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上述这种观点来检验战争的实践情况，可以明显看到：用战车拖曳树枝飞驰而扬起尘埃，是用“示形”之法伪装军队众多之状以迷惑敌人；采用逐日减少锅灶之法，是用以伪装士卒日益减员之状欺骗敌人；交战中虽然勇猛但不坚强持久，面对敌人而迅速撤离，是以示形伪装后退之状以欺骗敌人；探察山林川泽之险，没有不到之处，是示形伪装进攻之状以迷惑敌人；用油彩涂过帐幕覆盖在树丛之上，是示形伪装阵容强大之状以逗骗敌人；放倒军旗，停敲战鼓，寂静得如同无人，是示形伪装兵力弱小之状以迷惑敌人。因此说，用兵作战的方式方法，就像制陶工匠以水和泥、制钟之人冶炼金属一样，可以把陶器做成方的或圆的，可以把金属铸成钟或者鼎。金属和泥土是没有固定形状的，它是依据人工制成的样子来命名的；与敌交战对阵也是没有固定不变的态势的，它是根据敌情的变化决定作战方式方法的。
所以，作战中的“示形”之法运用到极其巧妙的时候，就可以达到不露任何行迹；不露任何行迹时，即使有深藏的间谍也窥察不到我军的企图，再聪明的敌人也想不出对付我军的谋略方法。根据敌情变化而灵活运用战略战术，即便把制敌取胜的办法摆在敌人面前，众人仍然不能看出其中的奥妙；人们只能知道我军用以战胜敌人的作战方式方法，但却不能知道我军是怎样灵活运用这些方式方法取胜的。作战方式方法的“形”，如果不依赖于“神”的智谋的灵活运用，就不能产生变化不同的各种战法；“神”的智谋，如果不依据敌情的实际来制定，就不能成为制敌取胜的有效计策。因此，正如水流是随着地势的不同而变化其形态一样，用兵打仗也是根据不同的敌情而制定其相应的取胜方针谋略的。
[解说]
《兵形篇》是《太白阴经》卷二《人谋下》之第十篇。该篇是作者李筌以朴素的唯物辩证观点，从分析“形”与“神”二者的相互关系入手，着重阐述用兵打仗中的军事实力与军事谋略的相互关系及其作用的重要篇章。
形神，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对重要范畴，专门论述“形体”与“精神”的相互关系与作用问题。在我国哲学史上，给这一对哲学范畴以明确唯物主义回答的，当首推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荀子。他说：“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藏焉。”（见《荀子•天论篇》）明确肯定先有形体后有精神，从而揭示了物质（即“形”）第一性、精神（即“神”）第二性的唯物主义客观真理。到了西汉时期，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在其论述道家学说时进一步指出：“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也。”（见《史记•太史公自序》）阐明了有思想意识的人而集于一身的“形神”二者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辩证关系。东汉哲学家桓谭在其《新论•形神》中指明：“精神居形体，犹火之然（同‘燃’）烛矣。”西汉著名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则指出：“人之精神，藏于形体之内，犹粟米在囊橐之中也。死而形体朽，精气散，犹囊橐穿败，粟米弃出也。”（见《论衡•论死篇》）上述我国古代诸多哲学家这些形象生动的论述观点，实际上都是坚持了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唯物主义原则，给东汉时期流行的谶纬神秘主义邪说以有力批驳和打击。到了南朝齐梁时期，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无神论者范缜在其《神灭论》一书中，从“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的“形神相即”的根本命题出发，论证了形体与精神是“质”与“用”的关系，亦即“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范缜认为，形与神的关系，如同“刀刃”实体与刀刃的“锋利”作用二者的关系一样、人的精神只是人的形体的一种作用，而形体则是精神所以从属的物质实体，精神不能离开形体而独立存在，它是随着形体的存在而存在，随着形体的死亡而散灭。范缜的唯物主义“神灭”论，不仅有力地驳斥了佛教那种认为“人死灵魂不灭”的唯心主义迷信思想，而且对推动后来无神论和反佛斗争的发展起了积极影响作用。
唐代兵学家李筌正是在继承前贤唯物主义思想的前提下，创造性地运用“形神”这对哲学范畴于军事斗争领域，首开兵家直接从哲学高度来观察和研究战争的物质与精神二者关系的先例。综观《兵形篇》全文，不难看出，李筌运用“形神”这对哲学范畴研究古代战争，主要阐明了如下三个重要思想观点：
一是阐明了战争中的“形”和“神”各自的内涵与实质。李筌开篇伊始，即从哲学的高度提出了“夫兵之兴也，有形有神”的重要命题，认为用兵打仗，既离不开“形”，也离不开“神”。那么，何谓军事上的“形”与“神”呢？作者明确指出：“旗帜金革依于形，智谋计事依于神。”显而易见，李筌所谓的“形”是指“旗帜金革”之类的有形之物，这实际是指由人和武器装备所构成的军事实力；而其所谓的“神”，则是指“智谋计事”之类无形的精神东西，实质是指由将帅所运筹的“军事谋略”。从哲学唯物论角度来观察，“形”是客观的物质的因素，是具体有形而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而“神”则是主观的精神的因素，是无形而看不见、摸不着的。这样，作者便赋予军事上的“形”与“神”以浓厚的哲学色彩，从而形成了《太白阴经》一书论兵的军事哲学特色。李筌坚定地认为，在军事斗争中，唯其做到“有形有神”，形神紧密结合，才可以兴兵打仗，赢得战争的胜利。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思想观点。
二是阐明了战争中的“形”与“神”二者的相互关系及其基本特征与作用。关于“形”与“神”二者的相互关系和作用问题，李筌指出：“战胜攻取，形之事，而用在神；虚实变化，神之功，而用在形。”这就是说，作者认为，战胜敌人、攻取城邑，是靠军事实力来实现的（即“形之事”），但军事实力效用的发挥却在于将帅运用谋略以正确组织指挥（即“用在神”）；而巧妙运用虚实变化之术，又是将帅谋略运筹的功能之充分展现（即“神之功”），但将帅谋略运筹功能的展现最终又是通过军事实力来实现的（即“用在形”）。李筌以环环相扣的严密逻辑推理，正确而清楚地揭示了战争中的“形”与“神”二者是一种相互依存、互为作用的辩证关系。唯有真正懂得“形”与“神”这种辩证关系，才能在作战运筹中掌握和运用“虚实变化”之术，从而在军事斗争中达成“战胜攻取”的实战效果。
李筌还对军事领域之“形”与“神”各自的特征及其具体作用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他说：“形粗而神细，形无物而不鉴，神无物而不察。形诳而惑事其外，神密而圆事其内。”这可以说是作者对“形”与“神”各自的基本特征及其作用问题的概括阐述之基本观点。李筌所谓之“形粗”，实质是说军事实力的“形”具有外现的可视性，即“旗帜金革”及其兵员士卒是可以看得见的；所谓“神细”，实质是说军事谋略的“神”具有内伏的隐蔽性，即将帅运筹帷幄的“智谋计事”是不可外露而为敌人所知的。这种“形粗”外现的可视性与“神细”内伏的隐蔽性，是作者李筌所论军事领域“形”与“神”二者的基本特征之一。李筌所谓“形无物而不鉴”，是说“形”者无物而不反映；所谓“神无物而不察”，是说“神”者无物而不洞察，“形”与“神”二者以其密不可分的关系而共处于战争之“物”中。这是作者李筌所论军事领域“形”与“神”的又一基本特征。李筌所谓“形诳而惑事其外，神密而圆事其内"，说的是“形”与“神”各自独特的作用及其表现方式手段：“形”的作用，是以诳骗迷惑为手段服务于战争而表现在外；“神”的作用，是以严密周全的方式服务于战争而隐蔽在内。李筌认为，“形”与“神”二者在战争中的作用若能得以充分而巧妙地发挥，就会呈现“观其形不见其神，见其神不见其事”的状态，从而达到迷惑敌人、战胜敌人的战略目的。为了进一步论证“形”与“神”在战争中的这种作用，李筌列举了战争史上曾以“示形惑敌”谋略而战胜敌人的事例，诸如春秋时期晋将栾枝运用“曳柴扬尘，形其众”之谋诱敌深入而战胜了楚军、战国时期齐国军师孙膑运用“减灶灭火，形其寡”之谋而消灭了追击中的魏将庞涓，南朝时期梁将王僧辩运用“偃旗息鼓，寂若无人，形其弱”之谋而杀退叛将侯景，等等，有力地验证了“形”与“神”二者在战争中各自独特的作用及其表现方式手段。应当说，李筌此种论证是生动深刻而有说服力的。
三是阐明了“形不因神，不能为变化；神不因敌，不能为智谋”的辩证道理。这里应当指出的是，本篇所讲的“形”，李筌所赋予的涵义，除了前面所述是指军事实力外，还指组织指挥兵力对敌作战时所采用的战阵布势以及作战方式方法等有状可见的行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者李筌又提出了“战阵无常势，因敌以为形”的重要观点。他认为，用兵作战是没有固定不变的方法模式的，正像制陶工匠制作陶器、铸铁工匠制作钟鼎一样，完全是“因工以立名”，即根据实际需要想做什么器物就起什么名字。基于此种认识，李筌进一步指出：“兵之极，至于无形。”意思是说，以谋略用兵达到极妙之境界时，可以不露任何军事行迹。他认为，用兵唯有达到此种“无形”的境界，才能使深藏于内部的间谍无法窥探我军的谋略企图，即使再聪明的敌人也想不出对付我军的办法来。为达成此种用兵“至于无形”的极致境界，李筌这里重申《孙子兵法•虚实篇》的思想，强调“因形而措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更为可贵的是，李筌再一次从“形”与“神”二者相互关系的角度，阐明了“形不因神，不能为变化；神不因敌，不能为智谋"的辩证道理，从而得出"兵因敌而制胜"的重要用兵指导原则。
从我国现存的浩瀚古代兵书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形”的这一概念，最早见之于《孙子兵法•形篇》。从该篇所论内容看，大军事家孙武提出的“形”概念，是指人与武器装备结合的军事实力。就是说，孙子充分认识到军事实力对赢得战争胜利的重要作用，没有雄厚的优势军事实力是不可能取得对敌战争胜利的。同时，我们从《孙子兵法》的《计篇》、《谋攻篇》等篇目中，又可看到孙子对军事谋略在战争中无可替代的重要指导意义的精辟论述。但是，孙子并没有把军事谋略升华到主观的精神因素（即“神”）的高度，与军事实力这种客观的物质因素（即“形”）联系起来，从哲学的层面阐明“形”与“神”二者相互依存、互为作用的辩证关系。而唐代兵学家李筌，不但看到了军事实力的“形”与军事谋略的“神”二者各自不同的特征和作用，而且从哲学的高度，巧妙运用“形神”这对范畴，深刻阐明了军事实力与军事谋略二者在战争实践中相互依存、互为作用的辩证关系，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应当说，这是唐代兵学家李筌对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所做出的前所未有的贡献。
作战篇第二十一
[原文]
经曰：昔之善战者，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圆则行，方则止。①行者，非能行，而势不得不行；止者，非能止，而势不得不止。
夫战人②者，自斗于其地则散③，投之于死地则战④。散者，非能散，势不得不散；战者，非能战，势不得不战。行止不在于木石，而制在于人；散战不在于人，而制在于势。此因势而战人也。
夫未见利而战，虽众必败；见利而战，虽寡必胜。利者，彼之所短，我之所长也。见利而起，无利则止。见利乘时，帝王之资。故曰：时之至，间不容息⑤，先之则太过，后之则不及。见利不失，遭时不疑，失利后时，反受其害。⑥疾雷不及掩耳⑦，卒电不及瞑目⑧；赴之若惊，用之若狂。此因利之战人也。
夫战者，左川泽，右邱陵，背高向下，处生击死⑨，此平地之战人也。逼敌无近于水，彼知不免，致死⑩拒我，困兽犹斗⑪，蜂虿有毒⑫，况于人乎？令其半济而击之，前者知免，后者慕之，蔑有斗心。⑬敌逆水而来，迎之于水内。此水上之战人也。
左右山陵，奚谷险狭，与敌相遇，我则金鼓蔽山⑭，旗帜依林⑮，登高远斥⑯，出没人马。此山谷之战人也。
势利者，兵之便；山水平陆者，战之地。夫善用兵者，以便胜，以地强，以谋取，此势之战人也。如建瓴水于高宇之上⑰，砉然⑱而无滞霤⑲；又如破竹，数节之后，迎刃自解，无复著手。⑳
[注释]
①“昔之善战者”至“方则止”诸句：语出《孙子兵法•势篇》，但本篇这里是摘要引录。木石，即木头和石头。
②战人：语出《孙子兵法•势篇》。此谓统率部众与敌作战。（说见杨炳安《孙子会笺•势篇》）
③自斗于其地则散：语本《孙子兵法•九地篇》“诸侯自战其地为散地”之义。
④投之于死地则战：语本《孙子兵法•九地篇》“死地则战”之义。
⑤间不容息：谓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通常用以形容时间短暂急促。
⑥“见利不失，遭时不疑”至“反受其害”诸句：语出《六韬•龙韬•军势》。遭时，《六韬》原作“遇时”，义同。其害，《六韬》原作“其殃”，义同。
⑦“疾雷不及掩耳”至“用之若狂”诸句：语出《六韬•龙韬•军势》。疾雷，急遽发出的雷声。通常用以形容事情来得突然。
⑧卒电不及瞑目：卒电（cù—），《六韬》原作“迅电”，义同，谓突然闪电。瞑目（míng —），闭目，合上眼睛。
⑨处生击死：谓据于生地而攻击处于死地之敌。生，指地势高的地方；死，指地势低的地方。说见《淮南子•地形训》：“高者为生，下者为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