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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菜、播种、薅秧中的协作都是众多劳动中的一个缩影，这种分工与协作既以经验为前提，又以体力为条件，不同于一般集体劳动中的分工协作。耕、织中的男女分工和老少协作是根据生产活动以及劳动者的具体特点慢慢形成的，久之，这样的分工和协作便演化为农家生产和生活中的习惯和风俗，从而成为传统农业社会中较为稳固的模式。而汉代妇女在家庭中承担了比男人更加繁杂和繁重的劳动，她们也由此获得了较其他历史时期更高的社会地位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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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荣波：《略论汉代妇女的社会地位》，《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结 语
先秦两汉是我国农业历史上特殊而重要的时期。本研究致力于对该时期农业历史进行考古学的系统考察，但毕竟不是农业史的全面陈述，不可能在其中体现出先秦两汉时期农业发展的所有情节。本书的体系表现在相互关联的七个专题中，表现在从考古学的视角对农业生产过程到农民生活状况的分析和解读中。在具体的考古环境中分析、认识作为物质形态的农业资料，复原或模拟推断既往的、消失的农业情景，可以增强农业历史发展过程的系统性和乡村聚落生活的生动性。把农业遗存、遗物看作是农业社会系统中有机的组成部分，通过分析、解释考古材料，把农业历史上所发生的事落实到具体的生产方式、农田形式、村落组织和从事农作的人群，这将有助于我们对农业社会较为全面和深入的认识。这是历史时期农业考古研究的目标。本研究自然还算不上细致和深入，但已从中感觉到了先秦两汉农业发展的复杂性、整体性和阶段性，感觉到了传统农业逐步形成的过程。
一 农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将农业生产工具按农业生产的环节来分列，我更注重的是工具系统的前后比较而不只是单种农具的演变问题。农业生产过程可以通过农具来表述，而考古发现的农具是有限的，它们不代表当时农具的全部。但是考古发现的工具类型所对应的生产环节的细化过程是能够反映农业生产进步趋势的。夏商西周以至春秋时期的农业生产只能根据考古材料粗分为农田整治、田间管理、收获、加工四个环节；战国时期则有了六个方面的农具：耕垦、起土，碎土、耙平，中耕，灌溉，收获，加工和磨制；汉代更细化为代表不同生产环节的九类农器具：畜力驾套，农田整治，碎土、耙平，播种、覆种，中耕，灌溉，收集肥料，加工、磨制，簸扬。不仅是生产环节细化，每一环节中工具的种类也在不断增加。工具种类增加和生产环节细化的过程，正是农业生产技术不断进步的过程，生产系统的不断完善就是农业发展的重要表现。
农业也不仅简单表现在生产一方，农业、农村和农民都是农业社会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有把农业问题放到农业社会整体中去认识，才有可能得到相对全面和准确的理解。完成以上生产过程的农民要生产也要生活，生产工具、生产方式、组织形式、衣食住行等等，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问题。考古发现的各式农具、作物遗存、农田遗迹、仓储设施和田间管理等事项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农业社会的运作，将考古发现的农业遗迹、遗物和间接相关的材料加以梳理和分析，按其内在联系在农业社会框架体系下可以大致整合成有机的农业系统，即：生产工具一劳动方式(牛耕等)一田地形态—田间管理(灌溉等)—作物构成—储藏和加工—聚落和农民的生活。先秦两汉时期的农民不断开启着下一个新的循环，在这样的循环往复中生产和生活。这是从生产到生活，又从生活到生产，也是生产中的生活和生活中的生产。在这样的考察中，我们可以去一步步接近古代农业生产和生活的全景画卷。
二 农业发展的阶段性和传统农业的形成
先秦两汉农业系统中相互联系的各个组成部分，在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农业发展的阶段性。
第一阶段，夏商到西周时期，传统农业的萌芽期。
夏商到西周，大量使用木、石、蚌、骨农具，但已脱离了原始农业形态。开始出现少量青铜农具，有了史前农业生产中所没有的新型工具材料，进而出现了带銎的工具。铲、犁等带釜金属农具的出现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工具类型。虽然金属农具并未在农业生产中普遍应用，或者说尚不足以影响到生产力水平的变化，但是它为金属农具后来发展进行的探索，准备了技术创新的条件。牛耕已经出现，但还处于初期阶段，尚未出现推广的态势。至迟在商代有了垄作法，史前时期的作物继续种植，增加了小麦、高粱、大豆等几种新引种或驯化的栽培作物，粮食加工以粗加工为主。
以金属农具、牛耕和垄作法的应用为标志，夏商西周时期成为我国传统农业的萌芽期，它孕育了中华农耕文明的遗传基因。
第二阶段，春秋战国时期，传统农业的奠基期(初步形成期)。
春秋到战国早期，铁农具的数量增加，有了初步推广的势头，战国中期铁农具开始有了明显的普及。农具种类齐全，形成体系。农具对应的农业生产环节开始细化，形成前后紧密相联的完整体系。铁农具成为农业生产中的主力，畜力开始发挥作用，使用直接套装在犁底上的 V形铁犁。与铁农具相对应，出现了新的作亩形式，畎、亩结构合理，为精耕细作准备了技术条件。农田灌溉较多地使用汲水器械和人工引水工程。作物品种丰富，大豆地位上升，以粟、麦、黍、稻为主体的五谷成为人们的重要食粮，相同或相似的作物组合推广到更大地域，可能使用石磨加工面粉。聚落里居形式多样，并有了比较完善的规划和管理。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传统农业奠基或初步形成的时期，基本的标志是铁器和牛耕的推广、五谷的形成以及垄作法的完善，最重要的标志是传统农业所需的一整套农具和技术体系基本形成。
第三阶段，两汉时期，传统农业的形成期。
汉代铁农具普及，农具类型对应的生产环节细化到耕垦、碎土、摩平、播种、覆种、中耕、灌溉、施肥、收割、脱粒、扬场、精磨，连同畜力用具共使用30多种农具，工具体系完备，与近现代传统农业的农具体系已基本相似。铁农具的普及奠定了精耕细作的基础，碎土、摩平、覆种、施肥和水利等方面农具的应用，则标志着精耕细作技术的成熟。牛耕进一步推广，大、小铁犁和犁壁适应了代田法、垄作法和深耕翻土的需要。耕犁、耧车、石磨等农机具和面粉加工器具的制作和推广应用表明我国农业已开始走上发展机械和动力农机具的道路。作物品种齐全，结构更趋合理，五谷和其他多种作物几乎在全国范围内都有发现，地区间只是存在种植数量上的差异。秦代以来的郡县、乡、亭、里的行政体系和多种里居形式成为汉代传统农业的社会基础。
一整套农具体系的完善是传统农业形成的重要标志。如果再进一步细分，西汉是传统农业的成熟期或定型期，东汉为进一步完善的时期。东汉以后的农具体系没有发生过大的变化，农具的发展也只是在汉代基础上的继承或改良，如三角形大铁犁到唐代才开始有形制上的变化，而曲竹耙、横銎镢直到现在还在使用。明清以来的许多农具类型甚至样式都能够在汉代找到模本，如果对我国近现代传统农业工具有足够的了解，也有助于我们对汉代传统农业的定位。农具体系对应的技术体系的形成，也影响到传统农业社会的定型。
三 余论
考古材料能够揭示的先秦两汉时期的农业问题不限于农具、牛耕、农田、水利(灌溉)、作物、仓储和聚落，诸如农用土壤、农田道路、农业建筑、乡村管理、农村卫生和乡村文化等等都可以通过考古发现的直接和间接的材料来认识，考古材料背后隐含的人们精神世界的东西也可以通过材料的关联和分析得到开掘。这些都已有学者研究涉及或做过相关的专题探讨。它们与农业社会密切相关，如果能统筹到一个大的框架下加以讨论，将有助于对农业社会的深入研究，也一定是十分有意思、有意义的，但这确实非一个人能力和水平所能及的事情。我本人的研究还只是梳理了农业问题的较粗的主线条。
农业考古研究有待探索和深入研究的问题还有很多，需要开拓思路，大胆创新。对具体农具和技术的研究中，在“纸上谈兵”不能有所进展的情况下，实验考古不失为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如张传玺先生对两汉大犁的复制试验就给我有益的启示，我用其试验结果分析了内黄三杨庄的农田形态。另外，本研究虽已触及了乡村聚落生活的问题，但还远远不够。撰写该部分的时候，我常常感觉到聚落生活的内容丰富而庞杂。聚落就是一个小社会，它既是生活的场所，又是生产的基地，如西汉晚期王褒《僮约》、东汉崔寔《四民月令》所提到的乡村地主家中的活计就包括了家内杂务、制作和市场交易、田间生产各项。基层聚落中人员的成分也是复杂的，如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户律》“隶臣妾、城旦舂、鬼薪白粲家室居民里中者，以亡论之”①，法律规定，隶臣妾等这些戴罪之人没有在里中居住的权利，若其家室居民里中，则以逃亡者论之。这是秦末汉初时的情形。如果我们以聚落为出发点全面而系统考察古代农民和农业问题，又会有怎样的结果呢？总之，农业考古的研究对象绝不再只是作物和农具，研究的目的也不只是搞清技术和过程，而是要尽可能地发掘考古信息，放眼于农业、农村(村落)和农民的生活，解读农业对于社会发展的影响。因此，哪怕是一个小问题，也要考虑到它是农业社会整体中的一部分，考虑它与其他部分的有机联系和与相关部分的相互影响，绝不能孤立地看问题。这可以说是聚落考古的延伸，这种研究最终是对农业社会的研究，应是未来历史时期农业考古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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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家山汉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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