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队走的路线有几次横过草原的小路，其中有一条相当重要，是由卡门通到门多萨的。沿途是骡马牛羊的骨骼，被鸷鸟啄得七零八落的，又被空气剥蚀得白生生的，过一程就是一堆。那些骨头数以千计，其中难免也有人的骨头和牲畜的掺在一起，都化成了灰尘。
直到这时为止，塔卡夫看他们专沿着一条直线走，没有提出任何意见。不过他晓得，这条直线既不和草原上任何一条路相衔接，又是不会走到任何一城镇、一个村落，或阿根廷任何一个垦殖区。他是个向导，他看见这班人不但不由向导领路，反而来向导他，因此，他自然不能不惊讶。然而，他虽然惊讶，却始终保持着印第安人固有的那种保留态度，关于那些被忽略过去的许多条小路，他一直不发一言。这一天，他直到上述的那条要道，勒住马，终于向巴加内尔说话了。
“这是通卡门的路。”他说。
“是呀，不错，我的好巴塔戈尼亚人。”巴加内尔用纯粹的西班牙语回答，“这是由卡门到门多萨的路。”
“我们不走这条路吗？”塔卡夫问。
“不。”
“我们是往……”
“一直往东。”
“一直往东没有地方可去呀。”
“谁晓得呢？”
塔卡夫不说话了，他看着那学者，显得深感惊讶的样子。然而，他不认为巴加内尔有丝毫开玩笑的意思。一个印第安人经常是一本正经的，他永远想象不到别人会不是一本正经地说话。
“你们不是到卡门去？”他沉默了一会又问。
“不是。”巴加内尔回答。
“也不是到门多萨？”
“也不是。”
这时候哥利纳帆赶上了巴加内尔，问塔卡夫在说什么，他为什么停下来。
“他问我，我们是到卡门还是到门多萨，我说都不是，他很惊讶。”
“事实上，我们走这条路是应该叫他感到很奇怪。”哥利纳帆说。
“我也相信是这样，因为他说我们没有地方可去了。”
“那么，巴加内尔，你能不能把我们这次远征的目的解释给他听听？你能不能给他说明一下我们一直往东走有什么意义？”
“这很难，一个印第安人不懂得什么地球经纬度，而且我们发现文件的经过，他听了会觉得是幻想的神奇故事呢。”“我倒要问你，”少校郑重其事地说，“究竟是故事的本身他听不懂？还是讲故事的人说不清楚叫他听不懂呢？”“啊！麦克那布斯，”巴加内尔回答说：“你还是疑心我的西班牙语说不好啊！”
“既说得好，就试试啊，我可敬的朋友。”
“就试试吧！”
巴加内尔又到巴塔戈尼亚人旁边，设法把那段故事原原本本说出来。有时因为找不到字，有时因为翻译不出某些细节，有时因为某些细节对一个半无知的人不容易懂，他那长篇的演讲常常被截断了。那学者的样子看来真有趣。他指手划脚，咬牙嚼舌地说着，费尽了心机，想尽了方法，大汗珠象瀑布一样，从额头上向胸口直流。最后，实在说不出了，他就用手来帮忙。他跳下马，在沙地上就画了一幅大地图：这是经线，那是纬线，交叉着；这里是太平洋，那里是大西洋；这里是卡门那条路，一直通到这里。从来一个地理教师没有感到这样的困难。塔卡夫看着这一场表演，态度始终安闲，不让人家看出他是懂还是不懂。那地理学家讲了半个多小时，后来，他停住了，擦着满头大汗，看着那巴塔戈尼亚人。
“他懂了吗？”哥利纳帆问。
“我们看吧，如果他再不懂，我也无法说了。”
塔卡夫一动也不动，一句话也不说，眼睛老盯着那逐渐被风吹平的沙上的地图。
“怎么样？”巴加内尔问他。
塔卡夫仿佛没有听见他问。巴加内尔已经看见一个讥嘲的微笑从少校的嘴唇上显出来了。为了要争这口气，他正要重新努力再作一翻地理说明，这时那巴塔戈尼亚人用手一挥，止住他。
“你们要找一个俘虏吗？”塔卡夫问。
“是的。”巴加内尔马上回答。
“就是在由太阳落山到太阳升起的这条路上吗？”塔卡夫又说，以印第安人的说法，确定着那条由西到东的路线。
“是，是，正是！”
“是上帝把那俘虏的秘密交付给那大海的波澜了？”
“就是上帝亲自交付的。”
“让上帝的旨意实现吧！”塔卡夫相当严肃地回答，“我们将一直往东走去，如果必要的话，一直走到太阳边！”
巴加内尔看见他的学生懂了，得意洋洋地，立刻把那印第安人的回答翻译给他的旅伴们听。
“多么聪明的种族啊！”他又补充说，“在我们本国，２０个乡下人听我讲这一套，就有１９个不会懂的哩！”
哥利纳帆请巴加内尔问那巴塔戈尼亚人：他可曾听到有外国人落到草原区的印第安人手里。
巴加内尔照样问了，并且静候回答。
“似乎听说过。”巴塔戈尼亚人说。
这句话翻译过来，７个人一齐围到塔卡夫身边来，用眼光问他。
巴加内尔心里十分激动，几乎说不出话来了，他继续对这样一个有意思的话头追问下去，眼睛盯住那庄重的印第安人，恨不得在他未开口之前就能把他的回答看出来。
那巴塔戈尼亚人每说出一个西班牙字，他就用英文同时说一遍，使他的旅伴们听着就仿佛塔卡夫在直接用英文说话。
“这俘虏是什么样的人呢？”巴加内尔问。
“是个外国人，是欧洲人。”
“你可看见过他？”
“没有，但是印第安人闲谈时曾讲到他。他是一个好汉啊！
有一颗牯牛的心！”
“一颗牯牛的心！”巴加内尔惊叹着说，“啊！好个巴塔戈尼亚语言啊！你们懂吗，朋友们？！那意思是说一个勇敢的人！”
“那就是我父亲呀！”罗伯尔叫起来。
然后他转过脸来问巴加内尔：
“那就是我的父亲，这句话用西班牙语怎么说？”
“艾斯——米奥——巴特勒，”地理学家回答。
立刻，罗伯尔就拉住塔卡夫的手，柔声说道：
“艾斯——米奥——巴特勒！”
“苏奥——巴特勒！”（你的父亲！）塔卡夫应声说着，双目炯炯发光。
他一把搂住那孩子，把他抱下马鞍，带着一种非常好奇的同情心仔细端详着。他那聪明的面容表现出一种平静的感动。
但是巴加内尔还没有问完他的话。那俘虏当时在什么地方呢？他那时做什么事呢？塔卡夫什么时候听到人家说他呢？
这许多问题同时涌到他的脑子里来了。
他提出的问题都迅速有了答复，因而他知道了那欧洲人当时是在一印第安人部落作奴隶，而这部落是在科罗拉多河与内格罗河之间游牧的部落。
“最近那欧洲人在什么地方呢？”巴加内尔问。
“在卡夫古拉酋长家里。”
“是不是在我们一直遵循的这条路线上呢？”
“是在这路线上。”
“那酋长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是印第安·包于什族的首领，是个两舌两心的人！”“这就是说：他说话反复无常，做事也反复无常。”巴加内尔翻译了那句巴塔戈尼亚俗语之后又这样解释说。
“我们能够把我们的朋友解救出来吗？”他又问。
“也许能够，如果他还在印第安人手里的话。”
“你什么时候听说的呢？”
“很久了，在我听说过之后，已经两年过去了。”
哥利纳帆的喜悦是无法形容的。这个回答与文件上的日期正相符合呀！但是还有一个问题要问塔卡夫。巴加内尔立刻以西班牙语提出：
“你说到一个俘虏，是不是同时有３个呢？”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那俘虏现在的情况你一点也不晓得吗？”
“一点也不晓得。”
这句话结束了全部的交谈。可能那３个俘虏早就分离开了。但是这巴塔戈尼亚人所提供的资料可以证实一点：印第安人过去常常谈到一个落到他们手里的欧洲人。他被俘的日期，乃至他被拘留地的地点，一切的一切，连那句描写他勇敢的巴塔戈尼亚话，都明显地指出那欧州人就是哈利·格兰特。第二天，１０月２５日，旅客们怀着一种新的兴奋的心情又启程向东。那一带草原经常是荒凉的、单调的，土语称为“特拉维西亚”的无边空地。陶土质的地面，久经风力刮磨，平坦极了，除了几条干沟里和印第安人挖的一些池沼有几块石头之外，别的地方连一个小石子也没有了。疏疏落落的一些矮树林，彼此都相距很远，林端呈淡黑色，零零星星地冒出几棵白色决明子树，树上结着荚，荚里长着一种有点糖味的果肉，清凉可口。此外，还有几丛笃唇香树、“沙纳尔”树、野金雀花树和各种荆棘，荆棘的瘦小就足以证明土壤的贫瘠程度了。
２６日是辛苦的一天，因为他们要赶到科罗拉多河畔过夜。马被鞭策着，跑得很快，所以，当晚，他们就到达西经６９度４５分的地方，草原区里那条美丽的大河了。这条河，印第安语称为“高比勒比”，就是“大河”之意，它经过很长的流程流入到大西洋里。在接近河口的那一段，有一种奇特的现象：就是离海愈近，河里的水量愈少，也许因为河水被松土吸收去了，也许被蒸发掉了，到现在，这还是一个谜。
到了科罗拉多河，巴加内尔的第一件事就是跳到那陶土染红的河水里，“地理学式”地洗了个澡。他很惊讶，河水居然那么深！这完全是因为初夏的太阳融化了积雪的结果啊！而且，这河面相当宽，所以马不能游过去。幸而在上游几百米的地方有个木棚桥，桥板都是用皮条捆住吊于河上。那一小队人马由此过了河，就在左岸露营过夜。
巴加内尔在就寝前，要把科罗拉多河正确地测量一番，他在他那张地图上仔仔细细地把它画出来。因为他已经让雅鲁藏布江在西藏的山中自由地流着，现在只好来测绘科罗拉多河了。
２７、２８两天，途中平安无事。到处是同样的单调和贫乏。风景极少变化，地形也很呆板。然而土壤却变得很潮湿。行人要越过许多渍水的洼地和许多沼泽。２８日晚上，人马歇在一个大湖的岸上。这湖里的水都是浓味的矿泉，湖的名字叫兰昆湖，在印第安语就是“苦湖”的意思，１８６２年阿根廷军队曾在这里残酷地屠杀过土人。旅行队伍照例宿了营。如果不是有许多猴子和野狗，大家会很舒服地睡一觉的。只可惜那些猴子野狗叫嚣不休，它们奏着一种天然交响曲来欢迎这些外宾，而这些欧洲人的耳朵偏偏又领略不到那未来派音乐的风味。
第十三章 阿根廷“判帕”区
阿根廷的判帕区展延在南纬３４度与４０度之间。“判帕”是阿罗加尼亚语，意为“草原”。这区域以“草原”命名，是名副其实的。西部的含羞草类和东部的各种茂草，构成本地区的特殊面目。这些植物的根生在浅红色或黄色的泥沙土壤上层的浮土里。如果一个地质学家来考察一下这第三纪地层，收获一定非常丰富。那里有无数的洪水前期的兽骨，印第安人说是现已绝种的大犰猞的骨骼。在那些多得和沙尘一般的野草底下，蕴藏着这区域的整个原始时代的历史。
美洲的草原恰如北美合众国北部五大湖的“草野”，西伯利亚的“荒原”。这草原区的盛暑严寒都超过布宜诺斯艾利省，因为它是在内陆。据巴加内尔解释，夏天的热气被海洋吸收了，到冬天就慢慢地吐出来，于是，海岛上的气候，冬夏相差没有内陆那么大。所以西草原区的气候就没有东海岸一带那样均匀。西草原区的气候是突变的，忽而酷热，忽而严寒，不断地在寒暑表的水柱上下跳动，并且很快。秋天，也就是在４月５日，雨水多而急，但在十月前后，气候很干燥，气温很高。每天早晨，哥利纳帆一行，在审定路线之后，天一亮出发，地面被无数的大小灌木的根攀结着，十分结实。没有沙丘了，也没有构成沙丘的那种细沙了，在空中也没有被风扬起的沙尘了。马在草丛中，大踏步前进。“帕佳·不拉伐”草是草原里特有的一种草，到处都是，印第安人行路遇到暴风雨就在这草下躲避。隔一个相当距离，还有一片潮湿的洼地，但是这种洼地愈来愈少了。洼地里长着柳树，还有一种植物叫做“阿根廷薄苇”，专喜欢生在淡水的附近。马匹遇到这种地方就拚命喝上一阵，这不但是抓住机会求一时的痛快，也是为着前途，以防前途水少。塔卡夫在队伍前面，边走边打着丛莽。这丛莽中有一种最毒的蛇叫做“韶力拿”，牛给它咬了，不出１小时就会死去。塔卡夫打着丛莽就把这种蛇惊走了。那匹矫健的桃迦马也在荆棘梢头腾跃着，协助主人为后来的马匹开路。
在这些平坦而径直的草原上旅行自然是容易的，迅速的。这片平原在性质上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就是在周围１６０公里内也找不到一块石头，一粒石子。从来也遇不到象这样单调的地方，延展这么远。什么风景呀，事物变化呀，自然界奇观呀，你连影儿也别想看到！也只有象巴加内尔那样会无中生有、遇事都感兴奋的学者们才能对这条路上的一草一木发生兴趣。他为什么会发生兴趣呢？他自己也说不出。最多不过是遇到一个小树丛！也许只是遇到一根草！这就足够叫他打开话匣子，引起他滔滔不绝地讲给罗伯尔听，而罗伯尔就喜欢听他那一套。
１０月２９日，在旅客面前展开的平原依然是那样的单调，午后，快到两点钟的时候，他们遇到很长的一片牲畜的遗迹。那是无数头牛的骨骼，在那里堆着、白生生的。这些遗骸并不是排成弯弯曲曲的一条线，表示牲畜因精疲力尽而沿途倒毙。所以谁也猜不出，连巴加内尔想来想去也猜不出，为什么这许多骨头会聚在一个相当狭窄的地方，因此，他又请教塔卡夫，塔卡夫很轻松地就给他解释了。
那学者叫道：“不可能的吧！”那巴塔戈尼亚人却点头表示是事实，这把旅伴们弄得更加莫名其妙了。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们问。
“天火烧死的。”地理学家回答。
“怎么！雷火会造成这样大的一个灾难！”奥斯丁惊奇问，“五百头的一大群牛都会一齐卧到地上！”
“塔卡夫这样说，他是不会错的。而且我也相信他的话，因为这草原的风暴是以狂烈著名的。但愿我们不要有这么一天受到这种考验！”
“天气热得很。”威尔逊说。
“是的，温度计在阴凉处就有３０度。”巴加内尔回答。
“这并不使我惊讶，我感到热气向我身上直站。希望不要这样热下去了。”哥利纳帆说。
“啊！啊”巴加内尔叫起来，“不要打算天气转变吧！你看天边连雾的影子也没有。”
“活该倒霉！”哥利纳帆又说，“我们的马已经热得受不了啦。你不太热吧，我的孩子？”他转向罗伯尔，问。
“不，爵士，我喜欢热，热点好。”
“特别是冬天热点好。”少校很正确地纠正了一句，说时向空中喷出一口雪茄烟。
晚上，他们歇在一个废弃的“栏舍”旁边，“栏舍”是树枝编成的，四壁涂着泥，顶上盖着草。这个草棚子和一个已烂了的木桩围成的院子相连，这种院子足够保护马匹过夜，它们不受狐狸攻击，马本来不怕狐狸，但是那些狡猾的野兽专咬马络头，络头一断，马就逃了。
离那“栏舍”几步远有个土坑，作炉灶用的，坑里还有灰烬。“栏舍”里有一张凳子、一张破了的牛皮床、一只锅、一条铁链子、一把煮“麻茶”的壶。“麻荣”是南美通行的饮料，是印第安人的茶。那是一种熔干的叶子，泡着水，用麦梗子吸，和美洲人喝其他饮料一样。由于巴加内尔的要求，塔卡夫煮了几杯“麻茶”，再加上日常的干粮，大家边吃边喝，很调和，都说这种茶味道好极了。
第二天，１０月３０日，太阳在热雾中升起，它把最热的光线倾泻到大地上。这一天一定非常热，苦的是平原里没有可蔽荫的地方。然而，大家依然鼓起勇气向东进发，他们有好几次遇到了巨大的牧群，牛羊在盛署之下懒洋洋地躺着，连吃草的力气都没有。牧人根本不见影儿。只有那些口渴时习惯喝羊奶的狗在守护着那些大群的牝牛、牡牛和牯牛。好在这些牛都很驯，不象欧洲的牛见了红色就害怕。
“它们不怕红色，一定因为吃的是共和国的草（当时法国统治者最怕革命，提起“红色”都“谈虎色变”。）啊！”巴加内尔说，他这句打趣的话也许太法国式一点，然而他自己很得意。
傍晚，草原上的景物有了些变化，大家的眼睛看厌了单调的东西，所以一有变化就注意到了。禾本草类越来越少，牛蒂子越来越多，还有２米多高的大棵白木，全世界的驴子都想不到这种美味。许多矮小的“少纳尔”树和其他暗绿色的多刺的小树疏疏落落地生长着，这都是干燥土壤上易生的植物。直到这时以前，平原上的粘土还保存着相当的湿度，滋润着牧草，所以牧草都长得茂密丰厚，和地毯一般。现在这地毯仿佛是用旧了，有些地方大块地的毛都落掉了，显出麻线底子，暴露出贫瘠的土地。这都是地面愈来愈来干燥的征兆，前途的艰苦已摆在眼前。塔卡夫已经提起大家注意了。
“我到不讨厌这种变化，”奥斯丁说，“老是草，老是草，看得我头昏脑胀了。”
“是呀，但是，老是看见草，也就是老是有水喝呀。”少校回答。
“啊！水到不愁，我们在路上总可以遇到一条小河。”
如果巴加内尔听了他这个回答，一定会告诉他，在科罗拉多河与阿根廷省是些山脉之间，河流是稀少的。但是那时巴加内尔正和哥利纳帆说话，哥利纳帆叫他注意一下奇特的现象，他正在进行解释。
原来，他们感到了大气中充满了一股烟味，而天边却看不到一点火，也没有一点烟表示远处有失火的地方。因此，对这充满烟味的现象找不出一个自然的原因来。不一会儿烧草的气味变得更浓厚了。除了巴加内尔和塔卡夫外，没有一个人不惊讶。那地理学家对任何问题的解释都不感到困难，此刻他们给旅伴们作出以下的回答：
“我们看不见火，却闻到烟。但是我们应该知道：‘无火不成烟’，这成语在欧洲是有例的。因此，一定有个地方有火。不过，这平原太平坦了，气流畅通无阻，常常近乎１２０公里以外的烧草，我们也能闻到气味。”
“可不是１２０公里以外？”少校用不很信服的语气问。“可不是１２０公里以外吗？”巴加内尔肯定地说。“不过，我要补充一句：这些火是大规模地延烧，常常烧到一个极大的范围。”
“谁在草原上放火呢？”罗伯尔问。
“有时是雷火，有时如果草晒干了，印第安人也放火。”
“放火的目的是什么？”
“他们认为——这种‘认为’究竟有多少根据，我可不知道，——他们认为草原区上烧了一次火，禾本草就长得茂盛些。果真如此的话，这应该就是用草灰肥田的办法。不过在我看来，我们宁可相信火烧草原的目的是灭虫，有一种寄生虫，叫做兽虱，对牲兽特别有害。一把火就把千千万万的兽虱烧死了。”
“但是这种猛烈的手段，不会把草原上放牧的一些牛羊群的命也送掉吗？”少校问。
“是呀，有时也烧死一些。但是牛羊群太多了，烧死一点，算什么？”
“我倒不是为牛羊群担忧，我管不到这些。我倒是为那些穿过这草原区的旅客们发愁。遇到烟火突然降临，就不会把他们包围起来吗？”
“你怎么怕起这件事来呢！”巴加内尔叫起来，显得对这种遭遇很满意的样子，“这种事件有时也会产生，就我来说，看看这样一个洋洋大观，我倒不讨厌。”
“这就是我们的学者，”哥利纳帆接上去说，“他研究学术要一直研究到活活烧死为止。”
“天晓得，我亲爱的博士啊，我不那么傻。我读过库柏（美国小说家）的游记。皮袜子（库柏小说中的人物的外号）曾告诉我们：野火来了，把四周的草拔掉，拔出一块直径几米的空地来就成。这办法再简单不过了。所以我不怕大火烧来，我到情愿能遭到一场大火。”
巴加内尔希望发生的事没有实现。如果他现在已经是烧到半焦，那只是因为太阳的强光倾出了热不可耐的烈焰。在这种热带的一般的气候下，马也喘个不停。荫凉的地方是想不到的。除非偶然飞来一片浮云把火球遮住，这时，就有一片阴影在平地上流动着，于是骑马的人赶快催着马儿，追着那被西风吹到他们前面的云影。但是，不一会，马落后了，又是赤裸的太阳在那烧得发焦的草原下洒着火雨。
我们还记得，威尔逊曾说过不愁没有水，他那时就没有想到这一天大家都会这样渴得慌。他又说路上总可以遇到条小河，他也是说得太乐观了。事实上，不但沿途地面平坦，不容许任何水流能找到可以蓄水的河床，就连印第安人挖出的池塘也干涸了。巴加内尔看那干燥的情况一程甚似一程，便几度提起塔卡夫的注意，并问他在什么时候能找到水。
“要到盐湖，”那巴塔戈尼亚人回答。
“什么时候可以到呢？”
“明天晚上。”
通常，阿根廷人在草原区里旅行，都是临时掘井，掘下几米深就有水。但是我们的旅客们没有掘井工具，就没有办法了。只好就所带的一点水来定量分配。虽然大家不致于都渴得要命，但也没有一个人能完全喝够。
晚上，大家一口气走了４８公里，歇下来了。每个人都想好好地睡一夜，以恢复一天的疲劳，哪晓得偏偏有乌云似的蚊群来扰乱他们。蚊群的来临表示着风向的转变：果然，风向改变了９０度了：由西风转了北风。通常，起南风或西南风时，那些可恶的飞虫是不来的。
少校遇到生活上的各种小苦恼，还能一直保持镇静，而巴加内尔却相反，对命运的捉弄不耐烦起来了。他恨透了那些鬼蚊子，恨没有酸性水来擦他身上的无数的叮伤。虽然少校努力宽慰他，说博物学家统计世界上有３０万种昆虫，他们现在只受到一万种昆虫的袭击，还算是幸事，但是巴加内尔早晨爬起来依然是满肚子的不高兴。
然而，他还是天亮就走，不用人家催促，因为当天要赶到盐湖呀。马是十分疲乏了，它们渴得要死，虽然骑马人尽量省水给它们喝，它们的配给量依然是很有限。这天，干燥得更厉害，判怕区的北风和非洲大沙漠里的那种著名的热风相似，它挟着灰尘刮了起来，同样地叫人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