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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现代产权理论来说，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产权不仅是十分重要的，而且有什么样的产权安排就有什么样的人的经济行为，产权安排决定了人们的行为方式。
很简单，如果一种财产产权没有界定清楚或为大家共同所有，而且每一个人都可以免费使用，那么人们一定会蜂拥而至，争先恐后，甚至以武力或其他抢先的方式来多占这些财产。在这个过程中，这些人为了争夺这种财产可能会打得头破血流，或起码在某种程度上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而这种财产的价值在边际上就会被劳力或血汗的代价所取代了。但是这种代价对社会什么好处也没有，因为财产的价值都花在大家争夺财产的过程中，所以对社会而言，这种财产就没有一点净值可言。对于这种财产本身来说，本来是一种有价值的东西，却因为产权没有界定清楚，这种价值却消散在无规则的竞争之中了。这就是经济学所称的“租值消散定律”。
也就是说，任何资源（或资产），如果是产权没有界定清楚而可以让人任意使用，那么这种资源可能会发生两种情况，一是这种资源没有价值，二是即使这种资源有价值，也会被无规则的竞争而让其价值消散掉。如果一个社会的资源都处在这种状况下，那么这个社会不仅会一穷二白，而且连生存都有问题。笔者想，这也许是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要进行改革的重要原因之一。
还有，如果一块地产权界定清楚，那么这块地就会有地界，有用途的规定，业主还得对此地付出一些保障的费用。在这种情况下，业主就有权决定这块地如何使用，有权禁止外人闯入，有权将生产的收入据为己有，也有权将这块土地出售。如果竞争者要获得这块土地的使用权，就得通过市场交易的方式进行，而且付费的高低决定竞争能否获胜的准则。而个人的天性就是在约束的条件下个人利益最大化。这样，整个社会的资源岂不就能流向最有效率的地方呢？这就是中国为什么要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根本所在。
这就是田野里的兔子所引申出的深刻道理！
(2003年10月)
第一部分 婚纱照的陷阱第6节 购房后的成本与效用
购房，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人生中的一项大事。在住房计划分配时，人们还不能够真正地体会到购房的重要性，但是自从货币化分房后，人们一进入住房市场，就觉得购房是一件大之又大的事情了。但是，对于计划体制下走出的人们来说，能够购上几次房的人少之又少。对于仅是购过一次房的人来说，大多数人对自己购房的经济实力、房子选择的地址、房子的价位及房子的质量等耳闻目睹的方面能够多听多闻，能够尽量地收集更多的信息，以便根据自己的条件做出最优选择。
但是，当人们房子购买好、装修好、入住之后，有多少人会想过购房后的巨大成本与不同的效用呢？住进新房子，如果再加上购上新车，一种有产者的感觉一定会油然而生，但是有多少人想过，这之后会给人带来更大的烦恼呢？
最近，碰到一些年轻人，有的是刚从学校毕业没有几年者，有的刚从外地到北京工作没有几年，他们纷纷进入购房大军。昨天，有一个年轻记者来笔者家采访，笔者问她现在住在哪里？她告诉笔者，就离这里不远的小区。房子是自己用银行贷款买的，还款期20年。她说，住在自己的新购的房子里，心里特别畅快。但是，每天一醒来就是想到如何赚钱还房款，又让人忧心忡忡。
通过银行贷款购房，尽管是近几年才在中国盛行，但在国外早已是十分平常的事情了。不过，在中国,特别是在银行贷款购房具有低龄化的特点。在国外，年轻人大学毕业后开始几年一般都是租房，等到有了一定实力之后，才会计划购房。因为，多数人会认为这样做生活的成本会较低一些。可是，国内的年轻人则不是这样想，笔者真佩服国内年轻人的胆识及对未来收入水平的好预期。他们总是觉得自己未来的收益水平一定会不错，因此，都会轻松地进入购房市场。
但是，这些拥有“三高”（高学位、高收入、高地位）的“精英”们，真正的进入购房之后早已是不堪重负。正如有人所说，“现在我拿命换钱，将来拿钱换命。”也就是说，这班年轻人，尽管对自己的收入预期很高，但为了还房款非得拼命工作，非付出大代价不可。年轻时，住房条件是改善了，但是由于工作与赚钱的压力而使其生活质量严重下降。
他们疯狂地工作，拼命地赚钱，不仅把人变成了赚钱的工具，把个人生活变成无法化解的压力，而且抑制了个性的成长，个人根本无法按照自己的个性而作为。大家注意到了没有，那些28～40岁左右的年轻人，碰到他们，无不一开口就谈如何赚钱的。有研究报告表明，这些衣着光鲜、享有高收入高地位的“精英”们在人们羡慕的目光背后存在令人担忧的隐患：像陀螺一样疯狂工作，但内心渴望的是在50岁以前退休，再去做他们真正想做的事情。这就是他们过早购房后所付出的代价或成本。
还有，银行贷款购房不仅要支付一笔不小的银行利息，而且由于每月都要支付房款，日常生活中的其他消费自然要下降。为了收入的稳定，一些人只能将就自己现有的工作,而不敢有更多工作选择，从而可能让一个又一个好的机会在自己眼前消失。
同时，人们是否会想到，购房时房价如何，如果大家都蜂拥而入时，房价一定会迅速上升。如果房子是价高时购入，未来的房价下降，房子即使是自住，心理也会压力不小。如目前香港有负资产者近10万人（都是中产者），他们心中压力肯定会比他人高。
如果不购房而租房，并用这笔资金去投资，其情况又如何呢？在目前低利息时代，找到好的投资机会当然不易，但以后还会是这样吗？20年的时间里肯定会有许多好机会。如果投资机会来了，手中没有流动性资产，大好的机会只能看着他人作为了。
购房后的成本与效用，购房的朋友对此想过吗？其中还有很多奥妙，想清楚一些，个人生活一定会轻松些。
(2003年11月)
第一部分 婚纱照的陷阱第7节 沉船上的讨价还价
曾有价值1000万元的货船在海上航行陷入暴风雨漩涡中，动弹不得，而且慢慢地在下沉。这时幸好有一艘拖船在附近经过，准备救援货船。但是拖船的船长知道这艘货船的价值，索价900万元才肯施援手。如果货船拒绝的话，拖船会同意救出货船所有的船员，但却让货船沉没。货船同意拖船的价码，货船也拖进了港口。可是，一到港口，货船就拒绝付款，声称海上的承诺是在要挟时许下的。两船争论不下，到海事法庭裁决，裁决认为合理的拖船费是100万元，并由此改变两者在海上达成的协议。
现在我们要提出的问题是，是严格履行在海上达成的协议合理呢？还是海事法庭判决更有效率呢？或者说，在这样情景下，拖船收多少费用才算是符合经济效率，或哪种价格能使大家获得净利益最大呢？由于付款是对人的行为的一种激励方式，那么我们还应该问，这种价格所导致的诱因是如何来影响拖船和货船的行为呢？
先从拖船的观点来看，他要决定是不是要多花10万元把他在确定的时间与地点救援一艘沉船的概率提高1%。如果拖船可望收到的救援沉船价格至少是1000万元，他会花那笔钱，因为这时10万元的支出会产生至少10万元的报酬。如果货船的价值至少为1000万元，拖船就应该花那笔钱，因为他的行为产生的社会利益至少等于成本。如果社会鼓励他采取值得采取的防范措施，就应该允许他将整艘货船的价值作为救援行为的价格。价格如果低于货船的价值，那么一些利益就会归货船所有。这会产生正外部效应，结果低于防范措施的最适水平。
从货船的行为诱因来看，假如不管拖船做什么，货船有50%的概率获救。货船就得决定船出海会承受什么风险。那么从经济效率的观点来看，货船是如何做出这个决定的。暴风来时仍然航行，遇难的概率假设是2%。我们也假设船只获救时必须支出价格是整只船的价值。因此货船决定出航时的成本，是1%的沉船概率，再加1%必须支付1000万元给拖船的概率。只有在出航获得的利益至少为20万元时，货船才会这样做。
对货船来说，这是正确的计算，却不能计算出符合经济效率的结果。派船出海只有1%的沉船风险，因为有一半的次数会获救。获救使得货船损失1000万元，但拖船相对获得1000万元的利益。所以只要利益超过10万元，派船出海就是符合经济效率的做法。为了使货船这样做符合他的利益，拖船收取的价格应该为零。如果超过零，货船每次承受的风险就给拖船带来正外部效应，所以货船承受风险的次数会低于应有的水平。
这里我们排除了拖船把遇难船拖进港口所花的实际成本，如果把这些成本加入分析，那么能够给货船正确诱因是以避免船遇难的价格，刚好等于实际的救援成本。
可见，符合经济效率的价格有两个，一是货船的全部价值能给拖船正确诱因以准备救援遇难的船；二是价格是救援成本，能使货船避免让船只陷入需要救援的状况。如果低于1000万元，拖船值得去做的行为就会很少。如果把价格降为一半，那么在拖船一方产生一些无效率。同样，如果拖船只收救援成本，而不是收取货船一半的价值，那么拖船出海冒险的理由还是很少，但对他造成的无效率不多。权衡利弊，在于如何使人的行为所产生的无效率降低到最小水平上，符合效率的价格应介于货船的价值与救援成本之间，而该价格很难通过谈判在两者之间达成，法庭判决就在于减少了双方谈判的成本及货船下沉的风险。
在现实生活中，空气污染、飞机噪音、阳光被挡等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交易成本为零，人们讨价还价可以达成一份大家都满意的协议。但在交易费用为正的世界里，法庭成了解决这些纠纷最好的工具。
(2003年11月)
第一部分 婚纱照的陷阱第8节 北京的堵车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各种城市病也就会随之而来，堵车也就成了世界许多大城市的心病。北京是这样，伦敦、巴黎、华盛顿也是如此。但是，同样是堵车，情况则殊异，解决的办法也是不同的。
对不少地方来说，减少堵车的办法或是收进入市区的堵车费；或给愿意放弃开车而改乘公共汽车的乘客获得好处，奖励他们不开车进城；或是筹集更多的资金建城市铁路及地铁。但是这些办法用在北京，或是不能对症下药，或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那么北京堵车问题在哪里？有人认为，是由于这几年北京的私人汽车发展太快，北京城市居民汽车的拥有量太高；是由于北京的出租车太多，让太多的出租车在大街遍地跑，把本来就不多的道路占满了；是因为北京的道路发展跟不上私人汽车的发展；是由于北京的道路设计有问题等。
这些理由不能说没有道理，北京的道路与私人汽车拥有量与香港特区这个人口稠密、高楼林立的弹丸之地相比，真是天壤之别。香港既没有更多的土地来修筑道路，而且满处都是山，但车流如梭的香港道路却是那样井然有序，北京人看了，一定会感觉到北京随地都堵车的现象为之汗颜。
北京的大堵车原因，如上面所言，如私人汽车发展太快、公共交通不发达、出租车太多、道路设计不合理等都是其中之原因，特别是道路设计不合理，随处可见。一组西直门立交桥，刚造好一两年，车就堵得根本无法走；京昌高速公路许多进出口处辅路段，每天都挤得满满的，但里面的高速路上则空空如也等，这些都是道路设计所导致的严重问题。但是，北京堵车最根本问题还不在这里，而是在于对作为公共品的道路使用、占用、收费安排与分配上。
道路作为一种公共品来说，它与一般的公共品不同。一般的公共品基本上是一个人的享用并不妨碍他人享用，比如路灯。但是道路则不能，一方面它具有公共品的特性，一条路修好了，所有的汽车都可以使用；但一处道路为一辆车使用后其他车则不能使用，道路的使用在某个时点上都是惟一的。而正是这种道路使用的惟一性，对道路使用、占用及收费的分配也就决定了道路的堵塞程度。
比如，在北京京昌高速回龙观小区边有一个入口。车辆要进入高速首先要通过一座二车道对流的桥（二进二出，桥到入口仅有1公里），如果两车道能够有秩序对流行驶，那么车流量最大（这里是一个很大的小区,车特别多），车辆也可以在10分钟走完这段路。但实际上，每天早上出行车总是会占上三车道（早上大家赶上班），而入行车仅剩下一车道。而正是这种抢占，往往会使入行车连一车道也都无法使用。而入行车无法行驶，出行车最后也无法通行，这样经常就会出现整个桥的道路根本无法行驶的僵局。而正是这一公里路，如果时间段不合适，花上一个小时才能够通过也成了常事。
其实这正是公地悲剧的一个缩影。面对一块公地，由于大家都免费地占用，最后公地上最后一点资源都耗竭。在这里，道路作为公共品，每一个人都希望优先占用。这就如公地悲剧一样，如果某一时点每一个人都想优先某一段道路的使用，那么，其结果肯定是每一个人都无法对这段路使用。这样，道路的资源、个人时间的资源都在这种占用中消耗掉了。
因此，对北京交通资源实行某种程度的限制（或是规则或是货币），才是解决目前北京堵车问题最为重要的一环。而规则的实行，一切都必须依法而行，并对违法者实行严厉惩罚。这样才能有效地保证车辆安全行驶和道路的通过率，缓解北京堵车问题。
(2003年11月)
第一部分 婚纱照的陷阱第9节 信用的物有所值
近期以来，信用问题为国人十分关注，无论是股市上的做假造假，还是经济中的欺诈行为，都成了人们经济生活中难以忍受的事情。因此，减少国人信用之缺失，确立好的市场秩序成了人们经济生活中最重要的方面。信用是真的这样重要吗？既然信用是那样重要，那么它的价值又何在？
我们可以先来看，如果我请你在我的土地上盖一间房子，我们讲好的价格是10万元。如果我先给你10万元钱，在没有多少约束的情况下，我就会想，你是否会拿了10万元钱不盖房子就跑了呢？假定我怕你拿了钱就跑，要你把房子盖好以后再付款。但等你把房子盖好之后，我又向你压价，说你盖的房子不好，不符合先前谈好的条件，而房子又盖在我的土地上。如果你不接受这种压价，那么你就得把房子拆掉，损失肯定会巨大。可见，在没有信用的情况下，无论是买方还是卖方，都可能承担其利益受损的风险。
但是，在有信用的情况下，其结果就截然不同了。在许多商店里购衣服，商店保证你购的衣服不满意可无条件退货或退款，特别是那些名牌专卖店更如此。因为商店里的老板非常清楚，你不会为了他不退钱这样的小事而告上法院，如果这样做所花的时间与精力一定会比衣服所付出的成本要高。商店的老板会退货或退钱，是因为不想惹上欺骗顾客的名声，其目的在于建立自己的信用。而店里来的回头客多了，生意自然好做了。
在不少服装专卖店，顾客退货还款是经常的事情，因为金额不大、问题简单，而且商家为了有回头客，一定会以自己的信誉来向顾客保证其产品的质量。但是对于那些交易金额比较大、质量比较不容易识别的产品来说，信誉的重要性显得更为重要了。比如，建筑商同意房子盖好才收钱，而房主等房子盖好之后压低价格，还事事找一大堆借口。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法院这样的第三者也是很难裁决谁对谁错。退一万步说，即使他人认定你不对，这也没有关系，因为，短期内你不会打算再盖一间房子。对于购商品房的人也是这样，因为个人购房后短期内也不会打算再购房，开发商要欺骗也就是不容易的事情了。对于那些交易金额大，产品质量无法识别的情况，信用是维持交易最为重要的事情。
据有人研究表明，美国的钻石市场，都是由正统的犹太教徒所控制。在这个市场中，交易者几乎都不用借法律体系来履行彼此的约定。一般来说，在钻石市场，钻石的买卖通常是以大笔金钱来交易，人们不会先检查、秤重和检验每一颗钻石。因为，在该市场中会请当地公正的拉比来仲裁争议。如果某位钻石商认为另一钻石商欺骗他，他可以把争议提交给拉比。要是拉比做出对他有利的裁决，但另一方拒绝赔偿，后者便无法再立足于该行业，因为没有人会再信任他。除了经济制裁外，更有社会的制裁,大部分朋友、亲戚都会将他视为骗子。因此，钻石商在一笔交易上愿意承受的风险，有一部分要看对方在行业的经历时间，以及如果他被逼离开这行业会造成多少损失。
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到，信用是个人与社会交易中的无价之宝。在有信用的情况下，交易才得以进行，交易成本也会很低，这时才能获得个人的利益。如果不讲信用，最后损失的不仅是他人，而且是自己，整个社会与个人的利益就在这种没有信用中消失掉。国内许多市场的情况就是如此。
(2003年11月)
第一部分 婚纱照的陷阱第10节 并非不要命的抢劫
前几天外出，当笔者的车高速行驶在二环主路上时，前一辆车忽然停了下来，笔者连忙急刹车，差点搞得措手不及。笔者摇下车门，定睛一看，只见在前面那辆奔驰车有两个年轻人正在打开右边副驾驶车门，拿着车上的提包就跑。车主奋力反抗与追赶，但无济于事，两个抢包贼很快就消失在楼群里。
后来事主到派出所报案。他说，本以为是一个横穿马路的年轻人，谁会想到，在高速行驶的二环主路上，他们竟是抢包贼，这些人真是胆子太大了，简直是要钱不要命！
这些抢包贼真的是要钱不要命吗？他们的行为真是非理性了吗？其实，并非如此，这些人之所以这样做，都是经过反复思考而后行的。也正是这种出其不意的方式让他们的行为得以成功。
像这样的抢包贼，并非平时所看到的那样偶尔小偷小摸，顺手牵羊的人也，而肯定是经常作案的人。他们行抢前，肯定会周密地考虑，计算行为的风险与收益。比如，他们要考虑在车辆高速路上可能会被车撞的危险，要考虑即使不被车撞也可能被交通警察逮住的风险，考虑抢不到包而被警察抓住的风险，考虑抢到包后物不值钱的风险，而获得的收益就是抢到的包物有所值。而只有这些风险所带来成本低于抢包的收益时，他们才会这样做。
但是，这些抢包贼同时也会考虑，在高速路上行走，开车的人一定会让行人，这样他们被车撞的几率不会太大，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几年来，有多少人是在北京的环线上被车撞的呢？对于交通警察，一般只会在道路堵塞的地方出现，很少会到道路畅通的地方来，特别是高速行驶的环线主路交通警察更是不会光顾，这样他们被交通警察逮着的机会也相对要少；还有高速行驶的路上，其周边的警察一定不会太多，加之路上开车的人也比平时在市场或街上的人少，车主一般都不会轻易离开自己的车出来协助抓人，从而也就减少了抢包人被警察逮住的风险。
在这些因素被排除之后，如何找到一个物有所值的包就最为重要了。可以说，在快速行驶的路上，抢包贼光在路边等是不容易找到目标的。因为，等他们发现目标后，目标早已走了。估计一定有人在前面呼应。当他们的同伙在前面发现目标后，立即电话告之。所以他们一箭中的，直接奔向了奔驰车。由于抢包贼对当地的环境很熟悉，得手后立即逃得无影无踪。早几年，深圳到广州的大巴经常遭抢劫，笔者想这些犯罪者行为前都是会经过严密计算的。
这些抢包贼为何会这样容易得逞？一是人们基本上以常识思考，只会面对车辆行驶中的不确定性（如开车可能撞到他人的车），而没有面对来自其他方面的不确定性，这样也就不会预想到抢包贼会在这样的地点、这样的时间出现，从而为抢包贼提供了下手机会。如果车主对这事有所警惕，把车门锁上，包被抢的几率就会大为降低。还有，由于维持社会治安的成本存在，街上路边流动的警察都是十分有限的，在出事少的地方（特别是高速行驶的主路上）警察不出现也是必然的。但是如何减少犯案的机会，公安部门也可以采取一些方式来补救（如相应的教育等）。再就是犯罪的阻遏成本问题，如果犯案者被抓的几率小，而且处罚成本低，那么案犯犯罪的行为就会多，反之亦然。
看起来，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其中包含许多经济学的问题，人们多思考一些一定会启示良多。
(2003年11月)
第一部分 婚纱照的陷阱第11节 公与私的生意经
在转轨的中国经济中，国有、国营，民有、民营，总是交织在一起。但是无论如何交织，两者做生意时的天壤之别随处可见。而正是这种生意经的差别也就决定了当事人的成功与失败。
最近北京的五环路全线贯通了，书记市长的剪彩、公司的庆贺、新闻的采访报道，真是好不热闹。不过，路是通了，大家庆贺了，路边地产也开始升温了，但是五环高速路上行走的车辆则是寥若晨星。而在五环的辅路上，在相应的四环路、三环路上高峰时仿佛都成了一个停车场。道路的拥挤无以复加。
在交通十分拥挤的北京，为什么新开通的五环路没有多少车辆行驶呢？据这几天中央电视台记者的采访，问题就是在于五环路的收费过高。对此社会议论纷纷。有人就认为，五环路的收费，造成了国家投资的浪费，如果不改革收费体制，一定会降低五环路的使用效率，减少投资收益。
但北京首都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负责人却说，五环路的收费标准是按照投资大小，多少时间收回投资而计算确定的，如果降低现行的收费标准，甚至于不收费，那么对整个五环路的投资就无法按计划收回。如果投资不能够按计划收回，那么北京市基础设施的未来发展就无法得以持续。因此，维持五环路现行的收费标准应该是公司最好的选择。
其实，这样一种说法无论是学理还是在实践上是没有一点根据的。因为，尽管五环路的投资大，单位投入成本也高，如果这是一种完全垄断性产品，企业以成本定价并且定得最高，消费者也必须购买；如果这是一种可替代的产品，企业还是以高成本定价，那么消费者一定会寻找替代品，这种产品自然会从市场中退出。在后一种情况下，企业要想收回其投资是根本不可能的。
五环路修通后，其投资成本是固定的，而且早已沉淀了下来。收回投资的快慢，不在于产品收费高低，而在于收益大小。收益大，投资收回的时间就短，反之则反是。而五环路作为一种可替代的产品，收益的高低完全在于价格高低，如果收费过高，使用者少，其收益自然减少。目前，首都公路公司希望通过高价的方式尽快地收回投资是与供求法则相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