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中，我吻别了两个小女儿，当我与威尔逊·康考一齐上车的时候，她们向我挥手致意，我们将开始去纳塔尔的长途跋涉。
来自全国各地的1400名代表聚集在彼得马里茨堡参加联盟大会，他们代表着150个不同宗教、不同阶层、不同文化、不同政治的团体。当我于3月25日礼拜六晚上走上演讲台，面对忠诚而热情的听众的时候，我受到了大家的热烈欢迎。我已经接近5年不能自由地在公众讲台上发表讲话了，我几乎忘记了在大庭广众面前发表讲话所经历的那种激情。
在讲话中，我号召成立全国大会，通过这个大会，所有的南非人，不分黑人和白人，也不分印度人和有色人，将以兄弟般的关系，坐下来共同创造一个能够代表整体国家的国体。我号召大家精诚团结，我们将是战无不胜的。
联盟大会要求全国代表大会从所有的成年人选出的代表中在平等的基础上成立一个全国大会组织，以便为南非制定一部全新的、无种族歧视的民主宪法。会上选举产生了一个全国行动理事会，选举我担任名誉书记，并就这个要求与政府沟通。如果政府不同意召开这样的代表大会，我们将号召全国人民在5月29日举行三天大罢工，同时宣布在南非建立共和国。当时，我对政府同意我们的建议并不抱任何幻想。
1960年10月，政府进行白人投票表决，决定南非是否应该变成一个共和国。这是南非白人民族主义者长期抱有的一个理想，为了抛弃与这个国家的联系，他们在英布（英国人与布尔人）之间的战争中浴血奋战。赞成成立共和国的观点赢得了52%的选票，确定在1961年5月31日宣布成立共和国。我们在宣布成立共和国的那天，开始了以家中静坐为形式的全国罢工，表明我们认为这样的变化仅仅是在做样子。
会议一结束，我立即给总理沃尔沃德发了一封信。在信中，我正式要求他召开一个全国立宪大会。我警告他，如果不召开这样的大会，我们将在全国举行三天最大规模的罢工，并且罢工将在5月29日开始。“我们对于你的政府可能采取共和制不抱任何幻想，”我在信中写道，“在最近12个月中，我们已经经历了一个黑暗时期。”我还发表了紧急声明，宣布罢工采取和平的、非暴力的家中静坐形式。沃尔沃德除了在议会中把我的信描绘成“傲慢无礼”以外，并没有作任何答复。政府反而开始显示其在南非历史上从来未曾有过的最吓人的力量。
39...
1961年3月29日早晨，没等老犹太会堂开门，一大群支持者和新闻记者就挤了进来。这天是期待已久的叛国案宣判的日子。有数百人被拒绝进入宣判大厅。当法官宣布开庭时，观众席和记者席都已经挤满了人。当拉姆颇福法官用木槌敲响最后的判决之时，政府提出了一个特别申请，要求对控告书进行更改。此时已是11时59分，已是最后的时刻，这个请求整整迟到了两年。法庭拒绝了这个请求，而听众席上开始嘀咕着表示同意。
“法庭内保持肃静！”维持秩序的官员高声说，拉姆颇福宣布三名法官组成的宣判小组已经达成了判决意见。此时，法庭一片寂静，拉姆颇福用他那低沉而平静的声音重申了法庭的结论。是的，非洲人国民大会一直想用“激进的、完全不同的政府形式”取代现政府；是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在抵抗运动期间确曾采用非法手段进行抗议；是的，某些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发表讲话，鼓动群众使用暴力；是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具有很强的左翼倾向，具体表现在他们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西方、赞成苏维埃的态度上，但是——
根据提交给本法庭的所有证据和我们发现的事实真相，本法庭不可能得出非洲人国民大会采用了暴力政策推翻现政府，即发动群众直接使用暴力反对政府的结论。
法庭认为，控方没有证据证明非洲人国民大会是一个共产主义组织，或者证明《自由宪章》就是向往共产主义国家。于是拉姆颇福法官宣布：“由于发现被告无罪，因此他们将被释放。”
观众席上的旁听者爆发出一阵欢呼声。我们站起身来，相互拥抱，向沉浸在欢乐中的人们挥手致意。然后，我们步入法院的大院内，有的脸上露出灿烂的微笑，有的放声大笑，有的欢呼雀跃。当我们出现在群众当中的时候，大家一起高兴地欢呼。我们被告中有些人把我们的辩护律师高高地举了起来。把伊斯雷尔·梅赛尔斯举起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他身材很魁梧。我们周围到处都是闪光灯，我们四处张望，想从人群中找到朋友、妻子和亲属。温妮走了过来，我高兴地把她拥抱在怀里，尽管我知道，虽然此时此刻我也许是自由的，但是，我将不能享受这种自由。当我们大家一起走出法院大院的时候，叛国审判庭里的人都开始高唱《上帝保佑非洲》。
政府在法庭上费了4年多时间，指派了几十个起诉人，提供了数以千计的文件和数以万计的证词，但是他们的目的并没有得逞。判决结果对政府来说是十分尴尬的，在国内和国外都丢了面子。但是，这样的结果只能使政府对我们更加仇视。他们所吸取的教训不是冤枉了我们，而是要对我们采取更加无情的打击。
我不认为这次判决说明这个法律体制本身是正确的，或者说，它证明黑人在白人的法庭上能讨到公道。它不过是唯一的一次正确判决而已，从很大程度上说，它是优秀的辩护队伍和审判班子秉公断案的结果。
这个法庭可能是南非唯一的让非洲人能够有公正听证并仍能够采用法律规定的地方。在一个合众党提名的、由开明的法官主持下的法庭上，这一点尤为真实。因为，这些人中的多数仍然能够坚守法律的规定。
作为一名学生，我一直受到这样的教育：南非是一个法治国家，法律适用于每个人，不管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职位高低。我由衷地相信这一点，并且按照这个信念对我的人生作了安排。但是，我作为律师和社会积极分子的生涯却使我擦亮了眼睛。我发现，课堂上教的与法庭上学的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我从认为法律是一把正义之剑的理想主义观点，转变为认为法律只是统治阶级用来维护自己统治的一个工具。尽管我为正义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并且有时我也得到过正义，但是，我绝不会期待在法庭上能得到正义。
在叛国审判中，法官超越了他们的偏见、教育和背景。人的身上有一种善良的倾向，这种倾向可以被埋没或隐藏，也可以出乎意料地显现出来。拉姆颇福法官，以他的冷淡态度在整个审理期间给大家留下了与少数白人统治者有相同的观点的印象。但是，最后判决时，一种基本的正义感主导了他的审判。与他的同僚相比，肯尼迪并不太保守，他似乎受到了平等思想的影响。例如，有一次他和杜马·诺克韦乘坐同一航班从德班飞往约翰内斯堡，当航空公司开往城里的公共汽车司机拒绝杜马乘坐的时候，肯尼迪也拒绝乘坐那辆公共汽车。法官比克总是给我胸怀坦荡的印象，并且似乎知道坐在他面前的被告在政府手中遭受了许多痛苦。我是从这三人的个人角度来评价他们的，并不是把他们当做法庭或政府或他们所属的种族的代表，而是把他们当做反逆流的人类行为的榜样。
法官比克的夫人是一个对别人的需要很敏感的人。在紧急状态期间，她曾募集物资援助被告。
但是，政府蒙受耻辱的失败之后，决心不再让这种失败重演。从那天起，他们不再打算依靠那些不是自己指派的法官。他们也不准备奉行他们认为的那些法律上美好的东西，例如，保护恐怖主义者或允许被判决的服刑者在监狱里有一点权利等。也就是说，在叛国审判期间，没有什么人曾受到隔离、拷打和折磨等形式逼供，而所有这一切在判决之后不久都将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
第六部 黑色的海绿花
40...
判决后，我并没有回家。尽管别人的心情像过节一样，急于庆祝一番。但是我知道，当局随时随地都可能发动袭击，而我不想给他们留下袭击的机会。我急于在被禁止或逮捕前脱身，当天夜里我住在了约翰内斯堡一栋安全的房子里。那是一个睡在陌生床上不安宁的夜晚，每辆汽车的鸣叫声都会让我担惊受怕，认为可能是警察来抓我。
瓦尔特和杜马把我送上路，这次的目的地是伊丽莎白港。在那里，我将与戈万·姆贝基和雷蒙德·穆拉巴见面，并探讨新地下组织结构问题。我们在马斯拉·帕泽医生的家里见了面，马斯拉·帕泽后来因为允许我们在他家里会面而被判监禁了两年。在组织上安排的一所安全房子里，我会见了自由派报纸《伊丽莎白港晨报》的一位编辑，与他讨论了全国代表大会运动问题，目的是赢得另外几家报社的支持。我后来又拜访了帕特里克·邓肯，他是自由派周报Contact的编辑和出版人，也是自由党的创始人和反抗运动期间第一个白人志愿反抗者。他的报纸一直谴责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策由共产党人控制，但是当他见到我的时候，他说的第一件事却是仔细阅读叛国审判记录使他纠正了错误观念，他将在他的报纸上对这些错误观念进行更正。
那天夜里，我在开普敦召集的非洲人乡镇牧师会议上讲了话。我之所以提及这次会议，那是因为有一位领祷牧师几年来一直与我在一起，可以说是我困难时期的力量支柱。他感谢上帝的慷慨、仁慈、怜悯和对全人类的关心。但是，他当时也以自由的名义提醒上帝，他的子民中的某些人正在被另一些人蹂躏，而上帝对这个事情似乎没有给予注意。那位乡镇牧师后来说，如果上帝不在引导黑人得到拯救时表现得更积极一点，黑人将不得不依靠自己拯救自己，阿门！
在开普敦的最后那个上午，我要在南非有色人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乔治·皮克的陪同下离开宾馆，我对宾馆的有色人经理表示感谢，因为他对我照顾得非常好。他非常和善，不过也非常好奇。他知道了我的身份，告诉我有色人社团担心在非洲人执政后，他们将和现在在白人执政下一样受压迫。他是一个中产阶级的生意人，可能与非洲人接触不多，因此，担心黑人也会和白人一样压迫他们。这种担心在一部分有色人社团中很普遍，特别是在开普地区。尽管时间已经不早，但我还是向这位经理介绍了《自由宪章》，并强调我们承诺不搞种族歧视。一个自由战士必须抓住每一个机会向人民宣传自己的主张。
第二天，我在德班参加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执行委员会与大会运动联合执行委员会一起召开的秘密会议，讨论即将采取的行动是否应该采用完全彻底的、配以罢工纠察队和游行示威的罢工形式。坚持采取罢工形式的委员说，我们自1950年就采用的在家中静坐的斗争策略经历的时间已经太长了，在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正在吸引群众的形势下，采取更具有战斗性的形式是必要的。我赞成另一种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在家中静坐可以打击敌人，同时又可以防止敌人对我们反扑。我坚持认为，人民的信心在我们的运动中得到了提高，因为他们认识到了我们并不是不顾他们的生命。我说，在沙佩维尔由于示威者的英雄主义，使敌人打死了我们的人。我坚持采取在家中静坐的方式，尽管我知道全国人民对消极反抗已经不耐烦，但是，我认为不应该没有全面策划就脱离我们已经验证过的斗争策略，我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采取更具有战斗性的罢工形式。最后，大家一致决定采取在家中静坐的形式进行罢工。
生活在地下需要经历一种地震式的心理转换。你必须对每个行动进行计划，不管行动是小还是看似不重要，因为当时没有什么事情是完全无罪的。一切都不确定，你不能自己左右自己，必须完全适应你所承担的任何任务。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对一个南非黑人来说，不仅仅是适应的问题。因为按照隔离法，黑人本就过着一种阴影般的生活，生活在合法与非法、公开与隐蔽之间。做一个南非黑人就意味着不相信任何事情，这与一辈子生活在地下没什么不同。
我变成了一个夜间活动的生灵。白天躲在隐蔽的地方，天一黑就出来做我的工作。我主要是在约翰内斯堡活动，不过根据需要我也会到其他地方。我住在空荡荡的公寓里，在民居中间，哪里没有人、哪里不引人注意就住在哪里。尽管我是一个喜欢社交的人，但是我更喜欢孤独，我希望有自己左右自己的机会，自己做计划、自己思考、自己谋划。不过，我孤独得有点过分，令我十分想念我的夫人和家人。
在地下的关键是让别人看不见。正如走进房间时可以使你十分显眼一样，你也完全能够在走路和行动时使自己不被别人注意。作为一个领导人，他要经常抛头露面；但作为一个亡命之徒，却又不能这样做。在地下工作的时候，我走路时不能挺胸，站立时不能直腰。我说话的声音要低，且不能说得清清楚楚。我要更低调、更少管闲事，我也不刮胡子、不理发。我伪装最多的是司机、厨师或“园艺工”。我身上穿的是工地上工人穿的蓝色工作服，并且常常戴着没有镜框的茶色眼镜。我有一辆汽车，并且有一顶与我的工作服配套的司机帽。装扮司机更为方便，因为我可以找借口开着汽车外出。
在头几个月里，当局签发了抓我的逮捕证，警察到处追捕我，我的潜逃生活使媒体产生了许多猜测，常常在头版头条发表文章，说我藏在什么什么地方。全国各地都设立了道路检查站，但是，警察总是空手而归。有人给我送了一个绰号，叫“黑色海绿花”。这个绰号有某种贬义，来源于奥希兹男爵夫人的虚构人物——红色的海绿花。在法国革命时期，他曾惊险地躲过了对他的一次次追捕。
我秘密地在全国各地活动：在开普与穆斯林在一起，在纳塔尔与制糖工人在一起，在伊丽莎白港与工厂里的工人在一起。我走遍了全国各地的乡镇，夜间在各地参加会议。我甚至带上满满的一口袋三便士硬币通过电话亭给新闻记者打电话，传播有关我们的计划和警察如何无能的故事，满足人们对黑色海绿花的神话需求。我会突然出现在这里或那里，使警察感到烦恼，人民却感到高兴。
有许多关于我在地下活动的传奇故事，人们喜欢美化勇敢者的传说。我确实有过几次险中逃脱的经历，但却没有人知道。有一次，我正驾驶汽车在城里行驶，遇到红灯后停在了路口。我看见左边相邻的轿车内坐着威特沃特斯兰德警察局的斯彭格勒上校。对他们来说，这是逮捕黑色海绿花的最好机会。我头戴工作帽，身穿蓝色工作服，眼睛上挂着我的茶色墨镜。他们竟然没有认出我来。尽管我在那里等信号只等了几秒钟，但我感觉似乎等了几小时。
有一天下午，我在约翰内斯堡装扮成一个司机，身上穿着长风衣，头上戴着司机帽，正在一个僻静处等候接我的汽车。我发现一个非洲人警察大步朝我走来，我环视了一下周围的情况，看是否有逃跑的可能。但是，没等我逃跑，那个警察却冲着我微笑，并暗暗地向我行了个非洲人国民大会竖拇指礼就走开了。像这样的危险我遇到过多次，每当我遇见这种情况的时候，我更加确信，许多非洲人警察是忠诚于非国大的。有一天，一个黑人警察中士偷偷告诉温妮，一定不要让马迪巴在星期三夜里住在亚历山大，因为警察将在当天夜里发动袭击。在斗争期间，黑人警察常常受到严厉批评，但是，他们多数人都起到了极其宝贵的暗中保护的作用。
在我进行地下活动的时候，我尽可能地不修边幅。我的工作服看上去就像是一个苦力穿了一辈子的工作服。警察为我画了一张留着长胡子的像，并广泛张贴。我的同事催促我把胡子刮掉，但是，我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正因为人们认不出来，所以有时我可能会受到冷落。有一次，我计划到约翰内斯堡远郊参加一个会议，一位著名牧师安排他的朋友留我在那里住宿。我到达门口时，没等我说明我是谁，在门口的那个老太太惊叫着说：“不，我不让你这样的人来这里！”并赶快关上了门。
41...
我在地下工作的时间主要用于策划5月29日的罢工。政府与解放组织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战争态势。5月末，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对反抗组织的领导人进行了袭击。禁止召开会议、没收印刷物品，议会草草通过立法，警察对没有缴纳保释金的被指控人员可以关押12天，从而使合法的行动也遭到打击。
沃尔沃德宣布，支持罢工的人，包括对罢工有同情心的媒体是在“玩火”，这是一个不祥的宣言，充分暴露了政府的残酷无情。政府敦促工业界为工人提供睡觉的地方，这样，工人在罢工期间就不必回家。在举行罢工的前两天，政府举行了南非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阅兵式。军队实施了自从战争开始以来最大规模的调防，警察取消了节假日，军队封锁了城市的出入口。撒拉森坦克在市区污浊的街道上隆隆行驶，直升机在空中盘旋，一旦发现有人集会就俯冲下来把人群驱散；到夜间，直升机在住宅区不断地打着探照灯。
在举行罢工几天之前，我们广泛地印发了英文宣传品。但是，罢工前却有人把这些宣传品撕碎，敦促工人去上班。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扮演了破坏者的角色，他们散发了数千份传单，号召人们抵制罢工，并把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污蔑为胆小鬼。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行动使我们感到震惊。有问题可以批评，我们也可以接受，但是，企图通过直接号召人民去上班和为敌人服务来破坏罢工，这是我们万万不能接受的。
在举行罢工前的那个夜里，我们计划在索韦托的一座安全的房子里与约翰内斯堡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班子一起召开会议。为避免遭遇警察在路上设置的路卡，我从克利波顿进入索韦托，因为那里通常没有警察巡逻。但是，当我绕进一个偏僻的角落时，却正好撞上了我设法避免的路卡。一位白人警察示意让我停车，当时我穿的是一身普通工作服，头上戴的是司机帽。他眯着眼睛透过车窗仔细地打量了我一下，然后走过来亲自对我的汽车进行搜查。通常，这都是黑人警察干的活。他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东西，然后又让我出示通行证。我告诉他说，我的通行证遗忘在了家中，不过我能背出号码，于是我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编造了个号码背给他听。这似乎让他很满意，并最终放我通行。
5月29日是礼拜一，那天是罢工的第一天，成千上万的人冒着失业和失去生活来源的危险拒绝去上班。在德班，印度工人走出了工厂；在开普地区，数以千计的有色工人在家中静坐；在约翰内斯堡，有一半以上的雇员待在家中；在伊丽莎白港，参加罢工的人数就更多。我对人民群众的这种反应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赞美我们的人民“敢于藐视政府史无前例的恫吓”。白人组织的共和国日庆祝活动被淹没在了我们的罢工浪潮之中。
尽管有关第一天罢工的报道在全国各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但是，人民对这次罢工的反应总的来看并没有我们预想的那样强烈。通信和交通都很困难，而且坏消息总是比好消息传播得快，随着报道越来越多，我感觉有些失望。那天晚上，我的情绪非常低落，也感到很生气。我与《兰德每日邮报》的本杰明·博格兰德进行了交谈，交谈中我建议结束非暴力斗争。
在罢工的第二天，在与我们的同事进行商量之后，我号召停止罢工活动。那天上午，在市郊白人居住区的一所公寓内，我会见了本地和外国媒体的记者，我再次声明，这次举行的在家中静坐是一个“巨大的胜利”。但是，我毫不掩饰地认为，新的一天将要到来。我说：“如果政府作出的反应是用赤裸裸的武力镇压我们的非暴力斗争，我们将不得不重新考虑我们的策略。在我的心目中，我们正在翻过非暴力政策这一历史篇章。”这是一个庄严的声明，并且我知道，我将受到执行委员会的批评，因为我未经组织讨论就发表了这样的讲话。但是，有时为了把组织推向你希望的方向，你就必须站出来。
1960年初以来，关于使用暴力的辩论就一直在进行。早在1952年，我与瓦尔特·西苏陆第一次讨论了武装斗争问题。现在，我又一次与他讨论这个问题。并且，我们一致认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必须着手采取新的斗争策略。共产党已经秘密地重新设立了自己的地下组织，现在正在考虑组建自己的军队。我们决定要在工作委员会上提出武装斗争的问题，于是，在1961年6月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我提出了这个问题。
我刚一提出建议，就遭到摩西·考塔尼的反对。他是共产党的书记，在非洲人国民大会执行委员会中是最有势力的人物之一。他指责我没有认真考虑这个建议，说我中了政府的计，被政府的行动吓坏了，因此在绝望中企图乞求于革命的语言。他强调：“如果我们有丰富的想象力和足够的勇气，我们仍然有采用老的斗争方式的余地。如果我们采纳曼德拉的建议，我们无异于把无辜的人民交给敌人进行屠杀。”
摩西能言善辩，我明白是他使我的建议遭到了失败。连瓦尔特都不站在我的立场上说话，我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主张。后来，我与瓦尔特交换了意见，吐露了我受到的挫折，责备他没有站出来帮我说话。他笑着说，如果那样做，将是如同与怒狮的傲慢争高低一般愚蠢。瓦尔特是一个有外交手腕的人，很有心计。“让我安排摩西单独来见你，”他说，“那样，你就可以陈述你的意见。”我当时在地下，但是，瓦尔特设法把我们两人安排在市区内的一个房子里见了面，我们谈了一整天。
我坦诚地说明了我认为除了转向暴力没有别的选择的原因。我引用了一句非洲俗话：“Sebatana ha se bokwe ka diatla。”（打野兽不能赤手空拳）摩西是一个老共产党员，我告诉他，反对暴力斗争就像巴蒂斯塔当政下的古巴共产党。古巴共产党坚持认为，如果条件尚不成熟，只能等待时机的到来，因为他们教条地遵循了列宁和斯大林的理论。卡斯特罗没有等，他使用了暴力，于是他胜利了。如果你教条地等待条件成熟，那么这些条件永远也不会产生。我直截了当地告诉摩西，他的观点仍然是非洲人国民大会作为一个合法组织的旧模式。人民已经做好了组建自己的军队的准备，能够领导他们的只有非洲人国民大会。我们总是让人民走在我们的前面，现在仍然如此。
我们交流了一整天，最后，摩西对我说：“纳尔逊，我不向你许诺任何事情，但是，你可以在工作委员会内部再次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情况。”我们在一周内就召开了会议，会上我再次提出了这个问题。这次，摩西没有发言，会议形成了一致意见，让我向德班的全国执行委员会提出建议。瓦尔特露出了微笑。
与当时所有非洲人国民大会会议一样，德班执行委员会会议需要秘密地在夜间召开，以躲避警察的袭击。我预料将会遇上困难，因为鲁图利酋长也要参加这次会议，我知道他一贯从道义上主张非暴力斗争。我也为这个建议不合时宜而担心：叛国审判刚刚结束，我就提出采用暴力问题，而在法庭上我们已经声称，对于非洲人国民大会，非暴力是一个不可违背的原则，而不是一个根据条件变化而变化的策略。而我本人则认为恰恰相反，非暴力是一个策略，当它不再有保留价值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放弃它。
在会上，我坚持认为政府不给我们选择的余地，只有选择使用暴力。我说，让我们的人民别无选择地以和平方式面对政府的武装镇压是错误的，也是无道义可言的。我再次重申，人民已经决定拿起武器，不管我们发动他们与否，暴力斗争都会开始。难道我们按照反对压迫、拯救生命的原则领导暴力斗争对人民还有什么不好吗？我说，如果我们现在不带头使用暴力，我们很快就要掉队，整个运动也将会失去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