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由计委李主任汇报。关隐达优雅地喝着茶，感觉自己正在做一件很庄严的事情。规划本是宏观而抽象的，而他此时的憧憬却是具体而真切的。他希望从此以后，黎南会有一个好的发展规划，今后各届县委都能一以贯之，不再李书记一套张书记一套。
计委李主任汇报完了，大家就开始讨论。政协主席刘志善先发表了意见。不料他话说得委婉，意思分明是否定这个发展规划。
关隐达事先没有想到刘志善会这样。平时开会，通常是大家无关痛痒地说一通，然后书记拍一板，事情就定了。关隐达早就看出这种决策程序貌似民主和科学，其实还是一言堂。因为看上去到会的各位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似乎体现了充分的民主，然后最高决策者集中大家的意见，做出决定。一些决定全局的大事就这么定下来了。好像谁也说不出这决策过程的毛病。这是民主集中制啊！事实上不是这么回事。会上决策的事情，事先大家并不一定都接触过，情况不清楚。到会的除了县级领导，就是各部门的头儿，大家不可能熟悉各行各业的工作。只是会上临时发个材料给你，你一时还没吃透材料，你却要发言了。有时会议准备得仓促，材料都不一定发一个。再说，人在官场上混久了，难免学会了看风向说话，多半顺着领导的决策意图发表意见，所谈的无非是毫无意义的附和。大家发起言来，总是谦虚地说，我谈点个人意见，不一定对。可你别太指望他们会谈什么个人意见。你听他们滔滔不绝，更感觉他们像是在卖弄口才。不发言是不行的，大家会说你胸无经纬。万一没有说的，不妨把别人说过的话再重复一遍。如果重复了别人的话又觉得不好意思呢？就补充说，这一点，我同意某某同志的意见。
关隐达想克服这种决策的弊端。他想下决心组织一批有头脑有责任的专业人员，组成一个松散型的决策咨询班子，就一些大的决策问题预先进行研究。再就是规范会议制度，凡是须提交县委研究的重大事项，务必事先准备好有关文字材料，并提前发给有关人员。现在，他构想中的咨询班子还没来得及成立，但这个发展规划参考过北京专家的研究成果，他心里还是比较踏实的。为了不让大家到会时不得要领，他指示计委提前就将发展规划的讨论稿送给各位到会人员。他原想这一次会议将开得很成功，没想到刘志善发表了如此高见。有不同意见本是正常的，只是刘志善用心不良。弄得不好，大家的思维让刘志善的发言一引导，接下来的意见就一边倒，关隐达的宏图大略就告吹了。
刘志善一说完，关隐达就微笑着说：“刘主席的意见很好。
大家继续发表意见。这个讨论稿早就发给大家了，大家是不是认真看了？”说到这里，关隐达吸了口烟，有意停顿了一下。
在座的便不由自主地拿起几案上的材料。他猜想只怕有个别人不一定看过了。他环视一下会场，又说：“请各位充分发表意见。我建议，大家发言不要说套话，直接人题。也不用忌讳什么，说自己想说的话。只要是大家自己认真思考过的意见，哪怕有些偏颇，我想也是有价值的。重要的是说自己的话，不要几句套话就敷衍了。刚才刘主席的意见就让我很有启发。当然也不一定对这么一大本发展规划提出全面的意见，重点提一提自己最关心或者最熟悉的也行。各种意见都可以提。讨论嘛，就是为了把这个规划弄得完善一点。”
关隐达反复说要大家说自己的意见，用意就是让大家别受刘志善的影响。他相信在座各位这一点理解力还是有的。
王永坦接着发言，说：
“这个规划讨论稿在形成过程中，我同关书记听过多次汇报，有些意见都提过了，这里就没有具体意见补充。”说完这几句，他便重复一下关隐达刚才讲的意思，让大家畅所欲言。王永坦现在虽然仍是代理县长，但地委已预先任命他为县委副书记了，所以他说话的分量便不同了，无形当中替关隐达加重了一块砝码。大家便按关隐达预想的那样，建设性地讨论下去了。
大家整整讨论了一天，会议原则同意了这个规划。关隐达在拍板时，说到工业问题，全场鸦雀无声。大家最关心的也就是工业问题。他说：“同志们，我县经济工作中最薄弱的是国有工业，这是我县财政紧张最主要的原因。但凡事都是辩证的，正因为我们的国有企业份额小，在当前国有企业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我们的包袱也就相对小了些。但无工不富，这是人们喊了多年的一句老话，我们不办工业不行。问题是怎么办工业？”
说到这里，关隐达似乎把头也偏成了个问号。会议室更加静了，好像大家都在思考他的提问。稍停片刻，他接着说：“我们在规划中专门讲到了要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特别是大力支持私营工业的发展。请同志们务必深刻领会这句话的内涵，并在今后的工作中认真组织实施。今后，我们政府原则上不再投资办国有企业，至少在没有找到一条有效的国有企业管理模式之前，我们不会新办。我们黎南的情况是赚得起赔不起。明摆着国有企业办一个垮一个，我们何必要做蠢事呢？”
经委舒主任听了这话，不由得脸上发红。关隐达便朝他笑笑，暗示一种安抚。他当然知道，国有企业办不好，怎么怪得上经委主任？可有些人自己没本事做事，偏好在一边说鬼话，说什么经委主任不该安排个姓舒（输）的，而应找个姓赢（盈）的。只是我们黎南的姓氏，一舒二向三张四李，就是没有姓赢的。企业哪有不亏的？
经委舒主任好像明白了关隐达的意思，也会意而笑。关隐达就接着说：“有的同志在讨论中提出来，担心个体私营经济多了，会产生一个阶级。我想就此多说几句。我认为这种担心是善意的，却又是糊涂的。我说如果钱多了就是资产阶级的话，那么我巴不得我们县里六十万父老乡亲都成为资产阶级。
怕只怕老天一时还不会这么开眼啊！”
大家轰地笑了起来，大概是觉得关隐达这句幽默话很有意思。他也笑笑，但马上脸色又严肃起来，说：“中央早就说过，请大家不要再在姓‘社’还是姓‘资’上作无谓的争论，可有些同志的观念就是一时改变不了。为什么这个观念如此难以改变呢？有人说这是‘左’的观念，我分析还是封建思想在作怪，说具体一点，就是封建正统观念在左右一些同志的思想。”
也许封建主义这几个字人们早不太听说了，会议室里就有了悄悄的议论。关隐达便喝几口茶，缄默一会儿。下面自然就静下来了。他便继续说，“中国历史上，凡是经历重大社会变革，总有一些人抱残守缺。也许这种人主观上是善意的，客观上却是有害的。譬如近代以来，西方列强以其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国门，有些开明之士就主张学习西方文明，所谓以夷之长制夷之短。但那时就有了夷夏之辩，认为只有华夏大帝国才是正统的，总担心学了洋人就变成洋人了。回过头我们看现在，所谓资社之争，同一百多年前的夷夏之辩如出一辙，一脉相承。夷夏之辩早已成为历史笑柄，只是我们为这个笑柄付出的代价太大了。那么我们为何不以史为鉴，反而硬要为历史留下新的笑柄呢？”
说到“笑柄”二字，关隐达脸上也有了笑意。但他心里却在仔细把握自己的笑。他想这会儿脸上的笑应是善意的笑，征求意见的笑，而不是一种自命高明的嘲笑。他认为一位成熟的领导，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嘲笑下级。他回首四顾，感觉同志们的脸上都有了笑容在响应他了，才又说道：“有些同志听了这些话也许感情上受不了。是啊，我作为共产党员，站在一个共产主义者的立场上讲话，为什么反而成了封建主义？同志们，我不强调我的观点都是正确的。理论问题我们可以再讨论，但现实问题就容不得我们再争来争去了。如果有些同志硬要问我，我们鼓励和支持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阶级？我不是理论家，无法从理论上说服大家。但我想，至少可以叫他们为生产阶级。他们在生产啊同志们！他们在创造物质财富啊同志们！”
关隐达正声情并茂，滔滔不绝，却见国税局局长老刘在会议室门口探头探脑。他猛然想起地区国税局姚局长来了，老刘今天请假没参加会议，专门陪他们地区的顶头上司。关隐达答应过老刘，同王永坦一道陪他们姚局长吃晚饭。
让地区姚局长等着也不像话，关隐达便三两句说完了散会。
老刘见关隐达和王永坦出来了，笑吟吟迎上来握手，连说对不起，让关书记和王县长会都开不安宁。关隐达笑道：“百姓都说，财政爹，税务娘，得罪一家就断粮。我们不敢怠慢啊。”
王永坦也笑了起来，说：“是啊，得罪不起啊。”
几个人说笑着下楼来，分坐两辆轿车去了黎南宾馆。
在宾馆前下了车，关隐达远远地就见周述站在那里打手机。他有意装着没看见的样子，继续同王永坦说着话。周述却立即对着手机说了再见，笑笑呵呵地伸出双手朝关隐达他们迎了过来。关隐达就猛然抬头，说：“哦哦，是周大记者！什么时候来的？”周述便说：“今天上午到的。这次是专门为贵县税务部门来打工的。”关隐达也不停下来，头也不朝周述偏一下，只边走边说：“哪里哪里。你周大记者都说打工了，我们这些人干什么去？”周述便一路跟着。“真的是为贵县税务部门打工哩。你们县纳税大户陈大友的事迹很感人，税务部门要我写个专访。我采访了一个下午，内容还很丰富。”
关隐达一听是来采访陈大友的，心里自然不舒服了。这事是不是王永坦安排的呢？他心存疑惑，就故意目视前方，不去望王永坦，免得让王永坦以为他想到什么了。但他突然不说话了，气氛自然就不随便了。周述以为自己哪句话不得体，脸不由得红了。
王永坦大概感觉到了什么，就问周述：“是税务部门向你推荐的典型吧？”关隐达一听这话，就明白王永坦看出他的心迹了，这是在有意洗刷自己。
周述忙说：“是的是的。你们国税局刘局长专门同我联系的，还派人写了个事迹材料给我参考。”周述说罢，目光就在关隐达和王永坦的脸上睃来睃去。
刚才老刘同别人打了几句招呼，稍后了几步。这会儿赶了上来，正好听见周述的话，忙说：“是的是的。这事我们还没有向县委汇报。现在我们县里个体工商业者的税收是个问题，需要树立正面典型，促一促。陈大友最近一次性主动缴税八万八，这在我们县是从未有过的事。”
关隐达心想，县里谁都知道，几个月前他下令逮捕陈大友，人没抓成，陈大友老娘还天天在他家门口蹲着，弄得他很没有面子。这事老刘不会不知道。那么老刘还请周述来宣传陈大友，这就不太寻常。关隐达明白眼前这几个人此刻都在注意他的态度，就说：“要坚持两手抓，正面的典型要宣传，反面的典型要打击。反面的成了正面的也可以宣传，正面的成了反面的同样要打击。这应该像对待任何人和事一样，功过分明。”
关隐达这话看似套话，其实透露的就是他的心迹。他知道陈大友的问题，不是主动缴个八万来块钱的税款就可以了事的。但现在不妨糊涂一下，让他们宣传他去。
快到餐厅了，见周述还侧着身子跟在后边，关隐达就说：“周述同我们一块吃饭吧。”周述还未答话，老刘忙说：“是的，我们是这么安排的，在一块儿吃。”
（四十八）
关隐达从宾馆回家，刚进屋，陶陶就说： “吴姐回来了，我碰到她了。”关隐达口上哦了声，不说什么，就去了阳台上。
阳台上放有一张靠椅，他心里乱的时候，喜欢一个人躺在这里静一下。黎南的夏天很凉爽，不知不觉就到秋天了。关隐达穿着衬衫，感觉有些清冷，问陶陶要衣服。陶陶拿了件薄夹克给他披上，说：“你去年这时候还穿衬衣哩。”夫人只是随便说说，关隐达心里却很有感慨，不知是自己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了，还是今年的气候作怪。
陶陶洗衣服去了，他独自吸烟。他本是戒了烟的，现在又吸上了。陶陶说过他几次没有用，也就不说了。他一支接一支地吸着烟，阳台上很快就烟雾缭绕了。吴姐上访的事，总让他心里放不下。这女人把小孩托给了亲戚，自己跑省里跑北京去了。社会上关于她告状的传闻越来越多，说什么省里和中央的领导接见了她，在她的告状信上签了字。
陶陶总是三天两头把外面的各种说法带回来。关隐达就说：“你怎么也相信这些了？上面有没有批示，首先我这县委书记应知道。她男人怎么死的，她男人生前有多大的问题，早就定案了。这是铁案，她到处哭哭啼啼就可以翻案？”关隐达口上说得硬邦，心里却不踏实。吴姐这么闹来闹去，总会闹些个什么名堂来的。宋秋山多次打电话来，要他找吴丽做做工作，说她这样纠缠下去，影响不好。宋秋山电话里的语气总是沉沉的，他听着便觉寒气嗖嗖。上回在地区开会，宋秋山又当面同他说过这事。其实宋秋山到底担心什么，关隐达心里很清楚。吴丽自从那天哭骂着离开黎南，一直没有回来过，他也没有机会找她谈话。
陶陶过来晾衣服，挥手撩着浓浓的烟雾，皱起了眉头。这时电话突然响了起来。又是那部保密电话，铃声尖利刺耳。关隐达现在几乎很怕听到这电话铃声了。
果然又是宋秋山的电话，寒暄几句，就说起吴丽上访的事了。关隐达说：“我总碰不上她，自从她出去以后，一直没有回来过。”宋秋山说：“我听说她回来了，你可以去找她谈谈。”
放下电话，关隐达满腹狐疑。他不明白宋秋山对吴丽的行踪怎么这样了解。宋秋山越是关注吴丽上访的事，关隐达心里就越是忐忑不安。
陶陶晾好了衣服，他说：“是不是一起去看看吴丽？”陶陶说：“是该去看看。”
吴丽脸色蜡黄，病恹恹地弯在沙发里，见于关隐达夫妇，眼泪水儿就滚下来了，说：“谢谢您啊！关书记啊！您同我老向都是好人啊，我清楚啊！我老向死得这么突然，这么奇怪，话都没有给我留下一句，我想不通啊……”
女人拉着他两口子的手哭诉，他根本就插不进话。又不好马上走，他只好耐着性子听着。陶陶一会儿竟进入了角色，也陪着吴丽哭了起来。
关隐达见这场面无法做工作，就趁吴丽抬手揩眼泪摔鼻涕的空隙，劝慰道： “你好好休息，多加保重。我们改天再来看你。”
关隐达两口子回到家里，进屋不到一分钟，听到有人敲门。陶陶开了门，见进来的是笑嘻嘻的周述。“关书记，我来拜访一下您，不打搅您吧？”
关隐达站起来握手相迎，说：“你说哪里的话？我们之间从来都是很随便的嘛。”
“是啊是啊，老朋友了！”周述说。
关隐达递上烟，陶陶上了茶。关隐达又叫夫人切西瓜。周述就摆手说：“别太客气了。”关隐达说：“这是中秋瓜，难得吃上了。”
晚饭前在宾馆，关隐达对周述并不太客气。周述躬着腰跟在他背后说话，那镜头可以想见，而这周述当初同向在远总是勾肩搭背。都说现在领导总喜欢同三种人混在一起，就是老板、记者和警察。当然谁也没说领导不可以同这些人混在一起，他们又不是阶级敌人。只是中间的微妙之处谁心里都有数。向在远基本上属于这一类领导。关隐达就要有意做得与他不同。不过周述这样的人，你可以不同他打交道，但得罪他也没有必要。关隐达便在家里尽量热情一些。
周述吃了一块西瓜，连说这瓜好。关隐达就说，好就多吃些。便又递给他一块。周述推让一下，就接了。吃完，周述说：“关书记，您当书记两三个月了，我还没为您效劳过哩。”
关隐达明白周述的意思，便说： “不用宣传我啊。再说，我在书记位置上屁股都没坐热，又有什么值得宣传的呢？” “可以宣传您的新思路、新举措嘛。”周述说。
关隐达执意不让他宣传自己，说：“我们县委很感谢你过去一段对我们工作的支持，还希望你今后更多地支持。我个人意思是，请你多宣传普通人，特别是那些在实际工作岗位上做出突出贡献的平凡人，包括这次你采访的陈大友这样的人。”
听说陈大友，周述的目光就特别起来。关隐达就猜到周述一定也知道他同陈大友之间的过节了。他便只当没有这回事，表情淡然，说：“宣传好这样的典型，对加强税收征管是有好处的。”
可周述仍说：“我准备同省电视台记者站的人一道，好好策划一下，搞一个有创意的新闻，好好宣传一下您。”
见这个话题老是收不了场，关隐达只得说：“到时候看看吧。但我想要宣传就宣传我们县委、政府一班人，不要突出我个人。工作靠大家干啊。”
儿子通通已睡了一觉，揉着眼睛起来撒尿。小鬼迷迷糊糊摇摇晃晃，差点儿撞在墙上。关隐达忙起身扶着儿子上厕所。
周述这才说，不早了，我走了。您休息。关隐达没空，回头笑笑，说声随便来玩。
陶陶从房间出来，看看壁上的石英钟，已是十二点过了。
“这个周述，说个没完，也不看时间。”
关隐达笑笑，不说什么。他猜想周述可能早就到他家敲门了，他两口子在吴丽那里，儿子通通没有开门。他俩回来时，周述说不定就在外面哪个阴暗的角落躲着。不然没有那么巧，他俩刚一进屋，他马上就敲门了。说不定周述因为听说了有关陈大友的事，觉得应到这里来一下，免得关隐达对他有看法。
“周述这几年对你没有这么恭敬啊。”已经睡下了，陶陶又说。
关隐达说：“周述这个人，你我早就熟悉，还不了解他？”
这时，关隐达猛然记起应给宋秋山回个电话，可时间已是十二点半了。心想还是明天再回吧。
（四十九）
这天上午，关隐达坐车从外面回机关，快到大门口了，正好见吴丽提着一个大包，从里面出来，左右看了看，马上钻进了一辆黄包车里，往火车站方向去了。她在家只待了两天，看了看孩子。依这女人从前的身份，怎么也不会去坐黄包车。现在不得不屈尊了，便显得有些躲躲闪闪。黄包车同关隐达的小车挨身而过时，他瞟了一眼，只看见了吴丽的几个瘦瘦的指头。这只手把车帘紧紧地拉着，不让外面人看见她。关隐达不禁默默感叹起这女人来。一个柔弱而又坚强的女人！她非要为自己男人的死弄个水落石出不可。但他心里清楚，她这么跑来跑去，最多只会给地委增加些工作上的麻烦，事情本身不会有结果的。
这时车内静无声音，关隐达便猜想，前座上的秘书小顾可能也在想吴丽这事。小顾原是他当副书记时带的秘书，他比较满意。他当县长后，本想将小顾从政法委调到政府办来，仍旧跟他跑。但怕别人说话，这样对小顾也不好，就只好带了政府办的小张。他当了县委书记，就有很多年轻人来争着当他的秘书，他都没点头。县委办主任熊其烈明白他的意思，就从政法委调了小顾来。小张仍留下来跟王永坦跑。
“小顾，你等会儿打电话给财政局，叫朱琴到我这里来一下。”关隐达说。
“好的。”小顾答道。
两人这么一叫一答，心里就再没吴丽的事了。关隐达今天要找朱琴好好谈一次。财政这么穷，他们局里竟背着县委新买了辆本田车！弄得群众意见天大！
“朱琴，他妈的……”司机小马冷不防说了这么半句。小马早就看出了关书记对朱琴有看法，他又是个喜欢参政的司机，就说这么半句探探关书记的口风，好借机再参谋几句。关隐达知道小马就这个毛病，反正不在乎他，便只当没听见。
关隐达在办公室坐下不一会儿，小顾跑来说：“电话打了，朱局长马上就到。”说完又递给他一个文件夹。他打开一看，是一叠群众信访件，放在最上面的就是反映建委和国土系统干部作风的。因县房产公司实力不强，县城住房特别紧张，县里只好鼓励城镇居民自己建私房。可从建房审批到最后验收，都要经过建委和国土部门，拜不尽的菩萨过不尽的关。正常的手续群众并没有意见，恨就恨有些人是喂不饱的鸬鹚，嘴巴张得河马大。向在远还抓什么“公仆形象工程”，简直是笑话！
小顾只把文件夹放在他桌上，没有多说，就回自己办公室去了。但关隐达明白小顾的想法，因为他有意把这封群众来信放在最上面。小顾并没有想干预领导决策的意思，只是时不时不露声色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尽自己秘书的参谋职责。这也是关隐达欣赏这年轻人的地方。
一会儿朱琴来了，进门就满面春风。关隐达深知这女人就是凭这张笑脸，才使她成为黎南县政坛上的不倒翁。他想让这张笑脸从此永远失去迷人的效力。
“我们正在开着局党组会，听说关书记召见我，我马上休了会，赶快跑来了。”朱琴说。
关隐达似笑非笑的样子，有意钻她的空子，说： “你跑来的？坐你的新本田来的吧！我还打断了你开党组会，不应该啊！”
朱琴听出了关书记话中的意味，脸上不自然起来。关隐达为她倒一杯茶，语气平和地说：“朱琴同志，我坦率地告诉你，你这回买车是错误的。关于这事，我桌上的告状信有厚厚一叠！”
朱琴显得很受委屈，说：“我买了一辆新车，有人就有意见了？我当了八年财政局长了，财政收入连年增长，怎么就不见有人写信给县委要求表扬我呢？”
关隐达严肃起来，说：“朱琴同志，你这个认识本身就是错误的。财政收入增加，财政局固然功不可没。但财政是整个经济的综合反映，财政收入增加了，只能说明我县改革开放以来，整个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财政收入单靠人去收是收不来的啊！你这话真不应出自一位财政局长之口。”
听丁这话，朱琴就来了女人脾气，说： “我的素质不行，县委可以另外考虑我的安排。”
关隐达吸了几口烟，笑笑说：“你这是意气话呢，还是真心话？”他不等朱琴开口回答，又抢着说：“是意气话呢，我只当你没说。是真心话呢，我可以告诉你，县委对干部的使用安排会经常有所考虑的，因为情况不断变化嘛。”
见关隐达暗示了底牌，朱琴就紧张了，态度软了下来。说：“王县长找我谈话时，我汇报过，这买车的钱是问省财政要的，不是用县财政的钱。上面给我钱买车，我何乐而不为？”
关隐达说：“你坐了新车，是乐了，但百姓不乐。百姓哪里知道你用的是什么钱？既然当了领导，事事就得注意政治影响。我调来不久听说一个笑话，说‘文革’时有个县领导，做了件新衣不敢穿，他老婆没有办法，只好在这新衣上缝了个补丁。他这才穿上。当然这也太过分了。大家都当笑话说，但我觉得这位领导注意影响的精神还是可取的。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就太不注意影响了。古人尚且知道说，‘尔俸尔禄，民脂民膏。’财政的钱怎么用，最有发言权的实际上是人民群众！财政收入不是靠我们坐在办公室，从天下掉来的，而是老百姓干出来的！”
关隐达语调高了起来，外面都听得见。有人从走廊经过，就脸作神秘状。里面的朱琴老老实实坐着听训，不敢顶嘴。关隐达也发现自己太激动了，就放缓一些，说：“哪怕就是从上面要的钱，也不一定硬要用来买车。”
朱琴申辩道：“这钱是省里戴帽的，专门给我们买车。省财政局的同志体恤我们用车条件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