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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若干年,江大伟被调到市府办秘书科,跟随一个分管科教文卫的副市长。这个副市长是个民主党派,原先在师范学校做校长,有些知识分子的清高傲气。刚开始,这位副市长一江大伟文字水平很差,写出的东西词不达意,甚至还有错别字,就很有些不屑。加上,江大一副阿谀奉承、唯唯诺诺的样子,也让这个学者型市长感觉很不舒服。
《》第二章 《中国式秘书2》:第11节(3)
因此,相处没几天,副市长就萌生出换秘书的念头,只是碍于自己刚刚当选,生怕别人说闲话,才没有急于付诸实施。期间,江大伟自然早就看出苗头,也是心里着急且猎鹰一般寻找突破机会。碰巧,那段时间正好副市长父亲生病,从农村来到城里休养。老人也没什么大毛病,就是有一阵内火特别重,便秘得厉害,憋得难受时浑身颤抖,几近痛不欲生,令孝顺的副市长和家人在一旁看得眼泪汪汪。有一次,江大伟接副市长上班,正好看到这一幕,二话没说就挽起袖子,硬是用手指一点点帮老人抠出排泄物,当场把副市长一家给感动得泪雨倾盆。此后数月,江大伟每天都如此侍奉副市长老父,直至其病愈返乡。由是,副市长对江大伟观感陡变,从此视若知己。
最精彩的故事,自然是有关洪大光和丁松。
洪大光当市长时,江大伟以办公室副主任的身份,跟随左右。洪大光是个粗人,本身倒也马虎,对人要求并不苛刻,可洪夫人却是个不太容易服侍的主儿。别看洪大光在外边神气活现威风八面,唯有在夫人面前规规矩矩。洪大光还在县里主政时,据说某次因为家庭琐事,夫人竟然从常委会议室里,当着一帮常委的面儿,揪起丈夫耳朵就往外拖,说是要到法院办离婚。洪后来当了副市长,因为与阳城宾馆某女服务员有染,夫人也是在市府宿舍大院里吵闹不休,其境况相当于孙行者大闹天宫。对于这样极具雌威的夫人,江大伟采取了以柔克刚的做法,用了大量时间深入洪府,陪夫人聊天解闷做家务。其时,在洪大光家里,江大伟买米买菜搬东运西伸手就来,拖地洗碗抹桌子也是见眼生勤,就连夫人来了例假换下来的内裤也帮着收拾。而且,江大伟摸准了洪夫人的喜好,每逢红白喜事总要热情帮助操办,张罗阳城官场中人前来捧场,光是一家三口的生日每年就要过上好多次。最为离奇的是,某年洪夫人生日,江大伟先后帮助操办四次,阳历过了再过阴历,就连闰月也没放过,最后还添了一个所谓的“跨日寿”,说是其出生时正逢子夜。如是,他便获得了洪夫人的赏识。后来,洪大光升任市委书记,直接把江大伟从办公室副主任提为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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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松主政市府时代,虽然与洪大光关系形同水火,却并不因此排斥江大伟。相反,时间不长,江大伟就成了他的红人。个中缘由,据说是缘于丁松上任后的那次中央党校培训。丁松接任阳城市长后,参加了一期中央党校的中青班,时间三个月。这种封闭式培训,纪律要求严明,生活相对清淡,对丁松这种官员来说,本来是一件相当枯燥的事。可是,江大伟却从中发现了玄机。他主动跟到北京,悄悄落足阳城驻京办,做起了丁松的专职陪读。期间,他一方面发动在京城的所有关系,包括阳城籍官员、商人之类,每天都安排了丰富的宴请与娱乐生活。另一方面,有计划地安排阳城方面县(市)、区、部、委、办、局的要员,分批来北京慰问,除了顺便带些烟、酒、茶之类货物,有的官员还把丁松喜欢的女人也一并捎上。如此,丁松的京城党校生活便显得繁忙且多彩。在他任上,江大伟再次官升一级,成为市府大总管。
洪大光、丁松们也知道江大伟的为人,对机关里的非议多有耳闻,可最后还是无一例外地喜欢并提拔之,如此便形成了一个大大的悖论,更形成了一种奇特的“江大伟现象”。
“有些能力差、品德一般、口碑不佳的干部,正是因为在群众中比较孤立,自己有相当重的危机感,所以也就不敢有个性,不敢张扬,只能忠心耿耿紧跟领导,除此,别无他途。这样的人,领导既不用提防他耍什么花招、搞什么阴谋阳谋,更加不怕他颠覆自己的官位权威,容易让领导放心。反之,如果身边工作人员能力太强、水平太高、群众基础太好,在下边一呼百应,这样的干部容易起哄闹事,也易于滋生野心与反骨,领导往往不容易驾驭,你说能让人放心吗?”冯开岭曾经隐晦评点过“江大伟现象”。
对于秘书的命运结局,黄一平曾经听到过很多说法。有人说,跟随不同的领导,便有不同的命运;也有人说,不同的跟法,就有不同的结局;还有人说,不同能力水平的秘书,会有不同的下场;更有人说,性格即命运,就是说的秘书。从江大伟身上,黄一平倒是非常倾向于最后这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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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有你江秘书长亲自掌舵、把关,我一定加倍努力,把事情做圆满。在这过程中,有什么困难和疑问我会及时请示汇报。”
对于江大伟的阳奉阴违、推诿耍滑,黄一平心里虽然不满,嘴上却不好说什么,甚至连表情也不便流露出来。
平心而论,自从十一年前调来市府办,江大伟就一直是他的顶头上司,对他即使算不上多么关照,却也没有坏过他的事。去年那次风波,周围不少同事或是冷眼旁观,或是幸灾乐祸,甚至落井下石,江大伟则基本处于中立,暗中甚至表示了适度的同情。眼下,虽然自己是廖市长秘书,可江大伟依然管着他,属于那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角色。因此,黄一平在处理与江大伟的关系上,还是要把握分寸、善藏不露。
可是,黄一平也知道,江大伟的推诿,一方面是其性格、品行特点所决定,另一方面也有客观存在的难处。说到底,江大伟之所以把皮球踢给他,其实是对廖志国的“鲲鹏馆”信心不足,生怕因此卷入矛盾,弄得一身腥气。
其实,黄一平又何尝没有这种顾虑呢?江大伟踢出的这只皮球,委实也不太好接哩。
黄一平明白,廖志国此时推出的这个项目,困难和阻力可以想象——
先说当下阳城官场现状。八个月前,正值N省地级市政府换届前夕,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廖志国与冯开岭分别由阳江、阳城两地对调,并于不久之后各自顺利当选市长。期间,阳城原任市长丁松改任政协主席,市委副书记张大龙任人大常务副主任。稍后,省里也召开两会,阳城市委书记洪大光作为副省长候选人,本来十拿九稳笃定当选。不料,会议?间,忽然出现很多举报洪大光的材料,在各代表团住处悄悄散发。选举前一天,又有上百名滨江新城工地上的建筑工人,因为追讨工资在会场前静坐,结果洪大光以区区二十票之差,输给了另一位候选人,也就是前面提到的来阳城考察的副省长。如此一来,洪大光只好回阳城继续做他的市委书记兼人大主任。表面看,省市换届尘埃落定,各种政治势力已经各就各位,可实际上,根本矛盾并没有平息,对立的源头依然以自己的方式存在,只是暂时处于休整、蛰伏状态。就洪大光一方来说,在阳城官场苦心经营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周边地区资历相当的市委书记大都已上升,这次进省府班子本来已是煮熟的鸭子,谁知还是被人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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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谁是幕后黑手,闭着眼睛都能猜得出来,必定是丁松联络了省里一帮老干部所为。在丁松这一边,虽说通过种种努力,暂时阻止了洪大光前进的步伐,可并没能一击置其于死地。省里一位领导曾经劝他,说:“大家一起共事几年不容易,有点矛盾也属正常,当饶人处且饶人,事实证明洪大光并无多大问题,最多过个一年半载,迟早还会安排到省里工作嘛。”丁松听了,心里自然不会服气。这两股势力的暗中较劲,就像一只巨大的火药桶,不知何时就会爆发,再次把阳城搅得天翻地覆,岂容你一个新来的市长从容做事!
再说阳城的特殊市情与财政状况。阳城与阳江虽然都是地级城市,人口、地域状况大体相当,可是区位情况却区别很大。阳江地处江南,得交通、地理之便利,又受几个大城市的直接辐射,经济社会发展基础雄厚,属于N省的发达板块。而阳城则偏居江北一隅,因为地理位置的局限,几乎成为一个交通与商贸的死角,幸而开放以来建了长江大桥、铁路、港口等等,才开始加速追赶。然而,毕竟思想观念、社会基础、经济指标诸方面差距明显,在阳江可行的事情,在阳城?未必。试想,区区六百万人口的城市,城区人口不足五十万,却要建“鲲鹏馆”这样一座超大体量的场馆,不说建成之后是否能派上用场、收回成本,单就建设费用恐怕也是一个不能承受之重,凭借阳城目前的财力状况,何以承担得起啊!何况,所谓政绩、面子工程,向来为阳城政坛大忌,尤其是省里一帮老人,更是与阳城这边遥相呼应,时刻把警惕的目光盯在一帮官员身上。前几年,洪大光与丁松主政市府,几次提出要建造万人体育馆、超高摩天楼,无一例外遭到扼杀。
还有,廖志国目前在阳城的实际地位也不容乐观。说起来,作?一座六百万人口城市的市长,又兼着市委副书记,在阳城这方土地上可谓位高权重,一言九鼎,不说为所欲为,至少也应该少有顾忌。其实并不然。熟悉官场结构者皆知,像阳城这等地方,市府之上有市委,左右有人大、政协,很多事情的拍板决定权并不在政府行政主官手上。加之,阳城官场向来就有排外的习惯,尤其是近些年,鲜有党政领导在省里得到提拔重用,虽然主要是因为内部争斗导致两败俱伤,可很少有人主动从自身找原因,而是结怨于上边的不公,并把怨恨直接发泄到外来干部身上。古语云,强龙难压地头蛇。廖志国作为一位外来官员,任职阳城不过?八个月,担任市长时间更短,尚处于阳城官场中人眼里的见习期,是个倍受挑剔目光审视的新媳妇,按照常规远未达到可以动手大干的时候。阳城官场本就复杂,外来官员更是受到特殊关注,前边说到的那两句顺口溜,说是一则民谣,却也是对阳城官场的一个生动总结。廖志国以其立足未稳之态,马上就要搞这样一个偌大项目,风险系数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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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黄一平也清楚,廖志国性格外向,个性偏强,是个气盛之人。面对阳城如此复杂的环境,他绝不可能等闲视之、无所作为,更不会像民谣所言被动等待别人把自己撵出阳城。新任市长,情况不熟,政府组成人员的任命,基本听从于阳城市委市府老班子。廖志国工作一段时间后,感觉有些部门主管不太顺手,曾试图作个别调整,却在常委会上以刚刚换届的名义遭到否决。一时间,好多重大事项因为牵涉复杂的关系与矛盾,他都鲜有表态发言权,更加别说决策主导权。眼下,这个“鲲鹏馆”工程,其实带有试水性质,也正如他所言,是希望以此为杠杆和支点,来撬动阳城官场这块庞然大物。直白些说,廖志国的这一举动,多少带有赌的性质,而且一旦真正启动了,不论困难与阻力多大,都不会有多少退路。
廖志国没有退路,黄一平自然也没有退路。
这时,他不由想起廖志国的那个“肌体论”与“境界论”。现在,他所充当的角色,就是廖市长所说的耳目、喉舌、手脚。他只能冲锋陷阵,别无选择。
话说回来,即便江大伟不推诿、不逃避,像“鲲鹏馆”这样重要的事项,从廖市长的本意出发,也希望他这个贴身秘书勇于担当,冲在前边,而不能假手于那个滑头滑脑的江大伟。按说,廖志国与江大伟本来就没有多少交情,也不具备信任的基础,凭后者的能力水平自然也难办成什么大事。可黄一平就不同了,廖市长刚上任,就将他从党校调到身边,提了职务不说,还解决了老婆的调动问题。当此关键时刻,江大伟可以耍滑头,他却不能辜负了廖市长的信任与期望。而他,也正需要通过这样的机会,来报答廖市长的知遇、再造之恩,最后的结果只能听天由命了。
想到这里,黄一平眼前不由得浮现起换届选举前夕,冯开岭让他帮助操作的那些事,包括拉选票、写文章、搞小动作等等。往事历历,不必细思便尽现眼前,点点滴滴痛犹在心。可是又一想,眼下这件事毕竟不同。冯氏那些勾当大多在暗中进行,摆不上台面,见不了阳光,而眼前之事却是光明正大的政务,完全可以摆上台面大曝于光天化日之下。由此,他禁不住感到十分的坦然,且陡然产生了一种义无返顾的凛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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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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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不错!一看就是正宗农家小院里种出来的小油菜。这种菜,本地传统品种,施的有机肥,也没有农药或化工类污染,吃在嘴里虽然略微有点苦味,可无论营养价值,还是环保指数,同那种大棚产品完全不一样。”苏婧婧就像一位蔬菜专家,对着那堆绿油油的小油菜,研究了足有十分钟。
三天内,黄一平已经两次前来阳江,专门给苏婧婧送这种阳城特产的小油菜。
廖志国出差欧洲了,是参加省政府一个经贸代表团,省长亲自带队,时间大约一个多星期。这一来,黄一平突然就清闲下来,有了自由支配的时间。
“婧姐真厉害,这菜是我父母在自家门前种的,施的全是鸡鸭粪肥,一点农药和化肥也没用,而且我们老家远离城镇,周围十几里都没有什么工厂,浇水、施肥也是从土壤中间接渗透,不污染菜的表面。”黄一平笑笑说。
几次送廖志国回来,在这里就餐,黄一平看到苏婧婧食量很小,挑拣得相当厉害,除了鱼虾之类,基本上以蔬菜为主。对于蔬菜,苏婧婧也非常挑剔,只吃当地菜农自产的几个品种,不喜食大棚里批量生产的那些反季节蔬菜,尤其讨厌过量使用农药、化肥。说来有些神奇,从小在城市长大的苏婧婧,味蕾特别丰富、敏感,一盘熟菜端上桌,她只要品尝那么一小片,当即便能品出是否出自大棚、有无使用农药与化肥。
时间是在午后,苏婧婧照例留下黄一平喝茶聊天。这时,楼上传来动静,是苏婧婧父亲午睡完起床了。黄一平从老家买了两百只鸡蛋带给老人,也是出自农家散养的三黄鸡,便提出到楼上问候一下老人。
苏婧婧父亲已经是八十多岁的高龄了,曾经做过区、县的党政主官,行署副专员、市委副书记,最后从阳江市政协主席任上离休。苏老主席虽然长期在故乡阳江任职,可与一江之隔的阳城也有些缘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他作为省里“四清”工作队的队长,曾在黄一平老家海北县工作一年,不仅足迹遍布全县的每个乡村,而且以其平易近人、踏实肯干、实事求是的作风,在当地留下良好声望。据说,那时的“四清”运动声势浩大,工作队下来如同钦差大臣一般,苏老主席以其资历与队长职衔,在县里享有一言九鼎的权威。直至今日,但凡稍微上了些年纪的海北老人,仍有不少人记得当初那个苏队长,穿草鞋、抽水烟、骑辆破旧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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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的苏老主席,表面看慈眉善目、面色红润,整天张嘴乐呵呵笑,与平常长寿健康老人无异,可实际上脑子却不行了,整天坐在轮椅上要么顾自口中念念有词,要么流着哈喇子打长盹,与人对话答非所问、文不对题,其症状应是老年痴呆。平时,苏家请了两位中年妇女,都是廖志国的远房表姐,大表姐主要负责买菜、烧饭、日常家务,二表姐则着重照顾、料理老人。作为回报,两个表姐除了领取固定薪金,其丈夫、儿女也都在阳江市里安排了不错的工作,甚至买了房子安下家。因此,两个表姐就像家里人一样,活计做得尽心尽力、一丝不苟。
“苏伯伯,我是小黄,海北县来的小黄。”黄一平握着老人的手,大声问候。
他曾经听苏婧婧说过,老人脑子虽然不好了,可是也没差到那种程度,属于时好时坏那一类。而且,像所有年迈者一样,老人的记忆具有记远不记近的特点,尤其是对那些影响重大的陈年往事,还时常能从记忆深处清晰反刍出来。
“苏伯伯,海北县还记得吗?河南招待所,北大街,望仙桥的二麻子烧饼,县政府开水房的杨拐子,汤聋子豆腐脑儿……”黄一平一口气报了海北好多人名、地名、当地特产,意在引起老人的记忆与回应。
果然,老人的眼睛开始放光,嘴角慢慢扯动。
“二麻子的烧饼,酥脆,香!杨拐子烧的开水,烫!招待所的铺板,让雨漏烂了,睡在上边不舒服,要让马县长修一下。”苏老主席的眼睛盯着黄一平,以其独特的方式与之聊天——依旧顾自念叨,语句相当短促,跳跃性非常大。很显然,老人的思维并不顺畅、连贯。那个马县长,并非现任官员,而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海北县长,已经过世多年了。
“苏伯伯,那个二麻子不在了,二麻子的烧饼摊还在,是他两个儿子在经营,还注册了商标哩。下次我再来,一定带点烧饼过来给您尝尝,好吗?”黄一平一脸虔诚,语气恭敬,并不因为老人脑子不好就显得虚假、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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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婧婧端只茶杯,饶有兴趣地站在一旁,看着黄一平极尽努力的表演,不时抽张纸巾帮父亲擦拭嘴角的流涎。
其实,黄一平知道,廖志国在这个家庭里,之所以显得有些怯意,或者说如同外界传闻的那样怕老婆,表面看是忌惮苏婧婧的强势,实际上真正畏惧的,应该是面前这个老者。没有苏老主席,就不会有廖志国的今天。
像众多身居高位的官员一样,廖志国也出身于普通农家,父母都是农民,兄弟姐妹众多,家境相当清贫。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廖志国以复读三年的代价,才考取省农学院植保专业。之所以选择这个学校与专业,除了分数限制,也有经济条件的制约——师范、农业、公安类院校入学费用相对较低,在读期间还有一定的补贴。毕业后,分到老家所在的乡里当农技员,一头扎在广阔天地里,风里来雨里去,晒得跟农民乡亲没有两样,课堂所学知识也很快变成经验教训。不久,他便成为当地农业方面的一个小专家。
也是机缘凑巧,廖志国工作不久,正赶上全国范围整党,他所在的那个乡正是时任县委书记的联系点,而书记大人正是面前的这位耄耋老人。那时的县委书记,与时下同等职级的官员大为不同,衣食住行简单朴素,完全一副农村基层干部的做派;进驻乡里绝不似今日这般浩浩荡荡,一辆北京吉普,随行者只有司机加秘书;在乡里一住就是好多天,同周围普通干部群众马上就能打成一片。而且,彼时整党也不单纯是关起门来学习,或者在报刊上发表些空而无当的讲话、文章,而是走村串户深入基层,到了田间地头随便找个搁屁股处坐下,老汉的旱烟袋也抽,挑粪妇女的茶碗也接,说说笑笑间就把调查研究、宣传教育工作做了。浑不似现当今,不管多大级别的官员,但凡下到基层视察、调研之类,动不动就是黑糊糊、浩荡荡一字长蛇轿车阵,同级、下级、下下级,迎接的、陪同的、汇报演示的,电台、报纸、电视台,录音机、录像机,大材料连着小材料,不仅跨疆界迎送,而且常常动用警车鸣笛开道,用句时下流行的网络口号,叫做哥搞的不是调研,是排场。
扯远了。话说当年苏书记刚到乡里没多久,就认识了年轻的农技员廖志国。起初,看着乡政府里这个小伙子满脸黧黑,一身朴素装扮,见面了也只是打个招呼,脸一红便远远躲开,只当是从下边村里借来的临时工。后来熟悉了一聊,才知道是省城正规大学生,了不得的知识分子哩。须知,在那个“文革”结束不久、刚刚进入改革开放的年代,大学生还是稀有人才,一个偏僻乡里居然藏龙卧虎,而且从小伙子外表、行止上不难看出,已然融入农村、与农民打成了一片,足令县委书记惊异与欣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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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苏书记的惊异与欣喜,起初一直处于某种不动声色的状态。自此,他开始留意这个普通农技员,有事没事找他聊聊天,有时突然一个猛子扎到小伙子工作的田间,甚至“顺便”造访了廖志国的老家。这样的礼遇,不仅已经超出一般工作的范畴,也超出了县委书记与乡农技员的关系。
后来事态的发展,足令包括廖志国在内的所有人都非常诧异——苏书记直接通知组织部下来考察,任命廖志国为乡党委委员、副乡长,这在当时几乎是坐了直升飞机。整党结束离开时,苏书记悄悄指令廖志国:“以后凡是来县里开会、办事,必须到我办公室报到,汇报思想、工作、生活情况。即使没有出差机会,每个月至少也得专程来两次。”
苏书记生怕廖志国来时遇不到人,还把家里地址和电话号码交给了他。
在县委书记家里,廖志国自然见到了苏婧婧。
“你姐夫第一次来家里,我以为是下边哪个村里的村长来上访,完全是一副土包子模样,穿着装扮土气不说,从发型到眼神、说话语气等等,完全不能同大学生、城里人挂上钩。如果不是爸爸搞强迫命令,根本没想到他日后会成为我的丈夫。”苏婧婧说到当初的情景,目光里除了温柔,依然有一丝岁月抹不去的冤屈。
苏婧婧说的确是实情。苏书记在乡里看上廖志国,除了想为党和人民培养一个有用人才,还有一个目的与愿望——为自己的独生女儿找一个好的归宿。他几乎半是强迫半是哀求,软硬兼施地促成了女儿的婚姻。事实证明,老人的眼光非常精准,廖志国这个女婿没有辜负他。当然,也正是这段婚姻,成为廖志国仕途上的一架云梯,护佑他平步青云,一步步坐上了直达快车乃至直升飞机。否则,眼前的廖志国,最多只是某个乡里的乡长、书记之类。
黄一平每次送廖志国回来都看到,只要踏进家门,廖志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上楼问候老人。在生病的岳父面前,不仅有女婿的恭敬,而且有儿子般的柔情。尽管老人有时脑子糊涂分不清眼前为何人,女婿照样轻言细语与之交谈,甚至亲手帮老人清理嘴角的流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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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老人东拉西扯了些闲话,苏婧婧将黄一平领到四楼,喝茶并参观她的工作室。
廖志国家的住宅,外观与周围普通公寓没有二样,其实进到里面才知道,真是精心结构、别有洞天,实际上不亚于单门独院的别墅。在这座环境优美的高档小区里,这座房子处于位置最好的东南角。廖家占据了最东边一个单元,东临一条清澈的小河,三面是偌大的公共绿地,栽种着进口草皮、高档树种。除了底层车库和顶层阁楼,主体四层,每层一百多平米,被分隔成不同功能的空间:一楼客厅、厨房和餐厅,二楼苏老主席和两位表姐的卧室,三楼廖志国、苏婧婧及其儿子的卧室,四楼则是书房和苏婧婧的工作室。顶层阁楼则为健身间、室内花房等。显然,这个特殊的单元,在建筑甚至设计时就已经定下了主人。
苏婧婧的工作室,占据了四楼的一个朝阳房间。
黄一平虽然经常陪廖市长回来,却因每次行色匆匆,从来没有上到四楼参观过。
先是看了苏婧婧的书画。一张几乎有双人床那么大的画案上,搁着许多文房四宝,光是各种宣纸就有好几摞。
黄一平大学读的是历史,对书画之道虽然谈不上精通,却也不能完全说是外行。看了苏婧婧的那些作品,嘴上说着恭维话,内心里却也有个客观评价:一般水平,至多属于业余作者里的佼佼者。