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一刹那,我突然对颜哲有了畏惧感。原来他对我仍有尚未开放的秘密啊。不过反过来想想也不奇怪,我也同样有未对他开放的秘密――比如说,我在他父母之死中的责任。颜哲说:

“对,就是它,是我爸爸被抓走前一天传给我的。它的功效我想你已经不怀疑了,只用看看那三个‘新人’就行。我对他们都喷了一次,只一次,他们就立地成佛了。哈哈。”

我从他手中珍重地接过来,把玩着,沉思着。一个疑问慢慢浮出我的脑海:

“既然……为啥颜伯伯在生死关头不用它,用到那些恶人身上?我想他不会是来不及带。在被红卫兵抓走前,他已经和袁阿姨约定自杀,准备了自杀用的刀片。至少还做了另一项准备,就是把这件宝贝提前传给你。是不是?既然这样,他们为什么不用它来自救?”

提到他死去的父母,颜哲的眼色立即暗下来,他总是这个样子。他从没有向我讲过父母被抓前同他的诀别,我也无法真切地推想其细节,反正那一定是相当沉重的。在那次诀别中,父母可能不忍心明示他们会自杀,但也肯定会给儿子一点儿思想准备。那么,在接受了父亲传下来的宝贝、与父母预道永别、独自回到床上时,颜哲该是啥样的心情?我不敢想,即使仅仅想一想,我都会觉得心中压抑得难以忍受。我歉疚地说:

“颜哲哥对不起,我不想提起颜伯伯袁阿姨,但这件事太重要。”

颜哲摇摇头,驱走了心中的阴霾,解释说:

“说起来你可能不理解的。爸爸研究成功了信息素,但从不打算把它用到人类社会中。他说,用‘技术手段’来改变人性这种设想虽然十分诱人,但也非常可怕,有种种预料不到的副作用。他把资料和实物交给了我,让我此生继续他的研究。但又让我起誓,在我这一生中不准投入实用。他说要想真正投入实用至少是1000年后的事。”颜哲摇摇头,“我觉得爸爸过分谨慎了。他说这话是在被抓走的前夜,可能是受了当时心绪的影响吧。我不赞同这个决定,没有实践的研究能有什么意义?至少得在小范围中试用。后来的事你都知道了。”

“噢,原来是这样。”

那晚颜哲娓娓地讲了很久,我也完全忘掉了疲乏。他告诉我,到农场后他从来没有忘记爸爸的嘱托,赖安胜的杀人威胁只是一个外因,促使他把已经有的设想付诸实施。因为他早已发现,知青农场是个“相对孤立的社会系统”,知青们和邻近的农民很少来往,农场的老农们也都来自其它公社,与周围村民o我是当地民间工艺品厂的业务员,我的职业是积极地在城中寻找合适的商家推介特色的漆器、角梳、纸伞、绢扇、琉璃花瓶。联系不多。至于“上边”,只有公社知青办和农场有直接联系,但也很少来人,平时只靠两条通讯线,即一条广播线和一条电话线。我更正道:

“你说错了,是一根。”

“对,是一根。”

公社和知青农场都太穷,从公社到农场只能拉得起一条电线,它兼作广播线和电话线,由场长室里的一个双掷开关控制。这个开关一般放在广播档,通电话时再改换到电话档。这么着要从外边打进来电话十分麻烦,场长哪能老呆在屋里给你当接线员?所以,大部分私人电话是直接通过广播喇叭,我也是从那时候才知道,墙上挂的纸喇叭不光能听,还能起话筒的作用。具体程序是这样的:家里的长途电话先打到公社,公社哪位热心人接到电话后,就对着墙上的纸喇叭高声复述内容,诸如:

“知青农场的某某某,你妈有病了,叫你回家一趟!”

而农场的人通过纸喇叭接听,虽然音质不好,也能勉强听到。接听者再对着纸喇叭大声回答,比如:

“那位传电话的叔叔,麻烦你告诉我妈,我这就请假!”

接电话的人再在电话里复述给打来电话的人。这样的喇叭电话音质很差,而且接电话者首先得放弃隐私权,因为当你打电话时,全农场每个屋子都在听着喇叭中的对话。所以不到万不得已,知青家长是不会来电话的,只要来电话必定是大事,比如父母急病之类。那时我最怕的,就是半夜三更突然听到纸喇叭里嘶嘶地喊我的名字。

颜哲接着说:“所以说,知青农场是个非常理想的社会实验场,比较容易建立起清晰的边界,隔绝外界的影响。它也很安全,即使试验失败也不会扩散到外界。”他自信地说,“从目前的情况看,试验不可能失败了,它非常成功。你可以看到,那三个原来的‘坏种’,喷了我爸爸的利他素后,变成了多么高尚的人!”

我由衷地点头:“嗯哪,看着这仨人干活真的是一种享受,尤其是他们劳动的快乐,那种非常真诚的、完全发自内心的快乐,把周围的人都感染了。你今天真该去现场看看。”

颜哲也很遗憾:“是的,真可惜我没去麦田。我今天太忙啊。昨天我使用的是我爸留给我的蚁素,接下来就该自己制造蚁素了。这个事情很急,但蚁素的制造还有一些技术上的疑难,我一直在查资料。不过你说的那种快乐气氛我完全能想象得到。秋云你想想吧,如果全农场、全社会都变成这样,那该多好!”

他的眼睛闪闪发光,那是理想之光,而他的理想是古今中外人类精英们最崇高的理想。但这个计划太庞大,太伟大,令我不由生出怯意。不敢相信两人小人物和一小瓶蚁素就能开创一个新时代。我迟疑地问:

“下一步,你是不是想对全场人都喷利他素?”

“对,除了……咱俩。”他顿了一下,“非常可惜,即使农场整个变成利他社会,每个成员都成了高尚的君子,但它仍处在异己环境中。需要一个人保持清醒,保持不那么‘高尚’的状态,因为有可能需要他玩一点权术或阴谋。以便保护其它高尚的成员。所以我想先不对自己喷利他素。”他叹息着说,“其实我很想早点进入那个境界,想亲身体验一下那种快乐。但我只能这样。至于你,我想也暂且别喷吧,以便能陪着我。如果只有我一个人清醒,那我承受的压力实在太大了。”最后这句话的内蕴非常沉重,他用玩笑来淡化它,“再说,咱俩就是不喷利他素,问题也不大,咱们的利他天性本来就占优势,我对咱俩的道德水准很有信心的。”

我犹豫着,拿不出明确的意见。今天我接触的新东西太多,它们汹涌而来,淹没了我的理解力。我一向信服颜哲,信服颜伯伯和袁阿姨。我也非常愿意农场变成一个干净高尚的小天地,只是,我难以排除心中隐隐的担心。这个担心是什么,我不知道,说不清道不明,但它就是顽固地横亘在我脑海深处。最后我迟疑地说:

“好――吧,我陪着你。”

听见我的许诺,他非常高兴,简直喜形于色。我也很感动,单从他的喜色中就能看出,他对我确实非常看重的。

他说,眼前最紧迫的工作就是制造更多的利他素,要足够全农场成员用。父亲已经传授给他制造方法,就是用这种蚁素吸引和收集蚁群,再从蚂蚁身上提炼出更多的蚁素,这就像种庄稼一样,只要有了种子(爸爸留给他的这瓶珍贵的蚁素),再生产它就非常简单。这两天他一直在复习父亲传授的办法。然后他要回城一趟,因为一些必需的仪器现在保存在颜家大院里。还需要再买一些化学药品,这就用得着他父母的遗产了,那笔钱款本来就是为这件“大事”而预储的。

他这一去大概要五天时间,所以――

“这五天就偏劳你了,帮我盯着点。赖安胜那三个人不用操心,他们确实已经变成君子了。该小心的是庄学胥,还有场里那几个爱惹事的痞子,像崔振山。”

我答应了。我们在夜色中久久对望,不知不觉已到凌晨,颜哲搂紧我,像大哥哥一样轻轻吻了我的额头。他就要走了,这次分手前他没有要求与我“亲热”。我们担负的使命太重大,已经没有闲心去想男女之事。

颜哲和我来到庄学胥所在的宿舍,颜哲进去把他喊醒。庄披着衣服,揉着眼睛出来,颜哲对他交待:

“我要赶到县知青办开会,大概四五天时间。”这句谎话是为了对庄学胥起到一点震慑作用,让他误以为颜哲在“上边”有人。“农场的麦收就由你全面负责吧,有啥事可以同秋云商量,她算是我的代表。”

我发现颜哲其实也很会当官的,这番话说得很平和,但平和之中自有场长的威势。庄学胥没有说话,只点点头。昨天局势的变化肯定出乎他的意料,到现在怕是还没想通呢。赖安胜咋能轻易就把场长禅让,而且是让给他本来想要杀的人?站在庄学胥的角度,他肯定会以为,是颜哲抓到了赖安胜犯罪的证据,逼迫他让出了场长宝座。但赖安胜现在的“快乐”不大像被胁迫的人啊。不管庄学胥是怎么猜想,反正他目前打算坐山观虎斗,到最有利的时机再动手。所以这会儿他对“颜场长”的安排言听计从。

颜哲把场长室的钥匙留给我,匆匆走了。这儿的交通很不方便,他要步行四十里赶到县城,才能坐上去北阴的班车。我站在井台上,看着他独自走出农场,沿着新公路向县城方向走去,直到那个身影融化在晨光中。我的心里空落落的。井台上只余下我和庄学胥,场面比较尴尬,有那么五六分钟,我俩几乎找不到可以交谈的话题。我和他一块儿长大,关系曾相当亲密,但在文a地方。本分工作外,我有个习惯——收集容器,这非职业习惯,而是生活习惯或者说爱好。爱好是种盲目的人生态度,可能生革和下乡期间,在目睹了他的种种作为之后,我早就不把他当成昔日的学胥哥了。而他显然也对我怀着敌意,因为他是把我和颜哲划到一条线上的。我们客气而冷淡地闲扯了两句,就分手了。

3平定内乱

颜哲走后的头两三天,农场的麦收没有受影响。除了得益于庄学胥的调度外,还得益于赖安胜他们三位“新人”。他们保持着持续的炽热,仨人几乎能顶两个知青班的劳动量。有了他们的榜样,其它知青和老农也都干劲儿十足。

但逆向的潜流还是有的。像岑明霞。岑明霞曾是男知青最痛恨的人,这是有特殊原因的。那时农场三天两头组织劳动竞赛,压榨着知青们本来就少的休息时间。人们乏得入骨,蹲厕所拉屎那会儿都能做个短梦,这对知青们根本不算稀罕事。刘卫东更绝,有次蹲井台上吃晚饭时竟然睡着了,手里端的碗一下子倒扣在地上。别人哄堂大笑,他醒过来还惊问:

“咋了?咋了?谁和我捣蛋?”

本来午饭和晚饭时间都是一个小时,但总有几个积极分子提前上班。尤其是岑明霞,她的饭量小,或者是她舍不得吃,因为节余的饭票可以在分红时换现钱,全场就数她的节余最多。吃饭少当然吃得快,十分钟不到就扛着农具下地了。而棒劳力们饭量都大,这时只好阴沉地瞪着她的背影,三口两口把饭扒完,赶快随她下地。如果单是这个原因,男知青们还不会太痛恨,问题是:只要大家都在她的精神感召下上工,岑明霞同志就该回场部拉屎了。大田里没有厕所,而知青们在这个习惯上一直没有被贫下中农教育过来,解手一定要去厕所的。但岑明霞的如厕时间太长,长得绝对超过了正常限度,疴井绳尿黄河也用不了那么长时间。男知青们敢怒不敢言,你总没办法钻到女厕所里催一个姑娘出来吧,那也太没绅士风度了。

但也有敢于不绅士的人。那次岑明霞又故伎重演,她前脚走,崔振山后脚跟着回来,一边走一边大声嚷嚷着:

“大伙儿都听着,我要去给岑明霞的疴屎掐表啦,看她到底能蹲多长时间!”

众人们哄然大笑,撺掇他去。那时知青们没有一个带得起手表的,崔振山跑厨房里拎来农场的报时闹钟,蹲在女厕所门口守着。别人问他干啥,他就嬉笑着实话实说:

“小声点,别让里边听见。我给岑明霞的疴屎掐表哩。”

这段时间中当然也有女知青上厕所,但没一个人为岑明霞通风报信,说外边有人在算计她。结果,等蹲麻了双腿的岑明霞扶着墙走出来时,崔振山得意洋洋地宣布实测数据,说岑明霞在厕所蹲了一小时二十分钟。他把观测结果捅了出来,在男女知青中传得沸沸扬扬,以后岑明霞的“积极”才收敛一些。

这次赖安胜禅让场长后,岑明霞表现得“嫉恶如仇”,老是拿毒毒的眼神瞪安胜,瞪颜哲,甚至瞪我。今天她干脆破罐子破摔,不但不再提前上班,上工后也耍赖,割几镰刀就坐在地下歇着,全不在乎别人的眼神。她这么一耍赖,别人根本没办法,农场里基本是吃大锅饭,虽然也评工分、计考勤,但只要岑明霞是坐在地里而不是睡在宿舍里,你就没法说她不出勤。崔振山也跟着学样。他一向又懒又滑,赖安胜当场长时有煞气,他还不敢懒得过份,现在赖安胜下台了,庄学胥又睁眼闭眼地不抓纪律(依我看他甚至在怂恿纪律的涣散),他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好机会。

看着这些情况,我很着急,很担心。照这个样子发展下去,也许等颜哲回来时,农场的秩序已经崩溃了,那时我该怎样面对颜哲的信任?但处在我这种不尴不尬的位置――没有任何职务,只是新任场长的女友――我无计可施,只有加倍卖力地干活,来麻痹心中的焦灼。

这几天中常常想起颜伯伯生前说过的:蚂蚁社会中没有内耗,成员的劳动完全自觉,不需要教育、感化、惩罚、物质刺激,不需要工分和工头……所以蚂蚁社会是最高效的,内禀稳定的,8000万年来始终如一,太难得了!我想颜伯伯说得真对,且不说别的,单说人类社会中为了公平分配劳动成果,约束像岑明霞、崔振山这样的懒人诚实劳动,需要制定多么繁琐的规则,投入多少人力财力去监控,最后还是一团糟!而蚂蚁社会呢,只需要分泌一点蚁素就行了。

颜伯伯说那些话时我不能真正理解,现在才理解了。我盼着颜哲早点回来,带着那种宝贵的蚁素,或者叫利他素,把所有人都改造成新人。

第五天,农场的那股潜流更加汹涌。晚上,我偶然瞥见庄学胥拉着崔振山等三四个人聚在麦场旁,好像在嘀咕什么。在我经过时,他们的话头一下子停了,或尴尬或阴沉地看着我。我装着没看见,径直走过去。

我独自来到平常和颜哲幽会的地方,心里煎熬着,不知道庄学胥这会儿在捣啥鬼。过一会儿,庄学胥跑来找我,向我索要场长室的钥匙,说他想给公社打个电话。我估计他是想向县知青办打电话,落实颜哲是不是在那儿开会。看来他捉摸了几天后,对这件事已经犯疑了。这也难怪,一般来说,县知青办不会专挑麦忙天去召开一个长达五天的会议。颜哲的这个谎话撒得太不高明。

我当然不会让他顺顺当当打这个电话,就佯做找不到钥匙了,翻遍全身衣兜也找不到。这时我真庆幸知青农场的通讯落后,给庄学胥的行动增加了难度。我说:

“真抱歉,明明装在上衣口袋里的,咋会找不到啦?等我找到后给你送去吧。”

庄学胥不是傻子,当然知道我在捣鬼,冷笑一声走了。目送他的背影,我自个儿也觉得我的捣鬼不大光明。不过我更理解了颜哲早先的话:得有一两个人不喷蚁素,保持清醒。因为,为了完成崇高的目的,有时不得不玩一些阴谋,做一些小动作。

第二天上午是拉麦,我给老肖班长拉稍。牛把式郜祥富急匆匆地来找我,我一看他的眼神就知道,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发生了。我努力镇静自己,对郜叔叔使个眼色,走到一边,避开旁人。郜祥富疑虑地问:

“秋云,我说句不当说的话,是不是颜哲没在县里开会?”

我觉得浑身血液冲到头上,一下子懵了,吃吃地问:“你这话啥意思?”

“你们在大田时,我听见庄学胥用喇叭往县里打电话,那边回话说,这几天根本没有知青会!”

他非常担心地盯着我,显然,他担心的不光是开会不开会,而是――颜哲当上场长这件事到底有没有花头,毕竟这次权力更替太突然,谁心里都会画个问号的。郜叔叔是个厚道人,对颜哲和我一向非常好。现在连他也对颜哲起了疑心。我没法儿回答,既不想骗他,也不能说出真情,只能含煳地说:

“他确实对我说,是去县城开会呀。好在今天他就该回来了,回来再问他。”

这个回答当然不能释疑,郜祥富疑虑地、心疼地看着我。如果――那颜哲这个麻烦就大了!郜叔叔是把我当闺女看待的。农场初建时从地区黄牛研究所半买半要地弄来七头南阳黄牛,我非常喜欢它们,没事就去找它们玩,连带着和郜叔叔混熟了。这是真正纯种的南阳黄牛,而不是周围农村已经退化的、形态猥琐的杂种牛。南阳黄牛是全国最有名的役用兼肉用牛,个头剽悍,几乎有一人高,玉石一样青白色的弯牛角,硕大的四只蹄子,全身披挂着像丝绸一样光滑细密的金黄色牛毛,用手触一触,那儿的皮毛就会轻微地抖动一下,像是一片涟漪向四周荡开。它们散在草地上吃草时显得特别安详和高贵,牛尾巴悠闲地在嵴背上拂着,幽深的黑色瞳孔里反射着夕阳的金光。我喜欢它们不光是因为外形,还因为它们的神态和风骨。你站在旁边时,它们会以安详自信的目光来看你,就像是你一个心意相通的平等的伙伴。它们的肩胛骨很高,便于安装挽具,这正是农学书上强调的南阳黄牛的优点之一。初春的田野里,两头黄牛用它们的肩胛并排拉着深耕犁,解冻后变得松软的黑土浪花般翻卷着。它们步伐从容,神态悠闲,那个漂亮那个潇洒啊,真是再看也看不够。

对这些黄牛我说过一句很傻的话,以后想起来就脸红。那天,我忽然发现有一头黄牛的胯间吊着两个蛋蛋,而旁边的牛没有。我忙问郜叔叔,这头牛是不是长了肿瘤?用不用看医生?其实我不至于这样傻的,如果稍微认真想一下,也许就知道答案。不过我在郜叔叔跟前随便惯了,那句话没走脑子就直接蹦出来。郜叔叔很窘,对我直摇头:

“你这个妮子呀,你个傻妮子呀。”虽然很难启齿,他还是尽可能婉转地告诉我,“这是牤牛,就是公牛,是牛里面的男人。旁边那些没蛋蛋儿的是磨牛(北阴土话),就是母牛。”

我当然不至于傻得一点不透缝,理解了他的意思,羞得红着脸跑了。郜叔叔很厚道,为我保密,没把这句傻话告诉任何人。后来我自个儿忍不住,在一次幽会中告诉了颜哲。那次真让颜哲笑疯了,他笑得一只手捂着肚子,一只手像个农村娘儿们那样使劲拍大腿。后来我跟他急眼,他才勉强止住笑,并答应我决不告诉别人。

郜叔叔也很疼颜哲。他去岗上放牛,或者回家探亲,总忘不了给俺俩捎一些小礼物。有时是几个鹌鹑蛋,用荷叶小心地包着;有时逮一只漂亮的蚰子;有时是一包酸枣。现在,他真诚地为颜哲操心,我却无法告诉他实情。

我简直不知道咋和郜祥富分的手,撵上老肖,拉上麦车的稍绳。老肖也看出我有心事,关心地看看我,但没有问。老肖也是个好人,不言不语的,但知道心疼人。我俩默默地拉着麦车回去,到了打麦场。庄学胥见到我,非常客气地问:

“颜场长开会该完了吧,今晚是不是该回来了?”

我看着他的眼神,确信他已经知晓了实情――可能不是全部实情,但至少落实了颜哲这五天并没有在县里开会,而只要有这个裂缝,颜哲的场长位置就坐不稳了。

我不愿这么快就认输,尤其是对他这样的小人,就冷冷地说:

“庄副场长是急着向他汇报工作?别急,我想他该回来了。”

然后撇开他走了。

当晚,颜哲终于回来了。后来我回城探家时听爹妈说,颜哲回城五天,一直闷头钻在家里,不知道捣鼓什么,连饭都是由我妈做好了送去。一天妈去送饭,一进院子大吃一惊,那么大的颜家大院,黑鸦鸦地全是蚂蚁,地上铺满了,几乎看不见一寸地皮!细看,蚂蚁都是向一个中心走。我妈随着蚂蚁的流向,边走边看。颜哲那会儿不在,到桑园里解手去了。蚁群一直爬到颜家堂屋,爬上桌子,爬进一个大肚子长脖子的玻璃瓶。这个玻璃瓶正架在火上烧,所以进去的蚂蚁不用说都被煮死了,但它们照旧不慌不忙地自动朝瓶里进。妈震惊地说这真神了!颜家一定有祖传的召唤蚂蚁的法术,因为类似的蚂蚁朝圣你爹也见过一次,那是颜教授鼓捣出来的。

颜哲走的第五天下午,我们从麦地回来,孙小小高兴地喊:秋云姐,你看颜哲哥,不,颜场长回来了!这时我看见颜哲在砖桥边等我们,披着一身金色夕阳,显得纯洁而高贵。我心中涌出难以抑止的狂喜。孙小小率先跑过去,拉着颜哲说这说那。这个15岁的小姑娘虽然已经成了赖安胜的情全来到,有三盆依旧秃着枝丫,另外三盆冒出嫩芽,奇怪的是有一盆居然挣扎着开出了红色小花,因为隔着远,没看清楚是妇,虽然已经无师自通地学会争风吃醋,但毕竟还保持着少女的纯真,没有忘记她同颜哲的友谊。颜哲微笑着和我打招唿,和大伙儿打招唿。但我心痛地发现,大伙儿看他的眼光比较陌生,包括与他关系一向很好的林镜、何子建、刘卫东、郜祥富等。他们都知道了那个消息――颜哲这五天并不是在县知青办开会,也猜到颜哲当上场长这件事中有花头。颜哲似乎没有看出这种情绪暗流,对我说:

“秋云,你到场长室给我开门。”

我跟他去了。我能真切感受到背后目光的压力,那是几十双目光汇成的,像锥子一样扎人。

我打开场长室的门,同他进去。没等颜哲问我,我立即讲了场里的凶险波涛。颜哲听了,一点儿都不在意:

“没事的,我已经把蚁素弄妥了,今晚喷洒完就万事大吉。没事的。”

他从隔壁的库房拎来两个农用喷雾器,蚁素大概已经灌装妥当,因为我闻到熟悉的微酸味儿。看着它们,我放下心来――但仍有些忐忑。原先那瓶蚁素是颜伯伯制造的,现在,颜哲制造的蚁素也有同样的神奇功效吗?颜哲倒是成竹在胸,笑着说:

“不妨事的,不妨事的,庄学胥翻不起大浪。走,跟我吃饭去。”

大伙儿聚在井台吃饭时,颜哲对庄学胥说:

“庄副场长,通知八点在库房开会,县里有重要精神传达。”

庄学胥不动声色地看着他,目光深处有猫玩老鼠的得意。他没有揭穿颜哲的谎话,只是问一句:

“是在库房?天这么热。”

天热时农场开群众会一般都在麦场,那儿豁亮。颜哲点点头,没有做任何解释:

“是。按我说的意见去通知吧。”

我及时向颜哲警告了农场中潜涌的波涛,但我毕竟没经验,对事态的严重性估计不足,没想到在当天的会上庄学胥就要向颜哲发难,也没想到他利用的炮手是崔振山。

农场的知青按来源说分两大块:北阴市来的高中生或初中生,和旧城县来的初中生。崔振山属于后者。他身高体胖,从外表上看比颜哲的年纪还要大。家里非常贫穷,是那种入骨的贫穷。20年的贫穷生活极大的放大了他最强大的本能――吃。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

“一拃长、四指宽的肥肉片子,筷子夹起来颤悠悠的,一口吞下去――那才叫美!”

他还有一个特点是爱打赌,而打赌内容总要和吃联在一起。一次午饭,他吃了两个馍,一碗稀饭,对于知青的粮食定量来说,这已经是最大值了。然后恋恋不舍地放下碗,说:

“娘的,再来十个馍也能吃下去。谁敢和我打赌?赌一个月的饭票。”

何子建看看他,跑食堂里抱来十个馍,摞成高高的一堆:“吃吧。”

崔振山乐得眯着眼:“真打赌?不耍赖?”

“不赖。”

于是崔振山自己又去买了两碗稀饭,据他说有稀饭冲着,吃馍更利索。也不要菜,大口大口吃起来。开始六七个馍简直是风卷残云,但崔振山显然也高估了自己的饭量,他的速度逐渐放慢,吃最后一个馍时非常难以下咽,先用手掰下一块儿,用力捏成小团,再送到嘴里,似乎这样可以少占胃的容积。那个艰难劲儿,连我们旁观者都替他难受。何子建劝他说:

“实在吃不了就算球啦,撑死了划不着。我主动降价,只要你一半赌注。”

但崔振山哪舍得半个月的饭票?仍视死如归地吃下去。他最终吃完了,这顿饭总共吃了12个馍,三碗稀饭,合二斤七两粮食,以后一直没人能打破这个纪录。

那天下午正好是扛麦包。扛麦包是重体力活,200斤重的麦包被人抬放到腰部,弯着腰,踩着梯子板,一步步爬到麦堆上,再拉开麦包的封口绳,把麦子倒出来。这个活初干还不觉得,但干了一天后,晚上瘫在床上,全身骨节都像是酥了。往常崔振山虽然满身横肉,却一贯以弱劳力自居,拉人力车时只当拉稍的,而且稍绳还老是松垂着,扛麦包这类话他自然是从来不干的。但这天下午他主动去库房,发疯般地扛麦包。晚饭也没吃,跑到堰塘里游泳,很晚才回来。即使如此,夜里他还撑得在床上穷折腾。

第二天他还阳了,追着何子建要饭票,穷追不舍,弄得何子建那些天躲着不敢见他。何子建的为人绝不赖皮,但一个月饭票太重要,一个月不吃饭早就饿死了。所以他虽然耍赖,大伙儿都同情他。后来还是颜哲几个人说合,把赌注减少为10天饭票,这事才算了结。到了月末,何子建没饭票了,每顿只敢喝一碗稀饭,可怜兮兮的,我们几个饭量小的女知青为他凑了一些。

崔振山另一次有名的打赌是吃青蛙,他说他敢生吃青蛙腿,赌两毛钱,结果他当然赢了;然后他说再赌吃青蛙头,也赌两毛钱,周围的人都笑,没人再同他赌。这时知青黄瞎子路过,因为没有目睹刚才崔振山的生猛表现,不相信他的胆量,就应了这个赌。但黄瞎子掏遍口袋只有贰分钱,崔振山知道他是真没钱,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