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历的风格，是尚武的满人种族特性与普世主义文化的一种不太和谐的混合物。他希望将满族特性变为帝国机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君权既要成为满人文化完整性的保护者，又要成为多种族霸权的一种象征，其正当性则应通过普遍性的儒家言辞得到证明。作为满族德行的捍卫者，弘历采用的方法有二：第一，他要在种族问题的真正细节或只具有象征意义的小处
均让汉族文人感到惊恐不安；第二，他要通过向自己的满族同胞宣讲本族尚武的传统和优越的品质，来激励起他们的种族意识。
可是，一旦涉及到真正的谋叛阴谋事件时，再提及种族问题便不但危险，甚至还带有刺激性。弘历处理乾隆十六、十七年间两个严重谋反事件时的态度便生动地表明，当他真的相信满清皇朝面临危险时，他会多么小心翼翼地对具有种族象征意义的问题——尤其是对极为棘手的削发问题——保持沉默。
伪稿案。当弘历年届四十，已是一个在位十六年的老练君主的时候，他遇到了一场危机，其根源十分复杂，以至于我们至今仍不能完全理解。1748年春天，他所钟爱的孝贤皇后去世了。同年，传来了征服四川金川土司之役用兵失利的消息，从而揭示了满清军事机制存在着无可质疑的弱点（弘历极为震怒，下令将两名最高级的官员斩首）。然后，在1751年，他像自己的皇祖父那样，以炫耀宏大的皇家仪态首次出发南巡。悲哀、沮丧、加上华丽浮夸，为他统治中的这个关节点带来了一种充满火药味的特殊气氛。应在这前后，弘历遭遇了他治下第一场煽动叛乱的严重危机。
这一危机包括两个不祥的事件，一个与上层文人有关，另一个牵涉到的则是普通百姓。但这两个事件在时间上可疑地接近。所谓“伪稿案”和马朝柱起义的相像之处，只在于这两个案子最终均未破获。然而，它们明显地向朝廷敲响了警钟，因而会使人设想，当这两个事件发生时，中国的社会与政治一定极不稳定，绝不可能处在历史上最为成功与繁荣的政权统治的中期。虽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两个事件之间存有联系，但在弘历的心目中，两者却肯定是被连到了一起的。这两个事件结合在一起，动摇了弘历关于“外人统治”问题已得到了一劳永逸的解决的信心。在处理这两个事件中的任何一个时，弘历即便在秘密通信中也不敢无所顾忌地提及其中所涉及的种族问题。
那是在1751年8月，一份奇怪的文件引起了贵州一位地方驿传官员的注意。这是一份据称由时任工部尚书的高级官员孙嘉淦(1683年生，1753年卒)所拟奏折的抄件。在其官僚生涯的早期，孙嘉淦即以敢于向弘历的父亲胤禛提出直谏（而胤禛则不落俗套地对之予以褒奖）并对官吏的不法行为提出尖刻的批评而闻名于世。云贵总督将这份在贵州发现的“奏折”上送北京。根据他的一份秘密报告，这份“奏折”中充满了“诬谤”与“虚捏”之语；在其末尾，甚至还有皇帝赞同的御批（而这是完全不合情理的）。在此后的几个星期里，皇帝又接到了来自大清帝国相距甚远的不同地方的许多报告，在那里出现了其他的抄件。到年底，搜寻“伪稿”始作俑者的大网巳在全国张开。数以千计的人被捕入狱。令人吃惊的是，近在京师的学衙，远至西南边疆，伪稿抄件均有发现。因拥有或转抄伪稿而受到指控的人，则从高级的省级官员到商人、僧道、绅士无所不包，甚至还有旗人。逼供产生了许多虚假的线索，但最后，江西巡抚于1753年1月宣布将一个名叫卢鲁生的千总逮捕归案。不久，军机处的一个审议庭便宣布他即是该案正犯，在卢被凌迟处死后，弘历便宣布此案已经结案。然而，漏洞百出的证据以及“正犯”的匆匆就刑，使这个案件的“解决”充满疑点。可是，伪“奏稿”的实质内容及其广泛传播，却为我们理解弘历在谋叛问题上的困惑提供了线索。到那个时候，虽然连“街上的脚夫”都知道伪稿中写的是些什么了，它的抄件却未能保存下来。弘历对所有被发现的抄件进行了彻底的焚毁，甚至连军机处的档案中都没有一份抄件留档存底。对弘历来说，伪稿的内容一定是太羞辱而太难以容忍了。其他有关的证据表明，这份“奏稿”列举了“五不解十大过”，对弘历本人及与他接近的官员们进行了严厉的个人攻击。
它似乎也间接提及了因弘历的首次南进而带给各地的沉重财政负担。它可能还抨击了弘历对几位高级官员，特别是对汉军旗人出身的将领张广泗的严厉处置——1749年，张因为在征伐金川之役中“处置乖张”而与另一大臣纳亲同被斩首。最后，马朝柱一案（对此我在下面还要讨论）的证据表明，它甚至还对满清皇朝的合法性提出了非难。可以肯定，弘历在追寻伪稿始作俑者，惩罚拥有或转抄伪稿者、以及有效地销毁伪稿的所有抄件上所表现出的极度愤怒，揭示了伪稿的抨击令他感到多么害怕。
而这种恐惧的根源，决不仅仅在于由这个案件所表现出来的文人之中对于满清的广泛敌意。由弘历的性格特点所决定，他很快便怀疑到这是针对大清帝国的一项根深蒂固的明谋的反映——伪稿案不仅同发生在他父亲统治时期的文人谋反事件有牵连，也与神秘的马朝柱事件有联系。 ①
马朝柱谋反案，我们之所以设想伪稿案对于满人统治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这是因为，甚至连弘历也逐渐相信，这件事是同1752年春天露头的马朝柱公然反清的阴谋有关联的口。马朝柱事件是弘历首次遭遇以复明为号召的运动。为对付这一运动而采取的血腥报复行动，则成了弘历统治上半段后期一个耸人听闻的序幕。
据称，马朝柱本系农民，来自位于长江流域，坐落于湖北省会武昌下游约一百三十里处的蕲州。当他越过省界来到安徽西部时，受到了一个僧人的影响，并从那人那里（根据政府的调查）获得了一种自己将担当大任的幻想。马朝柱开始宣称，自己同居住于“西洋国”、以明室楚王后裔“幼主”为首的明朝遗族有联系。据说，被清廷打败的西南军阀吴三桂的后代也在西洋国居住，同时驻扎在那里的还有三万六千名兵丁。住在那里的还有李开花，这是一个在民间很有名的据说将来要做皇帝的人。还有一位“娘娘”（这是百姓用来称呼送子神？的）也住在那里。马朝柱自称是西洋国的一位将军。他告诉自己的追随者们说，一种名为“遮天伞”的飞行器可以在几个时辰里把他的军队从西部的据点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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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东林。徐怀宝：《乾隆朝一起特殊文字狱》，第4页，这一恶名昭彰的案子与一位湖南文人曾静有关。他于1728年曾阴谋推翻朝廷，但却为弘历的父亲赦免。
弘历登基后，即将他凌迟处死。参见海默尔：《清代名人录》第747页；《清实录》，第
9卷笫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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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而他们对于长江流域的进攻已是迫在眉睫了。 ①当警惕的官员们在武昌东北大约二百四十里处的罗田县东面山中发现了新铸的刀剑及号召反叛的檄文时，所有这一切都暴露了出来。这个贫穷困苦的地区，恰好座落在高度商业化的中心地区以外，在那里定居的人们靠着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勉强为生。虽然马朝柱本人脱逃，但他的许多部众，包括他的一些亲戚却都被捉拿归案。在武昌的监狱里关押着人数众多的要犯，以至于当局因为害怕这会引起公众的骚动，不大愿意同时对他们进行审判。然而，弘历下令，审判应照常进行。
罗田县的发现使弘历为之震惊。他下达谕旨，将先前未对马朝柱一伙进行镇压的罗田知县“即行正法”——在同类案子中，这种处罚是一种很少见的情况。③对马朝柱本人的疯狂追捕造成了数以百计的嫌疑犯被捕入狱，并将持续多年。然而，马朝柱却一直未被捉到（如果他这个人确实存在的话）。④到头来，正如同当局对于伪稿案主犯的狂暴追捕一样，马朝柱案件显然令弘历相信，清廷已成为一场大阴谋的目标。
毫无疑问，罗田县那些阴谋造反的人是将满人当作外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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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以现在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军机处档案中的许多“供词”为依据，铃木中正为马朝柱事件描绘了这幅图画。在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我也曾看到过关于这一事件的许多文件。
②《清实录》，第414卷第2页。当地知县曾报告说马朝柱等人均属“勤苦农民”，在山中谋生。考虑到官方为得到“供词”而使用的手段，我们对这种说法不能完全置之不顾。对此，本书以下还有进一步论述。
③在北京故宫档案中，我接触到了一份行省官员给皇帝的奏折，标明的日期则是17年以后，内称，仍未发现马朝柱的踪迹。很显然，这样的奏折是每年都要提
交的。《刑科史书》，第2771卷，乾隆三十四年三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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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待的，因为他们对满清削发令的违反是蓄意的。根据两个曾经“受诱惑”而变卖土地加入马朝柱一伙的人的供词，当人们进人马朝柱的据点“天堂寨”时，要用嘴舔血（这是为了表明他们会忠诚于自己的誓言），也要吞服纸符。同时，他们还让自己的头发任意生长.并不再剃光前额。 ①然而，弘历的反应却在措辞上极为谨慎，不管这些人对盛世构成的威胁辱他多么不快和震惊，他却始终用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标准来对待这种威胁，强调这些谋反者只是在造一个大一统皇朝的反，而不是在反对一个外来人的政权。在不得不承认这里存在着削发问题时，他有意突出的是谋反者冒犯了“列祖列宗”：
我大清百余年，深仁厚泽，不意竟有此等覆载不容之枭，獐虺蝮酰，潜毒一至于此。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弘历与行省官员的秘密通信中更不必说在公开的诏谕中了——他却从未提及巡抚报告中关于谋反者对于削发令的违抗。然而，弘历极度愤怒的反应却不可避免地将他的内心世界暴露了出来。他下令，对那些被捕的疑犯要“备极严刑”，但暂时又不要处死他们，以便获得他们的供词。甚至在同高级官员的秘密通信中，他也明显地希望避免提及种族问题。看来弘历刻意保守秘密的主要动机是为了不使公众的信念受到动摇。他写道，虽然这些微不足道的叛逆之徒本来“不足为虑”，但因为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对他们仍需迅速地予以弹压。而对这一案子本身的情况（他在这里指的是这一案子的反清象征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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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朱批奏折》，第836卷第1号，乾隆十七年四月八日(永常)。湖广总督永常在奏折中似乎是在宣摧引用供词。无论是审讯者还是永常本人，都不至于故意在供词中加入这些言辞。相反，在一般情况下，地方官史常常会对直接向满人统治提出挑战的证据持大事化小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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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必须予以保密。不管是在公开或私下的场合，任何人若提及剃发一事，便都是在自寻麻烦。在这里.我们第一次遇到了我所谓的“恐慌因素”：弘历其实相信，百姓大众是轻信的，一有政治危机或天下大乱的迹象，他们就会惊恐万状，作出暴力的反应。在我们的故事中，弘历的这种信念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现出来，并决定了他那种只要有可能便避免承认存在着谋反与妖术的政策。这种信念甚至还影响到了官方内部文件所使用的语言——似乎仅仅提及某一罪恶便会在实际生活中造成这一罪恶的发生。于是，作为一种常规，这也意味着即便是对那些最不寻常的威胁，也不能不用最寻常的语言来加以描述。如果我们可以从弘历的恐惧中判断出公众的情绪的话，则我们不能不说，这种情绪是变化多端极不稳定的。在1768年妖术大恐慌发生的过程中，弘历的恐惧或多或少地始终存在。在我看来，这就是为什么在妖术大恐慌初起时，弘历甚至在与清廷高级官员的秘密通信中也避免提及削发令遭违反一事的原因所在。不论是在处理伪稿案还是在对付马朝柱起义时，弘历都没有提及种族问题。尽管富有挑衅性的剃发问题在这两个事件中都出现了，但弘历在处理它们时的最初动向却与处理1768年叫魂危机时非常相似：他知道，不管“种族层次”的问题对于征服者政权的生存有多么重要，对此却只能经由其他的场合来处理。
那样的一个场合很快便为弘历抓到了，那就是文字狱：通过揪住他所谓文人们影射攻击“满人根基”的种种文字上的偏差，而对他们大开杀戒。到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这更成为他在全国范围内使用的一种手段。弘历对于剃发一类公然威胁到满人统治的问题固然不愿公开提及，但在对充其量只是对满人名誉造成了微不足道损伤的文字表达问题上，他却是一触即跳。在涉及种族时，甚至某种几乎完全让人觉察不到的文字偏差，也会让一个文人丧命。同那些有可能造成群众性骚乱的大规模谋反案件相比较，弘历在处理文字狱时可以随心所欲地掌握事件的范围与节奏。在对付此类“谋叛”案件时，他尽可以大声颂扬满人的种族尊严，却不必担心因此会引发出什么意外。
文字狱的预兆。我们刚刚叙述过的这些事件过去仅仅三年，弘历便看到了通过言辞而大兴文字狱的有用之处。1755年，汉人学者胡中藻被指控利用诗作煽动对满人的种族仇恨（即便在当时，这看上去也显得是在强词夺理）。胡中藻是已故大学士鄂尔泰（鄂是弘历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两个大学士之一）的门生与派系中的骨于成员，并与鄂尔寨的侄子鄂昌常有诗文往来应酬。弘历对于胡中藻的凶猛攻击（说他“尚有人心者乎？”），曾被认为是对于官场派系活动的一种抨击。然而，这个案子让我感到惊奇之处在于：弘历大骂胡中藻“诬谤满人”，又严斥鄂昌的行为使他不配当一个满人，并把这两者联系到了一起。这就说明，只有把胡鄂案件的两个方面放在一起考察，才能理解这个案子的意义所在：在弘历的认识中，谋叛与汉化其实只不过是同一威胁的两个不同侧面而已。
在对鄂昌矫揉遗作的诗文予以痛斥时，弘历极为愤怒地写道：“满洲风俗，素以尊君亲上、朴诚忠敬为根本，而骑射之外，一切玩物丧志之事，皆无所渐染。”但是，弘历宣称，近来因与汉人文化的接触，已使得很多满人因能在诗文上故作风雅而自得其乐，而这对于他们的品质是极为有害的。先时，满人虽“未经读书”，却懂得“尊君敬上之大义”。尽管孔门儒生亦通过诗书传学，但他们也将忠孝之道视为上德。如果读书只知“剽窃浮华”而“不知敦本务实之道”，则这种学问又有何用？弘历因而警告道，他将对数典忘祖的满人予以惩罚，并将严禁他们与汉人发生诗文上的应酬往来。如果要对弘历的警告发表评论，则可以说，这种警告也许确实对当时的朋党活动起了某种抑制作用，因为满汉官员之间的诗文应酬是文人结为朋党的主要途径之一。可是，我们也不能忽视这里所包含的一个具有实质性意义的信息，那就是，它同谋叛与汉化是有关联的。
由汉化带来的腐化
既勇敢又富有生气，既诚实又不吝豪华，这就是满族上层人士宣称自己作为征服者而具有的美德，也是经精心加工后征服者在被征服者心目中应有的形象。这些品质不仅在作战中是致胜的因素，而且也适用于统治这个被败亡的明朝搞得一团糟的大帝国。然而，为了要统治这个大帝国，满人却又不能不借用汉人的制度并获得汉人的协助，这就又从一开始便使得上面这种似乎无懈可击的说法产生了漏洞。
在满人还没有越过长城之时，满人贵族的内部斗争便促使满清朝廷采纳汉人施政及中央集权的种种措施。在那以后，为了赋予征服者的政权以一种上承天命的合法性，使其以天命继承者的身份出现，满清朝廷需要对官化的儒家意识形态予以推广——根据这种意识形态，合法性统治的基础在于德行而非种族特性。但与此同时，它又必须保持满族本身的特质。征服者没有与被征服者同处，也没有被腐化，这一点必须保持下去。但在这样的情况下，征服者又怎能将一种异质文化与他们自己的文化嫁接在一起呢？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如果我们进一步考虑到，满人还必须“进入到”汉人的世界中去（更不必说享受其中的乐趣了），那么，我们对十八世纪满人所面临的问题便开始有所了解了。对于弘历来说，谋反与汉化是互有关联的危险。然而，汉化的危险更为隐蔽，因而也可能会使他产生更大的焦虑。对于满族上层人士来说，乾隆时期(1736~1796)是一个痛苦的转折时期，他们面临的汉化威胁比之以往任何时候部更为明显——但却还没有明显到无论做什么都已无法使之改变的地步了。
八旗精英
当弘历在位在时间上达到中点时，他在一个统治全国的少数种族集团中高踞于权力的顶端。但这个集团本身并非铁板一块。在一小批上层精英与大批穷困群众之间，已经出现了分裂。那个于1644年征服了中国的军事群体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除了满人以外，还有在满人入关前便已降服他们并加入八旗组织的居住关外的汉人，以及同满人结盟的蒙古部落。在这个拥有三十四万七千名男子以及他们的家庭成员的群体中，满人本身只占大约百分之十六。到十八世纪二十年代，这一群体中体格强健的男人的数目几乎增加了一倍，而满人则大约占其中的百分之二十三。在帝国的总人口中，这只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少数（连同他们的家属在内，到十八世纪中叶可能仍少于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虽然他们中有数千人担任着收入丰厚的文武官职，但大多数人则陷于“贫穷、负债与失业”的境地。那些专门留给他们的土地，此刻大部分已落到了汉人土地经营者的控制之下，旗人自己则几乎全部居住在位于都市的兵营里，而在那里，那些禁止他们与周围汉人通婚的法令正日益失去效用。在军事技能不断衰退的同时，征服者上层人士的文化特征尤其是他们的满语能力——也日益退化。对于普通旗人来说，他们既缺乏一种建立在坚实经济基础之上的自我尊严，又没有军事威胁而带来的促人清醒的挑战，几乎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们用来支撑自己作为征服民族的骄傲了。然而，对于弘历来说，弘扬满族的骄傲却是一个极为紧迫的问题。他显然知道，要保持自己对于官僚体制的影响力——更不必说要保持自身政权对于被征服的汉人的控制了——就必须以满人能够继续维护自身的种族特征为前提。在这个满人正在被汉化的时代，弘历成了满族语言和价值观念的积极倡导者，尽管如此，同时他也是中国文化的热烈拥护者。要同时完成这两项任务，看上去似乎毫无希望。但是，这却是任何一个统治王朝——不管是由本族人或外来人所建立的——都必须要做到的。领导统治一个国家同官僚们日常管理一
个国家是不同的。正是这一点，将征服者与成千上万管理国家的文职官僚区分了开来。要作为一个统治者集团生存下去，征服者必须保持自己先前的活力和与众不同之处。然而，为了将文职官僚带入征服者的阵营，同一征服者又必须以儒家文化合法分享者的面目出现。要将排他性与汉化完全孤立区分开来是不可想像的。这就是弘历作为满族首领，同时也作为大一统中华帝国皇帝所面临的两难处境。对他来说，如何将这两个角色合为一体是一件头等大事。他统治下的政治史正是从这里开始发生的。
文化的传播
弘历在表达自己对于满人素质退化的恐惧时，一般来说，会讲到他们正在失去些什么（如武功、文化资源及个人品质，等等）；但同时，他在讲到这些时也会表露出对腐化堕落的汉人上层分子的蔑视，并担心满人会向他们看齐。旗人应当在勇气、俭朴、坚毅等方面成为具有超高水准的典范，而这种水准应是任何汉人（甚至包括那些其先辈早在满人征服中国前就已开始为其服役的汉军旗人）所难以想象的。然而，一个接一个的事例却向弘历表明，那些旧日的美德正在渐渐褪色。
一个出身显赫的满人武弁通过与兵部书役的小心勾搭，向那些颇有野心的旗人出售官位。弘历把他当作一个例子问道：“我满洲中，岂有此臣仆？”而更令他感到厌恶的是，满人中竞有人会刻意寻求这种舒适的职位：
朕前令八旗人员，简用外任，原以为伊等克受满洲淳朴素风，共知自爱。且人材弓马，均有可观，足为外省绿营表率，并非仅为伊等疏通进用之选。弘历强调，再不能对于满人中的无赖之徒表现出特别的仁慈了。在本朝初年那个伟大的时代，道德水准要高得多，这样的人似乎还值得改造。但随着满人人口数目的增加，他们中的许多人已“渐染恶习，浮靡嚣薄，殊失国初浑厚之风”。这些人“希图安便”，已经“几与汉人无异”一个甚至更令人震惊的案子，发生在一位临时服役于绿营的旗人身上。这个旗人未能平息一场地方叛乱，又不愿面对制裁，便悬梁自尽了。皇帝为之大怒。他宣布，录用满族人于绿营，是因为他们骑射精进，也因为需要依靠他们“整顿绿营庸劣之习”这个自杀的人，“身系满洲世仆竹，他本来应该带兵平息地方上的叛乱，即使因此殉职亦在所不惜：
即偶固拒捕致伤，虽非阵亡可比，朕亦必念其因公身殒，格外加恩。似此畏惧自缢，究属一死。……满洲世仆内，又岂应有此庸劣之人乎？此风甚陋。着通行晓谕各省绿旗满洲官员，嗣后凡一切事务，惟勇往奋勉，以蕲复满洲旧习，痛戒懦弱怯惧之风。在弘历看来，满人的堕落从他们的语言能力上颇为不祥地表现出来。除了朝中使用双语的规定外（据此，一定等级文件均需由译馆译成满文），一个更为广泛的假设前提是，旗人对于自身语言传统的掌握成当如同对于骑射功夫一样蚋娴熟。满语是大清朝在中亚地区权力的象征。如果边防卫所的满人丧失了自己的“文化传统”，他们就会受到穆斯林旧民与廓尔喀部落的嘲笑。可是，不论是在内地还是在边防卫所，满人的语言水准正在急遽下降。地方上的一位八旗总兵就曾为所在行省用满文写就的文件中充满文法与用辞的混乱而发出哀叹。虽然满文是“旗人根本”，但他们的写作中却是“错中添错¨。这种腐化甚至也在满人家园内部扩散看来。有一次，弘历发怒道，在满洲任职的官员本来主要是应以满文来撰写奏折的，但他们却只是使用汉文。“如所奏之事太繁，清字不能尽意，必须汉文者，亦应兼缮清文。”弘历因而指责这些满人“竞染汉人习气，有失满洲旧风”。在他看来，虽然目前满文也许还不能完全满足政府治国的全部需要，但它却是测试满人文化完整性的一把尺子。
弘历很自然地将自己推出来作为一个榜样。他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纠正某一翻译上的错误，或直接用满语向某一候选官员提问。对于有关军事事务的满文诏渝的汉文译文，弘历极为挑剔。准噶尔之役编年史的编撰者在处理译文时过于自由发挥，使满文原文“意义尽失”，便受到了弘历的严厉申斥。在这个问题上，弘历对于忠实于满文原文的强调，当然不是为了卖弄学问，而更是将之当作驱邪护身的一种法宝。
除了只有驱邪护身的力量外，在敏感的国家事务，尤其是军事事务上，满语还可作为机密语言使用。1767年，弘历派遣为自己所信任的皇族成员福灵安（弘所的连襟福恒的长子）就远征缅甸之役停滞不前之事进行调查，，福灵安送会的奏折系用满文写成，揭露了此役统帅杨应琚和李时升的奏报全系“虚捏”。杨、李两人后来均被逮捕处死。在这里颇为重要的是，在一个以汉人统帅为调查目标的案子中，使用满文为一个本来就相当机密的通讯体系又加上了一层保密因素。 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