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
张书记的肚子明显地腆了起来。孟维周原先似乎不曾注意，他是上次同张书记一道游泳时发现的。不久前，张书记到外面转了一圈，先是到北京跑几个项目，拜访了几位老同志，再到沿海考察。在鼓浪屿海滨浴场，孟维周第一次发现张书记的肚子已经很大了，立即联想到涵养、度量、宰相肚里能撑船之类的话。张书记也的确是宰相肚里能撑船。现在干部的思想越来越复杂，背地里议论领导已司空见惯，对他张兆林也很有微词。但孟维周注意到，一切难听的话，在张兆林那里，都是左耳进，右耳出，从不耿耿于怀。在北京向老同志汇报工作时，张书记没有流露半句怨言，让老同志很放心。有位老同志高度赞扬道：小张呀，家乡有你这样的好同志当书记，是群众的福气！全区干部群众能够这样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家乡大有希望。”孟维周当时听到这句话，忍不住想笑，但还是拼命地止住了。本来险些儿要脱口而出的爆发性的笑声，化作一种感激的微笑，柔和地荡漾在脸颊上。倒不是想笑张书记的汇报不实什么的，这一点他是不敢笑的。一失笑便会成千古恨。他是想起了一个很不雅的玩笑。有回听某公扯谈，说什么男女做爱时才真的是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孟维周还是个童男子，没有体验，但他猜想应该是那么回事吧。
张书记的确不在乎人们说三道四，他只一股劲儿地抓大事。凡是大事，都要抓得有声势，有影响，以提高本地的知名度。有人看问题就是偏激，说人家张书记堂而皇之是要提高本地知名度，实则是自己出风头，捞资本，捞政绩，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最近，地区又办成了一件大事，即将开通程控电话。
这是地区“两走工程”的关键性项目之一。实现“两走”，通讯太重要了。原计划用这个项目向“五一”劳动节献礼的，因故未能如期完工，便改为向“七一”党的生日献礼。可又未能完工，只得改向“十一”国庆献礼。张书记给地区邮电局向局长打过一次很严肃的电话，说再也不能拖了，“十一”再有问题，你自己上电视台向全区人民交待。邮电局虽是条条管的，但对地委还是很尊重的。向局长说用自己的党票和职务保证，一定在“十一”上午八时准时开通程控电话。现在是九月中旬，看进度是没有问题了。张书记开始考虑，怎样把开通程控电话这事搞得有声势一点。这是全区人民热切关注的大事呀！
地区邮电局准备热热闹闹地搞一次剪彩庆典。张书记不同意。
现在什么都搞剪彩，群众有看法，又落俗套。他指示邮电局再研究一个庆典方案。不等邮电局的方案出来，张书记自己有一个点子。打算在“十一”上午八时拨通第一个电话，代表西州全地区人民向省委刘书记报喜，感谢省委、省政府的支持。由电视台将打电话的实况转播给全地区千家万户，以振奋人心。
张书记叫来陆专员和李秘书长谈这个想法。陆专员说：“这个点子好，又别致，又简单，又有意义。”李秘书长也说：“这样好，这样好。”孟维周心想，是否也要附和一句，说张书记的策划很有新意？到底还是忍住了。不能讲策划。策划这个词以往常常与阴谋连在一起，在官场至今还觉得这是个贬义词。要讲只能讲谋划、筹划之类。而谋划又有太过心计的意思，还是不妥；看来只有讲筹划，似乎筹字有极尽辛劳的含义。词典上当然不是这么解释的，词典上是死的语言，生活的语言才是活的，而官场上的语言又最精妙。所以还是讲筹划吧。可还来不及讲，张书记已向李秘书长做指示了：
“省里领导很忙，李秘书长辛苦一下，上省里跑一趟，向省委办公厅汇个报，征得刘书记同意。”
三天之后，李秘书长从省城回来，向张书记汇报。省里领导的确很忙，联系起来还真困难，但事情总算落实得差不多了。
原来，李秘书长先向省委谷秘书长汇报了地委的想法。谷秘书长对这种不搞排场，简朴办事的作风给予了高度赞扬，说：“一定向刘书记转达你们地委的想法。”李秘书长在地区驻省办事处住了一晚，第二天，打电话同谷秘书长联系了一下。
谷秘书长答复说：“刘书记原则同意。具体安排，请你们同刘书记的秘书伍秘书衔接。”伍秘书也很忙，刘书记有多难找，伍秘书就有多难找。当天晚上十二点了，才挂通了伍秘书的电话。伍秘书毕竟是书记身边的人，很热情，说已上床睡了，还是爬起来接了电话。伍秘书说：“谷秘书长同我讲了这事。你们张书记准备在电话里讲什么话？”李秘书长说：“就是报喜，代表全区人民报喜，感谢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伍秘书说：“这样吧，电话里扯不清，我明天清早七点五十在办公室等你，你将你们张书记要讲的话写上给我。八点我要跟刘书记出去。”
之后，李秘书长连夜拨通了张书记的电话。张书记沉吟一会儿，一句一顿地说了几句。李秘书长在这边飞快地记了下来。
放下电话，又工工整整地抄了一遍。对自己的字不满意，司又是深夜，外面打字店都关门了。便对办事处袁主任说：“小袁，你的字怎么样？”袁主任谦虚道：“不行不行。”李秘书长却把笔和纸推到了他的面前。袁主任就认真地抄了起来。李秘书长看到小袁的字还可以。可袁主任刚写了半行，李秘书长说等会儿，等会儿。李秘书长刚才猛然意识到，这稿子虽只有百把个字，总也得有个题目才是，不然，一个光头文章，怎么送上去？但这样的文章，李秘书长还是平生头一次碰上，不知怎么处理。既不能标个某某同志在某处的讲话，又不能标个关于什么的报告，怎么都不伦不类。真是老革命碰到了新问题。李秘书长踱着方步冥思苦想了好一阵。才想到了一个不算太如意的标题：十月一日张兆林同志给省委刘书记的电话。忙完之后，已是凌晨两点多。
次日一早，李秘书长同袁主任一道准时将稿子送给伍秘书。伍秘书热情地握着李秘书长的手，说：“好吧，等定下来再通知你们。坐下喝杯茶吗？”李秘书长告辞，说：
“不了，你忙。我们办事处小袁随时找你联系行吗？”伍秘书说：“行！行！”
张书记听完李秘书长的汇报，表示满意，并指示李秘书长交待小袁随时同家里联系，李秘书长说：“交待了，交待了。”
同省里联系得基本妥当了，邮电局向局长跑来汇报，说剪彩活动只怕还是要搞，他们省局要来领导。这就让张书记为难了。省邮电局不好得罪的，地区的通信建设要倚仗他们支持。
但如果同意搞剪彩，对省里又不好交待。省委谷秘书长对他们不搞剪彩是给予了赞赏的，而且又向省委刘书记作了汇报。张书记反复考虑了一会儿，表了个态：原则同意搞剪彩活动。气氛要热烈，场面要简朴；不在排场，重在庆祝。私下却有一计，吩咐电视台，庆典活动的各项内容都要录像，但电视上只报道向省委报喜的内容，其他场面的录像只作资料保存。因为，其他场面都有省邮电局领导在场，如果不录像，人家说不定会有看法的。而报道与否，则是新闻由头问题，记者有权选择报道的角度，可以看做同地委意图无关。只要新闻报道上注意了，省委那头也好说了。不得已而为之，只好如此了。
很快就是九月三十号了，省委那边还没有最后的消息。办事处袁主任一天一个电话回来。他打听到，刘书记上北京出差去了。原计划二十九号回省里，航班是上午十点四十到达。因天气原因，改坐火车了，正点的话是三十号上午十一时到站。
袁主任说：“打了电话后，马上赶到省委办公厅去等伍秘书。”
直到下午四点了，袁主任还没有电话来，李秘书长急f，打电话给办事处，办事处的同志说：“稿子已到手了，袁主任赶火车回来了。”李秘书长发火了，怪他们怎么不先打个电话报告一下，这边领导急死了。办事处接电话的是个女孩，吓坏了，忙说：“袁主任刚才急急忙忙交待一句就赶火车了。我刚准备打电话回来，李秘书长您的电话就来了。”
李秘书长不听那么多了，忙跑去报告张书记，好让张书记放心。张书记拍了一下大腿，说：“这个小袁，脑子这么不活，不知道发传真过来？你看你看，越忙越乱。素质问题，素质问题啊尸李秘书长感到这事自己有责任，忘记交待小袁发传真了。
便说：“也是也是，我交待过让他发传真过来的。一忙，可能忘了。不过还误不了事，火车是明天清早七点十分到站。”
次日清早，孟维周奉命接站。他很担心。因为这趟火车几乎没有不晚点的，有时一晚就是个把小时。今天若是这样，那就惨了。没有省里定的稿子，张书记怎么去打电话？又不能再打电话到省委办公厅去问那个稿子。问什么？问我们张书记怎么给刘书记打电话？
孟维周觉得省里办事也太死板了。不就是打个电话吗？弄得这么烦琐。张书记本来很会讲话的，这么一限制，还真不知怎么讲了。
果然晚点了。一打听，说是预计七点二十五到站。能在这个时间到还误不了事，一超过七点四十就危险了。
还好，七点二十五火车终于到了。袁主任老远就把手扬得高高的。孟维周也把手扬得高高的。但人多拥挤，袁主任怎么也快不了。两人手一握，立即往小车跑。一上车，袁主任就将稿子拿了出来，交给孟维周。孟维周接着稿子，说：“你发个传真过来不省事多了。”袁主任马上意识到自己忙个通宵倒忙了个愚蠢，便掩饰道：“想过发传真，但听说最近机要局这边机子不行，收文效果不好。·怕误事，干脆送回来算了。”孟维周打开稿子一看，两页半纸，电脑打印的，格式像是相声脚本。一浏览，也就是些极平常的话。便感慨道：“搞得太严肃了，太严肃了。”袁主任说：“上面领导讲话，不随便讲的。前任省委书记有次在北京开会，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他时，因为事先没有准备好讲稿，讲了几句就前言不搭后语了，影响很不好。”
新落成的电信大厦气派不凡。一楼营业厅里，地委行署主要领导、省邮电局领导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在等着八点钟的到来。根据安排，打过电话之后，各位领导同志再到外面去举行简朴而隆重的剪彩仪式。张书记同省邮电局的领导热情地交谈着。电视台的记者们各项准备就绪。孟维周赶到了，没事似地走到张书记面前，递过一个信封。张书记也没事似地接过信封，不马上打开看。过了片刻，省邮电局的领导同别的同志搭话去了，张书记才取出稿子来，慢悠悠地吸着烟，看了一遍。
张书记将稿子塞进口袋，毫无表情地望了一眼孟维周。孟维周知道张书记在望自己，却佯装不知，同记者们招呼去了。张书记在这些细节事情上特别欣赏孟维周。换了别人，送这稿子给张书记，一定是火急火燎的样子，而孟维周却像什么事都没有似的。所以，除了张书记、陆专员、李秘书长和孟维周，在场的人没有谁知道这场戏原来还有那么个脚本，而且这脚本刚刚才送到，也没有谁知道谈笑风生的张书记背上一直在冒虚汗。
八点整一到，张书记按下电话机免提键，亲自挂通了省委书记办公室的电话——
“喂，刘书记吗？你好！”
“是。请问哪位？”
“我是张兆林。”
“哦，兆林同志，你好！”
“刘书记，我给您报个喜。我区的程控电话，今天正式开通了。这是我们开通程控后打的第一个电话。我们西州全地区六百万人民，非常感谢省委省政府的关怀，一定进一步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认真实施‘两走工程’，努力实现经济的超常规发展！”
接着，电话里传来刘书记洪亮的声音。
电视记者们紧张地忙碌着。
当天晚上，地区电视台就播放了这一新闻。自然安排在头条。此后又重播了三天。次日晚上，省电视台也播了这条新闻。第三日，省里日报就此发了头条新闻，还配发了一则评论，题目：新闻之外的话题。副标题：不搞剪彩，不搞庆典，为这样的开业仪式叫好！
（二十八）
马杰悄悄地告诉孟维周：“外面有人讲鬼话，说张书记同厂长经理们太热乎了，中间肯定有说不清的事。特别是讲同舒先生和唐半仙的关系，太那个了。那意思，不是讲张书记受他们的贿？”孟维周严肃地说：“马师傅，这种无根生叶的话，我们千万不要去传。就是听见有人议论，也要敢于制止。我们是张书记身边的人，最了解张书记，更有责任站出来维护张书记形象。不过，不是那个场合，也没有必要自己提出来去做解释，那样别人以为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成了反宣传。”马杰说：“是的是的，我也只是同你讲一下。你看是否应报告一下张书记？”孟维周说：
“没有必要报告。当领导的，一人难满百人意，有点议论，正常的，何必报告，让张书记不畅快？张书记太忙了，没有时间关心这种事！”
其实这种议论孟维周早就听说了。还有人告黑状告到了省里。不光这些，还说他同几个女人关系暧昧，已经死去的柳韵是他最喜欢的。张书记自己当然也知道了，并不放在心上。省纪委严书记来地区检查工作时，张书记以闲谈的方式，再次讲了他那句名言，说有人告状的领导不一定是好领导，没有人告状的领导绝对不是好领导。严书记点头称许，说言之有理。张书记此后又在好几个场合讲了这话，孟维周便感觉出这话的分量来。细细体会，那句名言妙不可言。既然有人告状的领导不一定是好领导，中间自然有坏领导。同是有人告状，谁好谁坏，怎么知道？这就说不清了。妙就妙在这个说不清。
省日报社驻本地区记者站白站长奉命来到张兆林办公室。
李秘书长和孟维周在座。张书记就各级领导应如何为企业家撑腰，理直气壮地支持改革这个问题发表了重要意见。指出，这个问题，我们地委一直是重视的，地委也是带了头的，全区总的来说是做得不错的。但是，有些同志做得不够，个别同志对这个举措还有误解。所以，我建议组织一次宣传活动。群众要靠正确的舆论引导。最后责成李秘书长负责牵头，由地委办、行署办、宣传部、记者站等单位抽调骨干，具体研究落实。
李秘书长叫白站长和孟维周到他办公室去，三人先凑凑，搞个大致方案，到时再请有关单位的同志谈。
“凑一凑，凑一凑吧。”李秘书长说。
白站长说：“听李秘的，听李秘的。”
孟维周也说：“听李秘的。”
李秘书长说：“那好吧。我的意见，这次宣传，内容上要有针对性，声势上要有震动性，组织上要有计划性。现在的问题是，对于改革大家是有共识的，但落实到支持具体的改革者，情况就不容乐观了。所以说，首先要以张书记的名义，写一篇强调理直气壮地支持改革者的理论文章，这个原则上由宣．传部和地委办负责。另外，组织一篇长篇报道，宣传地委一班人同企业家交朋友，为企业家排忧解难的事迹，这个原则上由行署办和记者站负责。省报就上这两篇，不在于多。同报社的具体联系工作，白站长负责。地区日报，除了上这两篇文章外，还可以另外组织一些。我就这个意见，看两位如何？”
白站长表示拥护。
孟维周也说：“这样安排好。”在孟维周看来，李秘书长虽然语言表达有些别扭，生硬地凑出个“三性”，但看问题还是看到点子上了，部署也很有条理。领导同志讲话的语法或逻辑毛病，孟维周也早习以为常了。
李秘书长说：“那好。小孟请通知一下几个单位，明天上午八点半到地委会议室来开个会。”
孟白二人便告辞。出来后，白站长将孟维周拉到一边，说：“我不便同张书记和李秘讲，你看怎么参谋一下。文章当然要上的，但省里报社那边要意思一下，我们站里没有这个开支。”孟维周说：“这个好办，按老规矩，我提醒李秘就是了，不必惊动张书记。”
半个月之后，文章先后在省报发表了。先发张书记的理论文章，《要理直气壮地支持改革者》。这是一篇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的好文章。过了几天，又推出长篇报道：《人民公仆的情怀——西州地委一班人做企业家朋友，为改革者撑腰》。
（二十九）
张兆林收到了一封告状信，告的正是唐半仙。信是孟维周拆的。一般的信，该怎么处理，孟维周就代为处理了，不用交张书记过目。因为这封信关系重大，他不敢擅作主张。主要告唐半仙三件事，一是贪污公款；二是生活腐化；三是经营失误，企业亏损。情节具体，言之凿凿。署名物资公司职工李友竹。这让张兆林很不好办。前不久刚宣传过地委领导同企业家交朋友的事迹，他自己还写了理论文章。这当然是正确的，可那篇报道里专门写到了张书记同唐半仙交朋友的生动事例。张兆林猜不透是唐半仙得罪了职工，还是有更复杂的背景？他隐约感觉到，这似乎是冲他张兆林来的，可能还有更复杂的情景。张兆林见这信是电脑打的，说明告状人肯定印了若干份，其他领导也会收到的。这就很不好批示，弄不好几个头头的批示意见有分歧，难免弄出矛盾。而且有人会拿他的批示去猜谜的。思索了好一阵子，他批示转纪委。对这一类揭举信的处理要慎重，既要重视问题，又要实事求是，更要有利于稳定企业，稳定人心。
这是一道很有功底的批示。字面意义不偏不倚，无可挑剔，聪明人一读便知在暗示什么，但谁也提不出理由说这是在暗示。那“这一类”三字亦是点睛之笔。这说明张书记关心的是类似的所有案件，这道批示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你说张书记同唐半仙关系特别，但张书记对唐半仙案件连专门批示都没有，只是笼统就这一类案件的批示。有时，张书记批示什么意见，难以尽意或不便尽意，孟维周心领神会，却不在张书记面前挑破。他便将有关人员找来，把张书记的批示交给他们，并口述一遍。口述当然按批示原文，一字不差，而听的人一下就领会了。语言艺术就是这么玄妙。孟维周的这套功夫，深得张书记的赏识。今天这关于唐半仙的批示，孟维周完全能够透彻理解。但这个批件不会让孟维周去送的，得由地委办的正规公文渠道传递。孟维周相信纪委的领导也会领会的。孟维周也不希望唐半仙真的有什么问题。
几天之后，纪委两位同志到张书记办公室汇报，说：“物资公司没有李友竹这么个人，这只能算是一封匿名信。用匿名信告状的，我们每天都会收到不少，一般不立案查办。哪有这么多人手？请示张书记这事是不是放一下？”
张书记说：
“这个你们纪委有权决定。用匿名信告黑状，这个风气很不好。以前我们不注意方法，很有一些同志被这种匿名信给害苦了，还弄了一些冤假错案。这个教训一定要吸取。我还是那个观点，有人告状的领导不一定是好领导，没有人告状的领导绝对不是好领导。”纪委的同志走后，孟维周有事进来了。张书记还在自言自语：“什么李友竹，哪里钻出个李友竹？”孟维周听了，灵机一闪，猜到了什么，说：“李友竹就是理由足的谐音，肯定是匿名信。既然有理由，又何必匿名？不可信。”这话极合张书记的心意。
不料，过了两个多月，省检察院对唐半仙的问题做了批示，责成地区检察院立案查办。看来那个告状的人是铁了心了。既然到了这个地步，就不可等闲视之了。地委几位主要负责同志听取了地检察院王检察长就本案的专题汇报。张书记的态度明朗，说要实事求是，依法办事。
唐半仙听到了消息，跑到张书记这里汇报。张书记说：“你现在不要找我，我只希望你真的清清白白。地委一向支持你的工作，但你真的有问题，也不能包庇你。包也是包不了的。地委一向支持你的工作是正确的。但不是叫你乱来。当然从我个人愿望，希望你没有事。”
第二天，唐半仙被收容审查。张书记指示王检察长：“这个案子影响太大，地委很关注，你们要随时向我通报办案情况。当然严格说这是不合法的，但我是不会干扰你们独立办案的。”所以，从唐半仙被收容之日起，王检察长每天都要同张书记碰一次头。
侦查工作步步深入。一个星期之后，张书记在地直部门负责人会议上讲到：
“个别企业负责人，利欲熏心，生活腐化，更有甚者，在经营活动中，不讲科学，靠问，＼算卦来定决策，真是荒唐至极！这样搞，企业不亏得一塌糊涂才怪！”张书记表情义愤，十分严肃。下面有人悄悄议论，这下唐半仙完了。
孟维周不知案件详情，但觉得张书记不该点唐半仙算卦的事，你自己也相信，也让唐半仙算过，况且你们私交也可以，却这么讲，有失厚道。不过这只是孟维周内心一闪而过的感触，并不妨碍他对张书记的尊重。他早就在什么书上看到了一句至理名言：用道德标准去衡量政治家是幼稚可笑的。
张书记这次讲话以后第三天，唐半仙被正式逮捕。
这天，张书记吩咐孟维周： “同舒先生联系一下。他找过我几次，我没有时间。你跟他讲，以后有什么事，可以先找你。”
孟维周明白张书记的意图。唐半仙案发，一石激起千重浪，各种离奇的谣言都来了。唐半仙的问题不是孤立的，背后肯定有人。有人又怎样？这样的事还少见吗？有些人，大家都知道他不干净，就是搞他不倒。人家得问你要证据啊！你怎么去告？向谁告？官官相护哩！人家当着全区人民的面向省委书记打电话，这不清清楚楚吗？人家同上面头头都是铁哥们儿！
北京都有靠山！北京？省里头儿肯定是他的靠山，北京就不一定，都是些退下来的老同志，能顶什么用？这你就不懂了。那些老同志，退下来了，虽是天津包子狗不理，但他们要将一个小小地委书记扶上副省级，还是出得了力的。他是个聪明人，那些老同志，退下来无聊得发慌，他一年去看他们几次，汇汇报，他们心里自然很受用的。不用他明讲，他们也会为他讲话的。这个路子从来还没有人走过哩！
流言蜚语通过各种途径传到孟维周的耳中。他猜想张书记也会听到的。只是张书记听到的话会委婉一点，不会像他听到的这么露骨。这是张书记主持地委工作以来最棘手的时期，孟维周也深感忧虑。但他见张书记一直是处变不惊的样子。倒是孟维周的姨父讲了一句很有水平的话：“人家玩儿到这份儿上，你们几封告状信就可以把他弄倒？这些人真蠢。”姨父说这话时，刚喝过酒，醉眼蠓咙的样子。孟维周这几天总为张书记担心，便老想起姨父的话，觉得那似醉非醉的神态像个大彻大悟者。也许姨父的话真有道理。这让他又想起某公一段关于大人物小人物的宏论。说是小人物因为太小，有个什么错误就显眼了，所以小人物不能有小错；大人物因为太大，一般的错误在他们身上就忽略不计，所以大人物不怕错，纵然有错误也只能是伟大的错误，小人物全部的生命意义就是居家过日子，用句粗话讲就是上为嘴巴下为鸡巴，所以鸡巴错误就是大错误，要治流氓罪；而大人物的生命意义是治国安邦，他们玩玩女人真的只是鸡巴大个事，西方有人就说政治家最好的休息方式是做爱。孟维周当时听到这话，虽感到恶臭逼人，却又不得不承认其精彩。
这种时候，张书记同舒先生这些人交往的确应注意一点策略。孟维周准备给舒先生打电话。刚提起电话，马上又放下了，他像预感到了什么，觉得不应用办公室的电话。他想起了去年省里商业总公司吴经理的案子。吴经理因经济犯罪被收审逮捕，起初死不承认。后来检察部门将前两个多月内他同妻子、情妇的所有电话录音一放，吴经理哑口无言。孟维周最初听到这事，背脊骨阵阵发凉。从那以后，他有意培养一种好习惯，不在电话里讲不便讲的话。他放下电话，从引寸走到街上，打了一部公用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