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事了？”伊力哈穆心里一沉。于是，他顺着声音望去，只见一群人——其中大半是刚下车的旅客——围拢着一个披头散发的妇女，惨叫的声音，就发自那里。
伊力哈穆夹着行李走出了客运站，向人群走去，只听见一声又一声的号哭。“怎么了？这是怎么了？”伊力哈穆问，没有人回答。有几个人叹着气，摇着头，离去了，伊力哈穆往前凑了凑，这才看见那个痛不欲生的妇女，发辫散开，头巾耷拉在身后，浑身尘土，泪水划在脸上变成横一道竖一行的泥污。她正抓着胸脯，抖颤着身躯，呼天抢地地号哭：
“让我死了吧！让真主惩罚我！让魔鬼整治我！这是多么可怕的灾祸！我的乖孩子，我的生命的生命，我的可怜的！”妇女捶胸顿足，又狠狠地打自己的嘴巴。人们拉也拉不住。
泪水、尘垢和痛苦使妇女的脸变了相。伊力哈穆急切中分辨不出这个人的面容。但是他觉得很面熟。“难道是她？”伊力哈穆冲到了那个妇女面前，“乌尔汗姐！乌尔汗大嫂！是您吗？您这是怎么了？”
乌尔汗没有任何反应。她哭着，叫着，抓着自己的头发，撕着自己的衣衫，她又要打自己，伊力哈穆死命拽住她的手。她哽咽了，说不出一句话，突然，一头栽倒。
伊力哈穆一把扶住了她，然后轻轻地帮她坐在地上，靠在自己的行李上。他问周围的已经不多的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发生了什么事情？您不知道吗？”一个戴着羊皮圆帽的老人回答，“她是从霍城的清水河子返回来的乘客……她丢了儿子。那里，也有的孩子丢了父母；昨天这儿还有一个狗崽子，他上车要跑，他的老妈妈拉着他不让他走，他竟然一脚把老妈妈给踹倒在地上！不像话哟！”
“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
戴羊皮圆帽的老人向伊力哈穆翻了翻眼，对他的问题感到奇怪。这时，正好一辆小汽车风驰电掣地从街心驶过，老人迷惑地指着伏尔加牌小车说道：
“说是因为他们哪！”
透过扬起的团团烟尘，伊力哈穆看到了苏联领事馆的标志。
伊力哈穆明白了。
伊力哈穆是有思想准备的。在工厂，他已经多次听到了传达报告，上边说赫鲁晓夫上台以后变成了修正主义，说是他在苏共二十大上大骂了斯大林。当时还是新党员的伊力哈穆听了别别扭扭，好像是吃了不洁的食物。一九五九年，在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的活动中，伊力哈穆似懂非懂地学习了三个有关文件，一个是《列宁主义万岁》，一个是《在列宁主义的旗帜下奋勇前进》，还有一篇叫什么，他想不起来了。距离伟大的祖国中国与他的故乡伊犁只有几十公里的、过去说是非常伟大甚至更加伟大和先进的、无敌的苏联，现在与中国掰了，他不免触目惊心。今年以来，家乡的里希提书记和他的妻子米琪儿婉也通过信件报道了正酝酿在伊犁、塔城地区人们头上的黑云恶雨。五月初，伊力哈穆离厂前夕获得了在塔城一些地方人心浮动，说是有国内外敌人诱骗裹胁边民外逃的消息。在他这次动身前夕，厂党委第一、二把手和他谈了整整三个多小时。党委书记说：
“与其说是回家，不如说你是出发到硝烟弥漫的火线上去。斗争是激烈、复杂、曲折的。伊犁人民正面临着严重的考验。艰巨的斗争正在等待着你。我们的先人曾经为了不让侵略者的魔掌攫取可爱的伊犁而奋战。我们的父兄曾经为了不让国民党反动派蹂躏美丽的伊犁而流血。现在，轮到你，伊力哈穆同志，为保卫和建设那神圣的土地而献身了！祝你胜利！我们全厂、全新疆和全国的工人弟兄们都在注视着你！”
书记讲得高屋建瓴，大气磅礴，伊力哈穆是五体投地，深受教育，但他仍然不无迷惑，书记讲得太像《人民日报》社论了，他还没有那个一接触社论就联系得上家乡的实际的水平与思维习惯。而只要一提到家乡伊犁，他马上想到的是绿洲，是果园，是奶牛，是花头巾，是唱歌，是伊犁大曲，是土造啤酒，是俄式四轮马车狄西罗，是小伙子们的放肆的狂笑，是夏牧场上的哈萨克牧民帐篷和他们酿制的酸马奶……他想象不出伊犁是如何变成了国内外政治角斗的前沿杀场，到处是明枪暗箭、火并死掐、硝烟四起、不共戴天……
是的，他全然没有料到，当他这一次重又踏上家乡的亲爱的土地的时候，在不知第几百次高谈阔论了伊犁的得天独厚的奶油与蜂蜜之后，紧接着迎接他的竟是稀少的行人、萧条的市面、紧闭的门窗、惶恐的目光，还有乌尔汗的那摧肝裂胆的惨叫！人们不是都说，伊犁人是最乐观，最少忧虑的吗？不是说，伊犁人哪怕只剩下两个馕饼，也还要拿出一个当作手鼓敲打着起舞吗？解放十多年了，人们都相信自己的生活越来越幸福，越来越繁荣，如果有什么困难麻烦，也只不过是暂时的插曲，转眼间一切都会是美妙无比。在解放路的街心，不是总有穿着彩色的连衣裙，系着争鲜斗妍的各色头巾的姑娘们挽着手臂，唱着歌儿行进吗？在西沙河子的林阴道上，不是总有摇响着脖子上的铜铃、甩动着耳边的红缨的四套马拉动的俄罗斯式四轮马车，载着刚刚喝完喜酒的欢歌笑闹的人群欢天喜地、风驰电掣而过吗？这个一年四季，室内室外，到处是鲜花和绿茵，到处是瓜果的甘美、油肉的丰腴、酪奶的白嫩、醇酒的酣畅的地方到底遇到了什么灾祸？
乌尔汗渐渐睁开了眼睛，僵硬地弯曲着的手臂无力地垂了下来。她茫然看了伊力哈穆一眼，若有所思。一滴浑浊的、大大的泪珠，停留在她的眼角上。
“乌尔汗大嫂，告诉我，您怎么了？”
“早晨，没有把孩子交给我……上车的时候……波拉提江……丢了。”乌尔汗用微弱的声音好不容易才答了这么几句。
戴羊皮圆帽的老人走过来，向伊力哈穆介绍说：“早上，去霍城清水河子边界的班车，都是些要到那边去的家伙，秩序混乱极了。车开了，有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哇哇哭叫着‘妈妈！妈妈！’后来不知道被谁抱走了。这大概就是她的儿子波拉提江吧？那时候光顾上车，不管孩子，现在又回来找来了，到哪里找去！”
“乌尔汗大嫂！您——您也想到‘那边’去？”伊力哈穆不由自主地倒退了一步，似乎有一股寒气袭来，他盯着乌尔汗，目光里流露着惊疑、困惑，也许还有痛楚。
长久的沉默，乌尔汗闭上了眼睛。终于，她又睁开了眼，吃力地，坚决地说：
“杀了我吧！枪毙了我吧！抓起我来，鞭挞我吧！但是，我不到‘那边’去，不去，哪里也不去！”
“对呀！到哪里去？离开故乡，离开自己出生和长大的地方！唉……愚蠢的可怜的人哪！”老人摇着头，叹着气，自言自语地走掉了。
知道现在不是谈话的时候，再多问也没有用。伊力哈穆安排乌尔汗躺靠在行李上休息，他转身向解放路派出所走去。派出所离这里不远，是当年三区革命领导人阿合买提江先生居住过的地方。宽敞的走廊，满院的树荫，雕花的实木门窗给人一种安详适意的印象。伊力哈穆进去，到了值班室，一个穿着白色民警服装的锡伯族女同志在那里值勤。
“请问，有没有人捡到一个小孩子送到派出所来？”
“什么样的？”
“男孩儿，将近六岁。他叫波拉提江。”
“您的孩子吗？”女民警严厉地瞥了伊力哈穆一眼。
“不，我刚从外地回来……”伊力哈穆叙述了经过。
“请等一等。”女民警把抽屉关好，走出值班室。伊力哈穆也自觉地抽身准备退出，女民警含笑说：“请坐，坐在这儿等吧，我问一问就回来。”女民警到各组各室问了一圈，皱着眉转回来告诉伊力哈穆：“糟糕，没有人见。请把您的地址和姓名留下，有什么消息我们再通知您。您应该批评、教育孩子的母亲，她不能这样粗心呀！”
“是的，麻烦您，再见。”
“不麻烦，再见。”
这个锡伯族女民警是这样从容镇定，和蔼有礼，使被刚下车后的意外情景搞得激动不安的伊力哈穆的心头为之一亮。他好像看到了一块在山洪的冲击下不为所动的小小的石子，晶莹透亮，沉稳有定，映射着太阳的光辉。“不，我们的阵脚绝不会被一股小小的旋风刮乱。”从派出所走出来的时候，伊力哈穆似乎踏实了些，步子也沉着了些，脸上浮着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
然而，仍然是麻烦。从伊宁市到跃进公社，还有十三公里的距离。下午班车的时间，已经耽搁过去了。乌尔汗像一个重病号。伊力哈穆一手夹着行李一手扶着乌尔汗，什么时候能走到家呢？正当伊力哈穆和乌尔汗在街头为难的时候，一辆新式马车——被维吾尔农民干脆唤作“胶皮轱辘”过去，此地农村多使用木轮车，对于橡胶轮胎并不多见，各族百姓干脆俗称使用橡胶轮胎的车为“胶皮轱辘”。的，随着赶车人的吆喝和刹闸的刺耳的吱嘎声停在了他们的身旁。
“伊力哈穆哥，是您吗？”
赶车的小伙子从车辕上跳了下来。他身躯健壮，四肢粗大。与高大的身量相比，他的头和脸也许显得略小了些，但是由于他的丰密的自然卷曲的头发和满脸的青色的胡子茬的弥补，他的外形仍然是匀称且健美。
“泰外库兄弟，你好！”伊力哈穆喜出望外地认了出来。
泰外库披着皮大衣，戴着硬壳帽南疆维吾尔人多戴本民族传统花帽，北疆则受苏联影响，有相当多的男性戴可遮阳的硬壳帽，女性则用头巾代替花帽。，眉毛高高挑起，眼神里流露着过多的精力和多变的热情，还有一种满不在乎的天真、大大咧咧和骄傲。他习惯地眯着左眼，用右眼打量人，然后紧紧地再次拉了一下皮缰绳，约束住了急躁地刨着蹄子的辕马，把鞭子从右手倒到左手，腾出右手来与伊力哈穆热情相握问好。
“听米琪儿婉姐说，您快回来了，我们天天盼望着。刚到吗？太好了，上车吧。”
“先把她扶上去吧。”伊力哈穆指一指乌尔汗。
泰外库这才注意到乌尔汗的存在，深深皱起了眉头。“怎么？她在这里？”
“一下车就碰见了她。”
“让她上车？”泰外库很迟疑。
“你这是怎么了？你看她这个样儿，难道让她自己走过去？”
“随便。上！”
三个人都上了车，伶俐的马匹不等吆唤就迈动了步子。
“你不愿意社员搭你的车？”伊力哈穆不解地、责备地问。
泰外库回头看了一眼乌尔汗：乌尔汗像死人一样地闭着眼睛。从来没有叹过气的泰外库叹了一口气，从牙缝里挤着话说：
“库图库扎尔书记宣布了，伊萨木冬和乌尔汗夫妇是盗窃犯，是两个脑袋的贼，是叛国分子。”
乌尔汗没有任何反应。
“库图库扎尔——书记？里希提呢？”
“里希提哥现在是大队长，他们俩调换了。”
“为什么？”
“我哪里知道？啾！”泰外库驱赶着马。
“你这是从哪里来？怎么拉空车？”
“我在跑副业，给食品公司拉运输呢。刚卸完货。”
“跑运输？现在苞谷都种上了，怎么还跑副业？”
“我哪里知道，穆萨队长的安排。”
“穆萨当队长了？”
“嗯嗯。队里的变化多着呢，你住下来就知道了。你，不走了吧？”
“不走。这是什么？”车一晃，伊力哈穆歪到了身旁的麻袋上，碰到了麻袋里圆古隆咚的一样东西。
“谁知道？大概是羊油之类的。食品公司一个人叫我捎给穆萨队长的。”
伊力哈穆没有言语。过了一会儿，他才问：
“你的日子过得怎么样？雪林姑丽可好？”
“我……我哪里知道？”一片愁云，遮住了泰外库的精壮的面容，亮闪闪的眼睛，也一下子暗淡了下来。
“嘀！嘀！啾！阿囊维吾尔语骂人的话。……”他突然大喝起来，用常对牲口使用的语言斥骂着牲口。
受了惊的马匹，提起四蹄，迈开大步，猛然奔跑起来。
第二章
哭泣的不是生离死别而是相逢
麦子被窃，阴风起了，乱局惊心
在伊力哈穆家的木栅栏门口，八十岁的巧帕汗嘤嘤哭泣。维吾尔族的风习就是这样：妇女们乃至男子们和久别的（有时候也不是那么久）亲人相会的时候，总要尽情地痛哭一场。相逢的欢欣，别离的悲苦，对于未能够在一起度过的，从此逝去了的岁月的饱含着酸、甜、苦、辣各种味道的回忆与惋惜，还有对于真主的感恩——当然是真主的恩典才能使阔别的亲人能在有生之年获得重逢的好运……都表达在哭声里。也许，老人想起了自己惨死在旧社会的小女儿——伊力哈穆的母亲？也许，她想起伊力哈穆的不幸的童年和自己抚孤成人的艰辛？也许，这个性格坚强的老人，在分离的时刻她抑制住了自己的内心激动和一腔泪水，在分居两地的日子从不叫一声苦，而只是在重新与最亲近的亲人相见的时候才打开了情感的闸门？也许，她只是为伊力哈穆的平安健康归来，为自己如此高龄又一次与亲人相聚而高兴，高兴得喜泪横流？也许在过往的年代，生离死别乃是常事，不足为奇，也没有那么多眼泪为之流淌，倒是久别重逢是人生难遇的奇迹，令人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感？
哭声惊动了庭院。须发皆白的斯拉木老汉走过来了。正在打馕，满手都是白粉的伊塔汗老太婆也走过来了。面色红润的再娜甫在女儿吐尔逊贝薇的陪同下走过来了。她们都肃然注视着这古老而庄严的场面。伊塔汗用围裙擦着眼睛，再娜甫用手指抹着眼角。伊塔汗喃喃自语：“回来了，回来了，只要是平安，我们就能相见。”伊力哈穆的两眼含着热泪，在这个简单的欢迎“仪式”里，他也深深地被感动了，他感到了本民族的源远流长的热情而质朴的灵魂，他感到了故乡的族人父老的爱抚、期待和祝福。他的心与伊犁河的滔滔流水，与新疆杨的挺拔躯干，与历经沧桑的老一辈贫下中农，紧紧地，紧紧地联结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