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点头表示同意:“我甚至参与过相关项目的测算和报告的研讨。虽然我自己很怀疑这种通过资金打造世界一流名校的做法是否真的奏效,但国家已经下决心要做这个工作,我们只是打打下手。”

“我就知道您是计划的参与者。我记得在那次培训中您谈到过一点点。长话短说,我们请您去为我们的主要领导干部讲座,就是为了全面了解这个计划将给我们这些边缘的、三流以下的学校带去怎样的影响。所以那天我们的问题都集中在没有资格进入这些国家项目的院校该怎样生存上。

“您的整个谈话让我们的团队非常失望。要知道我们这种基础非常薄弱的学校,能在这个世界上坚持存活下来,其实是凭借我们对教育的信念。但当时的教育体制看着像在发疯,他们不是采用循序渐进的方式引导教育,慢慢实现人际公平,而是采用揠苗助长的方式拔尖,完全不管我们这些正在底层从事踏踏实实教育工作的学校的死活。我记得我们曾经再三逼问您最坏的结果会是怎样,您说,大概在10年之内,一定会将排列在学校榜下端的这些院校进行大幅度清理和关停。这是管理学的效率原则决定的,您当时振振有词地说。”

我不知道他的这些话是在指责我,还是纯属一种中性的描述。但我似乎感觉,他要说的事情确实跟我参与过的某个改革项目相关。

“那天听过您讲演的人都忧心忡忡。吴老师,我们不想被关停,我们的教师多数在40-45岁的年龄,上有老下有小,此时如果他们失业,进入其他更高院校任职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而转移第二职业的难度您是知道的,这等于把我们多数教师推向火坑。

“在您离开我们学校之后的半年里,我们四处奔走,一方面想弄清您说的关停学校的消息是否属实,另一方面也希望如果真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能未雨绸缪先做好保全自己的准备。我们想到的第一个办法就是跟其他学校联合。如果我们能被更好的、不会被取消的院校收编,将免于厄运。实在不行,如果能跟一些较好的同等水平的院校合并,增大规模,也许有挽救的余地。但上述两个方法对我们的一把手校长书记来说,并非什么好事。合并可能丢掉他们现有的官职,因此虽然我们在四处活动,但学校并不真正对这些选择表示支持或满意。再说,中国的很多事情都是长官意志,没有上级意图,根本无法独自按照设想去合并。退一步说,即便我们找到合作单位,他们可能有人员重新筛选的要求。再有,如果同样的三流院校凑在一起,合并之后就能逃脱被驱逐的命运吗?”

我讲座中普通的一句话,曾经让他们产生了这么大的担忧,真让我感到有点吃不消。但这毕竟已经是过去很多年的事情了。从1998年到今天,差不多15年过去了。15年就算犯罪,也该脱离追诉期了吧?我重新集中起注意力听他讲话。

“吴老师您做教育领导学研究,比任何人对我们都了解。在中国当个校长,真的是让他坐在火炉子上方1米的地方活活地烧烤。用完就扔的干部体制,会让人在任期中尽量使用权力。现在有一句话说要把权力关进笼子,但体制不改,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谁会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咱们教育口就算是比较不错的行业了。我们中的许多人都不是为权力来工作的,但我不得不说,在中国这种疯抢资源的现实中,失去权力可能终生掉队。我们的校长对这个未来看得特别清楚,与其等待着被关停彻底失去自由,不如我们搏一把,找到一个能延缓生命终止的方法,就算损失一些权力,也是值得的。为此,他很快就私下里责成我组织一个精干的小组,研讨全方位应对关停的策略。

“你还从来没听说过一所在体制内的学校,面对上级可能颁布的新的管理举措去建立应对小组的情况吧?其实这种事情天天在发生。但能把这样的小组相对独立出来,给他们资源和一定权力,让他们尽可能发挥作用,我们校长真的是高瞻远瞩。我跟您一样对管理学充满探索的兴趣,且跟校长一心一意,因此被定为小组牵头。我们从国家的短期和长远发展趋势方面做了三个秘密报告。我们发现,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发展,我们这样的学校都会在未来的所谓发展大潮中被阉割后剿灭。

“您讲座之后的第三个月我们领导班子再度开了个碰头会。我们的校长跟书记不合,校长强力支持我寻找自主方案,而书记则建立了另一个团队希望能走上层关系,为学校的未来(恐怕最终将只有他自己的未来)寻找出路。

“在会上,我把一些国外薄弱院校如何自救的经验做了简单汇报。我的想法是,这些经验虽然来自他种文化,但对我们的未雨绸缪转型和应对未来很有参考价值,说实话,我跟校长都认为,给所有教师保住职位确实是一个新的、可能发展自己的机会。

“讲起这些,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想要让自己不被吃掉,一个最重要的方法是要做成世界上唯一的、其他院校不可替代的学院!你所具有的特性或能力,是其他学校所不具备且为社会有益的,这是所有大学或科研院所生存的基本法则。但我们那时候没有这种唯一性,我们在科研上不突出,教出来的学生又跟当前的热点职业毫不沾边。这样的状况不可能保证我们不被撤销。想要自救,只有一个办法,在今后的10年中把自己变成一个独特、唯一、对社会有用的学校。幸好您告知我们还有10年时间。”

上岛咖啡温暖的房间,让我忘却了刚刚走过夜路的寒冷。而高士兵副校长所讲的这套有关高校拯救的管理学原理,虽然没有什么出处,但也合乎逻辑。我对整个事情充满了兴趣,急不可待地想知道他们怎么开始了10年创建独特高校的道路,而这一切又是怎么让他感到了今日如此巨大的威胁。

难道他们的能力建设最终走向了邪路?

他们最终建成了一所对社会有害的学府?

4

高士兵的故事相当冗长。但整个自救的整个过程充满了戏剧性,确实能够进入教育管理学的经典案例选。

“从自救的开始我就已经认识到,对我们来讲,跟随那些有名的学校后面,人云亦云地搞专业和人才规划是不行的。我们的资源有限,永远赶不上别人的发展。我们只能寻找自己最优势的部分,让这部分得到最大程度发展或一种迅猛膨胀。为此,我们将建校至今所聘用的所有教职工都认真进行了逐一分析,我们相信,即便在我们这种三流学校,也会有一些在某个领域具有出类拔萃可能性的人,我们要找到他们并给予特别孵化。

“这件事情说来容易做起来困难。我们是个粉碎‘四人帮’之后才建立起的学校,至今只有二三十年历史。我们的主要科系是工程,当时是为了满足北京市不断发展的工业需求,为了培养北京建设急需的工程技术人员。在这样的目标指引下,我们能吸引到的人才是相当有限的。

“三个月下来,我们从压阵的工科六院系勉强发现了4个人。从为此配套的理科和文科的基础教学科系发现的人则只有3个。

“7真是一个奇妙的数字。你记得1956年乔治·米勒那篇有关7的文章吗?当时这篇论文轰动心理学界。米勒的研究认为,7是自然界中最神奇的数字。人的感觉系统的信息处理极限就在7正副2这个数量上。换言之,我们的大脑无法处理超过九个模块的内容。多余的部分必须放弃。

“后来人们还发现,群体有效性的极限也跟这个相类似。即如果少于7加减2,可能没有足够的搭配性,信息量和相互的思维激荡也不足。如果多于这个数量,则显得人浮于事,或立刻会分裂成一些小的部分。而我们找到的,恰好是7个人。真是上天有眼。

“啊,我们找到了怎样的7个人啊,你简直无法明白。”他双眼眯缝着,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好像终于有了一个转机,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似的。

“但很快,我就知道这其实只是整个事件的第一步。

“认知天才,跟我们过去想象得完全不同。虽然统计学家早就指出,天才在我们生活中只是非常小的一个群落,但事实上天才比我们想象得要多许多。有一种社会压抑理论认为,许多天才被社会规范所压制,而解除这些压制的方法就是取消社会规范。我们对这个观点做了一些更改,我们认为,虽然社会规范对人的天性有所压制,但一些蛛丝马迹总能从各种侧面透露出来。

“比如档案中人的简历。吴老师,你读过多少人的简历?简历中充满了学问。我现在只要一看简历,就立刻能把一个人归入三个不同的亚类型中。简历中到处错别字或语句不通,这种人不用细看,没有最基本的逻辑和文化规范。不太可能是我们所需要的天才。简历中的一切都中规中矩,到某个年龄上学,到某个年龄结婚,到某个年龄升职,到某个年龄生产,这样的人也没太大希望。他们可能是社会适应者,而不是社会变革者。唯有第三类人,他们的简历中逻辑正常,但却充满了一些矛盾或反常的信息,这样的人尤其值得重视。像我们常说的早慧,这是一种在人生的前半个阶段走过了其他人后半个阶段甚至全部阶段的人。他们是我们世界中的天才。你可能会提到《伤仲永》的例子。但王安石伤的是仲永后半部分没有发展或回到社会适应者的角色,并不反对他前半部分人生处于天才状态。在我们的简历分析中,数学家陈戈文就属于简历有严重问题的人。他是中国科大少年班毕业且转入数学系学习的学生,但不到2年就被除名。这场变故断送了他的未来发展之路,让他匆匆回到老家北京,而他被除名的原因你猜是什么?”

我耸耸肩膀表示对此根本无知。

“他用数学方法测算六合彩的获奖概率且十测九中!他由于参与不同性质的赌博而被开除。幸好,他的家庭在北京有很多关系,所以才趁当时不那么规范的用人制度进入了我们学校。他的脾气很大,常常对有些死脑筋的学生出言不逊。我们询问过许多上他课的学生,据说他的到来会让一些学生唯恐躲避不及。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他是个早期夭折的天才案例。虽然在本科的两年中就发表过三篇相当具有启发性的论文,但道德污点让他背上了社会压力。只有少数人,那些对数学特别具有感受力的学生说,这个老师的到来能让教室充满深邃的灵光。这说明什么?我想他数学上确实有天才。”

“你们不会让他通过赌博去寻找学院的未来吧?”这么半天,我第一次感到忍无可忍。

“您真的是非常敏锐。我们当时应该更多咨询您才对。让我继续刚才的话题。在发现陈戈文仍然在概率方面有着跟其他人不同的数学感觉的时候,我们就期待为他寻找一个回到科研领域且能继续前进的道路。如果说对六合彩结果的猜想是未来预测的一种,那么未来学领域中如此多的领域,比如天气预报、空气污染预报、甚至地震预报,难道就没有他所能参与的工作吗?

“我至今仍然记得我跟他讨论未来发展的那次谈话。我是直截了当的。我告诉他我们整个学校都处于危机之中。而要拯救这种危机,我们必须在学科发展上加强力度,要做到不是简单的雄踞联合大学的诸多分校前列,而是要能在全国甚至全世界领先。

“‘你疯了!’他回答我。有些学者的政治敏锐性比我们这些搞管理的人强许多倍。他当场就回答说,他不会帮我们任何忙。因为我们都是为了自己,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

“您猜我当时说的什么?我现在还能清楚记得,我说:我不跟你争这些。政治的东西你我都是门外汉。但我们都是搞业务出身。如果一个领导突然站在我身后说,提你的条件吧,任何条件我都答应你。那时候我决不会像你这么讲话。

“他停下来看了我很久,然后好像明白了我的意思。

“‘好吧,就算太阳从西面出来。我在这里教书已经腻透了。我跟傻瓜泡在一起的时间已经太久了,我确实想做点新的玩意出来。’

“‘你说吧?你需要什么条件?’

“‘我已经不太做概率研究了。我转了方向。当前,我最感兴趣的是用电脑证明数学定理。’

“‘那么,你是需要买更好的电脑?’

“‘只是需要更好的软件。我们的硬件跟国外的不相上下,但专业软件不行。你知道中科院的吴文俊吗?他这几年做了大量的机器证明定理的工作。我其实比他的方法更好,更重要的是,我发现这个工作能把许多不同的内容联系起来。’

“‘买软件大致要多少钱?’

“‘我想要100万人民币。’

……

“在2000年前后,100万人民币等于多少您是知道的。”

高士兵抬起眼睛看着我:“我们没有那么多钱给他。但我们必须找到这些钱!”

5

 

“吴老师,我尊敬您是从事教育领导力研究的学者。但我想您的实际经验很少。抱歉请您讲座前我找您要过简历,知道您心理学系毕业就在大学教授管理学。现实生活中的管理跟您所教授的那种,可能完全不同。现实永远不会按照教科书一样按照规定情节发展,但有时候,它又超越教科书所展示的底线。

 

“让我们回到那个轰轰烈烈的拯救学校的运动,回到我们把全校师生动员起来的日子,我们克服了人员之间的矛盾,共同为生存而搏击,主动出招,在应对难题过程中变得更加具有战斗力。虽然在坚持自救的校长和试图寻找上级支持的书记之间仍然存在着矛盾,但大家都知道,只有学校自身的完善,自救和拯救才能到来。因此,各种矛盾在这样的竞争激烈时刻全面减弱了,书记虽然仍然指点着他自己的团队做着外部努力,但也乐于支持内部改造的诸种活动。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领导班子分解成几个不同的小组。我作为负责人事和科研工作的副校长,自然主要领导人事处和科研处。我把两个处室的办公相互协调,对选定的七名教师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了解,并期待给他们创造最好的条件,让他们的创新力全部发挥出来。

“吴老师,我是个中文系出身的教师。在这样的工科学校中只是讲讲语言和写作的公共课,能当上副校长,纯粹得益于我多年不断地丰富自己。终身学习是这个时代的人生存的必要能力。您写作的有关教育领导的书我全都读过,还有世界各大学校长年会的一些访谈和发言,我也常常认真领会。不但如此,由于主管科研和人事,我还会阅读比尔·盖茨、乔布斯等人的传记,阅读贝尔实验室、罗马俱乐部等组织的发展历程。对科研工作者的一些专门访谈,我也会抽时间关注。

“我记得杨振宁仍然在美国长岛的时候,曾经作为纽约大学石溪分校教授接受过电视台访问,他当时说他做的每一项创造性工作,其实核心的时间都不会超过三天!一旦你对某个题目感兴趣,有了思路,在三天中灵感将带着你走到最远的地方。在三天里他会形成一个问题的答案,并对这种推测性的答案进行计算验证。科学工作者很相信他们的直觉,而他们的估算能力也很强,三天时间便能看到一个路径是否光明。如果三天做不出成果或被验证为彻底错误,他会转到其他思路。其实,在管理学中也有所谓的80/20原则。人们做得最有价值的事情中的80%,是用20%的时间完成的。现在,我们有信心在一个较短的时间中为我们选定的创新专家创造出最好的工作条件。我们通过快速访谈、接触,甚至简单的心理测验给他们寻找最合适的助手,让他们的学术活力能恰到好处地传达给同事甚至学生。通过这样的方法,我们期待能像滚雪球一样地把团队带大。举个例子。在工程制造专业我们给一位专家选定量子力学、扫描成像、材料科学等三个不同方向的助手,这使他多年期待完成的一项突破性的立体成型技术很快实现。您知道,所谓立体成型,就是今天所说的3D打印。这个技术到新世纪的第二个10年才逐渐成熟。而我们至少比国际先进水平要早上10年。我们的另一个教师,是马哲教研室的。你不能相信吧,这个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竟然能成为我们未来竞争力的首选带头人之一。天体物理行当的人多数其实是数学家,只有他们在纸上分析出宇宙的隐秘才转而去寻找观测数据进行证明。选定他到我们这个大学来教书,原因是多方面的,他是强调素质教育运动的时候被请来教天体物理的,但由于我们这个学校是工科为主,多数学生只选跟未来工作接近的课程,他常年工作量不满,只好靠开设自然辩证法必修课为生。不过,在业余时间里,他仍然醉心白洞和蛀洞物理的研究且在学界小有名气,只是过去囿于我们学校的工科性质,他的成就很少被广泛认知。现在,在彻底放开不再管上级怎么要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觉得只要能给他们条件,说不定真能出现具有世界意义的成果。

“以科研带动学校的发展,不是说我们放弃对学生的培养。教学仍然是高校教师的主业,但我们必须改革课程。除了基础课以外,我们把大量的专业课从大课堂讲授改为研究型的课题小组课堂。学校里WORKSHOP(工作坊)和SEMINAR(讨论课)流行。学生成长也变得出奇的迅速。一些围绕带头人的本科学生,竟然逐渐进入到他们的团队之中,成了科研的得力助手甚至学术主力,这在过去简直不可想象。

“书记在外面拉关系的团队四处碰壁,为了掩盖他的窘态,他转而把团队从上级主管单位转向企业,争取横向联合和土地创收,这倒为我们在同类大学中获取了更多资源。不瞒您说,我们真的搞到了数学家要求的100万人民币。由于只有他才真正懂得购买什么样的软件,所以,我们把用钱的决策权也交给了他。

“但这一切,却为我们酿成了大祸。”

6

 

“我们真的在短期内给他攒足了所需要的100万人民币。这些钱是我们通过一些项目置换获得的。例如,我们把学校内部相当一个篮球场的一片地跟相关企业合作开发,企业投入进行楼房改建和未来使用,而我们会在改建的楼房中占据三层。整个楼房的产权将在50年之后回归学校,无论那时候楼房在还是不在。这种土地置换的方法在多数学校都在采用。前提是不会影响到正常教学秩序和未来发展。跟企业的合作主要是办学跟生产科研上的一体化。我们的学生到他们那里实习,他们的一些产品开发项目给我们设计。一些大企业真的很有钱,我们从他们的支持中获益匪浅。

 

“总而言之,我们用土地租让和校企结合的方式获得的部分资金给每一个潜力教师都进行了投入。对天体物理方向,我们给他提供了最好的电脑系统,还相应改变了办公条件。冠冕堂皇地讲就算我们投入基础研究。但知道如何办学的人都会说,你们的基础难道要从宇宙大爆炸开始?对立体成型方向,我们考虑应该帮助他做更先进的立体成型机。我们发现国外的研究都集中在如何处理塑料、金属等现有材料,设法将他们固塑成型。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如何通过远程方式进行一种超距离无机打印。换言之,我们想制作出像电影《星舰迷航》那种物质传递机。这项工作投入了将近1 000万。当然是在2000年前后的价值币值和通货膨胀率下的投入。最后,对电脑数学定理的计算,按照跟教师的协商,决定真给他100万用于软件购买。

“但正是这100万,让我们陷入了绝境。

“我至今仍然记得那个11月的晚上,天跟今天一样寒冷。怎么我们的苦难都发生在这种寒冷交替的时代?我收到会计的一个紧急电话。‘高校长吗?您在哪里?您快点来吧!我们账户上的那100万已经被人在澳门提现了!’

“‘澳门?’

“我的脑子‘轰’的一下子。

“对于多数中国人来讲,澳门相当于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大西洋城、雷诺,是欧洲的摩纳哥,那里是博彩业的中心谁都知道。我们的钱在澳门被提现,说明我们的人正在澳门。而几天之前,陈戈文确实办好了特区证和港澳台通行证,要到香港去购买他所需要的软件。

“一切的一切,都在那一刻发生了。

“我们的推论顺理成章。我们派了一个曾经因为赌博而被开除学籍的人。他的赌博是因为他大肆在赌场应用概率统计。但是,谁都知道,再好的赌徒也有失手。一朝你陷入其中,早晚会获得应有的回报。

“眩晕。

“为了拯救仍然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着的500多名教师和学校的未来,我们孤注一掷地寻找着天才,我们的目标只是期待自己的学校建设成为一个没人能取代的特别的教育机构。到今天为止,我们的路子都是对的。我们至少让整个学校像一个新的有机体一样运转了起来。而且,多数教师都转而对我们的努力抱起期待。我们的书记甚至在设想当前的状况可能是他未来提升的敲门砖这样的事情。

“但是,来自澳门的消息给了我当头一棒。

“在那个寒冷的晚上,我只有一个念头,要立刻赶到澳门,要在他还没来得及出手下注之前阻止他,取回我们错误的投注,取回本希望通向未来的资产。”

7

 

“温暖的南国。天空中下着细雨。

 

“空气中有某种甜腻的滋味。

“澳门是个纸醉金迷的地方吗?

“至少对许多中国人来讲,这里充满了神秘。谎言和想象力包围着这座城市,也挑逗着人们的探索欲望。

“这时候我们才发现,陈戈文从到达特区就没再打开过手提电话。我们不知道他是哪一天从香港转向澳门的,也不知道他在这里待了几天。

“但我们相信,只要一个赌场一个赌场地寻找,我们一定会找到他。

“好在澳门的赌场本来就不多,如果是拉斯维加斯,那我们的希望将彻底渺茫。我和亲自出马的人事处与财经处主任三个人决定从大到小地逐个搜索。于是,威尼斯人成了我们第一个全面搜索的目标。傍晚,度过了白天冷落期的巨型赌场中的投机气候正在升温。我们进入金碧辉煌的大厅,开始四处逡巡。

“我一直在想,100万这么个资本量,对学校发展来讲不算多,但对一个赌徒来讲,到底算多算少呢?这100万元能让他进入大户室吗?我知道每天来自东南亚甚至其他大洲的赌徒的单笔投注都大大超过这个数字。但手拿100万的人会去一下下地拉动老虎机吗?这么做结果的出现是否太过缓慢?如果上述两个可能都不会出现,那么他一定是选择中等赌注的赌法,而且,一定要特别能够符合概率原理。

“之所以仍然抱着微弱的信心,相信自己能够找到这个卷款潜逃者,是因为我相信作为数学家的陈戈文在赌博中一定不是把利益获取当成最重要的目标。少年班多年来培养出的那种争强好胜、想证明自己存在的冲动才是他的主导意识。由于多年来他一直被驱逐于数学科研之外,他的生活中也没有任何可以炫耀的地方,那赌场上的某种胜利,就将成为他存在的自我证明。

“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尽量在公平性和概率论原理作用较强的赌台周围转悠。而那些纯粹没有理性的游戏,我们会一带而过。

“在赌场中不能打手机。这让我们先分散后集合,发现之后进行集解的想法落空。可能是为了防止作弊,无线发射类的通信系统在这里都显得不好使用。但三个人绑定一起去找又显得效率太低,殊不知每一分钟,我们的100万人民币都有损失殆尽的危险。如果他已经把所有这些出手,我们的资产已经放空,自然没什么可说,但如果恰恰是我们到来之后没有赶上他的决策,或者眼看着他在我们身边把这些资金彻底挥霍,那真是我们的悲剧。

“吴老师,您别笑话我。我是搞中文专业的,对数学这些一窍不通。但我看过一些有关赌博的电影。那些电影自然都很夸张,不过我能记得其中一些细节。我记得有一部电影中写一群数学家去赌,他们除了赌马,还去玩21点。所以我感觉牌戏应该是一个值得调查的重点。为此我们分散各个赌场去寻找加勒比扑克或21点聚集的台子,然后每30分钟大家都回到同一个中心地带交换情况。幸好澳门不大,赌场也相对集中。

“但我们跑遍了所有赌场,还是没有看到他的踪影。到晚上九点,赌场中的灯火变得更加辉煌。穿过如潮的人流,我们再度聚集在最大的威尼斯人赌场,垂头丧气。

“陈戈文到底在哪里呢?

“一种可能,是我们没有认真看每一个角落。毕竟在这种金碧辉煌、金钱和戏剧性的电脑游戏、音乐混合的地方,想要集中注意力寻找一个人不是特别容易。再有一种可能是,我们的路径还是不对。

“经过一天多的紧张、愤怒之后,我们的心情都开始有所冷静。我们再度聚焦到陈戈文的个性和他所从事的数学研究上。也许,我们都错了。不应该放弃那些简单的老虎机和押大押小游戏,因为那些游戏才是概率真正起着重大作用的地方,反而这些扑克牌戏中充满了数学无法预测的人的狡诈,他不太可能这么傻去面对自己的弱点。

“想到这些,我们再度重新开始全盘搜索,不放过每一个概率可能被应用的赌台的死角。

“我们一直在考虑陈戈文可能穿怎样的服装。他会西装革履、手提皮箱吗?这种装束是否显得太滑稽?除非他也跟我一样看多了香港电影或美国电影。那么,他会穿得跟在学校中一样邋遢且破旧吗?那种不修边幅的状态会让他感到更加自如吗?但这样的话赌场的保安会立刻让他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