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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湖南农学院：《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动植物标本的研究》，文物出版社，1978年，第1页。
④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358页。
⑤徐州博物馆：《徐州东甸子西汉墓》，《文物》1999年第12期。
⑥安徽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寿县博物馆：《安徽寿县茶庵马家古堆东汉墓》，《考古》1966年第3期。
⑦新乡地区文管会、辉县百泉文管所：《辉县地方铁路饭店工地汉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6年第2期。
⑧咸阳市博物馆：《陕西咸阳马泉西汉墓》，《考古》1979年第2期。
⑨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西村皇帝岗42号东汉木椁墓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第8期。
已释文字中可见的作物有黍、稷(粟)、麦、菽、稻、麻等，常以“受黍年”“受禾年”“告麦”等形式出现。西周金文还具体记述祭祀时器物所盛装的粮食，如陕西扶风云塘出土的伯公父簧铭文中有“用盛米焦稻糯粱”①，史免簧铭文有“用盛稻粱”②，等等。凡是考古发现的商周时期的作物品种，甲骨文和金文都有反映，我们可以用这些文字来说明商周种植的作物种类，也可以统计其出现的频率来大致判断它们的地位。
题记多见于秦汉时期随葬器物的外表。如洛阳西郊汉墓陶壶、陶仓上有粉色或朱色的“白米”“白米万石”“稻米”“稻米万石”③，西北郊汉墓陶仓上有“精米”“米”“白米”“稻米”④，河南新安铁门镇西汉墓陶罐上有“白米”⑤，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大酒缸上有“稻酒十一石”“甘醪十五石”等⑥。有的出土陶器内装有与题记对应的实物。1962年西安东郊洪庆村汉代砖室墓出土绿釉陶仓三件，仓盖上分别墨书“白米困”“小麦困”“黍粟困”，而带“白米困”是陶仓内残留有白米，颇似今日的糯米⑦。洛阳西郊汉墓陶仓器表有粉书的“白米”字样，陶仓内有稻米的实物，可谓表里如一⑧。但多数只是形式上的题记，故有“万石”之数也不足为怪。
简牍文字主要有汉墓中记录随葬用品的遣策和其他文书、典籍等。广西贵港罗泊湾汉墓木简记有“客籼米一石”⑨。江陵凤凰山167号墓遣策有“稻粝米”“稻稗米”等，随葬绢袋上所系木牌有墨书“稻糯米”“稻粝”等。凤凰山汉墓出土简牍中有案秫、粲米、稻秫米、白稻米、稻稱米、稻粝米等名目⑩。遣策是汉墓中较常见的简牍，是对照研究墓中随葬品的宝贵资料，如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稻谷实物品种的鉴定结果和墓中遣策文字的记录基本一致。虽然有时遣策所记物品与实际随葬物并不完全相符，但也可作为反映当时葬俗和现实中存在事物的基本材料。
河西地区出土的汉简，如居延汉简、敦煌汉简等，是数量巨大、内容丰富的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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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省博物馆：《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三，文物出版社，1980年。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九•4579，中华书局，1988年。
③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洛阳西郊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3年第2期。
④贺官保：《洛阳老城西北郊81号汉墓》，《考古》1964年第8期。
⑤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新安铁门镇西汉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2期。
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26页。
⑦程学华：《西安市东郊汉墓中发现的带字陶仓》，《考古》1963年第4期。
⑧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洛阳西郊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3年第2期。
⑨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85页。“客籼”指从外地引进的籼稻。
⑩金立：《江陵凤凰山八号汉墓竹简试释》，《文物》1976年第6期；裘锡圭：《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考释》，《文物》1974年第7期；吉林大学考古专业赴纪南城开门办学小分队：《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遣策考释》，《文物》1976年第10期。
文献，被称为埋在地下的《史记》和《汉书》，涉及的作物也比较齐全，多有学者据以研究汉代农业问题①。
三 画像材料
早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就有在陶器上刻划、描绘实物的图形用以装饰器物或寄托某种情怀的做法。如距今7000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第一文化层出土的陶片上刻划有各式动植物纹样，植物有攒穗形和散穗形两类②。在一件陶盆的下腹刻有对称的散穗形的植物和猪的图像，发掘报告判断植物为稻：“一株稻穗居中，直立而上，沉甸甸的二束谷粒(穗)向两边下垂。”③西北地区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和黄河中游地区仰韶文化的彩陶上绘有许多植物形状，这些图形大多不能确认其所指，但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审美意识或寄托了某种情感。
1981、1990年发现的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第二期、第三期陶尊上分别刻划着清晰的植物穗形。第一例圆粒稀疏带颖，当系示意性的稻穗(图5-2，右)；第二例峰芒较长，籽粒椭圆，饱满而紧凑，长长的麦芒向四外伸展，酷似大麦，极具写实意味(图5-2，左)④。陕西咸阳秦咸阳宫三号宫殿回廊东壁第九间壁画有麦穗图，黑色图案中心似“山”字形，“两边各对称发展出一云纹图案，其外又各发展出一枝麦穗图案”⑤。
汉代农业画像的内容十分丰富，除了直接的作物描绘，还有田地模型和画像中的庄园、劳动场面等等，有的能够根据图像判断它们与某种作物有关。故宫博物院藏新莽铜方斗，四面刻画有五种作物的图像，图像下方有与其相应的名称，左侧是“嘉禾”“嘉麻”，右侧为
图5-2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陶尊上的植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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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何双全：《居延汉简所见汉代农作物小考》，《农业考古》1986年第2期；韦双龙：《敦煌汉简所见几种农作物及相关问题研究》，《金陵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高荣：《西汉对河西的农业经营》，《河西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
②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35～39页。
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52～53页。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07页。作者认为第一例为稻。
⑤咸阳市文管会、咸阳市博物馆、咸阳地区文管会：《秦都咸阳第三号宫殿建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2期。
“嘉麦”“嘉豆”，柄下方有“嘉黍”，各种谷物的图案线条清晰，以一本多穗突出祈求丰收的愿望，如“嘉禾”一本36穗，“嘉麦”一本竟有70多穗，虽然极具夸张手法，但五谷的穗形特征十分明显①。陕西米脂官庄村东汉牛文明墓画像石牛耕图的上方界格内井然有序地刻了禾穗下垂的谷子(粟)②。绥德王得元墓画像石上，谷苗刻在牛耕图的下方③。河南南阳七里园乡出土的画像石上，二人正在齐腰高的谷子行间锄地④。四川新都县文物保管所收藏的“薅秧画像砖”有水田、池塘，农夫在秧田中劳作，田块中秧苗整齐排列；四川峨眉石刻水田和画像砖上有农夫耘田的场面，是采用移栽技术种植水稻以后才能有的景象⑤。
汉画像分布的地区自然发现农作题材的机会就多，但是除四川外，其他地区如鲁南、苏北、河南、陕西等汉画像集中分布的地区却不见与水稻有关的图像，而这些地方汉代是种稻的，这就不能不说是文化风俗使然了，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因为没有发现水稻图像就说这里不种水稻。
四 农田遗迹和田地模型
1997年，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发掘出重庆云阳李家坝明清时期的水田遗址，在明代地层和清代地层中，发现人脚印、牛蹄印和排列整齐的稻窝，稻窝内残留腐烂后的稻梗、稻叶和根须⑥。河南淮阳于庄西汉墓出土的宅院模型，附于一侧的田地中戳有一行行的旱作作物的墩窝⑦。在西南地区东汉墓中发现的水田模型中，也多戳印有整齐的稻窝。在未来的田野考古实践中，先秦两汉时期农作物植株所遗留的墩窝也一定能够在农田遗址中出现，对这一类遗迹的揭示是我们今后考古工作所要特别关注的。墩窝内的遗存可以明白地说明系何种作物所留，并且结合墩窝的排列情况和田地的形态，也可以大致推断所种的作物类型和种植方式。
墓葬中随葬水田模型盛行于东汉时期，迄今发现的汉代水田模型主要出于四川、重庆、陕西、广东、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湖北、湖南等地也有少量发现。水田多与水塘相邻，有大区划、小区划、不规则小区划和梯田等形式⑧，以小区划田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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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罗福颐、唐兰：《新莽始建国元年铜方斗》，《故宫博物院院刊》1958年第1期。
②夏亨廉、林正同主编：《汉代农业画像砖石》，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第25页。
③夏亨廉、林正同主编：《汉代农业画像砖石》，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第27页。
④夏亨廉、林正同主编：《汉代农业画像砖石》，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第30页。
⑤刘志远：《考古材料所见汉代的四川农业》，《文物》1979年第12期。
⑥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重庆云阳县李家坝1区水田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1年第11期。
⑦骆崇礼、骆明：《淮阳于庄汉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3年第1期。
⑧罗二虎：《汉代模型明器中的水田类型》，《考古》2003年第4期。
有水田自然就有水稻的种植。比较重要的发现如广东佛山澜石东汉墓中出土的一座水田模型，田中分六格，有耕作、插秧、收割等劳动的场面①。四川新津出土的水田模型，田中有行列整齐的秧孔②。贵州兴义市出土水田模型，刻画有整齐的禾苗形象③。
水田模型提供给我们的信息量非常之大，有耕作方法、收获方式、移秧技术、农田施肥、灌溉等等内容，通过对田地模型的观察，结合汉代画像以及古代文献记载，大致可以归纳出汉代水稻种植的具体步骤：秋后修渠整田、冬季田中蓄水、施肥、整地、作秧田、插秧、中耕除草、收获④。
另外，在广州汉墓中，西汉中期墓出土一种陶囷，从陶囷结构及顶部上面刻划的线纹来看，伞形顶应是以稻草编结物覆盖而成的5。使用稻草的现象自然说明了水稻的存在。
五 其他待开发的信息来源
在新石器时代考古领域针对稻作和旱作农业而广泛应用的土壤植硅体测定和灰相法目前还很少用于历史时期的农业考古研究。大家可能觉得，有历史文献的记录，明确的植物种实和农业遗存等出土又较多，植硅体的测定显得很无必要，而且，在农业成为主要食源、重农思想成为主流意识的时期，再去考虑某种作物的有无似乎显得太没意义。较少有历史时期的遗址在发掘过程中为寻找种实而做过浮选或漂洗，更不用说土壤分析了。但是我认为，对于有些遗址，现代科技手段在农业考古研究上的应用还是十分必要的。
在过去二三十年的时间里，土壤中植硅体的分析对研究农业起源与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80年代植硅体分析法被介绍到中国，90年代开始在稻作农业的研究中大显身手，现在已推广到北方旱作粟、黍等的研究。
在出土稻米遗存的二里头、驻马店杨庄遗址⑥，土样中同时也检测出丰富的水稻植硅体，与考古发现实物相印证，反映了水稻在当地普遍种植的情况。土壤植硅体检测和分析不但可以发现作物的种类，还可能找出与之共生的植物种群，并反映当时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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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佛山市郊澜石东汉墓发掘报告》，《考古》1964年第9期。②四川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四川新津县堡子山崖墓清理简报》，《考古》1958年第8期。
③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贵州兴义、兴仁汉墓》，《文物》1979年第5期。
④罗二虎：《秦汉时期的中国西南》，天地出版社，2000年，第121～122页。
⑤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226页。
⑥姚政权、吴妍、王昌燧、赵春青：《河南省新密市新砦遗址的植硅石分析》，《考古》2007年第3期；北京大学考古学系、驻马店市文物保护管理所：《驻马店杨庄——中全新世淮河上游的文化遗存与环境信息》，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91页。
态环境。
河南内黄三杨庄汉代村落遗址发现的清晰的汉代田垄，应是当时的一种常见田地形态，可能就是《汉书•食货志》等所说的“代田”，农史学界也有此种认识，我已在第二章第三节中做了讨论。三杨庄遗址是黄河水溢坝后逐渐被水淹没的，坍塌的房屋瓦顶压在房基之上，房屋周围的桑、榆等树木也经砍伐后带走，只留下低矮的齐茬树桩。整个遗址未发现人的遗骨，偶见有牲畜的遗骸残段，说明洪水来势不猛，水位缓慢上升，房屋经水浸泡后倒塌，而不是被冲垮的，因此房屋周围农田的田垄形状也得以完整遗留。田垄尚保留一定高度，未发现作物的种子或根系，说明是农田正处于整治好待种的状态。我们可以设想，通过田垄土壤中植硅石的测定，可能会发现田中往年种植作物的信息，是一种作物还是两种甚或两种以上，如果是一种，譬如粟，那就说明这样的田垄形式是为粟作专设的，如果是多种作物，揭示的就是代田的多种适用性。对种植技术和耕作制度研究有益的土壤分析一定是很有意义的工作。
另一个是人骨的微量元素分析，通过这一工作可以确定人的食物构成和疾病情况，间接反映作物的构成。人骨分析主要有以骨骼中所含的骨胶原蛋白质作为研究对象的同位素食性分析和以骨骼中无机成分为研究对象的微量元素食性分析，其原理是，不同元素和氨基酸通过人对食物的摄入融入骨质、胶原质和非胶原质的骨蛋白里，骨骼的化学成分集中反映了所摄入食物成分的构成和比例。旱作的粟、黍为C₄植物，根据蔡莲珍、仇士华对已进入夏代纪年的山西陶寺遗址出土人骨所做的微量元素分析，陶寺人的食物中C₄植物占到70%，这说明陶寺人以小米为主食，猪又以谷糠为主食，因此，粟是陶寺一带种植的主要作物。同样的方法应用于浙江余姚河姆遗址第三文化层出土人骨的鉴定和分析，结果反映河姆渡人以稻米类为主食①。河姆渡人以稻米为主食这似乎是明摆的事，用不着微量元素分析法去求知，但是微量元素分析所得结果与考古发现一致，也正印证了科学分析方法的正确。齐乌云等对山东沭河上游属于大汶口文化的莒县小朱家村遗址出土人骨标本进行的食性分析，其结果也基本上与考古发现、植物遗存的浮选、植物硅酸体分析、孢粉分析结果相吻合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