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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新唐书》卷四《则天皇后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85页。
恩浃洽，嘉贶骈阗，当雍州之福地，在汉都之新邑。圣渚潜开，神峰欻见。政平而涌，自荡于云日，德茂而生，非乘于风雨。游龙蜿蜿，疑呈八卦之图，鸣凤嗈嗈，似发五音之奏。仙蚕曳茧，美稼抽芒，一人有合于天心，百姓不知其帝力。方验镇星垂象，山萌辅地之征，太岁加年，水兆载坤之应。天人交际，影响合符。雷雨既作，嘉气冲于三象，钟石以陈，欢心动于万物。臣幸忝簪带，滥守藩隅，不获驰苍阙而拜手，望紫庭而继足。殊祥踵至，宝算无疆，厚赉傍沾，群生幸甚，不任悚踊之至。谨遣某官奉表以闻。①
崔融的贺表是有代表性的，应该是《通鉴》所谓“四方表贺”之一，为朝廷获得上天的赞许而欢呼雀跃。因为庆山的出现，证明了政治清平，道德昌盛，总之是天意赞美的充分表达。与这类来自政治系统的、正规而众多的四方表贺相比，俞文俊的上书不仅数量极少，而且反对立场鲜明。他认为朝廷现在女人处阳位，导致阴阳颠倒，新山的出现不是庆山而是灾异，是上天警示的“天谴”。同样的一个自然现象，正反双方都在利用同一种理论加以论证，或看作是祥瑞，或看作是灾异。毫无疑问，俞文俊这样的人物是绝对少数，他努力给武则天的朝廷添乱，最后受到打击是必然的。
就官场个人而言，在武则天的造神时代，存在两条路径的选择，而选择的不同会导致截然相反的结果。在中央掌控强大的权力和无限的资源的背景下，顺从与反对，决然成就两种人生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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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全唐文新编》卷二一八，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2485页。
而绝大多数人的选择是顺从，敢于出面反对的只能是凤毛麟角。于是，首先我们得承认，就武则天时期而言，祥瑞是武则天造神政治运动的一部分，至少从表面看上去，当时的祥瑞铺天盖地，人人争言祥瑞。而《沙州图经》等为代表的文献，就留下了这个时期的主要证据。
三、后武则天时代的批判
上文论证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武则天有意识地利用了当时的意识形态，大造舆论，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所谓符瑞之类，就是这场造神运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管后来的人如何批判，就当时的情形而言，因为武则天拥有的政治资源丰富，加上稳固的国家政权掌控，投机者自然会纷至沓来，即使有人心中并不支持，也难以直接反对，所以武则天的造神运动确实赢得了浩大声势。就武则天造神运动而言，这是第一现场，或者是历史事件本身。但是，随着武周政权的失败、李唐王朝的恢复，武则天称帝本身成为批判的对象，那么伴随着称帝的种种行为也不再合法。揭露武则天“好祥瑞”的书写与文字，是否定武则天称帝整体运动的一部分。如果说，武则天当初的造神运动充分利用了祥瑞，那么还是这些祥瑞，如今又成为武则天走下神坛的因素，而且，无论政治力度还是功能，与当初并无二致。
揭露造神运动的荒谬，方法并不复杂。如果说，造神运动是依靠天意显现来完成的话，那么揭露的方法无非就是拆穿真相，证明天意并不存在，只有人为的制造。如今，我们看到武则天的祥瑞故事，更多的就是这种批判产物。且看如下一些文字：
1.胡庆造伪
襄州人胡庆以丹漆书龟腹曰：“天子万万年。”诣阙献之。昭德以刀刮尽，奏请付法。太后曰：“此心亦无恶。”命释之。①
2.猫与鹦鹉共处
太后习猫，使与鹦鹉共处，出示百官。传观未遍，猫饥，搏鹦鹉食之，太后甚惭。②
3.梨花开
太后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宰相皆以为瑞。杜景俭独曰：“今草木黄落，而此更发荣，阴阳不时，咎在臣等。”因拜谢。太后曰：“卿真宰相也！”③
4.大足
春，正月，丁丑，以成州言佛迹见，改元大足。④
5.三月瑞雪
是月，大雪，苏味道以为瑞，帅百官入贺。殿中侍御史王求礼止之曰：“三月雪为瑞雪，腊月雷为瑞雷乎？”味道不从。既入，求礼独不贺，进言曰：“今阳和布气，草木发荣，而寒雪为灾，岂得诬以为瑞！贺者皆谄谀之士也。”太后为之罢朝。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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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治通鉴》卷二〇五，长寿元年，第6468页。
② 《资治通鉴》卷二〇五，第6484页。
③ 《资治通鉴》卷二〇五，延载元年九月，第6497页。
④ 《资治通鉴》卷二〇七，第6554页。
⑤ 《资治通鉴》卷二〇七，长安元年三月，第6554页。
以上罗列，限于眼界，绝不尽数，但可以据此进行一些研究尝试。①
除了这些文字以外，我们看到还有继续揭露的书写，而有些书写又走向另外一个极端，用想象和伪证去揭露武则天当时造神运动的虚假。比如，有关大足元年（701）改元之事，有一种说法就是特别滑稽的。《朝野佥载》是这样书写的：
则天好祯祥，拾遗朱前疑说梦云，则天发白更黑，齿落更生，即授都官郎中。司刑寺囚三百余人，秋分后无计可作，乃于圜狱外罗墙角边作圣人迹，长五尺。至夜半，三百人一时大叫。内使推问，云：“昨夜有圣人见，身长三丈，面作金色，云‘汝等并冤枉，不须怕惧。天子万年，即有恩赦放汝’。”把火照之，见有巨迹，即大赦天下，改为大足元年。②
《通鉴考异》注意到这条资料，但没有采纳，理由是：“改元在春不在秋，又无赦。今不取。”所以，《通鉴》采用上文的第4的写法③。而《朝野佥载》这种书写，走到了另一极端，司马光的《通鉴》在揭露武则天方面是积极的，但是也无法同意这种以伪证伪的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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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佳楠：《试谈武则天利用符瑞的原因及特点》（《乾陵文化研究》五，西安：三秦出版社，2010年，第30—39页）作《武则天利用祥瑞灾异表》，统计过武则天时期的符瑞，把高宗时期的符瑞也统计进来，而真正属于武则天时期的可惜却有不少遗漏。
② 《朝野佥载》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72—73页。
③《资治通鉴》卷二〇七，第6554页。
三足牛和三足鸟的故事，无法证明他们的关系，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功能，即拆穿武则天符瑞把戏。三足鸟的故事，《朝野佥载》引自《唐书》，但现在的两《唐书》皆无记载。另外《太平御览》也引用了《唐书》这一条，其文作：
天授元年，有进三足乌者，天后以为周室嘉瑞。睿宗时为皇嗣，言曰：“乌前足伪。”天后不悦。须臾，一足坠地。果如其言。①
根据吴玉贵先生的研究，此文确实属于《旧唐书》②。
有关三足鸟的故事，在《南部新书》里，有更深一步的“揭露”，其文曰：
天后时，有献三足鸟者，左右或言一足伪耳。天后笑曰：“但令史册书之，安用察其真伪。”③
用武则天亲口说出的话来证明，武则天对于献瑞的态度过于实用主义，甚至可以公然罔顾事实，不仅欺骗当今，还要欺骗历史。但武则天能否如此愚蠢地自我拆台，大可怀疑。
襄州人胡庆以丹漆书龟腹伪造符瑞的事，当李昭德揭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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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太平御览》卷九二〇，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4083页。
②吴玉贵：《唐书辑校》下，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155—1156页。
③《南部新书》戊，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71页。
“奏请付法”的时候，太后曰：“此心亦无恶。”命释之①。这跟三足鸟的故事异曲同工，证明武则天并不在乎符瑞的真实与否，直欺天意。虽然后一故事有《通鉴》记载，但武则天如此明目张胆地作伪，显然并不利于武则天的权威统治，恐怕太低估了武则天的智力。所以，很怀疑这也是揭露批判时代的另一种极端表现。
根据《朝野佥载》的另一记载，武则天统治初期确实符瑞泛滥，后来发现多是人为的假象，便宣告停止。其文曰：
唐同泰于洛水得白石紫文，云“圣母临水，永昌帝业”，进之，授五品果毅，置永昌县。乃是白石凿作字，以紫石末和药嵌之。后并州文水县于谷中得一石还如此，有“武兴”字，改文水为武兴县。自是往往作之。后知其伪，不复采用，乃止。②
对于武则天及其武周而言，允许公然伪造符瑞，显然是有损政治权威的，不仅天命难以证明，反而是愚弄天意，在政治上也绝对得不偿失。所以，这个记载应该可信。最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在那个时代，对于天人感应学说，不仅仅是一套政治语言和符号，更重要的是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即人们普遍相信。造神运动有荒诞的部分，但是作为主持者，起码不能破坏了人们信仰的底线，大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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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事《朝野佥载》也有记载，略有不同。其文曰：襄州胡延庆得一龟，以丹漆书其腹曰“天子万万年”以进之。凤阁侍郎李昭德以刀刮之并尽，奏请付法。则天曰：“此非恶心也，舍而勿问。”见《朝野佥载》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72页。
② 《朝野佥载》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72—73页。
势是为了让人们更加相信而不是引发人们的疑心。即使有人伪造，如武承嗣那样，造伪者一定是小心翼翼地躲在暗处。
武承嗣造伪，其实也是后来批判运动中才得以揭发出来的。最初，从《新唐书》的记载来看，武承嗣所发现的符瑞很符合第一现场的气氛。垂拱四年“五月庚申，得‘宝图’于洛水。乙亥，加尊号为圣母神皇”①。《新唐书》不言宝图的造伪问题，而《旧唐书》则予以揭露，其文曰：
夏四月，魏王武承嗣伪造瑞石，文云：“圣母临人，永昌帝业。”令雍州人唐同泰表称获之洛水。皇太后大悦，号其石为“宝图”，擢授同泰游击将军。②
至《资治通鉴》，则书写更加详细，其文为：
武承嗣使凿白石为文曰：“圣母临人，永昌帝业。”末紫石杂药物填之。庚午，使雍州人唐同泰奉表献之，称获之于洛水。太后喜，命其石曰“宝图”，擢同泰为游击将军。五月，戊辰，诏当亲拜洛，受“宝图”；有事南郊，先谢昊天；礼毕，御明堂，朝群臣。命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以拜洛前十日集神都。乙亥，太后加尊号为圣母神皇。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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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唐书》卷四《则天皇后本纪》，第87页。
② 《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第119页。
③ 《资治通鉴》卷二〇四，垂拱四年四月—五月，第6448页。
《旧唐书》开始揭露武承嗣指使人造伪，伪造的人就是唐同泰。而《通鉴》更进一步指出唐同泰使用了什么具体材料充填凿痕。可以想见的是，如此清楚地了解武承嗣造伪，甚至造伪手段都无一不在掌握之内，这些信息的获得时间肯定不是武则天的时代，一定是在后武则天时代。
那么，同样还是这件事，在武则天时代则是另外一种存在。《全唐文》中保留的李峤代表朝廷百官书写的贺表，称作《为百寮贺瑞石表》，就可以看作当时朝廷的主流表态。节其文如下，以观贺表的写作：
……伏见雍州永安县人唐同泰，于洛水中得瑞石一枚，上有紫脉成文曰“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八字。臣等抃窥灵迹，骇瞩珍图，俯仰殊观，相趋动色。窃惟圣德奉天，递为先后，神道助教，相因发明。陛下对越昭升，钦若扶揖，允塞人祇之望，实当天地之心，所以幽赞嘉兆，傍通景贶。且人称同泰，县实永安，姓氏将国号元符，土地与石文明应。表里潜会，枢机冥发，明宴坐之逾昌，验皇基之永泰。则自然之无眹，不测之谓神。非夫道格昊苍，德充幽显，岂能发何言之微旨，臻不召之灵物。考皇图于金册，搜瑞典于瑶编，则有虫蠹成文，鱼鳞吐匣，丹书集于昌户，绿错荐于尧坛。或词隐密微，或气藏谶纬，莫究天人之际，罕甄神秘之心，未有昭圣毓灵，发祥祉，明白显著，烛曜晖光，若斯之盛者也……臣等遇偶休明，荣参簪笏。千年旦暮，邀逢累圣之期。百辟歌讴，喜属三灵之庆，无任凫藻踊跃之至。谨奉表诣阙陈贺以闻。①
李峤是武则天时代的朝廷大手笔，其文笔且不必说，就其思想而言，绝对代表朝廷的精神，就事实层面而言，也与后来的叙述丝丝入扣，节拍符合。此事后来大逆转，当是大环境改变造成的。武承嗣死于武则天之前，生前没有遭受清算，真正的后武则天时代的到来，已经是开元时代了。或许当时唐同泰依然健在，应该只有他的证词才能说明瑞石的具体制造过程②。
后武则天时代，对武则天的批判与否定，重点在于武周政权。而否定武周政权的合法性，则无法不对武则天的祥瑞展开批判。武则天时代，证明武则天拥有天命并不是难题，而否定武则天的祥瑞却是事态严重。同样，武则天要把这些证明自己天命的文字写入她的实录，写入当时的国史，自然也不困难。删除武则天的自吹自擂，这在后武则天时代，在批判武则天的运动中，很容易理解。现在所知的武则天应征和符瑞也保留不多，比如《唐会要》《册府元龟》中，在《应征》和《祥瑞》的专题中，都没有武则天的数据，而武则天时代一定存在这些数据。所以，现在所见传世文献，应该存在一个删除武则天祥瑞等数据的过程，而这只能在后武则天时代才会发生。当然，如《全唐文》中的部分文献，敦煌所藏的《沙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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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全唐文新编》卷二四三，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2742页。
② 孙英刚近来对此又有新解，认为庆山问题也有佛教理论背景。见其大论《庆山还是祗阇崛山：重译〈宝雨经〉与武周政权之关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系：《中古世界的佛法与王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会议用论文集），现收入作者《神文时代——谶纬、术数与中古政治研究》，作为中篇第四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85—310页。
图经》等，应该属于漏网之鱼，也可以叫作删除未尽。
这其中，最典型的应属袁天纲相面之事。一方面，在袁天纲传中，并不回避，直接写入了袁天纲为幼年武则天相面之事，同时在《旧唐书•方伎列传》的序言又指出：“国史载袁天纲前知武后，恐匪格言，而李淳风删方伎书，备言其要。旧本录崔善为已下，此深于其术者，兼桑门道士方伎等，并附此篇。”①其中，所谓“袁天纲前知武后，恐匪格言”是对袁天纲为武则天算命一事的批评，但是因为旧史记载清楚“备言其要”，《旧唐书》只好接受保持原样，仅仅在序言中表达怀疑而已。李君羡故事也是一样。武则天时代把这些证明自己革命合法论的证据渗透在国史之中，后来删除未尽，再后来的人尊重故事，不敢删除，于是有所保存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