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勘测员可能就是这样想的。她无法感觉到或听到墙壁的心跳。然而随着我们不断前进，连我也难以想象是谁写下这些文字。在我们去大本营的路上，我回头望向边界，看到一片闪亮的空白，而此刻我脑中就只有这一景象。不过我依然相信，那不可能是人类。
为什么？原因很明白——继续下行二十分钟之后，勘测员终于也注意到了。
“地上有东西。”她说。
没错，地上有东西。一段时间以来，台阶上都覆盖着一层残留物。我没有停下仔细查看，因为怕勘测员担心，也不确定她是否最终会发现。残留物从左边墙一直覆盖到距离右边墙两英尺处。换言之，它占据了楼梯上八九英尺宽的区间。
“让我看一下。”我说道，但并不理会她颤抖的手指。我跪下来，扭头让头盔灯照亮上方的阶梯。勘测员回身走上去，站在我身后仔细观看。残留物闪烁着暗淡的金色光芒，略微有些反光，还夹杂着类似干血块的红色小碎片。我用笔戳了一下。
“有点像粘液，”我说，“大约半英寸厚，覆盖着台阶。”
总体感觉是，曾有某种东西顺着楼梯滑行。
“这些印痕是怎么回事？”勘测员一边问，一边再次俯身指点。她压低了嗓音，在我看来那并无意义，而且她的语声不太自然。但我发现，每次留意到她变得更为惊恐，我自己却更镇静。
我仔细研究了一下那印痕。滑行，或者拖拽，但速度很慢，因此从残留物中能看出不少情况。她指出的印痕呈椭圆形，大约一英尺长，半英尺宽，共有六个，分成两列散布于阶梯上。其内部有许多细小的凹陷，像是纤毛留下的印迹。每个印痕的外围十英寸左右，有两圈不规则的线条，如同波浪一般起伏，就像裙子的褶边。而自“褶边”向外，还有更多淡淡的“波纹”，仿佛能量从中心向四周扩散。它类似于退潮时海浪在沙滩上留下的痕迹，只不过线条被擦得模糊不清，就像炭笔画。
这一发现令我着迷。我忍不住凝视着那足迹，以及其中的纤毛印痕。我猜想，这种生物可以矫正楼梯倾斜的角度，就像带有自动稳定系统的摄像机能矫正地面的颠簸起伏。
“你有见过类似的东西吗？”勘测员问道。
“没有，”我答道，我使劲忍了忍，避免过于刻薄尖酸的回答，“没有，我从没见过。”某些三叶虫、蜗牛和蠕虫都会留下相对简单的痕迹，但隐约与此有些相似。我确信，外面世界里从没人见过像这样大而复杂的痕印。
“那又是什么？”勘测员指向稍高处的一级台阶。
我将灯光指向该处，看到残余物中有个隐约的鞋印。“我们自己的靴子。”相比之下它显得如此平淡无奇。
她摇了摇头，盔帽上的灯光随之左右颤动。“不，你看。”
她指出我和她的鞋印。这属于第三个人，而且是向上返回的。
“你说得对，”我说，“是另一个人，不久前曾来过这里。”
勘测员迸出一串咒骂。
当时，我们没想到要继续寻找其他人的足印。
根据我们看到的资料，首批勘探队的报告中，X区域并无任何异常，只是原始空旷的荒野。第二和第三批勘探队没有返回，他们的命运揭晓之后，勘探活动暂时停下来。等到勘探再次启动，用的是经过谨慎挑选的志愿者，他们对其中的风险至少有一定了解。自此以后，勘探队的成果参差不齐。
第十一期勘探队尤其困难——对我个人来说亦是如此，其中有个事实我尚未完全坦率地说明。
我丈夫是第十一期勘探队的医务员。他从来就不想当医生，而是希望加入应急救援队或急救中心。按他自己的话来说，“在现场为伤员鉴别分类”。一个朋友招募他进入X区域勘探队。在他转换到急救服务之前，他们曾共同为海军工作。一开始他不太确定，没有答应，但渐渐地，他们说服了他。这给我们之间造成许多摩擦，尽管我俩本来就已矛盾重重。
我知道查出这条信息并不难，但我希望你在阅读本文时会认为我是个可信而客观的见证人，志愿参与X区域的工作也并非因为与勘探目标无关的事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依然是事实，我丈夫的勘探队员身份与我加入的原因并不相干。
但是，我怎么可能不通过他而受到X区域的影响呢？他前往边界大约一年之后，有一天夜里，我独自躺在床上，听见厨房里有人。我手握棒球棍，离开卧室，打开房子里所有的灯。我发现丈夫站在冰箱旁，依然穿着勘探制服，他在喝牛奶，奶液沿着下巴和脖子滴落。他又狼吞虎咽地吃下剩余的食物。
我无言以对，只能瞪视着他，仿佛他是海市蜃楼，只要我动一动，或者开口说话，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甚至比无影无踪更虚无。
他坐在客厅沙发上，而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里。我需要与这突然出现的幽灵保持一点距离。他不记得如何离开X区域，也完全不记得返回的旅途，只是对勘探任务本身有一点模糊的记忆。他有种古怪的平静，当问及所发生的事，他会显得略有些恐惧，也承认自己的失忆很反常。我们曾经为他去X区域的事而争执，我们的婚姻由此而开始瓦解，但他的这部分记忆似乎也消失了。他以前总是以各种方式指责我疏远冷淡，有时说得隐晦，有时则不那么隐晦，而现在，他自己也有一种疏离感。
后来，我再也无法忍受。我脱掉他的衣服，让他去洗澡，然后带他走进卧室，骑在他身上与他做爱。我试图找回记忆中那个人的碎片。他与我完全不同，外向冲动，总是期待有助于人。他是个充满热情的业余帆船手，每年都有两周时间跟朋友们一起去海边驾船出海。我发现他如今完全变了。
他在我体内的时候，一直仰视着我，通过他的表情我可以看出，他的确记得我，但就像隔着一层雾气。不过这暂时也有点作用，能让他显得更真实，能让我假装一切正常。
但只是暂时而已。他回到我生命中只待了大约二十四小时。第二天晚上，他们便把他带走了。经过冗长拖沓的安全审核之后，我可以去观察所探访，直到他最后的日子。在那个充斥着消毒剂的地方，他们对他进行测试，试图突破他的平静与失忆，然而并不成功。他跟我打招呼，就像是老朋友——仿佛一个支点，让他的存在显得更可信——而不是爱人。我承认，我去看他是因为仍抱有希望：我曾经了解的这个人还有一星半点的残留。但我并未发现任何迹象。有一天他们告诉我，他被诊断出患有无法手术切除的全身性癌变。即使是在那天，他仍用那种略带疑惑的表情注视着我。
六个月后，他死了。在这整个期间，我始终无法逾越他的面具，无法找到我曾经了解的那个人，不管是通过我自己跟他的互动，还是后来看他们的面谈录像。勘探队的所有成员都有经过面谈，他们最后也都死于癌症。
无论X区域中发生了什么，反正他并没有回来。没有真正回来。
随着我们继续深入黑暗的地底，我不由得问自己，我丈夫是否也有相同的经历。我不知道我的感染对此会有何影响。我的历程与他相同，还是他发现了完全不同的东西？即使是类似的经历，他的反应有何不同？而这又会如何改变往后的事？
地上的粘液越来越厚，现在我们可以看出，红色的碎片是下面那东西释放出的活体组织，因为它们在粘液里扭动。覆盖物的颜色变得更鲜亮，仿佛为我们铺设的金色地毯，好让我们踩着它去参加一场奇特而华丽的宴会。
“我们要不要回去？”我跟勘测员有时会说。
另一人则会说：“过了下一个转角，再往前一点，然后我们就回去。”对我们之间脆弱的信任来说，这是一种考验。同时，这也是对我们好奇心的考验，看我们是选择无知还是危险。我们的好奇心与恐惧并存。我俩小心翼翼，一步步在粘滞的分泌物中行走。即使我们不停地前进，那粘液仍像要拖住鞋底似的，但我们知道，这种感觉最终将会趋于停止。只要继续坚持下去。
但是，当勘测员拐过一个转角，她忽然退回来，撞到我身上，并将我推上几格楼梯，而我也并不抵抗。
“下面有东西，”她在我耳边低语道，“像是一具尸体，或者一个人。”
我没有指出尸体有可能就是人的：“它有在墙上写字吗？”
“没有——倚坐在墙边。我只粗略地瞥了一眼。”面罩里，她的呼吸又急又浅。
“男人还是女人？”我问道。
“我觉得它是个人，”她忽略我的提问，继续说道，“我觉得它是个人。我觉得它是。”尸体是一回事；但不管经历多少训练，都无法让你准备好遭遇怪物。
然而，不调查一下这个新谜团，我们不能爬出塔去。不能。我抓住她的肩膀，让她看着我：“你说倚在墙边坐着的像是个人。那不是我们追踪的东西。这跟另一个人的鞋印有关。你很清楚。我们可以先看一眼，然后回到上面去。不管发现什么，我们都不再往前走了，我保证。”
勘测员点点头。到此为止，不再深入地下，这一想法足以让她的情绪稳定下来。只要完成这最后一件事，很快会见到阳光。
我们再次向下走去。此时，楼梯显得尤其黏滑，不过也许是由于我们紧张不安。我们缓缓行走，依靠右边空白的石墙保持平衡。塔很安静，停止了呼吸，其心跳突然减缓，比先前显得更遥远，但这或许是因为我只听见血液在自己头脑里奔流。
转过墙角，我看到那个身影，并用头盔灯将它照亮。假如我迟疑片刻，便永远不会再有勇气。那是人类学家的尸体，倚靠在左边的墙脚下，双手搭在膝盖上，低着头，仿佛在祈祷，嘴里有绿色的东西溢出来。她的衣服似乎有种奇怪的模糊感。她的身上发出淡淡的金色光芒，几乎难以察觉，我猜勘测员根本就看不见。我想不出有哪种情形，人类学家依然还能活着。我只是想到，心理学家骗了我们。她在高处守着入口，仿佛是一种威慑，突然间，那沉重的压力让我简直无法忍受。
我伸出手掌示意勘测员待在后面别动。我往前走，灯光照向下方的黑暗。我经过尸体，确认楼梯再往下是空的，然后迅速回上面来。
“在我检查尸体的时候保持警戒。”我说。我没告诉她，我隐约感觉到地下深处有某种东西在缓缓移动。
“那真是尸体？”勘测员说。也许她以为是更稀奇古怪的东西，也许她以为那人只是睡着了。
“是人类学家。”我说。她肩膀的姿态变得紧张起来，看得出，她理解其中的含义。她一言不发，从我身边挤过去，站到尸体另一侧，突击步枪指向黑暗之中。
我轻轻地跪在人类学家身边。她的脸几乎难以辨认，剩余的皮肤上布满古怪的灼痕。她的下颚像是被人残忍地用力掰折，一股绿色的灰烬从中流淌出来，堆积在她胸口。她的手搭在膝部，掌心向上，已经没有皮肤，只剩下一层薄薄的细丝状物体，以及更多灼痕。她的双腿看上去就像溶化到一半，又融合在一起，一只靴子不见了，另一只扔在墙边。人类学家周围散落着一些取样试管，就跟我带的那种一样。她的黑盒子已被压坏，躺在距离尸体数英尺远处。
“她怎么了？”勘测员低语道。她在站立警戒中，时不时不安地回头看我，仿佛这里发生的事尚未结束。仿佛她预期人类学家会活过来，变成可怕的怪物。
我没回答她。我最多只能说不知道，而这句话也许证明了我们的无知或无能，或两者兼有。
我用灯光照亮人类学家上方的墙壁。数英尺长的区间里，文字起伏不定，忽上忽下，然后才逐渐恢复平稳。
……深渊的阴影仿似畸形花朵的花瓣盛开于头颅中令思维扩展至任谁都难以承受……
“我想她是干扰了那东西在墙上写字。”我说。
“它把她弄成了这样？”她像是在乞求我找出另一种解释。
我找不出，因此没有回答，只是继续观察，而她就站在一旁看着我。
生物学家并非侦探，但我开始像侦探一样思考。我查看周围地面，先是辨认出阶梯上自己的足印，然后是勘测员的。我们扰乱了原先的脚印，不过我仍可以看出一些痕迹。首先，那怪物——不管勘测员的期望如何，我无法想象那是个人类——显然是猛地转回身来。粘液残留物不再是平滑的移动轨迹，而是构成顺时针漩涡，我想象中的“脚”所留下的印迹在突然转变中被拉得更长。然而在漩涡之上，我还能看出鞋印。我小心绕开这片冲突的证据，捡起那只靴子。漩涡中间的脚印的确是人类学家的——我也能顺着残缺的鞋印追溯到右边墙壁，她似乎曾紧扒住墙面。
我脑中开始形成一幅景象，人类学家悄悄地在黑暗中摸下来，观察那东西书写文字。尸体周围闪亮的玻璃试管让我猜测，她大概是企图采集样本。但这是多么疯狂与轻率！风险实在太大，而我印象中人类学家根本不是那种冲动或勇敢的类型。我静立片刻，然后继续顺着楼梯往上走，并示意勘测员守在原地，尽管这让她很不安。假如有可供射击的目标，她或许会比较平静，但我们只有自己的想象。
十几级阶梯之后，我仍能在狭窄的视野中看到死去的人类学家。在这里，我找到面对面的两组鞋印。一组属于人类学家，另一组既不是我的，也不是勘测员的。
我一下子明白过来，仿佛看到了一切。半夜里，心理学家叫醒人类学家，将她催眠，然后一起进入塔内，并一路下行至此。这时，心理学家给催眠状态下的人类学家下了一道她应该也知道是自杀性的命令。于是人类学家径直走到在墙上写字的怪物身边，试图采集样本——并因此而丧命，多半十分痛苦。接着，心理学家逃跑了。毫无疑问，当我从此处往下走回去时，没有再发现她的脚印。
我是否对人类学家感到怜悯与同情？软弱，受困于陷阱之中，她别无选择。
勘测员仍在不安地等着我：“你发现什么了？”
“另外有个人跟人类学家在一起。”我把自己的推测告诉勘测员。
“但心理学家为什么要这么做？”她问我，“到了早上我们反正都会下来的。”
我感觉就像从千里之外看着勘测员。
“我不知道，”我说，“但她一直在催眠大家，不仅仅是为了让我们保持平静。也许这勘探的目的跟他们所说的不同。”
“催眠。”她的语气就好像那个词毫无意义似的，“你怎么知道？你怎么可能知道？”勘测员似乎很怨恨——怨恨我，或者我的推测，但不知是哪一样。然而我理解其中原因。
“因为，出于某些原因，我变得不受催眠影响，”我告诉她，“今天我们下来之前，她把你催眠了，以确保你会尽责。我看着她这么做的。”我想要向勘测员坦承——告诉她我是如何变得不受影响的——但我相信，那将是错误的举动。
“你居然什么都没做？假如真是那样的话。”至少她有考虑要相信我。也许她脑中仍有些模糊的残留印象。
“我不想让心理学家知道她无法催眠我。”而且我想要下来。
勘测员静立思考了片刻。
“信不信由你，”我说，“但请相信一点：等我们回到地面时，需作好准备应付任何情况。我们需要束缚住或杀死心理学家，因为我们不知道她的计划。”
“她为什么要有所计划？”勘测员问道。她的语气是鄙视，还是依然只有恐惧？
“因为她得到的命令跟我们的不一样。”我说道，仿佛像是在向个孩子解释。
她没有回答，我认为这是她开始接受这一概念的迹象。
“我先上去，因为她无法影响我。你得戴着这个，也许能帮你抵抗她的催眠暗示。”我将额外的一副耳塞递给她。
她犹豫地接过去。“不，”她说，“我们一起上去，同一时间。”
“这不明智。”我说。
“我不管这是怎么回事。我得跟你一起上去。我不会等在黑暗中让你来解决一切问题。”
对此，我思索了片刻，然后说：“好。不过假如我发现她开始控制你，我就得阻止她。”至少是尝试阻止。
“假如你是对的，”勘测员说，“假如你讲的是实话。”
“我是的。”
她没有理会，继续说：“尸体怎么办？”
那是否意味着我们达成了一致？希望如此。也许在返回途中，她会试图缴我的械。也许心理学家早就让她准备好应付这种状况。
“把人类学家留在这儿。我们不能负担太重，也不知道会携带什么样的污染。”
勘测员点点头。至少她不感情用事。我们都清楚，人类学家就只剩下一副躯壳而已。我竭力控制自己不要去想人类学家生命中的最后时刻。她被迫执行一项会导致自己死亡的任务，一定充满恐惧。她看见了什么？在一切陷入黑暗之前她看到的是什么？
返回之前，我捡起一支散落在人类学家周围的玻璃试管，其中有微量的暗金色物质，仿佛黏乎乎的血肉。也许临终前她终究还是采集到了有用的样本。
我们向着光明攀爬回去。为了让自己分心，我一遍遍回想训练时的情形，寻找有什么线索与信息可以解释我们的发现。但我一无所获，只是发现自己竟如此容易受骗，以为他们告诉我的是有用的东西。训练时，重点始终是我们自身的能力和知识。回头想来，我感觉他们当时几乎是故意在掩饰和误导，还装作是为了让大家不至于受到惊吓与打击。
地图是最首要的误导，因为其作用不就是强调一些东西，又隐藏一些东西吗？他们总是让大家查看地图，记住其中的细节。六个月中，那不知名的教官不停地训练我们记忆灯塔的位置。它在大本营的哪个方位，距离这片房屋有多远，离那一片又有多远。我们需要勘测的海岸线有多长。一切似乎都围绕着灯塔，而不是大本营。我们太习惯于地图，习惯于它的尺寸，习惯于其中的内容，以至于想不到去问为什么，甚至想不到去问有什么。
为什么是这一段海岸？灯塔里有什么？为什么营地设在森林中，远离灯塔，却靠近地下塔（当然，它并不存在于地图中）——还有，大本营是否一直设在此处？地图以外有什么？如今我知道催眠暗示的作用有多强，因而意识到，集中注意力在地图，这本身或许就是一条植入的暗示。我们不提问题是因为被预设了不要提问的指示。而灯塔或许也是触发催眠的潜意识信号，不管它是象征意义的，还是真实的——无论扩张成X区域的是何种存在，灯塔可能就是一切的中心。
他们给予我的本地生态系统概述也有类似的障眼效果。我把大多数时间花在了熟悉此处的过渡生态系统，包括可能遇到的动植物群落、交叉授粉现象，等等。但我也接受了关于菌类和地衣的加强课程。鉴于墙上的文字，我此刻赫然意识到，这才是所有研习的真正目的。假如地图只是为了分散注意力，那生态学研究才是真正替我作准备的课程。除非是我太多疑，不然的话，那意味着他们知道塔的存在，而且可能一直都知道。
我的怀疑由此开始延伸。我们需接受高强度的生存与武器训练，以至于大多数夜晚，每个人都在各自的房间里倒头便睡。即使偶尔一起参训，也是分头行动。第二个月时，他们消除了每个人的名字。只有X区域里的东西可以有名字，而且都只是最宽泛的词条。这同样是一种扰乱，防止提问题，因为有些问题只有通过了解具体细节才能提得出。不过必须是恰当的细节，而不是像X区域有六种毒蛇这样。没错，这是一种猜测，然而我没心情去排除哪怕最不现实的状况。
当我们准备好越过边界时，已经了解一切……但其实也一无所知。
我们从地底钻出来，扯掉面具，眨着眼走进阳光，呼吸新鲜空气，但心理学家并不在附近。我们已准备好应付任何情形，却没考虑到心理学家会消失。这让我们一时不知所措。那是普通的一天，天空明亮蔚蓝，林立的树木投下长长的影子。我取出耳塞，发现根本听不见塔的心跳。塔底下看到的情景与日常平凡的一切竟然可以共存，这让人颇为困扰。就像潜水至深海后上浮太快，只不过让我们得减压症的是记忆中所见到的生物。我们一直在附近寻找心理学家，相信她是躲了起来。我们希望能找到她，因为她一定会给出解释。一段时间过后，继续在塔边的同一区域搜寻显得有些病态。然而在将近一小时内，我们却始终停不下来。
最后，我无法否认事实。
“她走了。”我说。
“她可能回大本营去了。”勘测员说。
“你是否同意，她的消失是一种负罪的表现？”我问道。
勘测员向草丛中啐了一口，凝神注视着我：“不，我不同意。也许她出了什么事。也许她需要回营地。”
“你看到了脚印，也看到了尸体。”
她用步枪指了指：“我们先回大本营。”
我完全无法看透她。不知她是对我产生了敌意，还是仅仅出于谨慎。总之，来到地面上让她胆大起来，而我还是希望她多一点犹疑。
然而回到大本营之后，她的坚决又有些消退。心理学家并不在。不但不在，她还带走了一半补给和大部分枪支，或者是将它们埋到了别处。因此我们知道心理学家还活着。
你得明白我当时的感受，还有勘测员的感受：我们是科学家，接受的训练是为了观察自然现象，以及人类活动的结果。我们不曾受训应对此等奇异事件。在特殊状况下，即使存在假想的敌人，也是一种安慰。如今我们经历的事可谓前所未有，任务开始不到一周，我们不仅在边界上失去语言学家，现在连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也没了。
“好吧，我放弃，”勘测员一边说，一边扔下步枪，垂头丧气地坐到在人类学家帐篷门前的椅子上，而我则在帐篷里面翻查搜寻，“我暂且相信你。因为我实在别无选择。因为我没有更好的推测。现在怎么办？”
人类学家的帐篷里依然毫无线索。她的恐怖命运仍使我心惊。被迫自寻死路。假如我猜得没错，那心理学家就是凶手，比杀死人类学家的怪物更残忍。
我没有回答勘测员，于是她又加强语气重复道：“现在到底要怎么办？”
我从帐篷里钻出来，说道：“检查我拿到的样本，冲洗并查看照片。明天也许再回到塔底下去。”
勘测员发出刺耳的笑声，她在竭力思考如何回答。一时间，她的脸仿佛像要撕裂开来似的，也许她仍在跟催眠暗示的残余效果奋力抗争。最后，她终于说：“不。我不要再下去那地方了。而且那是隧道，不是塔。”
“那你想要干什么？”我问道。
她似乎突破了壁垒，语速变得更快，也更坚决：“回到边界，等待撤离。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源继续下去，假如你的猜测是正确的，心理学家此刻正在暗地里策划，哪怕只是寻找借口跟我们解释。不然的话，假如她因为受到攻击而致死伤，那更是需要赶紧撤离的理由。”她点起一支烟。那是我们为数不多的存货之一。两股长长的烟雾从她鼻子里喷出来。
“我还不打算回去，”我告诉她，“现在还不行。”尽管发生了这许多事，我依然一点也没打算返回。
“你喜欢这地方，是真喜欢，对吗？”勘测员说。那其实并非问句，她的语气中带着怜悯或者说厌恶，“你认为这应该持续得更久？告诉你吧，即使是在模拟失败结果的军事演习中，我见过的形势也比这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