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庆话多,有点象个长辈,很关心古长书的生活。他从生活起居谈到工业生产,从干部制度谈到领导任用,没完没了地谈。古长书不能不听,不能不回答。他心里想着顾晓你,他希望顾晓你失约了才好。如果现在来了,让罗庆碰上了怎么办?他想打电话告诉她今晚不行了,也不方便打电话。电话机就放在罗庆背后的桌子上。他想用手机打,那就更有点掩耳盗铃,不打自招了。他就只好耐着性子,冷一句热一句地跟罗庆对话。
闹钟敲响了整点的声音,罗庆抬头看了一下,十点钟了。罗庆站起来,说走就要走,古长书说坐一会儿吧,罗庆你也早点休息,别太累了。说罢就往外走,古长书跟在后面准备给他开门,罗庆却已经把门打开了。就在打开门的那一瞬间,险情出现了。门口进来一个黑影,是顾晓你。顾晓你热情洋溢地说:“你在迎接我呀!”
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太令人恐惧了。罗庆顿时懵了,一个劲地往后退,摆脱了顾晓你的手。都怪他走得不是时候,顾晓你也来得不是时候。顾晓你走到古长书门前正要敲门,门却突然开了。她以为开门的是古长书,没看清面孔,之后她才发现是罗庆。顾晓你惊讶地说:“罗叔叔,怎么是你?我走错门了。”
古长书觉得又气又好笑。他也来了个脑筋急转弯,对顾晓你说:“那你就将错就错,进来坐一会儿吧。”
顾晓你就闪身进来了。她脸虽红,但并不十分紧张。罗庆跟她的父亲是好朋友,毕竟是长辈,遇到这种尴尬事情,即使有所怀疑,他也不会乱说的。
倒是罗庆不好意思,他看看顾晓你,又看看古长书,对顾晓你说:“没关系没关系,我也是经常走错门的。你坐坐吧,我先走了。”说罢,罗庆就咚咚咚地踩着鼓点下楼了。
顾晓你和古长书连忙进门把门关上。顾晓你看着古长书,咯咯大笑起来。她是笑刚才的事情。她这一笑,古长书反而害怕了。古长书说:“幸好你没说想我,要是说想我了,那就坏了。他不会乱说吧?”顾晓你说:“怎么会呢?他跟我爸爸交情很深的。”古长书说:“我是说,他会怀疑我们有什么吧?”顾晓你说:“怀疑有什么?怀疑也只怀疑在心里。他不是那种随便乱说的人。他是常务副县长,这方面的修养是很到家的。”
顾晓你今晚穿得一身新潮,看上去楚楚动人。她冲古长书嫣然一笑,就坐在古长书对面的沙发上了。顾晓你说:“上任这么久了,也不打个电话给我?”
古长书说:“我忙啊。连你托付的事也没有机会跟贺书记说。”
顾晓你说:“我正想问你呢,团委书记的人选定下来没有?”
古长书说:“我真的不知道。我又不是常委,怎么会知道呢?”
顾晓你说:“你们几个县长们在一起时,不谈论这种事?”
古长书说:“县长们在一起有几件事情是不能谈论的。一是女人,二是对上级领导的评价,三是干部任命。这些问题都很敏感。老百姓就不一样了,他们尽可以乱说乱骂。”
古长书有点心不在焉,刚才的事破坏了他的心情。顾晓你急于求成,又提到了提拔的事。她说:“你一定要尽快找机会向贺书记讲一下我。我要是当了团委书记,对你也有好处呀。”古长书说:“我是要帮忙的。可你也不能太急。”
古长书确实不想急于找贺建军说这事。至于原因,除了说话不方便外,关键是这事与他分管的工作无关。在县级部门中,团委说起来重要,其实是最不重要的部门,也是最难开展工作的部门。要做出成绩非常困难。不象抓经济,效益摆在那儿,数字就是最好的证明。团委工作的弹性太大了,很难找出新路子,很难上台阶。如果顾晓你不能胜任的话,那么团委的工作就很难有起色了。从这个方面讲,古长书还是从大局考虑的。可顾晓你的要求他也不能拒绝,想当官不是错误。他还是想在适当的时候向贺建军提一提她,推荐一下。古长书对她说:“现在你是临时负责团委工作,这期间你要拼命地干事。干出成绩了,书记自然就是你的了。也许县委就是要利用这段时间考验你的能力和工作态度。”
顾晓你很迷茫地说:“可问题在于,有的人干出了成绩也没提,没干出成绩的倒提了。”
古长书说:“你不能和他们比,别把心态比坏了。如果跟中国比国家大小,那么那些小国就解体算了;如果跟比尔盖茨比财富,那么百万富翁都要羞死;如果跟总统比职权,那么省长市长都别当了;如果跟郭沫若比学问,现在许多教授学者都是小学生。所以我劝你不要比,活自己的,只要活得是自己就行了。”
顾晓你呵呵一笑,觉得古长书说得也有道理。可她还是坚持说:“那些什么都不干也提拔的,他们不是活得好好的吗?当官还是当得有滋有味的。”
古长书突然一板面孔,说:“好吧,那你就跟他们比吧。告诉你顾晓你,哪怕你不是共产党员,不是团委副书记,你也是凭良心做事,对得起那份工资呀!你吃的穿的都是纳税人的汗水!”
顾晓你看出古长书生气了,她也生气了,说:“你这么凶干什么?我们不是在聊天吗?这么认真。”
古长书说:“我就讨厌那种不干正事,成天只想组织提拔的人!”
这个长期被父母娇惯的女孩哪里听过这种话。顾晓你气得要哭了。起身出门,一甩长发,咬牙切齿地说:“古长书,告诉你,没人这样训过我。你不就是个副县长么?没什么了不起的!”然后一遛烟跑了。


第二部分第12节 古长书与顾晓你(1)

顾晓你跑了,古长书半天没醒过神来。想想也是自己的不对,对朋友太认真了。哪怕是再好的朋友,你那样说,人家也要多心的。可他的用意的确是好的,顾晓你年轻,应当在自己的岗位上好好干。对她要求严格一点也是有好处的。古长书个性如此,他不想做那种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人,直来直去惯了。一不小心就冒犯了顾晓你。
古长书第二天就想给顾晓你解释一下,可想想还是不解释了,有些问题要留着她自己去琢磨。结果第五天的时候,顾晓你却打电话来了,说:“县长大人,那天我跑了,你生气了吧?”
古长书说:“你以为我是谁,我是你呀。没那么容易多心。”
顾晓你说:“那天我确实生气了。不过,很快就消气了。”
古长书说:“为什么这么快就消气了?”
顾晓你说:“你就那个德性!有时说话就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古长书说:“现在不生气了就行。”
顾晓你嘻嘻地笑起来。
金安市工业局的陈局长来县里,他是古长书过去的老领导,也是现任领导,虽说管不着古长书的职位,但旧情依然,古长书当然得热情接待。官场人物的接待方式基本上是约定俗成的规矩,领导来了就用同级的领导陪同,这似乎是一种不言而喻的政治待遇。下午,古长书特意给请贺建军打电话,问他有没有时间,陪陪陈局长,为陈局长接风,贺建军没有推辞。饭毕之后,他们开始谈工作,陈局长对贺建军说:“非常感谢你对工业生产的支持,你也用了古长书这样一个得力的人。他天生就是抓工业的料。如果每个县都象你们大明县这样,全市的工业生产就不用愁了。”
贺建军说:“关键是他了,我是幕后支持者。具体事情都是他做。”
贺建军所说的“他”就是指古长书。古长书说:“贺书记这话就太谦虚了。县委的支持就是我的强大后盾。其实工业生产上的问题症结大家都知道,历任主管工业的领导都知道,就看谁能真正向那些问题开刀。你是县委书记,你说要给工业做手术,我就开刀了。你不说做手术,我就不敢动手的。”
古长书这样表述,既是说的实话,也是好话。古长书知道,贺建军逢人就讲他的成绩,那就不是一般的肯定了,是对他充分的信任和褒扬。这个份量他是清楚的。
贺建军认为,一个县工业振兴的任务,经过了好多届县长。第一届抓发展,铺摊子,把基础工业搞起来了,然后就提拔调走了。接下来的几届都维护不下去,企业烂的烂,垮的垮。生存下来的由于管理不善,也朝不保夕。这几年,年年都在叫喊振兴工作,口号一年比一年响,企业一年比一年烂得快。古长书是半年时间,快刀斩乱麻,结果就扭转了亏损局面。所以,说到底,是领导的责任心问题,是敢不敢下手的问题。陈局长连连称是。
贺建军对古长书说:“你不仅做了,而且做得好。当初让你管工业是没错的。”
陈局长说:“你们大明县以前是最落后的,现在成了全市工业生产的标兵了。看来用人用顺了,就一顺百顺。”
“大明县的经济工作,主要力量就放在工业农业上,县委不支持谁支持?”贺建军说:“还希望你当局长的多多支持。”
陈局长说:“我就不是支持了,是自己份内的事。”
贺建军吃完饭就离开了,可古长书还得继续陪下去。到了宾馆,两人就正式谈工作了。古长书说,上次在市里的超市里,看到卖着外地的山野菜,如蕨菜,香椿等等。他买了几袋子,还很好吃的。咱们大明县是典型的秦巴山地,这两样东西最多,而且是真正的绿色食品,自家守着这么多宝藏没有开发,却掏腰包要买别人的吃。本来就穷,还要给发达地区掏钱,这种资金的逆向流动,是经济落后的典型表现。所以,他想在大明县搞一个山野菜开发项目,投资规模很小,但资源丰富,加工成本很低,还给农民寻找了一条致富途径。他没有占领全国市场的野心,至少能让本地人吃上本地的山野菜,在金安市内把市场占稳就行了。
古长书是个说干就干的人,不喜欢把事情放在嘴上。他在跟陈局长谈话时,只是给他放个风,陈局长一走,他就把这个想法给县委书记贺建军汇报了,贺建军对他的想法很赞同。从办事程序上讲,主管工业的副县长只管大局,管不到具体事务上。但古长书做事扎实,他怕别人做不好,还自己亲自起草了一份可行性论证报告,然后交给县工业局,让工业局拿出具体实施方案。有人不理解,说这事儿没有科技含量,要搞就搞有前途有亮点的项目。
古长书对他们说:“我们这个穷地方,没资金也没技术搞什么高科技产品,好高骛远的事咱们不干,干就干伸手就能抓钱的项目。什么叫前途,什么叫亮点?我们这是靠山吃山,能让老百姓拿到钱,能安排一些失业职工,就是前途,就是亮点。我不考虑什么科技含量。搞别的我们不行,搞土特产品我们总行吧?”
几句话就把那人说得哑口无言。但使更多的人却理解了古长书,觉得他办事扎实,是个真正能为民众利益着想的人。至少有十多年来,在各级领导干部的讲话中,都异口同声地提到了工业项目的科技含量问题,有的讲得非常动听,为大明县的未来描绘了一幅幅壮丽图景,一届一届班子过去了,也没见到什么科技含量高的项目出现。有一届政府还专门从县城郊区划地,圈定了一块高科技园区和新兴开发区,请来当时的副省长搞了隆重的奠基仪式,并投入了三百万前期启动资金,风风火火闹了半年时间,就不了了之了。后来农民把那地方利用起来,做了养猪场,那个“奠基”的水泥牌子,平躺在养猪场的大门上,由猪们进出时踩蹋。下雨天气,水泥板又硬又滑,猪们走在上面时,总会在那里摔跤。只有猪脚踩在“奠基”二字上时,才不会摔倒。因为那字是凹下去的,有些发毛,猪蹄子便能打滑。为了确保猪们的安全,老板找来铁钻和锤子,把那水泥牌子敲击得大坑小眼,面目全非,大猪小猪走在上面就四平八稳了,才算彻底解决了问题。古长书第一次去养猪场时,看到门前块躺着的牌子就想笑,他觉得那些领导们太急于求成了,太需要政绩了,而那脑子似乎也跟猪脑子差不多。
古长书就一头扎进了这个新项目中。从主管工业以来,他总是不断地总结自己,已经摸清了基本的工作思路,你只要把全盘管好,不要出乱子,保持稳定,然后就把精力放心大胆地投入到其他工作中去。当副县长的人,大大小小杂七杂八的事都有,如果光是浮在上面,永远有做不完的杂事,永远有忙不完的应酬。有人成天到晚都叫累,也确实是累,就是看不到累的结果,因为本来就忙着没有结果的事。比如一个接一个地陪同上级领导,一个接一个地倾听下级汇报,那就是没完没了的了。古长书活得明白,也是个明白人,他得做具体的事情。他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工作重点,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主攻目标,这样他的工作就做到了忙而不乱,优质高效。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山野菜项目在艰难中启动了。从选址,到资金落实,再加工机械,古长书都得一一盯住。有时一连几天都呆在企业里,不回县政府去,也不回家去。困了就在企业里睡觉,闲了就在那里想想问题,写写经济文章。到了周末,古长书就回金安市的家了。
古长书每当忙完了工作,便要回到父亲那里去看看。父亲一个人住着,他回去了,父亲就把他当客人对待。古长书当副县长后,父亲好象年轻了许多,以前也是成天打麻将,但每天不超过半天。现在有时整天都在桌子上了,甚至还玩通宵。古长书跟父亲没多少说话,陪他坐一会儿,再混一顿饭吃,然后就回家了。
古长书回到中学那三室一厅的房子时,一看左右都是空荡荡的,了无生机,这时候就感觉到了一个人的孤独。古长书睡觉有个习惯,在家里时他睡床铺的外边,左小莉和儿子睡床铺的里面。左小莉调走之后,他就一直把里面那块地方空着,自己守着原先那块老地方,从来不会侵占到左小莉原先的地盘上去。看到那空落的一片,他就想起了左小莉。晚间闲暇的时候,顾晓你便来陪他聊天。
两人是极好的朋友,喜欢在一起呆着。古长书那种大哥哥一般的严厉,顾晓你也领教了。虽说上一回都有点不高兴,但毕竟还是好朋友。顾晓你又偏偏喜欢听古长书说话,古长书也乐意天南海北地侃。他说希特勒尼采提出过两种道德观,一种是强者和超人的道德,另一种是弱者的道德。甚至在一个人身上,在一个灵魂内部,也存在着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奴隶道德是女性的,是它是软弱和服从的道德。主人道德是男性的,是统治的道德。但男性统治者在他心爱的女人的面前,这种道德意识会转化。比如,希特勒在跟吉莉小姐的风流生活中,他就乐意让吉莉小姐折腾他,他甘愿充当一种卑下的屈从的角色。希特勒在跟米勒小姐一起时,他就喜欢米勒小姐用脚踢他,他从中享受被虐待的快乐。作为一代独裁者和暴君,希特勒代表了许多统治者共有心态,一方面希望统治他人,并对他人从政治上施虐。另一方面,内心也存在受虐的心态。这东西每个人身上都有,只有强弱之分。


第二部分第13节 古长书与顾晓你(2)

顾晓你听后大惑不解,说你怎么会知道这些?古长书说,这也是学问。两人就在床上卧谈。顾晓你是读中文的,却没看过古长书那么多书。古长书是政治经济什么书都看,肚子里还是装了许多东西的。顾晓你就自愧不如,觉得他这人聪明过头。顾晓你说,难怪大学时同学们给她取的外号叫“顾笨笨”。古长书说,“顾笨笨这名字还不错,是一种昵称。孙中山的外号才难听呢。”
顾晓你说:“孙中山的外号叫什么?”
古长书说:“叫孙大炮。”
顾晓你说:“这是真的?”
古长书说:“当然是真的,革命领袖的外号是不能胡说的。”
顾晓你满脸就笑开了花,觉得古长书这人太有意思了,居然知道孙中山的外号叫孙大炮。顾晓你拍拍古长书的脸颊说:“你真是个可爱的孩子!”
古长书是直奔政治前途的人物,并不想跟顾晓你保持非常密切的关系。为了与她们保持距离,古长书必须采取限制自己的做法,他想,让家里多一双眼睛,他就受到了管束。于是,几天后把老父亲接到了家里,一是有时间可以陪陪老人,二是老人可以每天给他做饭。开头几天倒也不错,每天晚上回家,父亲早把饭做好了,古长书一回家就可以吃到热乎乎的饭菜。吃了饭,聊一阵天,然后古长书看书写文章,父亲就看电视,两人各在一个房间,互不干扰。可这并不是父亲的生活方式,父亲喜欢跟老人在一起,没事了就打打麻将,散散步。实际上,早晨古长书一上班,父亲就出门回到原来的住处去了,约他的老友打麻将。麻将打到下午三四点钟,父亲再到古长书那里做饭,晚上也就在那里睡觉。时间长了,牌友们就不行,因为大多数人喜欢晚上打麻将,即使白天打,也希望打的时间长一点,才能过足瘾。于是,父亲就把老牌友叫到古长书家里摆开了战场。
有一天,古长书下乡回来,父亲正和几个老人在家里打麻将,屋子里烟雾弥漫,弄得又脏又乱。古长书当然不会生气,而是很客气地接待了他们,一一跟他们打招呼,还恭恭敬敬地给他们递上香烟。这几个长辈,以前都是国家干部,父亲拾破烂那阵子,他们家里的酒瓶子全是白送给了父亲的,古长书本人也从他们家拿过不少酒瓶。这一点旧恩,古长书是永远记得的。即使没有这层关系,他也会对父亲的朋友们非常尊重。古长书坐在父亲后面看了一会儿,感觉有些疲倦,就进洗澡间了。古长书洗澡后睡了一觉醒来,他们还在打。时间已到凌晨一点。见古长书都睡醒了,他们说肚子饿了,不打了。古长书见家里没吃的,便把他们请到街头夜市去吃了顿夜宵。打了整整天牌,末了还由副县长陪同他们吃夜宵,老人们觉得很光彩,父亲也觉得儿子给他撑足了面子。
可自此之后,父亲就刹不住车了,隔三差五地要请伙伴们来到古长书这里打麻将,古长书上班,家里没人干扰,房间又宽敞,又安静,是理想的玩牌场所。次数过于频繁了,古长书就有些不悦,不是别的,主要是屋子里搞得太脏。老人家们撒尿慢慢滴,一不小心都流在马桶外面了,马桶周围是一圈圈发黑的污渍,厕所弄得臭不可闻。烟头,卫生纸到处都是。客厅里都有味道了。每回见古长书回家后,父亲就有点紧张,然后不声不响地走进厕所,专心收拾干净。
有天,古长书说,“爸,以后不要经常让他们来打牌了。这样不好。你收拾起来也不方便。你想打牌了,可以出去打。”父亲一听就不高兴了,说:“不就是让老伙计们玩玩么?我还要在克制自己的。依着我的德性,要天天打才是。我反正没什么事干。”古长书说:“成天这样坐着,你也得考虑身体吧。别把身体坐坏了。”父亲说:“我知道了,明天我就走。我也免得给你做饭了。”古长书连忙给父亲陪笑,说:“爸,你别多心啊。我可是没让你走。”
第二天,古长书下班回家后,发现父亲真走了。古长书顾不得吃饭,连忙跑到父亲那里,父亲又在自己屋子里与几个老头开始了新的战斗。古长书说:“爸,你没生气吧。”父亲说:“生你的气?没空。要说打麻将,我这里比你那里好。”古长书见父亲锅里有些剩饭,在微波炉里热一下,就一边吃饭一边在麻将桌旁边吃起来。古长书并不真想在父亲这里吃饭的,只是为了图父亲高兴。古长书知道,做父亲的,在儿子那里随便吃,他就会感到快乐无比。终归是自己的儿子,到底还是贴骨贴肉的。


第二部分第14节 升职(1)

次年开春的时候,常务副县长罗庆就调走了,到金安市纪委当副书记,罗庆算是提了一级,正处了。罗庆调走,下面就有了许多议论,说他在常务副县长的位子上也捞足了钱,该动身了,再不动身就要出问题了。罗庆管过工业和交通能源,当常务之后管人事和财政,实权一直把握在手中,那些乡镇领导想调回县城要找他,副职要提拔成正职的要找他,矿产开采要找他,据说都要送钱的。所以他一调动,各种说法都出来了。古长书也多次听到过这些说法,当初他也相信,到后来,有些传说越来越离谱,他就不太相信了。古长书从他的耳朵里听到的,哪个领导都有一些谣言的,只是他没听到过他自己的谣言。他想,他自己也许也有谣言,只是他本人听不到罢了。
罗庆调走,古长书就接替了常务副县长的职务。不管怎么说,古长书只当了一年副县长,就提拔为常务县长了,进常委了,这是一个比较快的进步。无论是他本人,还是其他县委领导,都明白古长书这个常务提得比较硬气,是他实实在在干出来的。古长书认识省政府领导,他也认识市委领导,可他从来没有为自己提拔的问题找过他们。所以他自己也觉得骨头很硬,是挺着腰杆当官,弯下腰背做事的那种人。对于常务副县长这份工作,他当然能够胜任。在新班子重新分工的会议上,他提出,除了接管原先常务副县长所承担的人事、财政等工作外,他还继续把工业这一块管着。因为这一块他最熟悉,而且有他正在搞的项目,如果换一个领导,且不说他对工业生产的熟悉程度,单凭摸清情况,就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有些持续性很强的工作就是频繁地更换领导搞坏了的。贺建军书记对县政府的最新分工也很满意,他说古长书就是块抓工业的料,让他继续把工业管着是有好处的。
一宣布古长书当常务副县长,古长书的办公室就从来没有安静过。大家都是来向他表示祝贺的,也有人赤裸裸拎着礼物上门了。而更多的是带着一个信封,说是要意思意思。古长书一再拒绝,可他们却执意要送不可。给他送礼的,都是各部局的领导,也有一些乡镇的正副职。但凡烟酒之类,古长书都收下了,如果拒绝就会伤人家面子。对那些送信封的人就不一样了。等到送礼的人一走,古长书就在信封上写上送礼人的名字,然后收进抽屉紧锁起来。有天晚上,古长书就收了三个信封。他打开那些信封看看,里面都是钱,从几百元到两三千元不等。越看这些,古长书越觉得可怕。
古长书自己都觉得奇怪,他当团委书记的时候,没人给他送礼,那时别人要是送他一条好烟一瓶好酒,他都会乐意收下,并为此而高兴,感受到作领导的种种好处。可是,即使这样,一年下来也难得有人送他几次烟酒。没人送的时候,他甚至暗暗希望有人送。现在情况大变了,这么多的人要送礼给他了,他又突然不敢收了,而且他对送礼者有种特别的恐惧感。他明白,送他烟酒的一些人,大都平时是些朋友,确实为他当了常务副县长而高兴,那祝贺便真心实意的,烟酒寄托着他们朴素的情感。而送钱的那些人,平时接触本来就很少,没什么友情,这时候送他钱,不是看在友情上,而是看在他的职务上。那是有所求的,他们把他的职务看成了可以发掘的再生性政治资源。古长书当然不愿成为别人手中的一个棋子。
古长书认真研究过一些能人腐败者。他们首先是能人,其次才是腐败分子。他们往往很有能力,能干事,有权力,别人既然仰慕他们的才能,也倾倒于他们的权力,于是就给他们送礼行贿。腐败分子倒台的时候,就是他们政治命运终结的时候。还有一些庸人领导,他们手中有权,身上有职务,但没有个人能力,既不能为国家办事,也不能为个人办事,下面的人看不起他们,你再权高位重,也没人把你放在眼里,当然也就没人给他送礼了。这也属于窝囊的领导窝囊的官。大明县以前有个副县长就是这种人,工作上没主意,政治上没头脑,下级也不把他当人看。一遇到喝酒的场合,别人就想把他往醉里灌,然后就从他嘴里掏话,让他讲到外地出差时找小姐的事,引起哄堂大笑。这位副县长的日子过得很紧张,嘴上抽的烟都是三五块钱一包的,家里喝的酒都是十多块钱一瓶的。据说此君就非常廉洁,可并不是他本身要廉洁,更不是政治觉悟高,而是无可奈何的清贫。如果有人送他一条中华烟,他会高兴半天。如果过年时送他儿子一百元压岁钱,他也会高兴得眉开眼笑。古长书认为,有人看着权力给你送礼,至少能证明权力的价值;因仰慕你而送礼,说明人格的价值;是朋友而送礼,能说明友情的价值。如果谁都不送你一点什么,说明你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那就是官场的废物,它比腐败的本身更可悲可叹。所以,当古长书看到那些信封的时候,尽管他很惶恐,但心里还是美滋滋的,可以从中体味出权力在运行过程中的奇妙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