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农业与乡村聚落的考古学研究(31)免费阅读全本番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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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省博物馆：《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河南省安阳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汤阴白营河南龙山文化村落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②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甘肃临潭县磨沟齐家文化墓地》，《考古》2009年第7期。
③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第210页。
④《孟子•万章上》：“万章问曰：‘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何为其号泣也？’孟子曰：‘怨慕也。’”朱熹注：“怨己之不得其亲而思慕也。”“二十四孝”故事完善于元代郭居敬，其中汉以前有15个。
《左传•隐公元年》：“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隧，地下通道，即地道。《玉篇•阜部》：“隧，地通路也。”隧又用为动词，即挖地道，同书：“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郑庄公寘(置)其母姜氏于城颍，并发誓：“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未几庄公后悔，颍考叔为之附会了一套既能见母又不违誓言的办法。掘地及泉，可见隧是有相当深度的，应该是挖两处深井，在井下开地道相通，在地道中相见。要合乎地面之上“无相见”之誓，两处井之间的距离也一定不小。
《庄子•天地》：“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隧不同于竖井，凿隧入井，隧是入井的通道，应该是有一定坡度的，人通过隧道逐渐下至井壁靠近水位的地方取水，再抱瓮出灌。这自然是相当麻烦的事，不如桔槔用力少而见功多。这里隧道只是竖井的附属，竖井仍不可少，否则子贡建议的桔槔也就无用武之地了。刘向《说苑•反质》也记载了类似的故事，说春秋时，“卫有五大夫，俱负缶而入井灌韭”，终日不过一区。说明竖井与地道结合的形式早已存在。
《墨子•备穴》：禽子问攻城之法：“古人有善攻者，穴土而入，缚柱施火，以坏吾城。”“审知(敌)穴之所在，穴而迎之。穴且遇，为颉皋……命有力者三人用颉皋冲之，灌以不洁十余石。”凿穴攻城类似后来汉李广利伐大宛时想用的战术，又自然让人想起老鼠打洞。此法施之于引水灌田，便成井渠。
要之，春秋战国时期，类似的井渠法已是常见常用的技术，被广泛用于开矿、引水、取水、攻城等工程或战事中。可以肯定，井渠技术至迟出现在春秋时期。至于大舜浚井的故事，也一定远在《孟子》成书之前就已见流传。
四 井渠法源于中国
龙首渠成，由于种种原因，在当时并未发挥实际的效用，类似龙首渠的井渠在汉代也未看到推广的迹象。20世纪70年代在郑国渠口上游250米处调查发现了一段长300余米的井渠，有7个砾石井坑，井下有暗渠相通。第1坑西是泾河河岸，第7坑以东12米接明渠。调查者认为这段井渠遗址就是始建于太始三年(公元前95年的)白渠渠首①。而水利史专家或认为西汉白渠在郑国渠南侧，从郑国渠开口引水；或认为白渠取水口在郑国渠渠首上游可能性较大。1986年经有关部门重新调查，认定白渠引泾口在距郑国渠引水口上游约1200米处，原来所谓白渠渠首的井渠遗址可能是清末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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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秦中行：《秦郑国渠渠首遗址调查记》，《文物》1974年第7期。
的一段半途而废的工程①。但是，龙首渠的意义就在于它体现的成熟的井渠技术，这一技术是我国本土起源的。
我国早期井渠或与井渠相类的工事多发生于西北地区，这里的土质直立性强，有产生和利用井渠技术的自然条件。井渠法出现以后，逐渐向西传播，影响今新疆地区。吐鲁番坎儿井就是目前尚在继续利用的井渠工程，20世纪初法国伯希和考察新疆后，以为坎儿井与波斯的地下水道颇为相似，中国的井渠法来自波斯，由中亚传入，时间大约在2500年前。由是王国维作《西域井渠考》②，据《史记•河渠书》关于龙首渠的记述予以驳斥，认为井渠原发中土，向西传播。现在我已考证我国井渠技术发生应不迟于春秋时期，加上中国固有的悠久的凿井历史，则井渠法产自中国可为不移之论。井渠行西北，近代林则徐被贬戍新疆初见坎儿井时，以为“水从土中穿穴而行，诚不可思议之事”③。如果对2000多年前“井下相通行水”的井渠有所了解，“水从土中穿穴而行”的坎儿井也就没什么“不可思议”的了。
井渠技术是中国古代的一大发明，可能由于历史太久，人们已不常提起。当我们惊叹于近世詹天佑设计开凿八达岭隧道铺设京张铁路的创举时，又有多少人会联想到他所使用的中间开井、井下向两头相对开凿隧道的方法正是中国春秋时期即已出现的井渠技术！
龙首渠的井渠遗迹是目前发现的能与文献记载相印证的最早的井渠实例，《史记•河渠书》说“井渠之生自此始”，秦始皇陵园内发现的排水井渠遗迹要比龙首渠井渠早得多，可以改正司马迁的说法。而在春秋战国时期，类似的井渠法就已是常见常用的技术被广泛应用，最为典型的事例就是湖北大冶铜绿山矿井遗址，不同高度的竖井与地下发达的巷道相连，这种开矿的技术完全可以照搬到井渠的开发上。可以肯定，我国井渠技术的出现绝不晚于春秋时期，这一考论更加有力地支持了中国井渠技术本土起源说。
第三节 陂塘灌溉
井灌和开渠引水灌溉多见于北方旱作农业区，而利用陂塘灌溉是古代南方灌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南方地区对陂塘的利用最早始于新石器时代水田灌溉系统中的小型水塘和蓄水坑，但春秋以前尚无相关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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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汪家伦、张芳：《中国农田水利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第95页；王兆麟：《陕西发现秦代郑国渠拦河坝和水库遗址》，《农业考古》1987年第2期。
②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三，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
③《林则徐日记》，中华书局，1962年，第448页。
所以夏商西周时期利用陂塘溉田的情况尚无从论述。据说春秋时楚令尹孙叔敖修芍陂。《后汉书•王景传》：王景为庐江太守，“郡界有楚相孙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淮南子•人间训》：“孙叔敖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楚)庄王知其可以为令尹也。”《太平御览》卷七十二《陂》：“《寿春图经》曰：‘芍陂在安丰县。’《淮南子》曰：‘楚相作期思之陂，灌雩娄之野。’又《舆地志》、崔耧《月令》云：‘孙叔敖作期思陂即此，是也。’故王景为庐江太守，重修起之，境内丰给。”《太平御览》杂糅了各种记载，又将《淮南子》“期思之水”为“期思之陂”，更使孙叔敖修芍陂成为1000多年来流行的传统说法。但是，历史上从来就没有期思陂，关于孙叔敖修芍陂之事也不见于《左传》等先秦文献，孔为廉、邢义田就认为，芍陂并非楚孙叔敖所建，也不是形成于秦汉之前，而可能成于公元前1世纪，此时的“技术的水准、政治的稳定和官员的努力等种种条件成熟，芍陂才具备足以支撑一个庞大灌溉系统的能力”①。如果芍陂是一项很重要的水利工程，那么《史记》《汉书》又为什么没有记载，特别是《史记•循吏列传•孙叔敖》甚至不见与水利相关的记述？王景建初八年(公元84年)迁庐江太守，他所见的“郡界”中的芍陂肯定不会是东汉初所修，西汉时期已经有芍陂，或许西汉以前就已存在，但肯定也不会是一个“庞大的灌溉系统”的主角，它所发挥的作用还没有足以引起司马迁和班固的注意。对芍陂的讨论并不抹杀汉代以前塘灌存在的事实。1980年，四川青川郝家坪战国秦墓(M50)出土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更修田律》木牍，详细记述了秦王派丞相甘茂等“更修为田律”及其实施的情况，文中就有与塘灌相关的“修波(陂)堤，利津梁”②。
东汉以后的芍陂是一个规模巨大的水库。事实上，小型的陂塘(或称陂池、水塘)在南方随处可见，文献多称陂池，它们作为鱼池，或用之灌田，或两种用途兼有，除非有与之相关的大事件，是不太引人注意的，这或许可以解释汉代以前缺少塘灌记载的原因。我们着眼于先秦两汉时期的塘灌，就不必只在早期大型陂池的问题上绕来绕去。
汉代的陂塘(池)很多，文献中所说的陂池之利多指水产之利。《史记•货殖列传》：“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实陂池而勿禁，虚宫馆而勿仞。”让陂池中聚落的百姓捕捞而不禁止。又，《汉书•东方朔传》：“今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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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孔为廉、邢义田：《历史与传统——芍陂、孙叔敖和一个流传不息的叙事》，《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②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青川县文物管理所：《四川青川县郝家坪战国墓群M50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14年第3期。
为苑，绝陂池水泽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国家之用，下夺农桑之业。”汉政府在陂池多的郡设有主管陂池水泽之利的部门。《汉书•地理志》：“九江郡……有陂官、湖官。”陂官所职掌的应该还包括与陂池相关的农田灌溉用水。水资源的分配本来就是地方官的职责，《汉书•循吏传》记召信臣为南阳太守，“行视郡中水泉，开通沟渎，起水门提阏凡数十处，以广溉灌……。信臣为民作均水约束，刻石立于田畔，以防分争。”《后汉书•李杜列传》又记，光武时南阳太守杜诗“造作水排，铸为农器……。又修治陂池，广拓土田，郡内比室殷足”。
汉代有了明确的陂塘溉田的记述。《淮南子•说林训》：“十顷之陂，可以灌四十顷，一顷之陂，可以灌四顷，大小之衰然。”《汉书•翟方进传》：“汝南旧有鸿隙大陂，郡以为饶，成帝时，关东数水，陂溢为害。方进为相，与御史大夫孔光共遣掾行视，以为决去陂水，其地肥美，省堤防费而无水忧，遂奏罢之。……王莽时常枯旱，郡中追怨方进。”枯旱之时人们自然想起原来的陂塘灌注之利。《汉书•灌夫传》说灌夫“波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颍川”，“波池”也就是“陂池”，这里可能也取其鱼鳖之利，但与田园并列出现，灌田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陂塘灌溉之事常为文献所列举，说明西汉塘灌有了明显的发展，并在农田水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东汉塘灌持续发展，陂塘工程遍布南方各地。目前所知的陂塘工程绝大多数分布于淮河流域和汉水流域。《水经注》记载的291项陂塘工程，兴建于汉代的有20项，14项分布在河南、安徽，未注明兴建时代的173项工程中，分布于河南、安徽、湖北和苏北的占60%，它们中的大多数也修建于东汉时期①。
秦汉时期成都一带的水塘也特别多。如《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蜀郡郡守张若，“其筑城取土，去城十里，因以养鱼，今万岁池是也。……城北又有墉池，城东有千秋池，冬夏不竭，其园囿因之。平阳山亦有池泽，蜀之渔畋之地也。”其他的无名水塘一定也很多。西南地区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和陕西汉中等地汉墓，从西汉晚期开始流行随葬水塘和田地模型的葬俗，有单独的水塘，也有与农田相连的水塘，不但显示了水塘在当时数量之多，也反映了水塘与农田灌溉的密切关系。
考古发现的水塘模型多与水田相连，共同形成长方形或圆形的外廓，有的考古报告称为水田模型。如四川西昌周屯东汉早期墓出土的水田模型，水田一端的中间附一近方形的水池，有进、排水孔道通向池外。田内以多道弯曲的泥条为埂将田分为数块，田内有阴线刻划，表示排列整齐的秧苗，另有许多鱼、鳖、鸭、藕、菱角、荷叶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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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汪家伦、张芳：《中国农田水利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第106页。
生动植物(见图3-5，3)①。四川彭山崖墓出土的水田模型，水塘被塘坝横向分割于一端，另一端由水渠纵向分为两格，水渠与塘坝相交处有进水孔相通②。2005年重庆奉节营盘包、桂井东汉墓出土的陶水塘，平面为长方形，有向外伸展的宽平沿，塘中央有一段横向低坝伸至塘中间位置，形成缺口，低坝一侧有鱼、鳖、莲蓬和菱角的堆塑，另一侧空白，表示分别为水塘和水田两部分③。四川都江堰市崇义乡东汉墓出土石质水田模型也由塘坝分隔为左、右两部分，面积大的部分应为水田，相邻的水塘内有雕刻的田螺，水塘一侧为逐级下降的三层梯田(见图3-6，2)④。贵州赫章可乐东汉墓出土的水田模型，长方形，一半为水塘，一半为水田，水塘中有田螺3个，田分四格，内各有田螺1个⑤。
陕西汉中出土的陂池稻田模型长60、宽37厘米，四边围有高6.5～10厘米的沿，中间有一高7厘米的横坝将模型分为两半，分别代表陂池和稻田。稻田部分略大，底上有戳点成行的秧墩。陂池中塑有鱼、鳖、螺、菱角等，稻田以“十”字形田埂分为四块。坝中部安装闸门，有合为一体的闸墩和闸槽。出水口为拱形，通过闸门的升降可以控制灌溉水量，而出水口正对水田的一条田埂，以便让水分流到两边田块中⑥。这是目前所见灌溉设施刻画最细致、最复杂的一例。
圆形水田模型多作圆盘或盆状，见于云、贵两地，四川和重庆等地也有少量发现。圆盘之内多以田埂或塘坝将其分为水塘和水田。贵州兴义汉墓出土的水田模型，盆底大半为稻田，稻田又分四块，刻划有整齐的稻行，小半为水塘，塘内有鱼、荷叶、荷花、莲蓬、菱角等。田埂一端留有通水缺口，田、塘间堰坝的中段有通水涵洞一个(见图3-5，6)⑦。云南大理出土的盆形水田模型，盆中央有断面呈T形的分隔堤，一边有鱼、螺、荷等8件水生动植物，代表水塘，一边仅有3个螺状物，代表水田。堤埂中央有方形出水孔，孔边设V形推拉式闸门⑧。圆形水田陂塘模型还见于贵州兴仁交乐⑨、云南呈贡和通海东汉墓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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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凉山州博物馆：《四川凉山西昌发现东汉、蜀汉墓》，《考古》1990年第5期。
②南京博物院：《四川彭山汉代崖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41～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