区时，警察守住了各个出口。负责人说小吴今天一早便去值班了。于是警官派了一队人马直接去保安值班的四号楼抓人。从一楼到顶楼，他们寻遍了每一个角落也没见他的身影，也没见他出小区。
到了中午，还是没有他的消息。
他失踪了。
10
小吴的黑白照片贴满了整座城市，他那双躲在颧骨后面的小眼睛窥视着每一个行人。他失踪两天了。小区里的居民自从知道“剪刀杀手”就是自己身边的保安后，都悬着心。一是为那样的事实所震动，二是怕他被逼急了又回来杀人。其实，最害怕的应该是我，我害了他，害了他娘。如果他回来的话，第一个要杀的便是我。
老婆这几天倒是很平静，上她的班，买她的菜，跟个看破生死的尼姑似的。她这个样子很让我担心。当年她弟她妹一起死在车祸中的时候，她也是这个样子，没过几天就犯病了，神志不清，抓起把椅子就往外跑，嘴里大喊着要砸烂那肇事的司机。后来，她美国的爸妈把她接回去治疗，不知道用了什么药，一个月就好了。回来的时候活蹦乱跳的。
我就担心她又犯病了。
公安局打电话给我，说小吴她娘醒了，但她否认杀了人。当问到她那天为什么跑的时候，她只说自己偷了小区住户的东西，那天摊子上卖的东西都是她偷的，看见警察来，以为是事发了，所以要跑。
她说的话，我没有可反驳的，忽然想到一个问题，便问：“那你们有没有问她，前段时间有没有一直打电话给我？”
“她打电话？不可能，她是哑巴。口供还是她写在纸上交给我们的。”
我傻了，现在想想，我跟她在一起的时候，她确实没说过话，最多是“呜呜”地叫。
那打电话的女人是小吴的老婆？情妇？妹妹？
过了几天我去接儿子的时候，发现门口值班的已经换人了，是个白脸细眉的小胖子，看起来还挺和蔼可亲的，浑身泛着油光。终日笼罩在小区头上的阴霾好像也被小胖子的光芒驱散了，只是我心里总晴朗不起来。
儿子的车来了，他从公交车上下来，一边朝车里招手，说：“叔叔，再见。”我朝车里看去，只看见一个高高大大的影子。
“你跟谁再见呢？”儿子舔舔手里的棒棒糖，咂吧咂吧地说：“一个叔叔。”
“是爸爸认识的吗？”
“他说是爸爸的朋友，还说如果我把一个东西交给你，请我吃棒棒糖。”儿子说着从书包里拿出一个黑色塑料袋。那袋子皱巴巴的，包裹着一个盒子形状的东西。我打开来看，是个普通的茶叶包装盒。打开来，是一把剪刀，红柄剪刀…
我仿佛看到了那张躲在窗帘后的颧骨突出的脸，他一边朝儿子招手，一边看着我，脸上毫无表情。我“啪”地将儿子手里的棒棒糖打掉了，红白的糖粒碎成几瓣。儿子愣了一下，接着便号啕大哭，嘴里冒出一串两个字两个字的词语，我猜是骂人的话。“哭什么哭！再吃吃死你！”我也激动起来。
那胖保安从值班室里探出头，嘴角还挂着一条方便面，他问：“怎么了？”
“没事，小孩不懂事。”
他“哦”了一声就缩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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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恨我，他要来报复我，他找上我儿子了！不行，我要把儿子送走。我没有跟老婆说这件事的原委，只是告诉她我妈她老人家想孙子，让我趁着放假把儿子送去老家几天。老婆没有怀疑，干干地说了一句：“那好啊。”
儿子走后，我心里放松了不少，我一个成年人，一百六十来斤，不怕他来报复，即使被他插几剪子也没多大事。倒是有点担心老婆，她这几天越来越少说话，好几个晚上我起来上厕所的时候都看见她在客厅里嘤嘤地哭。第二天问她，她只说晚上睡得很好，做了许多梦。
我总觉得有什么事要发生，就在这几天。
果然，一天晚上，老婆失踪了。她从早上上班出去后，一直到晚上十点都没回来。我打电话到她单位，那边说她五点就下班了，回没回家就不知道了。后来我又叫来几个居委会大妈帮忙在小区里找，几支手电筒从东门晃到西门，愣是没见着她的影子。到了半夜了，大妈们一边打着哈欠一边对我说：“她会不会回娘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