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那边的画片——”她朝着对面墙上的蚀刻画点一点头。“那也有一百年的历史了吗？”
“还要更久。大概有两百年了。我说不好。如今什么东西你都无法知道有多久的历史了。”
她走过去瞧。“那只老鼠就是在这里伸出鼻子来的，”她踢一踢画下的板壁说。“这是什么地方？我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它。”
“这是一个教堂，至少以前是个教堂。名字叫做圣克里门特的丹麦人。”却林顿先生教他的那只歌有几句又浮现在他的脑际，他有点留恋地唱道：“圣克利门特教堂的钟声说，橘子和柠檬。”
使他感到惊奇的是，她把这句歌词唱完了：
“圣马丁教堂的钟声说，你欠我三个铜板，老巴莱教堂的钟声说，你什么时候归还？——
“这下面怎么唱，我已忘了。不过反正我记得最后一句是，“这里是一支蜡烛照你上床，这里是一把斧子砍你脑袋！”
这好象是一个分成两半的暗号。不过在“老巴莱教堂的钟声”下面一定还有一句。也许恰当地提示一下，可以从却林顿先生的记忆中挖掘出来。
“是谁教给你的？”他问。
“我爷爷。我很小的时候他常常教我唱。我八岁那年，他气死了——反正，他不见了。我不如道柠檬是什么，”她随便又说一句。“我见过橘子。那是一种皮很厚的圆形黄色的水果。”
“我还记得柠檬，”温斯顿说。“在五十年代很普通。很酸，闻一下也教你的牙齿发软。”
“那幅画片后面一定有个老鼠窝，”裘莉亚说。“哪一天我把它取下来好好打扫一下。咱们现在该走了。我得把粉擦掉。真讨厌！等会我再擦掉你脸上的唇膏。”
温斯顿在床上又懒了一会儿。屋子里慢慢地黑了下来。
他转身对着光线，懒洋洋地看着玻璃镇纸。使人感到无限兴趣的不是那块珊瑚，而是玻璃内部本身。这么深，可是又象是空气一般透明。玻璃的弧形表面仿佛就是苍穹，下面包藏着一个小小的世界，连大气层都一并齐全。他感到他可以进入这个世界中去，事实上他已经在里面了，还有那红木大床、折叠桌、座钟、铜板蚀刻画，还有那镇纸本身。那镇纸就是他所在的那间屋子，珊瑚是裘莉亚和他自己的生命，有点永恒地嵌在这个水晶球的中心。
第5节赛默消失了。一天早上，他没有来上班；有几个没头脑的人谈到了他的旷工。第二天就没有人提到他了。第三天，温斯顿到纪录司的前厅去看布告板，上面有一张布告开列着象棋委员会委员的名单。赛默过去是委员。这张名单看上去几乎同以前一模一样，上面并没有谁的名字给划掉，但是名单上少了一个人。这就够了。赛默已不再存在；他从来也没有存在过。
天气十分酷热。在迷宫般的部里，没有窗户，装有空气调节设备的房间保持着正常的温度，但是在外面，人行道热得烫脚，上下班时间，地铁的臭气薰人。仇恨周的准备工作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各部工作人员都加班加点。游行、集会、军事检阅、演讲报告、蜡像陈列、电影放映、电幕节目都得组织起来，模拟人像赶制出来，口号起草出来，歌曲编写出来，谣言传播出去，照片伪造出来。小说司里裘莉亚所在的那个单位已不在制造小说，而在赶制许多暴行小册子。
温斯顿除了经常工作以外，每天还要花很多时间检查《泰晤士报》过期的旧报存档，把要在演讲和报告中引用的新闻篡改修饰。深夜里喧闹的无产者群众在街头闲逛，整个城市奇怪地有一种狂热的气氛。火箭掉下的次数更多了，有时候远处有大声爆炸，谁也不知什么缘故，谣言却很纷纭。
仇恨周主题歌(叫做“仇恨歌”)的新曲已经谱出，电幕上正在没完没了地播放。歌曲的旋律象野兽的吼叫，很难叫做音乐，而有点象击鼓。配着进军的步伐，由几百个男声大声合唱，听起来怪怕人的。无产者很喜欢它，在夜半的街头，同仍旧流行的《这不过是没有希望的单恋》竞相比美。派逊斯家的孩子用一只蜂窝和一张大便纸白天黑夜地吹奏着，使人无法忍受。温斯顿每天晚上都比以前排得更满了。派逊斯组织的志愿人员在为这条街道准备仇恨周，缝旗子、画招贴、在屋顶上竖旗杆、在街上架铁丝准备挂横幅。派逊斯吹嘘说，单单胜利大厘挂出的旗加起来就有四百公尺。他兴高采烈，得其所哉。天气热，再加上干体力活，使他有了借口，在晚上也穿着短裤和敞领衬衫。他同时出现在几个地方，忙碌不堪，推啊拉的，缝啊敲的，出主意想办法，用同志间劝告的口吻鼓动每个人，身上无处不散发出似乎无穷无尽的恶浊的汗臭。
伦敦到处突然出现了一幅新的招贴，没有文字说明，画的只是一个欧亚国士兵的庞大身躯，有三、四公尺高，蒙古种的脸毫无表情，跨着大军靴向前迈步行进，腰上一挺轻机枪。你不论从哪个角度看那招贴，机枪的枪口总是对准着你，由于透视的原理，枪口很大很大。这张招贴画贴在每道墙上的每个空位上，甚至比老大哥画像的数目还要多。无产者一般不关心战争，这时却被鼓动起来，进发出他们一时的爱国热情。好象是为了要配合流行的情绪，火箭炸死的人比平时更多了。有一枚落在斯坦普奈一家座满的电影院里，把好几百人埋在废墟下面。附近的居民都出来送殡，行列之长，数小时不断，实际上成了抗议示威。还有一枚炸弹落在一个当作游戏场的闲置空地上，有好几十个儿童被炸得血肉横飞。于是又举行了愤怒的示威，把果尔德施坦因的模拟像当众焚毁，好几百张欧亚国士兵的招贴给撕了下来一起烧掉，在一片混乱之中有一些店铺遭到洗劫；接着有谣言说，有间谍在用无线电指挥火箭的投扔，有一对老年夫妇只因为有外国血统之嫌，家屋就被纵火焚毁，两位老人活活烧死。
在却林顿先生铺子的楼上，裘莉亚和温斯顿只要有机会去，就在窗户底下的空床上并排躺着，为了图凉快，身上脱得光光的。老鼠没有再来，但在炎热中臭虫却猛增。这似乎并没有什么关系。不论是脏还是干净，这间屋子无异是天堂。他们一到之后就到处撒上黑市上买来的胡椒，脱光衣服，流着汗作爱，完了就睡一觉，醒来时臭虫又开始猖獗，聚集起来进行反攻。
在六月份里，他们一共幽会了四次，五次，六次——七次。温斯顿已没有一天到晚喝杜松子酒的习惯。他似乎已经不再有此需要。他长胖了，静脉曲张溃疡消褪，只是在脚踝上方的皮肤上留下一块棕斑，他早起的咳嗽也好了。生活上的一些琐事也不再使他觉得难以忍受了，他已不再有什么冲动要向电幕做鬼脸表示厌恶，或者拉开嗓门大骂。现在他们有了一个固定的幽会地点，几乎象是自己的家，因此即使只能偶一相会，时间也才只一两个小时，但这也无所谓了。重要的是居然有旧货铺楼上那一间屋子。知道有它安然存在，也就跟到了里面差不多。这间屋子本身就自成一个天地，过去世界的一块飞地，现已绝迹的动物可以在其中迈步。温斯顿觉得，却林顿先生也是一个现已绝迹的动物。他有时在上楼的时候停下步来同却林顿先生聊一会。那个老头儿似乎很少外出，甚至根本不外出，此外，他也几乎没有什么顾客。
他在黑暗的小店堂与甚至更小的后厨房之间，过着幽灵一般的生活，他在那间厨房里自己做饭，厨房里还有一台老掉了牙的唱机，上面安着一个大喇叭，能有机会与人说话，他似乎很高兴。他的鼻子又尖又长，戴着一副镜片很厚的眼镜，穿着一件平绒上衣，弯着背在那些不值一钱的货物之间踱来踱去，神情活象一个收藏家，不象一个旧货商。他有时会略带热情地摸摸这件破烂或者那件破烂——瓷器做的瓶塞、破鼻烟壶的釉漆盖、镀金胸针盒，里面装着几根早已夭折的婴孩的头发——从来不要求温斯顿买东西，只是请他欣赏欣赏。听他说话就象听一架老掉牙的八音盒一样。他从他的记忆中又挖掘出来一些早已为人所遗忘的歌谣片断。有一只歌是关于二十四只乌鸦的，还有一只歌是关于一头折了角的母牛的，还有一只歌是关于柯克罗宾的惨死的。“我想你也许会觉得有兴趣，”他每次想起一个片断，就会有点不以为然地笑道。但是不管哪一只歌谣，他记得的只有一两句。
他们两个人都知道——也可以说，这个念头一直盘桓在他们的心中——现在这样的情况是不可能长久的。有时候，死亡的临近似乎比他们睡在上面的那张大床还要现实，他们就只好紧紧地搂在一起，这是一种绝望的肉欲，就象一个快死的人在临死前五分钟享受他最后一点的快感一样。但也有一些时候，他们却有不仅感到安全而且感到长远的幻觉。他们两人都感到，只要他们实际处身于那间屋子，就不会有灾难临头。要到那里去，倒是又困难又危险，但是那间屋子却是个避难所。当温斯顿凝视着那镇纸的中央的时候，他感到，要到那水晶世界里面去是办得到的，一旦到了里面，时间就能停止了。他们常常耽溺于逃避现实的白曰梦。他们的运气会永远好下去，他们可以在这一辈子永远这样偷偷摸摸搞下去而不会被发觉。或者凯瑟琳会死掉，温期顿和裘莉亚就可以想个巧妙的方法结婚。或者他们一起自杀。或者他们躲了开去，改头换面，学会无产者说话的腔调，到一家工厂去做工，在一条后街小巷里过一辈子，而不被人发觉。他们两人都知道，这都是痴人说梦。实际生活中是没有出路的。甚至那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即自杀，他们也无意实行。过一天算一天，过一星期算一星期，虽然没有前途，却还是尽量拖长现在的时间，这似乎是一种无法压制的本能，就象只要有空气，人肺就总要呼吸一样。
有时候他们也谈到搞实际活动来反党，但是却不知道怎样采取第一步。即使传说中的兄弟会确有其事，要参加进去还有困难。他告诉她在他和奥勃良之间存在着，或者说似乎存在着一种奇怪的亲切感。他有时就感到有这样的冲动，要到奥勃良面前去对他说自已是党的敌人，要求他的帮助。很奇怪，她并不觉得这样做太冒失。她善于从相貌上看人，温斯顿只根据眼光一闪就认为奥勃良是个可靠的人。她似乎觉得是很自然的事。此外，她也想当然地认为，大家，几乎每个人，内心里都是仇恨党的，只要安全无失，都会打破规矩的。但是她不相信有普遍的、有组织的反对派存在，或者有可能存在。她说，关于果尔德施坦因及其地下军的传说只不过是党为了它自己的目的而捏造出来的胡说八道，你不得不假装相信。在党的集会和自发的示威中，她还无数次拉开嗓门高喊要把那些她从来没有听到过而且她也一点也不相信他们犯了什么罪行的人处以死刑。在公审大会上，她参加青年团的队伍，在法庭外面从早到晚高喊“打倒卖国贼！”在两分钟仇恨中，她咒骂果尔德施坦因总抢在别人之先。但是果尔德施坦因是谁，他的主张是什么，她却一无所知。她是革命后成长的，年纪太轻，不知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思想战线上的斗争。象独立的政治运动这样的事，她是无法理解的；而且不论怎么说，党是不可战胜的。它将永远存在，永远是那个样子。你的反抗只能是暗中不服从，或者至多是孤立的暴力行为，例如杀掉某个人或者炸掉某个地方。
在某些方面她比温斯顿还精，还不易相信党的宣传。有一次谈到同欧亚国打仗时，她随口说，她认为根本没有在打仗，这叫他大吃一惊。她说，每天落在伦敦的火箭可能是大洋国政府自己发射的，“目的只是为了要吓唬人民”。这个念头他可从来没有想到过。她也使他感到有些妒意，因为她说在两分钟仇恨中她最大的困难还是要忍住不致大声笑出来。但是她对党的教导有怀疑只是在这些教导触及她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她经常是容易相信官方的无稽之谈的，那只是因为在她看来真假之间的区别关系不大。例如，她相信飞机是党发明的，这是她在上小学的时候学到的。(温斯顿记得，在他上小学的时候，那是在五十年代后期，党自称由它发明的还只有直升飞机；十多年以后，裘莉亚上小学时，就是飞机了；再隔一代，就会说蒸气机也是它发明的了。当他告诉她，在他出生之前，早在革命发生之前，就已有了飞机的存在时，她对这一事实一点也不发生兴趣。说到头，飞机究竟是谁发明的有汁么关系呢？但是比较使他吃惊的却是有一次随便聊天时他发现，她不记得四年之前大洋国在同东亚国打仗，同欧亚国和平相处。不错，她认为整个战争都是假的；但显然她甚至没有注意到已经换了敌人的名字。她含糊地说，“我以为我们一直在同欧亚国打仗。”这使他感到有点吃惊。飞机的发明是在她出生以前很久的事，而战争对象的转换却才只有四年，是她早巳长大成人以后的事。他同她辩论了大约有半小时，最后他终于使她记起来说，她隐约记得有一阵子敌人是东亚国而不是欧亚国。但是她认为这一问题无所谓。她不耐烦地说，“谁管它？总是不断地打仗，一个接着一个，反正你知道所有的消息都是谎话。”
有时他同她说到记录司和他在那里干的大胆伪造的工作。她对这种事刹？”裘莉亚说。“我敢冒险，但只为值得冒险的事冒险，决不会为几张旧报纸冒险。即使你留了下来，你又能拿它怎么样？”
“也许没有多大用处。但这毕竟是证据。可能在这里或者那里撤布一些怀疑的种子，那是假定我敢拿去给别人看。
我认为在我们这一辈子要改变任何现状是不可能的了。但是可以想象，有时在某个地方会出现反抗的小集团，一小批人集合在一起，人数慢慢增加，甚至还留下一些痕迹，下一代的人可以接着干下去。”
“我对下一代没有兴趣，亲爱的。我只对我们自己有兴趣。”
“你只是一个腰部以下的叛逆，”他对她说。
她觉得这句话十分风趣，高兴得伸开胳膊搂住他。
她对党的理论和细枝末节毫无兴趣。他一开始谈到英社的原则、双重思想、过去的默默无声和客观现实的抹杀，或者一开始用新话的词儿，她就感到厌倦，混乱，说她从来没有注意过这种事情。大家都知道这都是废话，因此操这个心干什么？她只知道什么该高兴，什么该不高兴，这样就够了。如果他老是谈这种事情，她往往就睡着了，这个习惯真叫他没有办法。她是那样的一种人，随时随地都可以睡觉。
在同他说话中，他发现假装正经而又不知正经为何意是件十分容易的事。可以说，在没有理解能力的人身上，党把它的世界观灌输给他们最为成功。最明显不过的违反现实的东西，都可以使他们相信，因为他们从来不理解，对他们的要求是何等荒唐，因为他们对社会大事不发生兴趣，从来不去注意发生了什么事情。正是由于缺乏理解，他们没有发疯。
他们什么都一口吞下，吞下的东西对他们并无害处，因为没有残渣遗留，就象一颗玉米粒不加消化地通过一只鸟的体内一样。
第6节这件事终于发生了。期待中的信息传了过来。他觉得他这一辈子都在等待这件事的发生。
他正走在部里大楼的长长的走廊里，快到裘莉亚上次把那纸条塞到他手中的地方，他才意识到身后跟着一个个子比他高的人。那个人，不知是谁，轻轻地咳了一声，显然是表示要说话。温斯顿猛然站住，转过身去。那人是奥勃良。
他们终于面对着面，他的唯一冲动似乎是要逃走。他的心猛跳着，说不出话来。但是奥勃良仍继续走着，一只友好的手按了一下温斯顿的胳膊，这样他们两人就并肩向前走了。他开始用他特别彬彬有礼的口气说话，这是他与大多数核心党员不同的地方。
“我一直想找个机会同你谈谈，”他说。“前不久我读到你在《泰晤士报》发表的一篇用新话写的文章。我想你对新话颇有学术上的兴趣吧？”
温斯顿已恢复了他的一部分自信。他说，“谈不上什么学术上的兴趣。我是个外行，这不是我的专业。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这一语言的实际创作工作。”
“但是你的文章写得很漂亮，”奥勃良说。“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意见。我最近同你的一位朋友谈过，他肯定是个专家。
我一时记不起他的名字来了。”
温斯顿的心里又是一阵难过。不可想象这不是提到赛默。但是赛默不仅死了，而且是给抹掉了，是个非人。提到他会有丧命的危险。奥勃良的话显然一定是个信号，一个暗号。由于两人共同参与了这个小小的思想罪行，他使他们成了同谋犯。他们原来是在走廊里慢慢地继续走着，这时奥勃良止了步。他整了一整鼻梁上的眼镜，这个姿态总使人有一种奇怪的亲切之感。接着他说：
“我其实想要说的是，我在你的文章中注意到你用了两个现在已经过时了的词儿，不过这两个词儿是最近才过时的。你有没有看过第十版的新话词典？”
“没有，”温斯顿说。“我想这还没有出版吧。我们纪录司仍在用第九版。”
“是啊，第十版要过几个月才发行。但是他们已发了几本样书。我自己就有一本。也许你有兴趣看一看？”
“很有兴趣，”温斯顿说，马上领会了这个意思。
“有些新发展是极其聪明的。减少动词数目，我想你对这点是会有兴趣的。让我想，派个通讯员把词典送给你？不过这种事情我老是容易忘了。还是你有空到我住的地方来取吧，不知你方便不方便？请等一等。我把地址写给你。”
他们正好站在一个电幕的前面。奥勃良有些心不在焉地摸一摸他的两只口袋，摸出了一本皮面的小笔记本和一支金色的墨水笔。他就在电幕下面写了地址，撕了下来，交给了温斯顿，这个地位使得在电幕另一边的人可以看到他写的是什么。
“我一般晚上都在家。”他说。“如果正好不在，我的勤务员会把词典给你的。”
说完他就走了，留下温斯顿站在那儿，手中拿着那张纸片，这次他没有必要把它藏起来了。但是他还是仔细地把上面写的地址背熟了，几个小时以后就把它同其他一大堆废纸一起扔进了忘怀洞。
他们在一起顶多只讲了两分钟的话。这件事只可能有一个含意。这样做是为了让温斯顿知道奥勃良的地址。所以有此必要是因为除了直接询问以外要知道谁住在哪里是不可能的。什么电话簿、地址录都是没有的。奥勃良对他说的就是“你如果要看我，可以到这个地方来找我。”也许那本词典里夹着一封信，藏着一句话。反正，有一点是肯定的。他所梦想的密谋确实存在，他已经碰到了它外层的边缘了。
他知道他迟早要应奥勃良的召唤而去找他。可能是明天，也可能要隔很久——他也说不定。刚才发生的事只不过是多年前已经开始的一个过程的实现而已。第一步是个秘密的不自觉的念头；第二步是开始写日记，他已经从思想进入到了语言，现在又从语言进入到了行动。最后一步则是将在友爱部里发生事情了。他已经决定接受这个结局。始即是终，终寓于始。但是这有点使人害怕；或者确切地说，这有点象预先尝一下死亡的滋昧，有点象少活几天。甚至在他同奥勃良说话的时候，当所说的话的含意慢慢明显以后，他全身感到一阵发冷，打了个寒战。他有了一种踏进潮湿寒冷的坟墓的感觉，并不因为他早已一直知道坟墓就在前面等候他而感到好过些。
第7节温斯顿醒来时眼里充满了泪水。裘莉亚睡意很浓地挨近他，嘴里喃喃地说着大概是“怎么回事”之类的话。
“我梦见——”他开始说道，马上又停住了。这梦境太复杂了，说不清楚。除了梦本身之外，还有与梦有关的记忆，那是在醒来以后几秒钟之内浮现在他心中的。
他闭上眼睛躺着，仍浸沉在梦境中的气氛里。这是一场光亮夺目、场面很大的梦，他的整个一生，好象夏日傍晚雨后的景色一样，展现在他的前面。这都是在那玻璃镇纸里面发生的，玻璃的表面成了苍穹，苍穹之下，什么东西都充满了柔和的清澈的光芒，一望无际。这场梦也可以由他母亲的手臂的一个动作所概括，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他母亲的手臂的一个动作所构成的。这个动作在三十年后他又在新闻片中看到了，那就是那个犹太妇女为了保护她的小孩不受子弹的扫射而做的一个动作，但是仍不能防止直升飞机把她们母子俩炸得粉碎。
“你知道吗，”他说，“以前我一直以为我母亲是我害死的。”
“你为什么要害死你的母亲？”裘莉亚问道，仍旧在睡梦之中。
“我没有害死她。没有在肉体上害死她。”
在梦中，他记起了他对他母亲的最后一瞥，醒来以后，围绕着这梦境的一切细微末节都涌上了心头。这个记忆他在许多年来是一直有意从他的意识中排除出去的。他已记不得确切日期了，不过这件事发生的时候他大概至少已有十岁了，也可能是十二岁。他父亲在这以前消失了；在这以前究竟多久，他已记不得了。他只记得当时生活很不安定，朝不保夕：经常发生空袭，在地下铁道车站中躲避空袭，到处都是瓦砾，街头贴着他所看不懂的公告，穿着同样颜色衬衫的成群少年，面包房前长长的队伍，远处不断响起的机枪声，尤其是，总是吃不饱。他记得每天下午要花许多时间同其他一些孩子在垃圾桶、废物堆里捡破烂，什么菜帮子，菜叶子，土豆皮，有时甚至还有陈面包片，捡到这些，他们就小心翼翼地把炉渣扒掉；有时还在马路上等卡车开过，他们知道这些卡车有固定路线，装的是喂牛的饲料，在驶过坑坑洼洼的路面时，就会洒出一些豆饼下来。
他父亲失踪的时候，他母亲并没有表示奇怪或者剧烈的悲痛，但是一下子就变了一个人。她好象精神上完全垮掉了一样。甚至连温斯顿也感到她是在等待一件必然会发生的事。一切该做的事她都照样在做——烧饭、洗衣、缝补、铺床、扫地、掸土——但是总是动作迟缓，一点多余的动作也没有，好象艺术家的人体模型自己在走动一样，这使人觉得奇怪。她的体态动人的高大身子似乎自然而然地陷于静止了。她常常一连好几小时一动不动地坐在床边，给他小妹妹喂奶，他的小妹妹是个体弱多病、非常安静的婴儿，只有二、三岁，脸上瘦得象只猴子。她偶然会把温斯顿紧紧地搂在怀里，很久很久不说话。他尽管年幼无知，只管自己，但也明白这同要发生的、但是从来没有提到的事情有关。
他记得他们住的那间屋子，黑暗湫隘，一张白床单铺盖的床占了一半的面积。屋子里有个煤气灶，一个食物柜，外面的台阶上有个棕色的陶瓷水池，是几家合用的。他记得他母亲高大的身子弯在煤气灶上搅动着锅里的什么东西。他尤其记得他老是肚子饿，吃饭的时候总要吵个不休。他常常一次又一次哼哼唧唧地问他母亲，为什么没有更多吃的，他常常向她大喊大闹(他甚至还记得他自己的嗓门，由于大喊大叫过早地变了音，有时候洪亮得有些奇怪)，他也常常为了要分到他一些吃的而伪装可怜相。他母亲是很乐意多分给他一些的。她认为他是个“男孩”，分得最多是当然之理；但是不论她分给他多少，他总是嫌不够。每次吃饭时她总求他不要自私，不要忘了小妹妹有病，也需要吃的，但是没有用。
她如果不给他多盛一些，他就气得大喊大叫、把锅子和勺子从她手中夺过来，或者把他妹妹盆中的东西抢过来。他也明白这么做，他母亲和妹妹得挨饿，但是他没有办法；他甚至觉得自已有权这么做。他肚中的辘辘饥肠似乎就是他的理由。两餐之间，如果他母亲防卫不严，他还常常偷吃食物柜上一点点可怜的贮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